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市公司盈利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戴俊婷[1]（2020）在《在线教育X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互联网+”在我国各个行业的迅猛发展,其中包括受到国家大力支持的在线教育行业。但是,在线教育公司的财务业绩不是一味持续向上增长,也出现了下滑的现象。人们不仅仅只关注在线教育公司的线上注册学生人数和课程质量,也开始关注在线教育公司的财务绩效发展情况,X公司作为国内第一批上市的在线教育公司,发展多年财务绩效是否稳定增长。针对此疑问,本文以X公司历年财务数据为基础,探究X公司财务绩效的变化情况及综合状况。本文首先梳理了相关理论和文献。阅读、研究后发现,关于在线教育公司盈利模式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针对在线教育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较少。因为各国学者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年限区间不同以及所选财务绩效评价指标有差异,财务绩效评价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本文以在线教育X公司为案例公司,选取2014年至财务年报披露最新一年2018年的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其5年的经营发展中财务绩效的变动情况。在对在线教育公司进行业绩评价时,运用单一的财务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公司的财务经营业绩,因此本文以国资委发布的《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2018》为评价指标的选取标准,从盈利、偿债、营运以及成长这四个能力中分别选取了19个财务指标,建立采用层析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赋值,结合功效系数法对指标打分的X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分析计算得出综合得分作为X公司纵向财务绩效分析的结果。最后结合在线教育行业内Y、Z公司横向对比分析,来综合衡量评价X公司的财务绩效状况。通过评价研究发现:X公司自身2014年至2018年的财务绩效综合得分保持在“良好”等级及以上,其中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变化不大且保持相对领先;成长能力变化比较可观,从“良好”上升到“优秀”;但是营运能力一直保持在“中等”。X公司同Y、Z公司财务绩效指标横向对比后,营运能力指标在三家公司中垫底。基于综合评价的结论,本文针对在线教育X公司提出如下建议:加速营运资产周转效率、缩短营运周期;丰富人才培养机制、留住明星教师;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线上线下”同时推广扩张;平台服务升级保持品牌优势等。
吴盛杰[2]（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干伟明[3]（2020）在《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产定价理论和模型是现代金融学中投资理论和投资实践的重要研究领域,其理论与实证目前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为主导。现有研究虽然已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些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本文从多因子定价模型为切入点,针对以下几个问题开展了公式推导与实证研究:（1）影响A股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因素有哪些?（2）A股市场最佳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是由哪些定价因子所组成?（3）这些定价因子背后的经济含义是什么?在公式推导方面,本文以FF多因子模型中股利折现模型中的股票收益率公式为参考,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成因分析,进而从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的一般形式,并对其背后的经济含义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A股市场中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的因子组成设想,即一个有效的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至少应当包含能够反映上市公司当前优劣程度、未来增长潜力和个股投资者情绪等三方面的因素。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A股20072018年月度数据为样本,验证了公式推导中得出的一系列设想和结论,得到了以下四方面的研究结果:在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因素方面。本文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因素与其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显着联系;A股上市公司分红率与其市净率（PB,即账面市值比倒数）存在较强负相关关系;A股小市值公司较大市值的规模增长速度更快主要不是来源于其自身业绩内生增长而是更多的来源于收购、并购、增发等外源式增长;此外本文还从A股市场整体经营基本面的视角发现了A股市场整体走势对于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具有一定“晴雨表”预测作用。在投资者情绪因素方面。本文研究表明:A股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变化总体上与组合或个股的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个股投资者情绪重要代理变量换手率、上月超额收益率等指标与个股股票收益率的负相关关系相当显着;进一步分析还表明A股小市值公司更易受到投资者情绪因素的影响,A股中存在针对小市值公司较为明显的投机炒作现象和较为明显的短周期反转效应。在定价因子分析方面。本文从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和投资者情绪两方面开展研究,结果表明:A股市场中包含股票价格变动信息较多的因子有:反映上市公司当前优劣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因子、反映上市公司规模增长的市值Smb因子、反映上市公司内生增长的净利润增长Net因子、综合现金分红率和市净率因素后对FF模型中Hml因子补充和完善的HmlR因子;同时研究表明反映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因素的因子对反映投资者情绪因素的因子可以发挥主要解释作用,这表明驱动A股市场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归根结底还是上市公司经营基本面因素。在A股市场多因子定价模型方面。本文研究表明:总体而言,A股市场的最佳多因子定价模型是三因子模型Mkt+Smb+Net组合;最佳四因子模型是Mkt+Smb+Net+HmlR组合;最佳五因子模型则是Mkt+Smb+Net+HmlR+Cma/Roe组合;不同定价因子组成的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不同时期的表现则证明了A股市场整体定价效率在得到逐步提升,这说明A股市场在逐渐走向成熟和有效。此外,本文还通过将定价模型和定价因子纳入配对交易的改进中,研究表明:依靠本文提出的A股市场Roe、Smb、Net和HmlR等定价因子作为控制变量进行配对交易策略设计,配对组合的均衡关系描述更加稳定和全面,模型发散的风险得到了规避,从而能够显着减少套利风险,提高配对交易的盈利。本文关于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中的上述研究成果一方面与金融学理论中的有关思想吻合,另一方面也可对资产定价研究,投资实践和市场建设提供借鉴和补充。
彭巨水[4]（2019）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所有制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切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来看,所有制的演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所有制改革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方位,所有制改革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战略方位和时代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我国所有制改革提出新部署、做出新动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时代命题,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强调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从现实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采取了较为有力的举措,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还存在“混合就是私有化”“混合就是新的公私合营”等理论争议、“混合是否要国有股‘一股独大’”“混合到底是‘谁混谁’”等实际操作难题,影响了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因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深入辨析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脉络,从中找出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主线,进而通过回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以此为基础,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前提下,从宏观、微观层面探讨如何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提出总体性思考和针对性举措,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实践、对策三个方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从一般理论层面入手,对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方面的研究文献作了综述,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要探讨混合所有制理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入手。