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连续四年实现不断流（论文文献综述）
闫纪元[1]（2021）在《运城盆地及北侧孤山晚新生代构造-沉积与隆升-剥蚀过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生代以来,受青藏高原的隆升以及太平洋向西俯冲的影响,中国地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中生代时期东高西低的地貌态势逐步演化形成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地貌。华北西部鄂尔多斯周缘形成环鄂尔多斯地堑系,包括鄂尔多斯西缘银川-吉兰泰断陷盆地、北缘河套盆地、南缘渭河盆地及东缘山西地堑系。这些地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沉积了巨厚的新生代地层,其中银川盆地新生代地层最厚处达7000 m,河套盆地最厚处达14800 m,渭河地堑最厚处达8000 m,山西地堑系最厚处达5000 m。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的山西地堑系与其他几个边缘裂陷不同,它由一系列走向北北东方向排列的斜列断陷盆地组成,从北往南有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等组成。与此同时,随太行山的隆升,华北东部经历长期持续伸展作用,形成广阔的伸展裂陷与坳陷盆地,广泛接受沉积。尤其是黄河贯通以来,华北西部整体进入剥蚀状态,在华北东部形成了巨大的黄河冲积平原。研究和限定华北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隆升-剥蚀-搬运-沉积过程,对认识我国华北地区晚新生代地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运城盆地位于山西地堑系南部,盆内最深处新生界厚度超过5000 m。有意义的是,运城盆地北侧的孤山高于地表700余米,加上被新生代沉积所埋藏的300余米和本文获得的孤山岩体2.1-3.3 km的侵位深度,孤山隆升的高度至少达3.1-4.3 km。目前孤山完全由裸露的花岗闪长岩体组成,表明侵位时的前寒武纪及古生代、中生代围岩都已经剥蚀殆尽,这巨量的物质除了沉积在运城盆地本身之外,大部分应该被黄河搬运到华北平原沉积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运城盆地什么时间开始发育?孤山的快速抬升发生在什么时间?巨大的侵蚀作用发生在什么时间?等等。因此,对运城盆地晚新生代构造-沉积以及北侧孤山剥蚀过程的研究,可以为探讨青藏高原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在华北地块中部的表现、山西地堑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理解华北东、西部晚新生代的隆升-剥蚀-搬运-沉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博士论文工作期间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1∶50000《上郭幅（I49E005012）》和《运城县幅（I49E006012）》地质填图,对运城盆地及北侧峨眉台地地层、构造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运城盆地SG-1孔进行了地层序列划分研究,并进行了详细的沉积相分析和精细的磁性地层年代学研究,探讨了晚新生代盆地的沉积演化历史。进而通过多种环境代用指标,分析了构造和气候作用对盆地沉积过程的影响。并采用碎屑锆石物源示踪手段,讨论了盆地北缘地貌和水系演变过程。另一方面,通过磷灰石裂变径迹、（U-Th-Sm）/He测年等低温热年代学和宇宙成因核素年代学分析等手段对孤山的隆升剥蚀过程以及侵蚀速率进行了约束。主要取得以下的认识:1.SG-1孔磁性地层学研究表明,运城盆地最老时代为9.1 Ma,盆地很可能从这个时期开始发育,这恰恰是青藏运动序幕发生的时间,也即青藏高原隆升扩展的影响至少在9.1 Ma已经到达华北克拉通中部。另一方面,盆地沉积速率或沉积相在3.6 Ma、1.2 Ma和0.2 Ma发生显着变化,分别与青藏运动A幕、昆黄运动和共和运动发生的时间一致,显示青藏高原隆升和向北东向扩展一直控制盆地的发育演化过程,暗示着运城盆地、甚至山西地堑系及整个鄂尔多斯周缘地堑系的形成与青藏高原隆升和向北东方向的扩展有密切的成因关系。2.晚新生代盆地北部以河流沉积为主,构造活动和侵蚀基准面的变化对于盆地沉积环境演化起到了主导作用,SG-1孔岩心环境代用指标（粒度、色度、磁化率）表明气候作用对运城盆地的沉积有重要影响。碎屑锆石U-Pb年代学表明运城盆地北部沉积物主要来自于华北克拉通东部地块。由于伸展作用的持续进行,汾河在3.6 Ma左右形成,并在峨眉台地中部ND-1孔中揭露出相关沉积,0.72Ma汾河河道出现在峨眉台地东部,0.20 Ma左右汾河彻底退出运城盆地。3.孤山的隆升剥蚀过程是本文研究约束运城盆地形成与沉积演化发展过程的重要方面。本文采用幂函数关系角闪石全铝压力计,通过结晶压力计算出了孤山花岗闪长岩岩体的侵位深度在2.1-3.3km。现今孤山海拔高度1411 m,距离峨眉台地地表约700m,而峨眉台地新生界约300m,这意味着孤山花岗闪长岗岩体剥露抬升的最小高度在1000 m。加上侵位深度,中新生代运城地区地壳抬升幅度可能高达3.1-4.3 km。4.磷灰石的裂变径迹和（U-Th-Sm）/He揭示了孤山120-90 Ma和50-30 Ma两次快速隆升剥露事件,作者认为30 Ma左右孤山已经隆升到接近现在的高度。物源分析结果表明,孤山花岗闪长岩体可能在8.7 Ma之前就已经暴露出地表。ND-1孔在143.2 m深处（～3.6 Ma）发育富含孤山花岗闪长岩碎屑的沉积层,而在SG-1孔629.5m深处（～8.7 Ma）出现大量孤山花岗闪长岩的碎屑锆石年龄,表明孤山花岗闪长岩至少在8.7 Ma围岩已剥蚀殆尽,岩体直接暴露,考虑到这一时间与盆地形成时间接近,我们推测在运城盆地形成之前,孤山花岗闪长岩体便已经完全剥露出。5.运城盆地晚新生代沉积过程与孤山隆升剥蚀过程,也清楚地反映出鄂尔多斯盆地东缘运城盆地的形成与青藏高原的隆升及向东扩展有密切关系,而且盆地自形成之后的发展一直受制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构造作用。孤山花岗闪长岩体裸露于地表之上700 m,表明围岩及岩体在30～8.7 Ma期间,剥蚀厚度至少3.1-4.3 km,除运城盆地接收部分沉积外,大量的沉积物被搬运并沉积到华北黄河冲积平原,形成巨大的黄河冲积扇体。6.孤山岩体山顶至坡底剖面上的宇宙核素样品分析结果显示,孤山在39.5-26.5 ka以来经历了强烈的侵蚀过程,侵蚀速率（16.3-23.6 mm/ka）与青藏高原接近,这可能是由于晚更新世黄河贯通导致的区域侵蚀基准面的下降所致,区域地貌在该时期定型。