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刑法的贡献

一、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蒋传光^[1]（2021）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文中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相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成果。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也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法治思想就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中,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在发展历程和理论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杜方正^[2]（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隋从容^[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陈元^[4]（2018）在《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研究》文中认为刑罚目的在刑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科学的刑罚目的是引导刑罚从残酷走向人道,从非公正走向公正的灵魂,是实现预防犯罪的基础,是刑法体系趋于科学合理的保障。何为科学的刑罚目的以及如何实现刑罚目的是刑法学界一直努力探索的课题。然而,由于多数研究局限于刑法学领域,以相对单一的研究方法和静态的眼光研究该问题,迷失了研究的方向,导致该问题未能取得显着的进展。应当将该问题纳入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视野来研究,只有放宽视野,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该问题,才能更好地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并推进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理论命题,该命题以动态的眼光将刑罚目的的变化发展及其根据、刑罚目的的确立与实现等问题融为一体加以系统化的研究,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刑罚目的,更为科学的确立刑罚目的以及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论文在绪论之后具体按照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基本阐释,刑罚目的的发展与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关系,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理论基础,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我国刑罚目的的确立,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五个章节对刑罚目的动态品格进行研究。第一章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基本阐释。从目的理论、法的目的理论必然演绎出刑罚目的的概念及内容,从它们的发展必然演绎出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变化、发展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外在表现形态,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实现刑罚目的是它的本质内涵。首先,从目的理论出发,站在哲学的高度探寻目的的内容、意义,把握目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古希腊、中世纪、思想启蒙时期一直考察到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理论,发现哲学目的理论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命题,始终围绕目的最终是谁的目的,目的最终为了谁两大主题进行论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理论将之由“神”落实到了“人”,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伟大进步。它的变化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于指导人们在各方面确立科学的目的,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法的目的。从相同的历史脉络考察法的目的理论,发现法的目的理论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命题,始终围绕“正义”与“秩序”两大主题展开讨论。“正义”乃法追求的内在本质,“秩序”乃法追求的外在形态。“正义”与“秩序”所体现的“意志”由马克思主义法的目的理论由“神”转向了“人民”,法的目的是人赋予的,人是法的目的。它的变化发展的重要价值在于指导人们确立科学的法的目的,并最终实现法的目的。刑罚目的作为目的理论、法的目的理论的下位概念,无论从目的理论的发展、法的目的理论的发展分析,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认识论”、“实践论”等理论进行分析,或者从刑罚目的的发展进行直观考察,刑罚目的都具有随客观世界的变化自觉的规律性变化,并通过实践反复检验后不断发展的品性,即动态品格。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目的,这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自我实现的两个关键环节,也是它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但这两个关键环节并非一次性实现的,而是一个循环往复、发展创新、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造就了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它的根据来源于国家对“正义秩序”之需求与现实刑罚目的之间的矛盾,以及刑罚目的内在的矛盾。第二章刑罚目的的发展与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关系。报应刑、预防刑及并合主义的发展充分展示了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它让我们感受到前人对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实现刑罚目的的强烈愿望和追求。报应刑作为刑罚目的的重要内容,它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延续的过程,也是一种文明的延续过程,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是报应刑的胎动时期,古代社会的规范复仇是报应刑的孕育时期,中世纪的神意报应是报应刑的诞生时期,而启蒙时代的道义报应和法律报应则是报应刑的蓬勃发展时期,现在又散发出新的活力。报应刑貌似一个类人猿向现代人进化的历程,由野蛮走向了文明,由残酷走向了人道,从非正义趋于正义,这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充分展示的过程。预防刑作为刑罚目的的另一面,它的发展相较于报应刑更具有开放性,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使之最初形成了消极的一般预防和消极的特殊预防,构成了预防刑最初的基本矛盾,这对矛盾在相互对抗和妥协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否定,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又孕育出各自新的内容,进而裂变为消极的一般预防、积极的一般预防,以及消极的特殊预防、积极的特殊预防四个子目的。预防刑就像在原始社会播下的一颗带着戾气的种子,在古代社会发芽并野蛮生长,在启蒙时代驯化成长,在近代开花结果,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这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塑造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过程。并合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报应刑与预防刑这对矛盾对立统一形成的结果,报应刑与预防刑必然构成刑罚目的的一体两面。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报应刑与预防刑在理论上均存在片面的深入,但在司法实践中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联动的过程,报应刑与预防刑的这种联动在需求的驱动下,在理论的引导下形成了更为合理的综合样态即并合主义,进而塑造了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刑罚目的的发展既让我们全面地认识了刑罚目的及其内涵,更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目的这一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刑罚目的的规律性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理论基础。