一、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吴颜君[1]（2021）在《清朝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淮盐商一直是盐业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以两淮盐商捐输报效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也颇丰。本文试图通过整理、分析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对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进行较为系统、具体的总结和概括,并探讨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与清朝财政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讨论了清朝两淮盐商热衷于捐输报效的原因。从两淮盐商的经营活动、与专制政权的关系及其心理思想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清朝两淮盐商乐于捐输报效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本文认为两淮盐商因纲法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因为纲法制而必须要维护与皇权和盐官之间的关系。再加上两淮地区本就有“贾而好儒”的民风,渴望功名。在这种情况下,捐输报效作为一种提高社会地位的特殊方式,引起了两淮盐商的关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概况。本章分析了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缘起,对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梳理,将其分为军需报效、河工报效、赈灾报效、备公报效和其他报效五类。通过分析,总结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组织形式上,由总商领衔捐输;在捐输报效数额上,数额巨大、频率较高、军需报效与备公报效占比较大以及部分报效未被清朝统治者全部接纳的特点;其三,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内容、方式和性质也有了变化。面对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清朝统治者给与了以“议叙”和“职衔”为代表的政治回报;在经济方面则采取了递缓、豁免和加斤等方式,帮助盐商获利,当盐商商力疲乏之时,清朝统治者也会借给两淮盐商帑银以纾其困。第三章主要探讨了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与清朝财政的关系,从皇室财政、国家财政以及盐务财政等三部分展开论述。两淮盐商的备公报效为乾隆南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部分内务府帑银也来源于备公报效之款。两淮盐商的军需报效极大地补充了清朝的军费支出,缓解了战争时期国家财政的压力。河工报效、赈济报效和其他报效则对盐务财政有所补充,具体表现在盐义仓的设立、杂项的缴纳以及运库银与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关系等方面。
王晋丽[2]（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李小庆[3]（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戚文闯[4]（2018）在《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学科交叉研究十分明显。清代的盐政、盐法、盐商、盐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开创了一些新领域、新方向,为后续研究开辟了多种门径;原先研究相对薄弱的灶户制度、食盐运销体制、私盐与辑私、盐法和盐税变化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关注。但也存在重复研究、区域不平衡、有些资料档案有待整理等问题与不足之处。
戚文闯[5]（2018）在《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学科交叉研究十分明显。清代的盐政、盐法、盐商、盐业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原先研究相对薄弱的灶户制度、食盐运销体制、私盐与缉私问题、盐法和盐税变化等问题也日趋受到重视和关注。但也存在重复研究、区域不平衡、有些问题尚待深入和资料档案有待整理等问题与不足之处。
包广龙[6]（2018）在《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扬州园林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实地调研、定量实验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梳理、总结了扬州园林的历史人文的发展过程与感知环境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整合、提炼,提出了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二者并重的“两轴一链”的保护方法作为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上篇阐述了扬州园林历史和文化景观演进史。在梳理扬州园林发展历史概论的基础上,园林历史发展时期的划分节点由传统的园林断代史变为以园林和历史事件作为依据的新视角,重新划分了园林发展时期:由刘宋时期徐湛之的“起源四景”—隋代“城塔柳”景观发展的初始意象—宋代“三城”的城防系统—明末影园—清初休园—清中期个园—新中国成立作为划分节点。