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何璟涛[3]（2020）在《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田水利建设是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1950-1979年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反映了国家对农业发展和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研究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成效和经验教训,不仅对农田水利史、农业史、中国社会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前农业发展、农村改革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依据档案资料和地方志资料对1950-1979年间洛阳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了学术回顾,包括洛阳地区的基本自然条件及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建国初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面临的形势及突出问题、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建设的主要过程以及举措、主要工程成效、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影响、建设中的经验与不足。洛阳地区在1950-1979年间进行了全面的农田水利建设,在薄弱的农田水利基础之上,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着农田水利建设。历经三十年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建成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显着提升了农业效益。在长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中总结出了一些正确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对建设有严重影响的失误。第一部分对洛阳地区的基本自然条件进行了研究,并且论述了自然条件对农业、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洛阳地区复杂的自然条件对农田水利建设有利有弊,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使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难度较大;丰富的河流资源适宜建设蓄水工程、自流灌区;一些区域水资源丰富但是利用难度大;易于水土流失的坡耕地众多,水土流失治理的任务重。第二部分阐述了在建国初洛阳地区农田水利面临的严峻形势及突出问题。建国初洛阳地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并且绝大部分农田没有得到有效灌溉,薄弱的农田水利基础急需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以提升农业效益。第三部分对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情况进行了研究。在建国以后洛阳地区建立了完善的农田水利领导机构,使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机制上的保证。洛阳地区坚持制定水利规划,使农田水利按照规划有章可循的进行建设。大力依靠群众的力量进行建设,积极推行民办公助办水利,由于群众的普遍参与使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推进。农田水利经费的投资是采取政府拨款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农田水利经费几十年间总体上不断增长,从而有效推动了农田水利建设。第四部分对1950-1979年间洛阳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分段研究,分为六个阶段,分段的依据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建设特点有关。第一阶段:水利恢复与小规模建设的时期（1950-1954年）;第二阶段:大规模建设的初步兴起时期（1955-1957年）;第三阶段:“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第四阶段:工程效益和质量稳步提升的时期（1961—1965年）;第五阶段:“文革”时期（1966-1976年）;第六阶段:巩固和提升现有工程效益的时期（1977-1979年）,对这六个阶段的主要农田水利建设历史及阶段性的建设举措进行了概况性研究。第五部分论述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对几项重要的农田水利工程发挥的成效进行了研究,这几种工程分别是自流灌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库工程、农业井工程、提灌站工程。自流灌区的发展显着增加了农业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控制住了大量农田的水土流失、建设了大量水库发挥了重要的蓄水防洪作用、机电井大大增加了水利对农田的保险作用、提灌站对农业特别是高山丘陵区的农业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田水利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历经三十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使洛阳地区的农业灌溉面积大幅增加,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改良了大量农田的基本条件使农田的自身肥力大幅提升;有效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水利对农业保险性大大增加。第六部分对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一些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总结,如在建设中能根据具体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建设、注重不同工程之间的结合以提升整体效益、注重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建设、注重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等。一些不足之处有农田水利化程度较低、大量工程实际效益与设计效益相差较大、一些建成后的工程缺乏管理、大中型水库的数量较少以及水库质量问题突出、一些时期出现水利摊子铺的过大的问题。造成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自然条件的限制和一些工作中的人为失误。