从哲学、社会、刑法三个角度出发探究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理论基础,这是确立和实现现代刑罚目的的关键所在。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重要哲学基础为系统论。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和规律的学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刑罚目的包括报应、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三大基本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系统,无论是理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寻找其中的规律,还是研究刑罚目的的动态发展,都有必要用系统论加以研究。从社会的角度考察,刑罚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产生、变化、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化为一种社会秩序,这是统治阶级追求“正义”秩序的意志和需求的集中体现,因此刑罚目的动态品格本质是对社会秩序变化、发展的一种应答,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根本现实原因。这里主要以欧洲的历史变革作考察,并兼顾中国稳态的历史进行对比研究,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人类已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深刻地分析了刑罚目的在社会变革时期的突变,发现经济的变革是刑罚目的变革最根本的原因,政治的变革是刑罚目的变革最直接的原因,而文化的变革对刑罚目的变革也起到直接或间接的推进作用。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必须系统化地变革,否则很难引起刑罚目的的变革。如中国封建社会由儒家思想构建的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导致这种社会结构能够在瓦解——重构中循环往复,进而使刑罚目的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直到近代才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从刑法的角度考察,刑罚目的是刑法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对犯罪、刑罚、刑事责任及刑法因果关系的变化发展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刑法体系各要素变化发展之必须。由此可见,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对于宏观地把握刑法体系的变化发展,系统化地实时调整刑法体系的内容,使整个刑法体系处于一种科学的状态就显得非常重要,是刑法发展之必需。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为当前我国刑罚目的的科学确立指明了方向。第四章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我国刑罚目的的确立。刑罚目的动态品格最直接的目的是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刑罚目的的确立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重要内容、重要环节,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刑罚目的的确立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过程与重要节点的关系,也是实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重要环节。这就决定了确立刑罚目的必须在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中去发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从历史、哲学、社会及刑法学等不同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到底该如何确立适当的刑罚目的,揭示了刑罚目的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我国刑罚目的的确立指明了方向。总而言之,确立科学的刑罚目的既要遵循“外在尺度”,也要遵循“内在尺度”,还要遵循“美的尺度”。因此,我国刑罚目的的确立应当以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为指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多角度进行论证。我国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文化制度决定了追求“实质正义”的公正报应、积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特殊预防是我国刑罚目的的应然要求。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状及其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又决定了消极的一般预防和消极的特殊预防是无奈的选择。这五个方面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的刑罚目的体系。公正报应是刑罚目的的基础,没有公正报应为基础,刑罚目的其他方面都会偏离方向,甚至发生变质,因此是不可逾越的底线;积极的一般预防和积极的特殊预防将在整个刑罚目的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刑罚目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实现持久预防犯罪的保障;而消极的一般预防和消极的特殊预防应当严格加以限制,并将在刑罚目的发展过程中趋于衰微。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刑罚目的体系。第五章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刑罚目的。因此,刑罚目的的实现既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实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至关重要的环节,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与刑罚目的的实现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过程与结局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刑罚目的的实现就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实现,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实现与刑罚目的的实现具有同一性。这就决定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必须在刑罚目的动态品格中去发现,进而刑罚目的动态品格决定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路径。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的实现最终倚赖刑罚权的运行,刑罚权是刑罚目的动态品格最基本、最直接的载体,因此刑罚权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具体途径。这里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及行刑权等四个接续的过程深入分析了刑罚目的的实现,详尽地阐述了在刑罚目的动态品格指引下每个阶段刑罚目的实现的重点内容,实现各个阶段的刑罚目的应当确立的原则,并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刑罚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及完善的路径。只有通过完善刑罚权这个最直接的载体并科学地运行,才能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及刑罚目的动态品格。