在梳理扬州园林历史文化景观的基础上,阐述扬州的历史文化景观,从与扬州园林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战争、运河、帝王政治、士大夫、盐商、市民的多角度梳理园林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园林历史发展和文化景观的双视角阐述扬州园林历史人文环境,是对“竖向”的扬州园林史进行“横向”的有益补充,从而标定扬州园林中代表性的园林总体特征,为研究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关系提供坚实的历史与理论支撑。中篇从具有代表性的诸座园林内部的数据收集与模型建立入手,通过具体的调研数据和软件模拟,进行四种感知环境分析:以“精妙巧借”为主要特点的视觉环境;以“大音希声”为主要特点的听觉环境;以“触景生情”为主要特点的触觉环境;以“四季闻馨”为主要特点的嗅觉环境。基于扬州园林的感知环境实验是从主观的个体感受到客观的调查分析,从整体感知的角度出发,力图通过从园林现状感知实验到园林总体特征的还原与验证的过程,来揭示园林内部感知环境与历史人文的紧密联系,同时以新的视角进一步阐释园林感知环境在园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下篇从城市景观轴、非遗文化轴及园林感知链三方面入手,建立起园林外部环境—感知环境—园林总体特征的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并重的横纵理论联系,使得园林内外部环境能够根据园林自身的总体特征完整的保护起来,最终形成“两轴一链”式的将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并重的保护方法,为现有的扬州园林保护进行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以期为扬州园林环境的保护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常文相[7]（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研究说明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张世敏[8]（2015）在《明中期商人新论——以商人传记中盐商与木商异同为切入点》文中指出以明中期的商人传记作为文献基础,以盐商与木商形象的异同分析作为切入点,可以对明代商人研究领域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明中期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70%以上属徽籍,记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徽籍文人与江浙文人,这说明在沿江这一空间范围内,"无徽不成镇"说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传记中的盐商与木商都少有义行,说明"以义为利"并非明代所有行业商人的普遍特征。盐商与士人关系密切,木商不重视与士人交往,缘于盐业由官府垄断,与士人交往会带来更可观的利润。商人基于求利的需要,其经营的行业是否由官府垄断,决定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亲疏程度。
陈昆[9]（2015）在《从扶助之手到掠夺之手:盐引与明代金融市场》文中指出在16世纪,甚至更早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过具有现代信用特征的金融工具,即盐引。令人遗憾的是,它还远未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现代金融系统从而为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提供动力,就已经夭折。明末盐引的废除使近代中国很难发展出现代银行制度和有效的资本市场。本文通过"掠夺之手"的理论视角去考察盐引与明代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进一步地,本文试图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研究框架。本文认为,强大的专制主义政府的存在及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扼制和扭曲了市场力量的成长,进而导致近代中国走入低效制度与落后经济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历史上曾长期领先西方的中国在近代迅速衰落。
唐丽丽[10]（2014）在《明清徽商与两浙盐业及地方社会研究》文中提出徽商在两浙的盐业经营,延续了整个明清时期。根据其发展与兴衰情况,大致可将其分作三个时期来探讨:明初至万历年间的经营情况;明万历年间至清朝朝乾隆年间的盐商与盐业;清嘉庆至清末的盐业经营。徽商于两浙业盐之时,由于江浙地区经济的发达和盐业经营技艺学习的需要,其子弟往往随同前往。寄籍异地的商人子弟的教育成为关系家族兴旺及商人地位的重要事宜。盐业官员及盐商为此一要务在两浙创办了商籍制度,子弟另立学籍,得以异地参加科考。徽州盐商在商籍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籍也为徽州盐商在两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浙徽商与政治势力的交往成为其商业经营活动中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有着诸多的因素。由于盐的生产的特殊性和生活的不可或缺性,盐税一直是封建朝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其经营的专卖性,使得盐业和封建政权的关系极其密切。徽州商人正是凭藉其文化修养,儒贾结合,结交官府而在盐业经营中独占鳌头。而盐商与官员过从甚密,既有其利,也存在弊端。徽州盐商在两浙的经营对杭州社会诸方面影响颇大。杭州为两浙盐运司所在地,盐商云集,商课盐税的交纳,盐业利润的使用,特别是盐商及其子弟的奢侈消费,无不影响着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盐业经营的丰厚利润,让徽商有财力对子弟教育加以重视和大力投入。除了家庭的私学,盐商还在官员的支持下于两浙兴办书院等重要教育机构。除了杭州紫阳书院、崇文书院和正学书院外,无锡紫阳书院亦是其时徽商在两浙创办的重要教育机构。其中,紫阳和崇文两书院更是绵延数百年之久,不仅为盐商,更为两浙甚至江南培养了大批人才。盐商聚集于杭州,商籍与灶籍的出现,对两浙户籍制度的松动有着重要影响。轻商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的融合,以及商业的繁荣更是对两浙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徽州盐商与两浙社会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对为数众多的两浙徽州盐商特别是典型盐商个案的研究,探讨徽州盐商与两浙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希望进一步推进对徽州盐商研究,另一方面希冀能于明清两浙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有所厘清。