赵勇,何凡,何国华,李海红,王丽珍,常奂宇,朱永楠[4]（2020）在《全域视角下黄河断流再审视与现状缺水识别》文中认为黄河干流从1999年8月迄今实现了连续20 a不断流,但干流不断流不代表流域供需水矛盾得到真正缓解,只是通过科学调控将以往的缺水矛盾由显性转为隐形、由干流转移到支流、由河道转移到陆面、由地表转移到地下、由集中性破坏转移到流域均匀破坏。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黄河流域现状条件是否缺水、缺多少水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开始出现争议。基于此,在回顾"黄河断流"现象的基础上,从全流域的视角对断流后水资源供需情势、水生态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基于系统可承受程度,构建了刚性缺水、弹性缺水的概念和划分标准。通过分析计算,认为现状年流域缺水总量为114.1亿m3,其中:刚性缺水量为63.1亿m3,弹性缺水量为51.0亿m3。
乔西现[5]（2019）在《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出黄河水量统一调度是缓解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解决黄河频繁断流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大江大河管理中是首例。在分析水量统一调度的必要性、回顾黄河水量统一调度20 a发展历程、总结水量统一调度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对比实施水量统一调度前后相同来水条件下黄河过流情况、流域用水保障情况、入海淡水资源量、生态环境状况、河口湿地变化及近海生物种类和数量等。结果表明,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实现了黄河连续20 a不断流,产生了显着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基于黄河水量调度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黄河水量调度发展的方向,即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完善黄河水沙调控体系。
李小庆[6]（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代稳[7]（2019）在《水系连通变异下长江荆南三口水资源态势及调控方案》文中研究表明河湖水系连通与水资源安全是目前水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为查明荆南三口地区河湖水系连通与水资源的关系,筛选水资源安全战略措施,运用数理统计、系统动力学等数学方法从水系连通视角探讨水系连通变异下水资源态势及基于水资源安全的调控方案,取得如下的研究成果:（1）1956-1989年荆南三口地区水系连通度呈下降趋势,总降幅达23.88%,1990-2017年水系连通度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总涨幅不到0.5%。1989年为水系连通度的最小值,是该地区水系连通的变异点,研究时段分为两个时期:1956-1989年（水系连通变异前）和1990-2017年（水系连通变异后）。（2）水系连通变异后该地区水资源时空差异显着。变异后,水资源量呈显着下降趋势,年均线性递减率约为7.39×108 m3/a,汛期锐减趋势明显,但汛期水资源量越来越集中,约占全年总量的70%,促使枯水期水资源量匮乏,藕池河东支断流持续5个月,年均水资源量减少208.32×108 m3;丰枯交替变化的时间周期缩短113a,最强周期震荡时间尺度由28a减小为15a,振荡次数增多13次。空间上,水系连通变异后,松滋河西支、虎渡河、藕池河西支下降趋势显着,下降程度存在差异,藕池河东支断流天数延长,达到267天。（3）水系连通变异后该地区水文干旱特征明显。变异后,水文干旱现象年均发生次数增加到1.222.7次,水文干旱历时平均值增加约1个月,三口五站水文干旱强度平均值增加值分别为104.53×108 m3、57.58×108m3、80.75×108m3、18.15×108m3、105.91×108m3,水文干旱峰值平均值呈增长趋势;变异后水文干旱特征二维联合重现期缩短,相同单变量重现期干旱历时时长更长,干旱强度更大,峰值更高;2006年（枯水年）,三口地区五站的缺水量分别为13.82×108m3、5.08×108m3、6.50×108m3、14.2×108m3、9.81×108m3。（4）水系结构、水系连通度与水资源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水系结构各参数和水系连通度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760.88,水系连通度值在0.01380.1857范围内,水系连通度与河长、水面率、河频率、河网密度、河网发育系数、水系分维系数等水系结构参数呈线性增长趋势;水系连通度与水资源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8,水系连通度与水资源呈线性增长趋势。（5）根据DYNAMO语言,运用Vensim分析软件构建荆南三口地区水资源安全调控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拟现状延续型、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型、综合协调型四种方案,结果表明综合协调型近远期水资源供需差额分别为-1.44×108m3、-0.93×108m3,水资源量有盈余,远期总人口比现状延续型、资源节约型分别多3.36万人、5.11万人,工业产值分别多55.28亿元、55.72亿元,第三产业工业产值分别多2.06亿元、34.08亿元,牲畜量分别多32.05万头、41.58万头,农田灌溉面积分别多17.12万亩、17.49万亩,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且该方案综合评价值最高,方案四为该地区水资源安全调控最优方案。综合协调型是实现该地区水资源安全的模式。