基于这一思路,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将其与西方产权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异同,希望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理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接着,从实践层面出发,讨论了建国以来所有制理论发展和实践情况,总结了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规律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就是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趋势。由此,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混合所有制理论及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实践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再次,从对策层面入手,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和探讨了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坚持原则、构造环境、改革重点,然后从宏观层面转入微观层面,具体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选择的路径。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讨论的逻辑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从整体上阐释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轨迹、演化趋势和内在规律,对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把“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在所有制变革方面探索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二是研究分析的结构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在阐释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具体领域中,构建了一个涵盖“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分析视阈,在差异化问题导向下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发展中所需的条件保障和应坚持的科学路径;三是研究结论的实践性方面具有一定新意,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全盘私有化”和“搞混合所有制就是搞新的公私合营”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了混合所有制只是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的结论,以此为前提,从不同层面讨论了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有制与非公所有制的混合发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和重大课题。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益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和特殊发展阶段,牢牢把握“两个毫不动摇”,探索一种新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才能积极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空间,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要深刻认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复杂性,既要发挥国有企业、农村集体经济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动性、引领性,也要发挥民营经济倒逼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参与性;既要注重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预期,也要注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共识。
兰淑榕[5]（2019）在《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后续持续计量及减值风险 ——以维维股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2007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一轮并购热潮,高溢价并购积累了巨额商誉,减值风险凸显。近年来,随着业绩承诺期限到期,商誉大规模减值引爆上市公司业绩的“商誉暴雷”现象频频发生。如何防范企业合并中出现的商誉减值问题成为会计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商誉确认、后续计量方法的研究及对维维股份多元化并购的案例探寻并购减值的风险,分析我国商誉现状,提出改善商誉会计处理方法、把控商誉风险的建议,以期为防范商誉泡沫、降低减值风险提供思路。本文首先分析各国准则在合并商誉确认与计量方法上的异同,对我国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合并商誉会计变化进行理论分析。接着对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2007年至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商誉确认现状及其减值状况进行分年度、分行业分析,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现状。最后以维维股份为例分析该企业在2013年至2017年度间财务报表上显着变化,了解该企业并购及商誉减值情况,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商誉减值存在的原因,找出防范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商誉出现减值风险的策略。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并购活跃、商誉高企、存在巨大商誉的减值泡沫风险;企业盲目并购为商誉减值埋下隐患;业绩补偿协议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商誉减值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商誉披露薄弱,管理层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建议监管部门应加强上市公司商誉信息披露监管力度,提高商誉披露质量;商誉后续计量由商誉减值法改为商誉逐步摊销可减缓商誉减值对业绩的冲击;企业应谨慎使用业绩对赌协议,加强业绩补偿约定;投资者应理性分析,合理“避雷”;企业应理性并购,立足主营业务以减少商誉减值风险。
张蕊[6]（2020）在《基于商誉本质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研究》文中指出商誉会计,是一个热度持久不散的研究话题。实务中,溢价合并日趋繁荣,商誉价值水涨船高,商誉减值变化莫测。WIND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商誉价值合计1.51万亿元,占当年净利润总额的66.65%,可见商誉减值已成为上市公司业绩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再观2018年的商誉减值计提情况,约47%的上市公司未计提减值,其余的53%中计提比率参差不齐,小则不及1%,多则全额100%计提。面对实务界的乱象,监管机构持续发布新规,减值摊销进退两难。理论界虽研究丰富,但多从经济后果的角度对比“减值”与“摊销”的优劣。本文按照会计概念框架的层次,以商誉的本质为起点,从商誉的经济实质出发评价现有的“减值”与“摊销”方法,试图推演更为合理的后续计量新方法。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分析。文章从商誉本质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两个角度进行文献回顾,以会计计量目标、会计评价标准和会计计量基础作为理论基础,从理论角度具体分析商誉的本质、商誉的初始计量条件与意义、商誉后续计量思路的分析与选择,进而评价现有后续计量方法并提出“实现结转法”的新方法。此后,本文以久其软件并购亿起联科技的案例作为应用主体,通过对减值测试法、系统摊销法和实现结转法的计量模拟,对比不同后续计量方法的效果差异,验证实现结转法的合理性。本文研究提出如下结论:（1）商誉初始确认的可靠性有限,其金额与企业价值息息相关,后续计量应更为严谨与严苛,避免商誉成为盈余操纵的工具;（2）构成商誉的经济资源并不一定消耗,但商誉确认具有非连续性的特点,仅针对确认到报表中的商誉,其价值应递减;（3）减值测试法易无形中确认自创商誉,且在超额收益支撑下的良好业绩容易隐匿商誉资源的消耗,高估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少计或不计商誉减值,而当业绩下滑时将前期损耗集中反映在当期损益上,导致会计错配;（4）基于“未来经济利益实现”的角度构建实现结转法,以商誉期初剩余账面价值乘以当期预期收益率直接量化商誉每年产生的收益,视为企业超额收益的实现,将商誉逐渐结转至损益中,完成符合成本配比原则的个性化商誉结转,为投资者提供更直观的信息,促使企业更为谨慎地进行并购决策且更着眼于长期并购绩效。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本文立足于商誉会计现状,若商誉的初始计量取得创新性发展,克服自创商誉计量等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将降低;二是本文仅选择单个案例进行方法模拟,效果可能存在偶然性。