二、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朝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资料的整理与搜集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为何报效:两淮盐商的获利环境与再生模式 |
| 一、清朝的盐法与两淮盐商经营活动 |
| (一)清朝的盐法的概况 |
| (二)两淮盐商的获利与财富积累 |
| (三)两淮盐商的奢侈生活 |
| 二、两淮盐商与专制政权的关系 |
| (一)两淮盐商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
| (二)两淮盐商与盐官之间的关系 |
| 三、两淮盐商的心理思想 |
| (一)贾而好儒重视教育 |
| (二)修建学院资助义学 |
| (三)结交名士刊行书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如何报效: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概况 |
| 一、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缘起 |
| 二、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概况 |
| (一)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统计 |
| (二)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特点 |
| (三)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回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两淮盐商捐输报效与清朝财政 |
| 一、与皇室财政之间的关系 |
| (一)备公报效与南巡 |
| (二)帑银 |
| 二、与清朝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军需报效为例 |
| (一)第一次金川之役 |
| (二)台湾之役 |
| (三)白莲教之役 |
| 三、与盐务财政之间的关系 |
| (一)杂项 |
| (二)运库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盐政的相关研究 |
| 1. 清代各区域的盐政受到学界的重视。 |
| 2. 清代的盐业管理。 |
| 3. 清代的盐法。 |
| 二、清代盐业经济的相关研究 |
| 1. 对清代盐业经济的宏观研究。 |
| 2. 区域盐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其中关于食盐运销的论文成果尤多。 |
| 3. 盐税、盐课方面。 |
| 4. 清代的私盐与缉私问题。 |
| 三、清代盐商的相关研究 |
| 1. 徽州盐商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
| 2. 学界对扬州盐商的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 对其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多有关注和论述。 |
| 3. 其他区域的盐商, 如山东、长芦、广东、河东等地区也都有论文述及。 |
| 四、清代盐业与区域社会研究 |
| 1. 灶户制度是明清时期为了更好地控制盐业生产, 国家对制盐者专门实行的一种户籍管理制度, 清代对灶籍的管理大都沿袭明代旧制, 但对灶户的控制却比明代更加严密。 |
| 2. 盐场方面, 多数学者主要从盐场与区域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 |
| 五、结语 |
（5）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清代盐政的相关研究 |
| 1. 各区域的盐政。 |
| 2. 盐业管理。 |
| 3. 盐法。 |
| 二、清代盐业经济的相关研究 |
| 1. 清代盐业经济的宏观研究。 |
| 2. 区域盐业经济。 |
| 3. 盐税、盐课。 |
| 4. 私盐与缉私问题。 |
| 三、清代盐商的相关研究 |
| 1. 徽州盐商。 |
| 2. 扬州盐商。 |
| 3. 其他区域的盐商。 |
| 四、清代盐业与区域社会研究 |
| 1. 灶户。 |
| 2. 盐场。 |
| 五、结语 |
（6）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扬州园林的古代文献概况 |
| 1.2.2 研究扬州园林的现代文献概况 |
| 1.2.3 研究园林保护为主的文献概况 |
| 1.2.4 研究园林感知环境为主的文献概况 |
| 1.3 相关概念阐释和研究对象界定 |
| 1.3.1 扬州园林 |
| 1.3.2 园林环境 |
| 1.3.3 历史人文 |
| 1.3.4 感知环境 |
| 1.3.5 园林总体特征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课题的创新之处 |
| 1.5 论文研究框架 |
| 上篇 扬州园林的历史人文环境 |
| 2 历史予园林--扬州园林历史概述 |
| 2.1 扬州园林的起始期 |
| 2.1.1 有关起始期的两种错误观点 |
| 2.1.2 源于西汉,始于刘宋--徐湛之的“起源四景” |
| 2.2 扬州园林的发展与萧条期 |
| 2.2.1 从隋代城、塔、柳到宋代三城--扬州园林的发展期 |