（6）提出基于水资源安全的综合协调发展具体措施:实施水系连通工程与水源工程,建立“多源互补、丰枯调剂”的供水工程管理体系,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水资源各行业间合理配置,实现农业高效节约用水,提高国民经济用水效率,提高污水回用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王威[8]（2019）在《历史时期山西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变迁研究》文中指出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中有关山西地区种稻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时期山西汾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呈现出“盛一衰—盛”的变迁过程。从整体来看,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主要分布在汾河中游太原府及下游平阳府一带,汾河上游地区、晋北大同府及山西其他地区呈现出不连续的分布模式。历史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变迁的过程中,有三个水稻生产的高峰时期,分别为:隋唐至北宋时期,明代前中期,清康乾时期;和三个水稻生产衰退的时期,分别为:金元时期,明代后期和清康乾之后至清末。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变迁受到特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中,气候因素主要表现在温度和降水两个方面,分别决定水稻的生长周期和用水条件;河流水文条件则成为能否发展水稻生产的先决条件;灾害是诸多自然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具体表现,对水稻生产影响较大的有水、旱、虫、寒四类自然灾害;历史时期汾河上游森林植被的逐渐破坏则使得水土流失现象加剧,间接作用于水稻生产。社会因素中,政府政策支持是水稻推广的主要动力,多数地区的水稻生产是在地方官员的带领之下发展起来的;水利开发措施则为种植水稻提供了急缺的水资源,成为影响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变迁的关键因素。汾河流域植稻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促进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生活和改善农业环境三个方面:历朝统治者本着“知其难可为者而为之”的精神,始终致力于在山西地区发展水稻生产,主要看重的是植稻带来的经济意义。水稻作为产量和产值较高的作物,由于其生长空间和山西传统的旱田作物并不冲突,因此能够显着提升当地居民的收入;在山西地区发展水稻生产可以减少南北漕运的费用,节省财政开支;甚至在旱田歉收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出产的稻米还能成为百姓度过荒年的依赖。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向来以粟、麦作为主食的山西人民开始尝试“稻鱼而食”的生活方式。在与当地的饮食习惯结合后,独具特色的“二米饭”、“炒米”由此诞生。受缺水的影响,植稻区的百姓为了能够获得优厚的水利灌溉条件,以村落为单位开展了一系列开发和争夺水源的活动,促进了以“水”为核心乡村社会组织的形成。发展水稻生产的同时,由于开渠引河、种植水田使得山西部分地区的农业环境发生了改变。水田的建成使得当地水旱协调,呈现出江南水乡一般的农业生产环境。村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积极配合政府种植水稻。村民的希望与政府政策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汾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发展。
陈吟[9]（2019）在《冲积河流水系连通性机理与预测评价模型》文中研究表明水系连通是河流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指标,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会引起水系连通性衰退问题。本文以泥沙运动、河床演变、生态环境、边坡稳定等理论为基础,利用现场调研、资料分析、理论研究、模糊数学和图论等多种技术手段开展冲积河流水系连通性机理与预测评价模型的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完善并提出了水系连通性的内涵与分析模式。基于河流系统的基本组成元素,从河流边界、水流、泥沙和生态等方面系统地完善了水系连通性的内涵;结合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等理论,根据河流系统的基本连通单元与结构形态,在总结水系连通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通道纵向连通、滩槽侧向连通、分（汇）流连通等水系连通性的分析模式。（2）揭示了水系连通的机理及影响因素。从连通通道的输水输沙特性出发,推求纵向连通通道的河相关系,探讨连通通道的形态和稳定性变化特点,揭示其连通机理;根据河道滩槽水沙交换原理和分（汇）流区的河床演变特性,总结了滩槽侧向连通模式和分（汇）流区连通模式的连通机理;通过分析连通通道冲扩与淤堵的特点,提出了通道岸滩崩退模式和崩退速率的计算方法;进而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水系连通性的影响机制。（3）构建了水系连通性的指标体系和预测评价模型。结合水系连通内涵和连通类型,建立了反映水系边界、水流、泥沙、生态等元素的连通性指标体系。结合河道连通机理和功能指标的控制方程,计算河道的功能连通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图论及其耦合,构建水系连通性的预测评价模型,并给出了水系连通性的评价标准,为典型水系河道连通性的综合评价提供基础。（4）探讨了河道连通性与水沙变异的响应关系。针对黄河下游、荆江水系水沙变化态势,根据河道的水力几何关系及相应的功能连通指标,导出了典型河道连通性指标与来水来沙条件之间的函数关系,深入分析了典型河道水沙变异对河流系统连通性的影响。（5）系统评价了典型河流的连通性变化并给出建议。1960-2010年黄河下游河道连通性呈先减小后增加的变化过程,1991—2003年河道连通性最差,2003年后从差逐渐改善为良好,其中水沙变异、水库调控、两岸引水等是连通性变化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小浪底水库的调水调沙。1960-2010年荆江水系连通性整体有增加趋势,总体处于较好水平,其中干流河道的连通性逐渐增加,处于较好水平;而三口通道的连通性逐渐减弱,处于中偏差水平,其他单元变化不大,均处于较好水平。