薄萍萍[7]（2019）在《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证券市场制度又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因此完善证券市场治理体制成为发展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注重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证券服务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制度设计初衷是负责核查、验证、审核公司信息,保证上市公司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勤勉尽责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于公司价值准确定位、公司风险防控及治理以及证券市场的整体风险把控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实践中由于其约束机制及权责划分的缺陷,导致其作用发挥不甚理想。因此,作为功能发挥的外在保证,对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则显得尤其重要,如何通过监管外强约束、内生动力是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重要目标。第一章: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论框架。本章主要是从证券服务机构自身出发进行界定剖析,目的是为提升监管机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首先从理论上界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范畴与特征,其所具备的信息传递性、专业性、独立性、可责性以及集群性特征,是界定证券服务机构权责的基础,也是监管的重要标准与目标,对其内在特性的分析是展开证券服务机构权责分析的前提,也是最终监管实现的目标追求。其次,对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的历史成因进行分析。证券服务机构的产生及发展是各种因素结合的结果,从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出发其需要证券服务机构发挥信息的传输作用,而从交易成本降低的角度来看,证券服务机构可充分利用自身能够连接交易各方以及决策制定者的优势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最后从公司监管挑战的角度来看,证券服务机构作为外部监督,是对目前广泛采用的公司内部监督策略的一种创新,通过对监管与被监管这一关系本质的改变,提升公司监督效率。这些都是证券服务机构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样也是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重要依据。反之,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保证其能够充分发挥传递信息、降低成本以及带动创新的作用。最后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有效监管的前提是对监管对象自身的约束机制进行全面把握,这是实现监管“有牙齿”的重要方面。证券服务机构的约束机制主要有声誉约束机制、责任约束机制,各项约束机制各自发挥作用的前提与方式各不相同,声誉约束机制主要是在证券服务机构行业内部,是一种具有内生性、自发力量的约束形式。而责任约束机制则是一种通过外在力量实现总体平衡的约束方式。两种不同的约束机制,分别代表市场与国家两种不同的约束力量。第二章:证券服务机构之功能定位及责任厘清。本章主要是对证券服务机构的功能与责任进行界定,分别从宏观的功能定位与微观的义务类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监管虽是常态化的,但是不同的监管措施采取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具体则要根据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履行情况也即“勤勉尽责”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把握,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三方执行机制,是交易双方的中介,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交易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具有一定重叠性,并且在各证券服务机构间亦有重叠,那么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侵入的程度需要严格考量,需要在内部监督失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从证券服务机构最大效用发挥的角度考虑,职责分担的目标应当是震慑与引导作用兼顾,以此为前提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所以,这就决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从执业角度分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但是从其策略选择角度来讲,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但是证券服务机构在职责配置方面的存有各种困境,宏观层面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责混淆导致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过程中对市场与政府力量的控制调节不到位;中观层面是机构之间由于自利本性以及竞争缺乏导致的共谋问题;微观层面则是机构自身职责设定的层层矛盾。实践中对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主要是勤勉尽责的义务,进行类型化分析,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第三章: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与现状反思。本章的思路逻辑遵循从微观现状到宏观设计对当前的监管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首先从目前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处罚案件情况入手,对现行的监管处罚手段进行整体分析。其次对目前有关监管的现状进行反思,主要从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最后,由微观的现状分析上升到当前监管失范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法律关系错位、市场化秩序扭曲、自律监管缺失以及责任机制不到位四个方面。法律关系错位从证券服务机构所处法律地位与其所承担的投资者保护义务之间的矛盾境地出发进行分析,而市场化秩序扭曲主要从目前证券服务机构行业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行业垄断产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自律监管缺失主要是针对目前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过于注重行政监管,而缺乏对自律监管的运用现状,而无论是从证券服务机构自身的机构特性还是目前存在的监管问题来看,我国证券服务机构加强自律监管都具有必要性。最后从违法成本的角度考虑,目前的责任约束机制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因此很多证券服务机构选择铤而走险。第四章: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念选择。对于制度建设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理念,即一个制度为实现何种目标而建立,为实现该目标的制度应当具有何种功能,以及这些功能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对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理念定位的基础是政府管制与市场约束之间的力量博弈,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理念需要在考察现有监管基础、监管对象特征以及监管目标定位的基础上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力量界限,同时还要在综合公司能力、融资标准等因素的情况下满足监管适应性的要求。而证券服务机构良好监管的标准则需同时满足前瞻性、灵活性以及强制性的特征,以“成本—收益”为核心进行监管合理局限的划分。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注重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平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在市场化前提下,政府如何发挥最大效用是监管效果实现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注重政府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则要注重市场监管方式的扩大。从目前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来看,市场仍不具有取代政府的前提,政府作用发挥更大程度应当定位于市场裁判者地位。而对于市场监管的扩大则主要依赖于自律监管的扩大,通过行业自律增强监管有效性,这是与市场要求相契合的。第五章: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的完善。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出发,目前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既要注重基础法律关系的处理,同时要注重制度机制的构建,首先针对委托关系错位的问题,要从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本意出发,实现证券服务机构委托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其次,从现有监管模式类型考虑,行政监管在模式构建上几乎已经穷尽其能,可以考虑扩大发挥自律监管的效用发挥,设立专门的证券服务机构协会作为自律组织,有效避免现行自律监管的缺陷,保障自律监管的效果。最后,责任约束机制应当是监管中最具有惩戒性的部分,但是事实是目前的责任机制根本不具有威慑性,一方面要建立全面的责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优化现行的过错责任原则,尤其是在交叉引用情况下的责任进行区分,同时要注重免责情形的适用。