王美娜^[5]（2016）在《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其中邓小平的法制建设理论是重要代表之一。邓小平的法制建设理论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法制实践基础上,作了深入的理性思考,立足于时代背景和我国国情,对如何以法制方式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加强民主建设提出独到的见解,并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对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进行研究对于认同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说明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研究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重点阐明了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从实践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法制经验和前苏联破坏法制的教训,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法制建设的状况,让邓小平认识到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法律观,列宁的用人民的法律来保障人民利益的主张,毛泽东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法律,创建新中国的法律体系的主张,为邓小平创建法制建设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具体探讨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的组成。具体体现在如何界定民主和法制的辩证关系;确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通过经济立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以及阐明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两手抓”的论断;主张运用法律手段保障社会市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宣传加强全民法制教育;提出“一国两制”理念以及实践探索。第四部分探讨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导和借鉴价值。通过阐释民主和法制的必要性,将“法律”、“制度”和“法治”结合起来,使其对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以及进一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吕晓倩^[6]（2016）在《邓小平法制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温邓小平法制思想,深度挖掘其法制思想精髓,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邓小平法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制的基本理论,汲取了中国传统法制思想精华,顺应了战后世界范围内恢复法制建设的历史潮流,总结了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邓小平法制思想内容丰富,在健全法律体系、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律监督、坚持依法办事和加强法制教育等方面都有论述,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统一、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统一。邓小平法制思想开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对当前全面依法治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些价值具体体现在:奠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夯实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根基,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人民主体地位,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原则,揭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阶段性特征。

姚建宗,黄文艺^[7]（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实践,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实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以及人类政治法律文明共识,为研究基础和资源,从中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作为一种理论模型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中国经验而又在约束条件下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这种研究不仅要致力于总结和概括宏观意义或者一般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框架,而且还要特别地总结和概括微观意义或者部门法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构成。

易图强^[8]（2011）在《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文中研究说明“畅销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畅销书”,是指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的畅销书；广义的“畅销书”,既可以是在图书市场中通过读者的购买行为而产生,也可以是通过行政手段发放或摊派而产生。畅销书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类或某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行为。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图书的畅销,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在素来重视政治、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拙文以广义畅销书为视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40年间（有时酌情延伸至1989年以后）畅销书的出版传播活动进行纵向研究。新中国40年间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949.10—1957.5,1957.6—1966.4,1966.5—1976.10,1976.11—1982.9,1982.10—1989.5。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特征与历史主题。受此制约,每个历史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历史时期出版的畅销书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也各不相同。1949.10—1957.5,是中国社会制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俄苏译着的大量出版与畅销成为时代标签,爱情与性知识图书的出版传播热成了奇特风景。废旧立新、蓬勃向上、“多元并举”、“百花齐放”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整体上呈现生动活泼的气象。例如,20世纪50年代尤其50年代的早期、中期,文学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丰富多彩。革命文学图书成为文学畅销书出版传播的主干,中国古典文学图书、以新中国建立前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图书乃至西方资本主义文学图书的出版传播也都枝繁叶茂,这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难得一见,更是“文革”时期根本见不到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控制比较宽松。革命文学图书的空前畅销产生了巨大影响：培植了广大民众的革命英雄崇拜情结,传播了爱国、爱共产党、爱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主流价值观。1957.6—1966.4,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革命文学图书继续大量出版发行但遭受挫折,苏联译着的出版传播暗淡下来；和平年代英模事迹畅销书骤然增多,影响巨大；阶级教育畅销书的出版传播热前所未有；科学技术尤其是中医药畅销书成为图书市场一道亮丽风景。“斗志昂扬”、“火药弥散”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引进出版的俄苏译着急剧减少,1960年之后几乎绝迹。这是1956年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翻译界、出版界有意识地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之反映；1963.4—1964.11,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纷纷出版并广为流传,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迅速扩大化的直接表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图书出版业提出的必然要求。