水库建设、河道整治、河道裁弯、围垦造地等活动是影响荆江水系连通度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三峡水库运用是荆江水系连通性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10]（2018）在《〈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文中认为《西域水道记》是清代着名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民俗的着作,是徐松（1781—1848）在嘉庆十六年（1811）遣戎新疆后,亲历新疆南北路,依据实地考察,并参考方略、正史、游记、地方志和地图等有关记载而写成的西域系列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西域水道记》共五卷,其中第一、第二卷“罗布卓尔所受水”上、下涉及地区非常广阔,东起我国青海--甘肃西部,西抵阿富汗东北和塔吉克斯坦西南的巴达赫尚,南达我国西藏北部、阿尔金山、喀喇昆仑山一带,北至中亚霍罕、费尔干纳,为研究清代天山南路以及清朝版图的中亚历史地理、历史交通路线、地名的珍贵历史文献。《西域水道记》在注文中对回语（察合台语）、蒙古语（准噶尔语）、波斯语（即帕尔西语）地名原义、词源、语属作了词源学释义。虽然《西域水道记》自成书以后既有众多利用和研究,最新的成果是朱玉麒老师的整理本,但大多数研究者和利用者,并不熟悉其中涉及所谓“回语”的内容,并且这类内容分量不小。在明清时期的历史记载、官方文献和个人游记中,有关西域河流、山岭等地名,常常被划为回语或波斯语,这种语言归属说法,不仅过于笼统,而且说法众多。对所谓回语、蒙古语、波斯语地名进行原语复原、拉丁语转写、方位考证、词源释义,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外,所谓回语、蒙古语地名、人名的词源的解释存在着大量的错误的释义,文中同名异译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地名地理位置颠倒,时间错位。笔者对该问题关注多年,亦对不少地名有不同的认识,希望通过本研究,给今后的利用者提供帮助,从而使该书对了解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最终形成后的新疆版图及该地民情、风俗、历史、地理等有非常重要意义。本文将《西域水道记》第一卷、第二卷所见天山南路回语、蒙古语地名、人名、天山南路部落分布以及清代回部官号作为考察对象,以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实地考察法、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这些地名的地望、起源、地名、人名的语义进行探讨,希望这样的探讨有助于今后的利用和对南疆历史、地理、民族、职官等的理解。本文除前言外共分八章:第一章,是罗布淖尔所受水即源自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河、乌兰乌苏河以及所经地区的村庄、山岭、城邑的历史地理学考证。第二章,是雅雅尔河及其两岸的村庄、水道、山岭的记载。第三章,是对叶尔羌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考证。本章主要考察的对象是泽喇普善河、听杂阿布河、于阗河流域的各个城邑、商道、卡伦、村庄。第四章,是有关塔里木河三大源流之一的和田河及其支流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沿岸区域的历史地理考证。第五章,是对罗布淖尔所受水系的阿克苏河流域、克勒底雅河、额尔勾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考证。第六章,是塔里木河流域的渭干河和罗布淖尔以南的主要的河流及山岭。第七章主要探讨的内容是塔里木河主要支流之一渭干河流经的库车和沙雅的各个地名考证,同时对清代库车的相关历史事件有关的回人伯克、历史地名的考察。第八章,是以海都河（今开都河）流域为主线对天山以南的主要河流之一海都河的各个支流大裕勒都斯河、小裕勒都斯河以及该河流所出山岭的的地理考证。
二、黄河连续四年实现不断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黄河连续四年实现不断流（论文提纲范文）
（1）运城盆地及北侧孤山晚新生代构造-沉积与隆升-剥蚀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项目依托 |
| 1.2 山西地堑系的研究现状 |
| 1.3 关键科学问题 |
| 1.4 论文选题、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实际工作量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区域地质特征与运城盆地地质特征 |
| 2.1 鄂尔多斯周缘地堑系 |
| 2.2 山西地堑系 |
| 2.3 运城盆地 |
| 第三章 运城盆地北侧孤山隆升剥露历史与侵蚀速率研究 |
| 3.1 孤山岩体岩石学特征 |
| 3.2 孤山岩体侵位深度 |
| 3.3 孤山岩体低温热年代学研究 |
| 3.4 孤山岩体侵蚀速率研究 |
| 第四章 运城盆地晚新生代磁性地层学与沉积相分析 |
| 4.1 运城盆地SG-1 孔沉积序列和沉积相分析 |
| 4.2 运城盆地晚新生代磁性地层学 |
| 4.3 运城盆地SG-1 孔环境代用指标记录 |
| 第五章 运城盆地晚新生代沉积物源分析 |
| 5.1 碎屑锆石样品采集及测试方法 |
| 5.2 碎屑锆石U-Pb年代学结果 |
| 5.3 运城盆地晚新生代沉积物源分析讨论 |
| 第六章 运城盆地构造-沉积及北侧孤山隆升剥蚀过程讨论 |
| 6.1 孤山晚新生代地貌的形成 |
| 6.2 运城盆地北部晚新生代沉积环境演化 |
| 6.3 运城盆地晚新生代构造-沉积及北侧孤山隆升剥蚀过程讨论 |
| 结论 |
|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1.学术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计量分析法 |
| 3.用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 |
| (六)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农田水利建设的概念 |
| 2.洛阳地区建制沿革 |
| (七)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洛阳地区的基本自然条件 |
| (一)地形地质条件 |
| (二)水资源情况 |
| (三)气候条件 |
| (四)农业耕地资源 |
| 二、建国初洛阳农田水利建设面临的形势与突出问题 |
| (一)水利建设历史悠久但水利基础薄弱 |
| (二)农业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 |
| (三)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太少 |
| (四)落后、原始的水利基础需要发展现代化的农田水利 |
| 三、农田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 |
| (一)新水利领导机构的设立 |
| (二)坚持用规划来指导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广泛动员和领导群众参与农田水利建设 |