于浩博[8]（2019）在《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尤其是破产重整时,将债权人的债权（譬如商业银行应收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转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有利于化解企业债务危机、挽救尚有价值的企业,也有助于债权人更好地实现债权,“债转股”对债权人与债务人而言似乎是一种双赢的方案。但是,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的债转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却存在着争议,譬如,企业破产重整中债转股的法律性质为何?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的债转股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以及国家干预的限度如何?商业银行债转股如何适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制度?重整计划执行中商业银行享有何种股东权利及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商业银行如何退出?鉴于此,本文以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为研究对象,以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起点,按照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执行——执行完毕”的逻辑顺序,深入分析上述四个阶段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除去引言与结语以外,本文共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概述。首先,根据通说,债转股是指债权人将持有的标的企业债权转为对企业股权投资的行为。我国的债转股经历了由政策性债转股为主向市场化债转股的转变。其次,关于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实施路径,主要可分为收债转股、发股还债与股债结合三种模式。再次,出于收回债权、控制不良率等目的,商业银行具有实施债转股的经济动因。最后,关于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法律性质,可以从三个层面递进地予以评价:一是合同法层面,债转股协议属代物清偿合同;二是公司法层面,债转股属债权出资;三是破产法层面,债转股属调整出资人权益以清偿债权。第二部分: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国家干预限度。新一轮债转股以市场化与法治化为基本原则,其中“市场化”意味着债转股的实施应当充分尊重当事的意思自治,尤其是商业银行债权人的意思表示。但是,破产重整中的债转股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失灵,市场失灵的诱因在于企业破产具有外部性和破产重整中各参与方存在短视行为,而政府失灵的诱因则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需要国家依法对其适度干预。为此,政府应当完善债转股相关的配套制度与政策,保障破产法的顺利实施。同时在现行立法与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下,政府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府院联动”机制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解决破产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第三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批准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程序限制。破产法排除了个别债权人的单独救济,而对所有债权人施加平等的保护。平等并非形式的平等,为实质意义的平等,故而破产法中存在优先债权。虽然商业银行债权并无充足理由被区别对待,商业银行的债转股也应受到重整程序的限制,但商业银行债权人的权益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中受到了侵蚀。首先,我国目前强制批准制度存在缺陷,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中遭受了落空。其次,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对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标准采取形式审查原则。因此,债转股的正当程序亟待完善,债权人会议的组别应当加以细化,异议债权人的权利也应得以有效保障。同时,对于不确定性较高的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或管理人应附带提出替代性清偿方案。第四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执行中商业银行的方式选择。实施机构将债权转换为公司优先股或是普通股各有优劣之处。同时,由于公司原有股东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诉求不同,存在异质化现象,因而需要建立制衡与监督机制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鉴于债转股的要旨在于改善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能力,以便尽快恢复其盈利能力,所以总体而言应当保障商业银行行使股东权利。首先,相较于优先股,普通股更符合商业银行的价值诉求。其次,为弥补商业银行在商业经营能力上的不足,可以适当引入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最后,应当建立双向约束机制平衡异质化股东间的利益冲突。第五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商业银行的退出障碍。在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权人接受债转股方案实为权衡之计,其落脚点仍在于如何实现顺利退出。但是,由于部分企业在债转股后盈利能力未显着提升、多元化退出渠道存在法律障碍等原因,商业银行退出困难。因此,有必要完善商业银行的股权退出机制。首先,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能力、改善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结构并最终提高盈利能力是实施机构股权顺利退出的根本保证。其次,我国应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股权交易市场,提高股权转让的效率。
谢锐勤[9]（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黄蔚[10]（2019）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文中认为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趋同,企业并购中形成的商誉,即合并商誉,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按照并购支付对价大于被并购方公允价值的差额单独作为一项资产于资产负债表中列报,且后续计量方法采用减值测试替代了系统摊销,作为合并商誉唯一的后续计量方法。据Wind数据库显示,我国2007年A股上市公司总体商誉余额为386.62亿,总体商誉减值额为4.78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为37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为564家,到2016年总体商誉余额增至10 496.51亿,突破万亿,总体商誉减值达到98.89亿。披露商誉减值的公司数量也增加到309家,披露商誉的公司数量增至1748家,即过半数的A股上市公司的报表中有商誉这项资产,其中又有17.68%的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1随着并购浪潮的兴起,近年来合并商誉与其减值金额都有跨越式增长,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引起了监管部门、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等各方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加强关于合并商誉的理论研究能够为监管部门以及实务界提供相应地理论依据。现行准则下合并商誉的计量方法是否能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合并商誉能否真正地改善企业的绩效?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方式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应如何改进?而目前有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商誉减值进行的。