专门的阶级教育读物使青少年儿童增强了阶级观念,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但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这种畅销书为“左”倾错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仇恨的种子种植于稚嫩、纯洁的少年儿童的心灵。1966.5—1976.10（“文革”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的疯狂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噩梦岁月。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特点是：毛泽东着作泛滥成“灾”,“大批判”文集铺天盖地,“样板戏”图书独一无二,浩然作品的畅销成为奇迹,“赤脚医生”图书成为时代标志。迷信盛行、万马齐喑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畸形、扭曲的局面——品种极其单一,极不平衡。例如,这一时期,毛泽东着作的出版发行发展到疯狂的地步,这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林彪对毛泽东着作别有用心的鼓吹与奉承,人们盲目崇拜毛泽东。“文革”时期疯狂出版发行毛泽东着作,加剧了个人崇拜,强化了现代迷信,为林彪捞取了政治资本,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科学技术图书是“文革”时期的一大畅销板块,最具个性的科学技术图书是“赤脚医生”图书。“赤脚医生”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的基本原因是：贯彻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响应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赤脚医生”图书是“赤脚医生”获得医药知识的重要途径,甚至成了他们现学现用、现查现医的救急书。1976.11—1982.9,是拨乱反正时期,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严重“书荒”之后国民“大补”文学名着,文化教育图书猛然增多并形成销售热潮,以拨乱反正为主题的一批畅销书应运而生,出现了工具书、通俗文学作品、日常生活图书、经济图书和少儿读物的出版传播热。拔乱反正、初步改革的历史主题,解放思想、渴望知识的时代精神,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例如,文化教育图书空前畅销,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社会重视教育、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小学教辅、大中专教材和工具书等方面的畅销书,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广泛地传播了文化科技知识。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轰动效应的文学畅销书是《第二次握手》,它突破了“文革”时期强加于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解放了思想,解放了人性,推动了拨乱反正,促进了科技发展。1982.10—1989.5,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向纵深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邓小平着作发行量巨大；经济学着作、教材继续热销；法律图书的出版传播开始掀起了高潮；金庸的武侠小说与琼瑶的言情小说如火山般爆发；严肃文学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分庭抗礼；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着作大行其道。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历史主题,使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出版传播呈现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景象。这是国民阅读的沸腾岁月,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黄金时代。例如,1979—1989,经济学着作、教材纷纷出版并畅销起来,原因在于：高等院校的恢复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经济学教材提供了稳定的读者群；经济的调整、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出版传播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为经济学着作、教材的面世与流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行政力量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让经济学着作、教材的流传如虎添翼。经济学畅销教材、着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与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如火山般爆发,这是由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版权保护意识的缺乏,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琼瑶与金庸小说出版传播的繁荣；金庸与琼瑶的小说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和阅读心理。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解放了国人的人性,为大众提供了文化营养,促使编辑出版人员开始转变观念,推动了中国大陆本土通俗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晦涩难懂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译着也大行其道,这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启蒙的需要,是协作出版结下的硕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畅销书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而且泽惠于后世,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文革”结束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畅销书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就传播内容而言,“文革”结束前,主要流行政治理论读物和革命文学作品,而改革开放后,主要流传文化教育读物、经济读物和娱乐休闲读物。就文学畅销书而言,“文革”结束前,革命文学经典、俄苏文学作品洛阳纸贵,而改革开放后,港台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在新中国40年间,最稳定的两类畅销书是政治理论类和科学技术类,起伏最大的两类畅销书是文学类和文化教育类。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与时代变迁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时代制约着、决定着畅销书,另一方面,畅销书反映着时代、影响着时代。前者是指,畅销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迫切需要催生了体现这种时代要求的畅销书,时代创造了某种图书得以畅销的条件。时代的特点与需要,决定着畅销书的选题结构,决定着畅销书的主题与功能,决定着畅销书的文本。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依托于时代、依赖于时代；后者是指,一定时代的畅销书体现该时代的历史特征、历史主题,映射该时代的社会心理、大众心态,体现该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该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体现该时代国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水准与精神高度。图书的畅销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或是推动社会发展,或是阻碍历史前进。总之,时代作用于畅销书,畅销书又反作用于时代,即畅销书离不开时代,时代又呼唤畅销书。畅销书是时代的符号、标志,是反映历史特征、历史主题的载体,是记录时代精神、大众心态的媒介。畅销书是社会变化的睛雨表,是时代变迁的映射,是观察历史发展的窗口。因而,畅销书嬗变的过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社会演变的轨迹；畅销书的文本,浓缩了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面貌与国民的阅读水准。