| 1.大力进行群众动员 |
| 2.大力运用民办公助的方式修建农田水利工程 |
| 3.依靠大量群众参与修建政府主导的重大水利工程施工 |
| (四)实行政府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工程管理方式 |
| (五)政府拨款和群众自筹相结合的筹资方式 |
| 四、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过程及措施 |
| (一)第一阶段:水利恢复与小规模建设的时期(1950-1954年) |
| 1.进行以渠道为重点的旧有农田水利设施整修 |
| 2.推行农田水利工程试点以积累技术、经验 |
| 3.新建了一批以小型为主的农田水利工程 |
| 4.大力进行河防护田工程建设 |
| (二)第二阶段:大规模建设的初步兴起时期(1955-1957年) |
| 1.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农田水利的初步兴起 |
| 2.井灌建设迅速推进 |
| 3.开始大规模治理水土流失 |
| 4.渠道建设迅速发展 |
| 5.开始大量建设小型水库 |
| (三)第三阶段:“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 |
| 1.全面兴修农田水利工程 |
| 2.开工建设一批大中型水库 |
| 3.提灌站建设迅速推开 |
| 4.水土流失治理迅速推进 |
| 5.井灌建设的重点转向机电井建设 |
| 6.建设一批大型自流灌区 |
| (四)第四阶段:工程效益和质量稳步提升的时期(1961-1965年) |
| 1.调整、巩固农田水利建设阵线 |
| 2.强调工程的勘测设计以及审批程序以确保质量 |
| 3.农田基本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
| 4.进行水库整修、续建以提升质量和效益 |
| 5.推进自流灌区配套和管理工作 |
| 6.水轮泵站和电灌站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
| (五)第五阶段:“文革”时期(1966-1976年) |
| 1.在曲折中建设 |
| 2.大力建设机电井、机电灌站 |
| 3.推进小型水库建设、进行水库除险行动 |
| 4.发展喷灌、滴灌工程 |
| 5.进行大规模的大寨田建设 |
| 6.大力推进河流治理 |
| (六)第六阶段:巩固和提升现有工程效益的时期(1977-1979年) |
| 1.着重强调恢复和加强水利管理以提升效益 |
| 2.压缩工程项目,对工程进行续建、配套 |
| 五、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 |
| (一)典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成效 |
| 1.自流灌区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农业灌溉面积 |
| 2.成功治理大范围的水土流失区域 |
| 3.建成了大量能蓄水防洪的水库 |
| 4.大量的农业井发挥了重要的水利保险作用 |
| 5.提灌站对农业特别是高山丘陵区的农业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二)农田水利建设对农业的积极影响 |
| 1.农业灌溉面积大幅增加,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 |
| 2.改良了大量农田的基本条件 |
| 3.有效减少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水利对农业保险性大大增加 |
| 六、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与不足 |
| (一)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经验 |
| 1.根据具体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建设 |
| 2.注重不同工程之间的结合以提升整体效益 |
| 3.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建设 |
| 4.注重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 |
| (二)农田水利建设的不足之处及原因分析 |
| 1.建设速度相对缓慢,农田水利化程度较低 |
| 2.大量工程实际效益与设计效益相差较大 |
| 3.一些建成后的工程缺乏管理 |
| 4.大中型水库的数量较少以及水库质量问题突出 |
| 5.一些时期出现水利摊子铺的过大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全域视角下黄河断流再审视与现状缺水识别（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黄河断流现象的重新认识 |
| 1.1 黄河断流现象回顾 |
| 1.2 断流前后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情势对比 |
| 1.3 断流前后黄河流域水生态状况对比 |
| 1.4 关于黄河断流的认识 |
| 2 基于系统可承受程度的缺水类型划分 |
| 3 黄河流域现状缺水状态识别 |
| 3.1 现状生活缺水识别 |
| 3.2 现状工业缺水识别 |
| 3.3 现状农业缺水识别 |
| 3.4 现状生态缺水识别 |
| 3.5 黄河流域现状缺水量分析 |
| 4 结 论 |
（5）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黄河断流问题及危害 |
| 2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的依据、目标及原则 |
| 2.1 统一调度的依据 |
| 2.1.1 可供水量分配依据 |
| 2.1.2 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依据 |
| 2.2 统一调度的目标 |
| 2.3 统一调度的原则 |
| (1) 统一分配、统一调度。 |
| (2) 总量控制。 |
| (3) 断面流量控制。 |
| (4) 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
| 3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的实施 |
| 3.1 调度范围逐渐全覆盖 |
| 3.2 调度工作精细严格 |
| 3.2.1 加强预测预报, 保障调度方案科学精细 |
| 3.2.2 加强协商沟通, 保障调度方案合理可行 |
| 3.2.3 加强监督管理, 保障调度方案严格执行 |
| 3.3 调度手段不断健全 |
| 3.3.1 行政手段 |
| 3.3.2 法律手段 |
| 3.3.3 工程手段 |
| 3.3.4 科技手段 |