但本文认为仅对于减值测试法本身的研究尚不足以解决商誉会计后续计量的改进的问题,还应该针对是否应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进行调查。对于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及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此外,现有文献鲜有探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综上所述,本文将围绕合并商誉对企业超额收益、绩效、盈余管理以及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以盈余管理和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机制。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7年-201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从我国资本市场合并商誉发展趋势方面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总额、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以及商誉减值都有大幅增长,尤其受到并购浪潮的影响,自2013年起,上述指标的增速均显着加快。从行业分布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誉余额及其减值增幅较大,且商誉余额占总资产比重较大,减值风险凸显。从板块分布看,创业板商誉余额,商誉减值以及商誉占总资产比重的增幅都是最大的。商誉账面价值过大和巨额减值等问题集中在“轻资产”公司和中小创企业。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本研究并未发现合并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当期或持久的超额收益。现行会计准则下确认计量的合并商誉的主要来自于并购的价差,包含相当程度的“非核心商誉”部分,与其超额收益本质有一定程度偏离。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本文对合并商誉的分类而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合并商誉分为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和业已形成的合并商誉（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分别考察二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当期绩效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并不持久。而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对企业当期、滞后一期甚至更长期间的绩效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此外,行业集中度对于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能够增加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以及缓解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从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增加了企业正向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股权支付方式对二者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即股权支付方式的运用增加了合并商誉确认过程中导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进一步地,以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对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盈余管理在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企业当期确认的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有相当程度是通过正向的盈余管理来实现的,对企业的绩效尤其是企业长期的绩效并无本质上的改善。从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方面看,本文首先分析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行商誉会计准则下确认的合并商誉价值由于其估值中的泡沫因素和商誉会计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而增加了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合并商誉的账面价值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但是国有企业产权性质和四大审计能够对合并商誉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加剧作用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即,二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造成的外部融资约束。更进一步地,本文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了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在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合并商誉账面价值加剧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监管层面和准则改进两个方面的建议。针对监管方面:首先是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于存在较高商誉减值风险的行业的监管,对于商誉占资产比重较高的行业和公司,跨界并购,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公司更应加强监管力度,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及其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风险管控应重点关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中小创企业,该行业和板块的特征使得并购中容易出现过高估值现象,导致商誉泡沫产生,减值风险较大,应着重规范。第二是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要求及事后的监督审查,加强对于商誉的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对于报表中的信息应做到明确易懂,而对于出具评估报告进行减值测试的,评估报告应该公开易得以便于投资者及监管者能够充分获得商誉及其减值的相关信息。第三是增强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应承担的责任,因为商誉计量对于评估结果的依赖使得评估报告的可靠性是商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之一。除了监管层面对资本市场商誉问题的规范,更重要的是针对商誉准则的改进:首先是对于合并商誉初始计量方法的改进,使得合并商誉的初始计量价值尽可能地体现商誉的“超额获利能力”本质。其次,提高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效率降低减值测试中的自由裁量权。最后本文建议考虑重新在商誉的后续计量中引入摊销的方法,采用摊销与减值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上市公司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重新考虑引入摊销的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利用商誉做高企业估值后,又利用巨额减值操纵利润而引起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且引入摊销,会使得合并后面临长期的摊销费用,且商誉价值越高,相应地摊销费用越大,可以使企业更谨慎地对待并购重组,能够对部分企业利用并购盲目扩张起到一定约束作用。此外,本文建议在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模型中尽量避免采用现值模型来进行减值测试,加强第一层级公允价值在合并商誉后续计量中的运用。
二、上市公司盈利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市公司盈利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在线教育X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2 X在线教育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建立 |
| 2.1 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 |
| 2.2 层次分析法对各项财务指标赋权 |
| 2.3 运用功效系数法对各项财务指标评分 |
| 3 X在线教育公司近五年财务绩效纵向比较分析 |
| 3.1 X公司概况 |
| 3.2 财务绩效指标评分标准 |
| 3.3 X公司财务绩效指标得分及综合评价 |
| 3.4 X公司财务绩效自身纵向比较分析 |
| 4 X在线教育公司2018年财务绩效横向比较分析 |
| 4.1 行业内竞争对手的基本情况介绍 |
| 4.2 2018年财务绩效指标同Y、Z公司对比分析 |
| 5 X在线教育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结果及优化建议 |
| 5.1 X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结果 |
| 5.2 提出X公司财务绩效的优化建议 |
| 6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专家打分表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3）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