新中国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史,是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缩影。勾勒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剖析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分析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影响,解读其文本（包括内容与形式）,是考察新中国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袁江华^[9]（2011）在《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论纲》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过程及成果。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及成果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尚未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进行过专题系统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利于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刑罚思想，以及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过程及成果；有利于明析我国刑罚理沦与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厘清我国刑罚的理论渊源；有利于准确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影响，进一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丰义刑罚思想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指导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有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推动马克思：仁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科学发展。全文分为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结语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本文所涉及的刑罚的概念、刑罚与犯罪的关系、刑罚的本质与刑罚权、刑罚的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基本原则等相关刑罚理论，介绍了有关学者在其他课题的研究中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刑罚思想以及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研究情况，阐述了木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经典文献的梳理和解读，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刑罚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体现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面前人人平等、刑罚人道主义等原则；阐述的刑罚的本质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的行为的自卫手段，国家不能转让刑罚权，刑罚是犯罪的结果，犯罪威胁着刑罚手段，刑罚只能惩罚人的行为而不能惩罚人的思想，刑罚的目的是惩罚与预防犯罪，资本主义社会的死刑是不公正不适宜的刑罚，劳动改造犯罪人的思想等刑罚的基本论断。阐述了列宁刑罚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特定时期要从速从严适用刑罚打击犯罪，对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等犯罪要适用刑罚予以严惩，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严厉处罚，坚持适用死刑等从严适用刑罚的思想；坚持遵循的有罪必究、刑罚适用一律平等原则；关于高度重视刑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人道性、宽缓性，劳动改造罪犯，刑罚与其他手段相配合预防犯罪等基本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深刻的批判性、彻底的革命性、特定的历史性等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借鉴吸收并发展了人类刑罚理论发展成果，分析了列宁刑罚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刑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列宁刑罚思想的局限性等。第二章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刑罚思想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刑罚思想的主要内容为：阐述刑罚的目的是惩罚与预防犯罪，刑罚的对象不包括思想，罪刑相适应、刑罚适用一律平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等符合中国国情的刑罚基本理论：阐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政策思想，决不能废除死刑、坚持少杀慎杀方针、实行死刑缓期执行的死刑政策思想，适用刑罚严厉惩治贪污等职务犯罪，对犯罪的共产党员从重处罚等思想；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刑罚体系与执行制度，劳动改造罪犯等制度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刑罚思想对我国刑事法制建设实践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刑罚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述，论述了其强调了刑罚本质的阶级性、突出了刑罚建立及适用的革命性、体现了刑罚适用执行方法群众性、彰显了刑罚思想的实践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在简要概括毛泽东思想中的刑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进行继承吸收的基础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刑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提出了惩办与宽相结合、死刊缓期执行的刑罚思想，独创管制刑种，提出了刑罚体系与刑罚执行制度思想，注重发挥群众在适用执行刑罚打击犯罪、改造罪犯、创立刑罚制度中的作用等。同时还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特定时期形成的，一些不切实际、违背刑罚发展规律的刑罚的认识及其实践，如适用刑罚打击犯罪制定指标，刑罚打击的扩大化、法律虚无主义，废除旧法的简单化倾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章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所形成的中国特色补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9罚思想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刑罚思想主要包括：阐述涉及的罪刑法定、刑罚适用一律平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明确刑罚的对象与目的，提出刑罚不能适用于人的思想，刑罚具有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等体现刑罚科学的刑罚基本理论；提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坚持“严打”方针、依法从重从快适用刑罚"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适用刑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腐败犯罪的“严打”政策思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以及保留死刑并慎用死刑的死刑政策思想；强调建立统筹兼顾的刑罚与其他手段相配合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劳动改造罪犯的制度思想等。