| 3.3.5 经济手段 |
| 4 黄河枯水调度模型 |
| 4.1 基本原理 |
| 4.2 流量演进计算方程 |
| 5 黄河下游生态流量调度指标的确定 |
| 5.1 调度思路 |
| 5.2 生态流量控制断面的确定 |
| 5.3 河段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指标的确定 |
| 6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取得的成效 |
| 6.1 实现了黄河连续20 a不断流 |
| 6.2 保障了流域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
| 6.3 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
| (1) 黄河下游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
| (2) 助力乌梁素海生态综合治理。 |
| 7 展 望 |
| (1) 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 |
| (2) 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
| (3) 完善黄河水沙调控体系。 |
（6）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水系连通变异下长江荆南三口水资源态势及调控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研究意义 |
| 第2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2 研究内容 |
| 2.3 数据采集与来源 |
| 2.4 技术路线 |
| 2.5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3章 水系连通度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
| 3.1 水系连通度演变特征 |
| 3.2 水系连通变异分割点的识别 |
| 3.3 水系连通度变化的驱动因素 |
| 3.4 小结 |
| 第4章 水系连通变异下水资源态势 |
| 4.1 水系连通变异下水资源时序变化 |
| 4.2 水系连通变异下水资源空间变化 |
| 4.3 小结 |
| 第5章 水系连通变异下水文干旱特征及缺水响应 |
| 5.1 水系连通变异下水文干旱特征 |
| 5.2 水系连通变异下三口地区缺水响应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水系连通变异对水资源态势的影响机制 |
| 6.1 水系结构、水系连通度与水资源作用机理 |
| 6.2 水系连通变异对水资源量的影响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水资源安全的方案模拟与选优 |
| 7.1 建立水资源安全调控方案系统动力学模型 |
| 7.2 水资源安全调控方案仿真模拟 |
| 7.3 水资源安全调控方案选优 |
| 7.4 实施基于水资源安全的综合发展模式具体措施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主要创新之处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历史时期山西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 |
| 五、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汾河流域的自然、社会条件与早期水稻种植 |
| 第一节 汾河流域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汾河流域社会条件 |
| 第三节 宋元以前汾河流域的水稻种植 |
| 第二章 宋元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 |
| 第一节 北宋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发展 |
| 第二节 金元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低谷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概况 |
| 第二节 明代前中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发展 |
| 第三节 明代后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衰退 |
| 第四节 清康乾时期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高峰 |
| 第五节 清康乾之后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衰退 |
| 第四章 影响汾河流域水稻种植的因素 |
| 第一节 气候因素 |
| 第二节 自然灾害 |
| 第三节 政府政策及地方官员的推广 |
| 第四节 水利开发与管理 |
| 第五章 汾河流域植稻的作用与影响 |
|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9）冲积河流水系连通性机理与预测评价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水系连通性及其重要性 |
| 1.1.2 水系连通性问题 |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2.1 连通性的内涵方面 |
| 1.2.2 连通性的机理方面 |
| 1.2.3 连通性的评价方面 |
| 1.2.4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水系连通性的内涵与分析模式 |
| 2.1 连通性的内涵 |
| 2.1.1 边界的流畅性和稳定性 |
| 2.1.2 水流的连续性和流动性 |
| 2.1.3 泥沙的输移性与交换性 |
| 2.1.4 生物的生长繁衍与多样性 |
| 2.2 连通性的类型 |
| 2.2.1 河道连通 |
| 2.2.2 河流系统连通 |
| 2.2.3 区域间水系连通 |
| 2.3 连通性概化分析模式 |
| 2.3.1 河道纵向连通模式 |
| 2.3.2 分(汇)连通模式 |
| 2.3.3 滩槽连通模式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水系连通机理及其影响因素 |
| 3.1 河道纵向连通机理 |
| 3.1.1 低含沙河流纵向连通性 |
| 3.1.2 一般河流纵向连通性 |
| 3.2 滩槽连通性机理 |
| 3.2.1 滩槽水流交换 |
| 3.2.2 悬浮物输移与交换 |
| 3.3 分(汇)流及河湖连通机理 |
| 3.3.1 分流河段 |
| 3.3.2 汇流河段 |
| 3.3.3 河湖连通 |