| 1.2.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全文结构 |
| 1.4.主要创新 |
| 第2章 资产定价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 |
| 2.1.资产定价理论回顾 |
| 2.2.资产定价主要方法 |
| 2.3.资产定价文献综述 |
| 2.4.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资产定价回顾 |
| 2.5.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和多因子资产定价 |
| 3.1.FF多因子定价模型中的股票收益率 |
| 3.2.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成因分析 |
| 3.3.公司股票收益率公式推导 |
| 3.4.基于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多因子定价模型 |
| 3.5.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多因子定价模型中经营基本面因素研究 |
| 4.1. “投资异象”的经营基本面因素分析 |
| 4.2.A股经营基本面因素的对经济“晴雨表”的分析 |
| 4.3.经营基本面因素与股票收益率横截面研究 |
| 4.4.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因子定价模型中投资者情绪因素研究 |
| 5.1.投资者情绪表现形式和度量指标 |
| 5.2.A股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指数研究 |
| 5.3.个股投资者情绪因素研究 |
| 5.4.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多因子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实证检验 |
| 6.1.A股市场发展及数据样本 |
| 6.2.定价因子构建与分析 |
| 6.3.定价因子比较与选择 |
| 6.4.不同多因子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比较和分析 |
| 6.5.稳健性检验 |
| 6.6.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多因子定价模型在配对交易中的应用 |
| 7.1.配对交易现状 |
| 7.2.多因子模型在配对交易中的应用 |
| 7.3.实证分析 |
| 7.4.本章小结 |
| 第8章 论文总结 |
| 8.1.结论与启示 |
| 8.2.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评述 |
| 一、改革开放前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二、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研究评述 |
| 三、当前所有制改革研究评述 |
| 四、存在问题及深化方向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内容 |
| 一、论文内容 |
| 二、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混合所有制思想综述 |
| 一、建国初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混合所有制思想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的混合所有制研究综述 |
| 一、混合所有制理论探索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二、混合所有制理论成长阶段的研究综述 |
| 三、混合所有制理论完善阶段的研究综述 |
| 四、混合所有制理论突破阶段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简要评述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有关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二、列宁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三、斯大林关于所有制理论的主要观点 |
| 第二节 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 |
| 一、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 |
| 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 |
| 三、如何认识重建个人所有制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演进规律 |
| 一、所有制演进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统一规律 |
| 二、所有制演进的主体性和多元性相统一规律 |
| 三、所有制演进的稳定性和动态性相统一规律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产权解析 |
| 一、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中的所有权概念 |
| 二、马克思注意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 |
| 三、产权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应有之义 |
| 四、简要评述 |
| 第二节 西方产权理论的综述 |
| 一、西方产权理论的概念 |
| 二、西方产权的属性和功能 |
| 三、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辨析 |
| 一、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联系 |
| 二、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区别 |
| 三、两种产权理论对比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与突破 |
| 第一节 我国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形成 |
| 一、建国初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 |
| 三、单一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僵化固化阶段 |
| 第二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三次突破 |
| 一、“单一到补充”: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一次突破 |
| 二、“补充到共同”: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二次突破 |
| 三、“共同到混合”:我国所有制理论和所有制结构的第三次突破 |
| 第三节 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
| 一、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经验 |
| 二、我国所有制理论演进和改革实践的教训 |
| 第五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发展实践、基本经验及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内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理论的提出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产生的必然 |
| 三、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实践 |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回顾 |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逻辑 |
| 第三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 |
| 四、发展混合所有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
| 第四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中的现实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形式主义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意识形态争论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混合所有制失灵”现象 |
| 第六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完善的环境和把握的重点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
| 一、坚持“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形态 |
|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的混合所有制判断标准 |
| 三、坚持共同富裕的混合所有制价值取向 |
| 四、坚持互利共赢的混合所有制发展理念 |
| 五、坚持中国特色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完善的环境 |
| 一、宏观制度层面 |
| 二、中观体制层面 |
| 三、微观机制层面 |
| 第三节 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把握的重点 |
| 一、宏观层面重点行业关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二、微观层面国有企业异质股权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三、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七章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 |