| 2.2.2 从宋代三城到明末影园--扬州园林的萧条期 |
| 2.3 扬州园林的成熟与繁荣期 |
| 2.3.1 从明末影园到清初休园--扬州园林的成熟期 |
| 2.3.2 从清初休园到清中期个园--扬州园林的繁荣期 |
| 2.4 扬州园林的衰落与繁盛期——清嘉庆二十四年至今 |
| 2.4.1 从清中期的个园到新中国的建立--扬州园林的衰落期 |
| 2.4.2 新中国建国后--扬州园林的繁盛期 |
| 2.5 本章小结 |
| 3 人予园林--扬州园林历史文化景观的演进 |
| 3.1 扬州园林与战争历史 |
| 3.1.1 芜城之战暗助园林开创 |
| 3.1.2 宋金、宋元之战完善水道体系 |
| 3.1.3 洪杨之乱终结盛世园林 |
| 3.2 扬州园林与运河文化 |
| 3.2.1 一条河与一座城—运河的变迁 |
| 3.2.2 河边城与城中园—运河与扬州园林 |
| 3.3 扬州园林与帝王政治 |
| 3.3.1 炀帝情缘与人文景观初创 |
| 3.3.2 清帝南巡与园林繁盛 |
| 3.4 扬州园林与士大夫文化 |
| 3.4.1 鲍照名作《芜城赋》 |
| 3.4.2 杜牧十年扬州梦 |
| 3.4.3 欧阳修始建平山堂 |
| 3.4.4 石涛大师叠山石 |
| 3.4.5 马氏兄弟富藏书 |
| 3.5 扬州园林与盐商文化 |
| 3.5.1 盐法之变与盐业兴衰 |
| 3.5.2 永恒的利益—宠信、威胁与利用 |
| 3.5.3 灰色盐商带来的扬州园林大发展 |
| 3.6 扬州园林与市民文化 |
| 3.6.1 繁华的折射—扬州市民文化 |
| 3.6.2 市民郊游与湖上园林的共荣 |
| 3.7 本章小结 |
| 中篇 扬州园林的感知环境 |
| 4 园林营建 |
| 4.1 城市园林 |
| 4.1.1 个园--“四季”为旨,“竹”为境 |
| 4.1.2 小盘谷--以小见大,突出九狮图山的主体性特征 |
| 4.2 湖上园林 |
| 4.2.1 小金山景区—从一“借”到两“多” |
| 4.2.2 影园遗址—从因地制宜到借景 |
| 4.3 研究讨论—为什么选择这四座园林 |
| 4.4 本章小结 |
| 5 精妙巧借—游线上的视环境感知 |
| 5.1 视环境概述 |
| 5.2 扬州园林视环境实验设计 |
| 5.2.1 实验目的 |
| 5.2.2 实验对象 |
| 5.2.3 实验方法与过程 |
| 5.2.4 实验仪器 |
| 5.3 扬州园林视环境分析 |
| 5.3.1 个园视环境—四季赏景 |
| 5.3.2 小盘谷视环境—小中见大 |
| 5.3.3 小金山视环境—一点借多景 |
| 5.3.4 影园视环境—一点观内外 |
| 5.4 实验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大音希声--声环境感知 |
| 6.1 声环境概述 |
| 6.2 扬州园林声环境实验设计 |
| 6.2.1 实验目的 |
| 6.2.2 实验对象 |
| 6.2.3 实验方法与过程 |
| 6.2.4 实验仪器 |
| 6.2.5 量表信度检验 |
| 6.3 扬州园林声环境分析 |
| 6.3.1 个园分析—竹声阵阵 |
| 6.3.2 小盘谷分析—鸟声鸣鸣 |
| 6.3.3 小金山分析—风铃悠悠 |
| 6.4 实验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触景生情—铺地触环境感知 |
| 7.1 触环境概述 |
| 7.2 扬州园林铺地触环境实验设计 |
| 7.2.1 实验目的 |
| 7.2.2 实验对象 |
| 7.2.3 实验方法与过程 |
| 7.2.4 实验仪器 |
| 7.2.5 量表信度检验 |
| 7.3 扬州园林铺地触环境分析 |
| 7.3.1 质感评价 |
| 7.3.2 个园—功能分布,分类式触感 |
| 7.3.3 小盘谷--集中分布,主题式触感 |
| 7.3.4 小金山—功能性分布,多样式均衡触感 |
| 7.4 实验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 四季闻馨--嗅环境感知 |
| 8.1 嗅环境概述 |
| 8.2 扬州园林嗅环境实验设计 |
| 8.2.1 实验目的 |
| 8.2.2 实验对象 |
| 8.2.3 实验方法与过程 |
| 8.2.4 实验仪器 |
| 8.3 扬州园林嗅环境分析 |
| 8.3.1 个园分析--少中见大,营建布局均匀的特色香景 |
| 8.3.2 小盘谷分析—以少胜多,营建主题明确的特色香景 |
| 8.3.3 小金山分析—以多求全,基于四季花期的四季借景 |
| 8.3.4 影园分析—多中求精,基于四季花期的四季香景 |
| 8.4 实验讨论 |
| 8.5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两轴一链—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并重的保护方法 |
| 9 城市景观轴 |
| 9.1 景观分布轴 |
| 9.1.1 自然山水轴线 |
| 9.1.2 人文景观轴线 |
| 9.2 城市发展轴 |
| 9.2.1 城市规划概况 |
| 9.2.2 “一城一轴四区”的旅游发展 |
| 9.2.3 “一带、一城、三镇、多点”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框架 |
| 9.2.4 “一区、三轴、两廊”的城市总体设计框架 |
| 9.3 城市景观轴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9.3.1 景观分布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9.3.2 城市发展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9.3.3 “两轴一链”中的城市景观轴 |
| 9.4 本章小结 |
| 10 非遗文化轴 |
| 10.1 扬州园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概述 |
| 10.2 以围绕传统园林建造艺术与技能为主的技艺类项目 |
| 10.2.1 扬派盆景艺术 |
| 10.2.2 扬州传统园林建筑技艺 |
| 10.2.3 扬派叠石 |
| 10.3 以围绕园林的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形式的口头传统类项目 |
| 10.3.1 瘦西湖传说 |
| 10.3.2 扬州古街巷传说 |
| 10.3.3 冶春故事 |