| 3.4 连通通道岸滩崩退演变 |
| 3.4.1 连通通道岸滩崩退模式 |
| 3.4.2 连通通道岸滩崩退速率 |
| 3.4.3 典型河流岸滩崩退速率的检验 |
| 3.5 水系连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
| 3.5.1 降水变化 |
| 3.5.2 河道整治与护岸工程 |
| 3.5.3 水库枢纽建设 |
| 3.5.4 引水分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水系连通性的指标体系 |
| 4.1 边界连通指标 |
| 4.1.1 连通通道 |
| 4.1.2 分(汇)河段与湖库 |
| 4.2 水流连通指标 |
| 4.2.1 连通通道 |
| 4.2.2 分(汇)流及河湖连通 |
| 4.3 泥沙连通指标 |
| 4.3.1 连通通道 |
| 4.3.2 分(汇)河段与河湖连通 |
| 4.4 水系连通性指标体系 |
| 4.4.1 基于连通内涵的指标体系 |
| 4.4.2 基于连通功能的指标体系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水系连通性的预测评价模型 |
| 5.1 连通指标的预测计算 |
| 5.1.1 边界指标 |
| 5.1.2 水流指标 |
| 5.1.3 泥沙指标 |
| 5.2 通道与湖泊连通性评价方法 |
| 5.2.1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
| 5.2.2 连通通道的连通性评价 |
| 5.2.3 湖库的连通性评价 |
| 5.3 水系连通性评价方法 |
| 5.3.1 图论的基本原理 |
| 5.3.2 水系连通性的评价流程 |
| 5.3.3 水系连通性的综合评价方法 |
| 5.4 水系连通性的预测评价模型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典型河流连通性对水沙变异的响应 |
| 6.1 研究区域及连通性状况 |
| 6.1.1 研究区域 |
| 6.1.2 黄河下游河道连通状况 |
| 6.1.3 长江中下游连通状况 |
| 6.2 典型河流水沙态势 |
| 6.2.1 黄河下游河道 |
| 6.2.2 荆江干流河道 |
| 6.2.3 洞庭湖 |
| 6.3 黄河下游连通性与水沙变异的响应 |
| 6.3.1 边界连通性 |
| 6.3.2 水流连通性 |
| 6.3.3 泥沙连通性 |
| 6.4 荆江河道连通性与水沙变异的响应 |
| 6.4.1 边界连通性 |
| 6.4.2 水流连通性 |
| 6.4.3 泥沙连通性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典型河流连通性评价 |
| 7.1 计算评价条件 |
| 7.1.1 数据类型与来源 |
| 7.1.2 计算条件 |
| 7.2 黄河下游河道连通性评价 |
| 7.2.1 黄河下游河道的连通指标 |
| 7.2.2 黄河下游的连通性评价与建议 |
| 7.3 荆江河道连通性的评价 |
| 7.3.1 荆江河道的连通指标 |
| 7.3.2 荆江河道连通性的评价 |
| 7.4 荆江与洞庭湖连通通道的评价 |
| 7.4.1 荆江三口连通通道 |
| 7.4.2 洞庭湖汇入荆江的连通通道 |
| 7.5 江湖连通关系与洞庭湖连通性评价 |
| 7.5.1 江湖连通关系变化 |
| 7.5.2 洞庭湖连通性评价 |
| 7.6 荆江水系连通性的综合评价 |
| 7.6.1 荆江水系图论模型 |
| 7.6.2 基于内涵的水系连通性评价 |
| 7.6.3 荆江水系连通性综合评价与建议 |
| 7.7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出发点及研究意义 |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三、相关前期研究成果评书 |
| 四、史料依据 |
| 五、篇章内容简介 |
| 六、本文所用字体及拉丁字母转写说明 |
| 第一章 罗布淖尔所受水(上) |
| 第一节 新疆、西藏界 |
| 第二节 喀什噶尔河流域 |
| 第三节 乌兰乌苏河流域 |
| 第二章 雅雅尔河流域 |
| 第一节 雅雅尔河 |
| 第二节 葱岭北河 |
| 第三节 葱岭南河 |
| 第三章 叶尔羌河流域 |
| 第一节 叶尔羌河 |
| 第二节 泽普勒善河 |
| 第三节 听杂阿布河 |
| 第四章 和田河流域 |
| 第一节 和田河 |
| 第二节 哈喇哈什河 |
| 第三节 玉陇哈什河 |
| 第四节 于阗河 |
| 第五章 罗布淖尔所受水(下) |
| 第一节 阿克苏河流域 |
| 第二节 克勒底雅河 |
| 第三节 额尔勾河 |
| 第六章 塔里木河流域(一) |
| 第一节 沙雅尔城南 |
| 第二节 罗布淖尔以南诸河流 |
| 第七章 塔里木河流域(二) |
| 第一节 塔里木河 |
| 第二节 渭干河 |
| 第八章 海都河流域 |
| 第一节 库尔勒庄南 |
| 第二节 海都河 |
| 第三节 注罗淖尔水域 |
| 附录(一): “我的麻札”还是“神圣的麻札”?—论以-m、-ata (m)结尾的新疆麻札、佛教圣地名称 |
| 附录(二): 乌鲁木齐((?)r(?)mqi) 一名语义、语源考 |
| 附录(三): “喀喇沙尔”(Qarashahr) 一名语义考 |
| 参考文献 |
四、黄河连续四年实现不断流（论文参考文献）
- [1]运城盆地及北侧孤山晚新生代构造-沉积与隆升-剥蚀过程研究[D]. 闫纪元. 中国地质科学院,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洛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研究（1950-1979）[D]. 何璟涛.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全域视角下黄河断流再审视与现状缺水识别[J]. 赵勇,何凡,何国华,李海红,王丽珍,常奂宇,朱永楠. 人民黄河, 2020(04)
- [5]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回顾与展望[J]. 乔西现. 人民黄河, 2019(09)
- [6]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水系连通变异下长江荆南三口水资源态势及调控方案[D]. 代稳.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8]历史时期山西汾河流域水稻种植变迁研究[D]. 王威.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9]冲积河流水系连通性机理与预测评价模型[D]. 陈吟.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9(08)
- [10]〈西域水道记〉天山南路回语地名考注与研究[D]. 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热西提. 南京大学, 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