| 一、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
| 二、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
| 三、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有利于国有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
|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理论困境 |
| 三、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现实难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途径 |
| 一、深化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
| 二、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
| 三、因企施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环境构造 |
| 一、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
| 二、平等保护各类产权 |
| 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
| 第八章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一节 农村所有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前农村所有制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改革历程 |
| 三、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目前现状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创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一、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现方式 |
| 二、把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方式 |
| 三、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 |
| 一、加快理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
| 二、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
| 第九章 深入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的基本内涵 |
| 一、民营经济的基本概念 |
| 二、从所有制角度看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是混合所有制内在要素的逻辑分析 |
| 一、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
| 二、民营经济是提升国有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 |
| 三、民营经济融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 |
| 一、民营经济的发展回顾 |
| 二、民营经济的现状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举措 |
| 一、自上而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
| 二、自下而上激发民营经济发展 |
| 三、加强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引导 |
| 结语与展望 |
| 一、研究预期达到目的 |
| 二、本文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本文图表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后续持续计量及减值风险 ——以维维股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理论综述 |
| 第一节 商誉的本质 |
| 一、商誉的要素观 |
| 二、商誉的超额利润观 |
| 三、商誉的剩余价值观 |
| 第二节 商誉的确认与初始计量 |
| 一、中国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 二、美国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 三、国际会计准则商誉确认与初始计量 |
| 第三节 商誉的后续计量 |
| 一、中国商誉的后续计量 |
| 二、美国商誉的后续计量 |
| 三、国际会计准则商誉的后续计量 |
| 第四节 商誉信息披露 |
| 一、中国对商誉信息披露准则 |
| 二、美国对商誉信息披露准则 |
| 三、国际会计准则对商誉信息披露准则 |
| 第二章 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现状 |
| 第一节 2007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总体情况 |
| 第二节 2007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分行业统计 |
| 一、商誉余额分行业统计 |
| 二、商誉减值分行业统计 |
| 第三节 2007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分板块统计 |
| 第四节 近十年来巨额商誉成因分析 |
| 一、基于宏观角度分析 |
| 二、基于并购目的与动机的分析 |
| 第三章 以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 |
| 一、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中国豆奶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公司概况及多元化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公司财务状况 |
| 一、主营分析 |
| 二、财务报表简要分析 |
| 三、财务指标体系分析 |
| 第四节 公司股价表现 |
| 一、股权结构比较 |
| 二、股价变动趋势图 |
| 第五节 维维股份商誉分析 |
| 一、维维股份商誉整体情况 |
| 二、维维股份并购枝江酒业 |
| 三、维维股份并购怡清源茶业 |
| 四、维维股份商誉减值评估 |
| 第四章 结论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并购活跃、商誉高企、存在巨大商誉的减值泡沫风险 |
| 二、企业盲目并购,为商誉减值埋下隐患 |
| 三、业绩补偿协议能降低商誉减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
| 四、商誉披露薄弱,管理层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加强上市公司商誉信息披露监管力度,提高商誉披露质量 |
| 二、商誉逐步摊销可减缓减值对业绩的冲击 |
| 三、谨慎使用业绩对赌协议,加强业绩补偿约定 |
| 四、投资者应理性分析,合理“避雷” |
| 五、理性并购,立足主营业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商誉本质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2 文献回顾 |
| 2.1 关于商誉本质的研究 |
| 2.1.1 好感价值观 |
| 2.1.2 超额收益观 |
| 2.1.3 总计价账户观 |
| 2.1.4 其他观点 |
| 2.2 关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研究 |
| 2.2.1 减值测试法 |
| 2.2.2 系统摊销法 |
| 2.2.3 商誉后续计量的改进观点 |
| 2.3 概括性评论 |
| 3 理论基础 |
| 3.1 会计计量目标 |
| 3.2 会计计量评价标准 |
| 3.3 会计计量基础 |
| 4 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重构 |
| 4.1 商誉的本质 |
| 4.2 商誉的初始计量 |
| 4.2.1 商誉作为资产入账的条件 |
| 4.2.2 商誉初始计量金额的意义 |
| 4.2.3 小结 |
| 4.3 商誉的后续计量思路分析 |
| 4.3.1 商誉代表的经济资源是否消耗 |
| 4.3.2 商誉的使用寿命能否可靠确定 |
| 4.3.3 商誉的未来经济利益如何实现 |
| 4.3.4 小结 |
| 4.4 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的重构 |
| 4.4.1 评价减值测试法与系统摊销法 |
| 4.4.2 重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基本思路 |
| 4.4.3 如何确认商誉产生的收益 |
| 4.4.4 商誉后续计量新方法的内容 |
| 4.4.5 新方法的预期效果与局限 |
| 5 商誉后续计量案例应用 |
| 5.1 案例概况 |
| 5.1.1 久其软件简介 |
| 5.1.2 亿起联科技简介 |
| 5.1.3 并购交易简介 |
| 5.1.4 商誉的会计处理情况 |
| 5.1.5 案例选择原因 |
| 5.2 方法模拟 |
| 5.2.1 减值测试法 |
| 5.2.2 系统摊销法 |
| 5.2.3 实现结转法 |
| 5.3 方法对比 |
| 5.3.1 经济效果对比 |
| 5.3.2 综合对比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变迁史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监管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内涵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的共性分析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的历史成因 |
| 一、中介制度的兴起 |
| 二、交易成本的降低 |
| 三、公司治理监管挑战的选择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约束机制分析 |