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体系中的刑罚思想对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实践的影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刑罚思想进行了简要评述，论述了其所具有的“严打”思想较为突出、刑罚法治思想得到彰显、适应社会发展的实践性较强、以人为本统筹发展性得到体现等特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刑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刑罚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明确系统提出依法“严打”思想，在法律框架内依法适用刑罚严厉打击犯罪，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思想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罚思想，明确提出刑罚与其他手段相配合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刑罚思想的法治性、以人为本统筹发展性等。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进行了简要的总结。第四章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进行了评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特点，主要是：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阶段性与整体性的统一，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启示，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上义刑罚思想为指导，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必须与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与中国优秀传统刑罚文化相结合，必须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刑罚理论发展的文明成果等。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意义，指出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刑罚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本文主要创新之处：一、选题的创新。无论是在刑事法领域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目前尚未发现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题研究，该课题的系统研究还是个空白。二、研究内容的创新。虽然有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部分刑罚思想以及我国的刑罚理论进行过分析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与中国实际和寸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过程及成果进行过系统研究；尚未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刑罚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过分原研究；尚未对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刑罚思想对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影响作用进行过系统研究；尚未对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的启示进行过分析总结，而上述内容均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三、研究方法创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与刑事法学业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王丹旭^[10]（2010）在《邓小平法律思想研究及其重大意义》文中研究表明邓小平法律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科学的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邓小平法律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既能学习马克思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能使邓小平法律思想更好的指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从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理论来源着手,详细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实质内涵,邓小平法律思想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使之焕发了新的强大生命力。在实践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经验,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到一起,开创了邓小平法律思想的新境界。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创新。本文第二部分,作者从邓小平法律思想实践来源角度,以史为鉴,总结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历史经验,从孔子的儒家“礼治”、“德治”和“人治”相结合的思想到西汉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儒学更新思想,到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主刑辅的思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总结了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础不坚实。邓小平科学的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并剖析其成因,邓小平法律思想正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产生的。结合国际方面,在总结前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特别是在苏联模式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邓小平法律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本文第三部分,作者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总结,阐明了立法、执法、司法诸环节是有机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整体,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创造。并从七个方面总结了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本文第四部分在总结前面三部分的基础上概括论述了邓小平法律思想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邓小平法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丰富和深入发展,为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法制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10）邓小平法律思想研究及其重大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J]. 蒋传光. 东方法学, 2021(04)
• [2]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4]刑罚目的动态品格研究[D]. 陈元.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5]邓小平法制建设理论研究[D]. 王美娜. 长春师范大学, 2016(12)
• [6]邓小平法制思想及其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研究[D]. 吕晓倩. 长沙理工大学, 2016(04)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J]. 姚建宗,黄文艺.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2(02)
• [8]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D]. 易图强.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9]马克思主义刑罚思想中国化论纲[D]. 袁江华. 扬州大学, 2011(08)
• [10]邓小平法律思想研究及其重大意义[D]. 王丹旭. 长春工业大学, 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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