| 10.4 非遗文化轴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0.4.1 传统技艺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0.4.2 民间文学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0.4.3 “两轴一链”中的非遗文化轴 |
| 10.5 本章小结 |
| 11 园林感知链 |
| 11.1 视觉感知链 |
| 11.1.1 湖上园林—从因借成景到连景成轴 |
| 11.1.2 城市园林—远眺近望 |
| 11.2 非视觉感知链--声、嗅、触觉感知 |
| 11.2.1 湖上园林--风铃声声与百花争香 |
| 11.2.1 城市园林--莺声燕语与触景生情 |
| 11.3 园林感知链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1.3.1 视觉感知链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1.3.2 非视觉感知链与历史人文和感知环境的关系 |
| 11.3.3 “两轴一链”中的园林感知链 |
| 11.4 本章小结 |
| 12 结论与展望 |
| 12.1 结论 |
| 12.1.1 扬州园林的历史人文 |
| 12.1.2 扬州园林的感知环境 |
| 12.1.3 “两轴一链”--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并重的保护方法 |
| 12.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1.图片目录 |
| 2.表格目录 |
| 附录一 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发表论文 |
| 附录二 部分园林环境调研表 |
| 1.小金山声环境调研评价表 |
| 2.个园声环境调研评价表 |
| 3.小盘谷声环境调研评价表 |
| 4.园林触觉环境好感度调研评价表(以小金山调研样表为例) |
（7）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明中期商人新论——以商人传记中盐商与木商异同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无徽不成镇”的可靠性求证 |
| 二、义商特征的普遍性追问 |
| (一) 盐商豪侈而少有义举 |
| (二) 木商同样少有义举 |
| 三、商人重士向学的差异性分析 |
| (一) 重学喜与士大夫交的盐商 |
| (二) 不重视与士人交往的木商 |
| 四、结语 |
（10）明清徽商与两浙盐业及地方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选题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徽商与两浙盐业关系概况 |
| 第一节 明初至万历年间的盐业经营 |
| 第二节 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的盐业经营 |
| 第三节 清嘉庆至清朝末年的盐业经营 |
| 第二章 徽州盐商与明清两浙商籍 |
| 第一节 徽州盐商在商籍设立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徽商在两浙商籍建立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两浙商籍对徽州盐商的影响 |
| 第三章 徽州盐商与两浙政治势力 |
| 第一节 徽州盐商与官员结交原因考察 |
| 第二节 徽州徽州与官员结交主要途径 |
| 第三节 官商结合在盐业经营中的利与弊 |
| 第四章 徽州盐商与两浙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商课盐税与地方设施建设 |
| 第二节 盐商消费对两浙经济影响 |
| 第五章 徽州盐商与两浙教育文化 |
| 第一节 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 |
| 第二节 徽商与两浙紫阳书院 |
| 第三节 两浙盐商与杭州社会文化 |
| 第六章 徽州盐商对两浙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影响 |
| 第二节 轻商观念的转变和文化的融合 |
| 第三节 商业繁荣与社会进步 |
| 第七章 徽州盐商经营两浙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歙县新馆鲍氏两浙业盐初探 |
| 第二节 丛睦汪氏家族的从商与业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本人读博期间科研情况一览表 |
四、对“徽州盐商垄断”说的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朝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研究[D]. 吴颜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3]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J]. 戚文闯.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5)
- [5]21世纪以来清代盐业史研究述评[J]. 戚文闯.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6]扬州园林历史人文与感知环境研究[D]. 包广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8(06)
- [7]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
- [8]明中期商人新论——以商人传记中盐商与木商异同为切入点[J]. 张世敏.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5(04)
- [9]从扶助之手到掠夺之手:盐引与明代金融市场[J]. 陈昆.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5(01)
- [10]明清徽商与两浙盐业及地方社会研究[D]. 唐丽丽. 安徽师范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