| 一、声誉约束机制 |
| 二、责任约束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证券服务机构之功能定位与责任厘清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责任的功能定位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前提：内部监督失效 |
| 二、证券服务机构职责分担目标：震慑与引导兼顾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特殊性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分配困境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行为标准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义务的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与现状反思 |
| 第一节 对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处罚案件数量综述 |
| 二、处罚手段综述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现状反思 |
| 一、监管法规立法情况 |
| 二、监管法规的立法缺陷 |
| 三、监管的执法漏洞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失范原因分析 |
| 一、法律关系错位：投资者保护义务的尴尬处境 |
| 二、市场化秩序扭曲：市场竞争不充分 |
| 三、自律监管缺失：自律的功能弱化 |
| 四、责任机制不到位：违法的成本过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念选择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理念定位及要求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理念监管的意义 |
| 二、政府管制与市场约束的博弈：理念定位的基础 |
| 三、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适应性要求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正当标准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良好标准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合理局限：以成本-收益为视角 |
| 三、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模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市场化前提下政府的最大效用发挥 |
| 一、政府角色的定位——市场的裁判者 |
| 二、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式——自律监管的扩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委托关系的重构：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 |
| 一、公司委托模式的非适当性 |
| 二、公共介入模式的功能性构建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的扩大：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 |
| 一、自律监管的框架 |
| 二、监管职能的自律性 |
| 三、监管执法的自律性 |
| 四、自律监管的不确定性展望 |
| 第三节 责任约束机制的完善：执法与司法的双重要求 |
| 一、建立全面的责任制度体系 |
| 二、优化现行过错责任原则 |
| 三、关于责任机制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8）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概述 |
| (一)债转股的历史演进 |
| (二)债转股的主要实施路径 |
| (三)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必要性 |
| (四)破产重整中债转股的法律性质 |
| 二、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国家干预限度 |
| (一)债转股中国家干预的现状考察 |
| (二)国家干预必要性及限度的分析 |
| (三)化解对策 |
| 三、重整计划强制批准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程序限制 |
| (一)强制批准的法律检讨 |
| (二)强制批准中的问题分析 |
| (三)化解对策 |
| 四、重整计划执行中商业银行的方式选择 |
| (一)入股债务困境企业方式的现状审视 |
| (二)入股债务困境企业方式的问题分析 |
| (三)化解对策 |
| 五、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商业银行的退出障碍 |
| (一)债转股退出的现状检视 |
| (二)债转股退出障碍的成因分析 |
| (三)化解对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商誉的本质 |
| 二、合并商誉与企业绩效 |
| 三、合并商誉与盈余管理 |
| 四、合并商誉与融资约束 |
| 五、现有文献不足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 |
| 一、商誉的初始计量 |
|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 |
| 三、商誉会计改进的进展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经济学基本理论 |
| 一、信息不对称 |
| 二、代理理论 |
| 第二节 会计学基本理论 |
| 一、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VS决策有用观 |
| 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VS可靠性 |
| 三、准则弹性规则导向VS原则导向 |
| 四、会计基本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节 商誉的本质理论与商誉的计量 |
| 一、超额收益观与直接计量法 |
| 二、总计价账户观与间接计量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我国A股市场合并商誉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的总体概况 |
| 第二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年度分析 |
| 第三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行业分析 |
| 第四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十年分板块分析 |
| 第五节 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披露情况分析 |
| 第四章 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并商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盈余管理中介效应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推理与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合并商誉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中介效应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五节 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监管方面 |
| 二、准则完善方面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上市公司盈利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在线教育X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D]. 戴俊婷. 三峡大学, 2020(06)
- [2]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3]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在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D]. 干伟明. 南京大学, 2020(09)
-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合所有制研究[D]. 彭巨水.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后续持续计量及减值风险 ——以维维股份为例[D]. 兰淑榕. 厦门大学, 2019(08)
- [6]基于商誉本质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研究[D]. 张蕊.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7]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D]. 薄萍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法律问题研究[D]. 于浩博.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合并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分析[D]. 黄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标签：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 商誉减值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合并商誉论文; 企业合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