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罐头五朝史》新评

一、《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新说（论文文献综述）

陈大康^[1]（2020）在《《金瓶梅》成书之争与模糊判断》文中研究指明《金瓶梅》属改编还是独创,学界长时间的争论以不了了之而告终。改编与独创都是模糊概念,《三国志演义》含有许多独创内容,《红楼梦》中也有不少改编成分。模糊概念覆盖的判断对象,都处于两个端点之间的序列,不可作非此即彼的判断。通俗小说经历了由改编迈向独创的历程,《金瓶梅》恰位于它的中间地带,这是争论激烈却无结果的重要原因。文学研究中有大量模糊概念,辨析概念属性,明确排中律使用范围,可以避免许多无谓争论。

韩蓉^[2]（2020）在《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清末民初的新着小说图像是小说图像源远流长发展进程中别开生面、自成系统的旁支。这一部分小说图像承载着广阔的现实内容,较大程度地再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众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小说图像发展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审视,试图揭示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总体面貌。因此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从纵横两个维度切入,纵向以（附图）新着小说的题材类型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和小说图像发展情况,将其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横向以小说图像不同绘制对象的发展情况为线索,具体论述人物图、情节图、副图等的新变。第二章主要探讨清末民初小说图像的叙事功能。从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小说图像的样式（图像和文字的关系、图像和图像的关系）到图像的本身（小说图像主体部分对文本内容的还原情况、新着小说图像独特的具象模式）这两个维度切入,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作一番梳理。第三章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的刊刻场所作一番追踪,采用点面结合的思路,既对这一时期刊刻（附图）新着小说的书局的总格局作一番总结,又对小说图像的生产和传播起到重要推介作用的书局进行分析,将涉及上海改良小说社、上海书局和文明书局三个重要书局。第四章主要从印刷技术和画师群体两个角度来论述其对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产生的助力,一方面分析这一时期石印、铅印、铜印等印刷技术的发展所引领的图像发展;另一方面阐述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绘制者的群体特点和画家绘画技术的多维发展。第五章通过个案细读的方式,从解读小说图像内容的角度还原清末民初的社会新貌,主要从“外国人”与异域建筑（描绘异域想象的图像）、从“飞机”到“潜艇”（充满科学幻想元素的图像）、“女学生”与新式学堂（反映教育情状的图像）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民初新着小说图像所呈现的历史新貌。

许瑾^[3]（2020）在《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古代图书出版系统中,书坊刻印的书籍范围最广,数量最多。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雕版印刷技术,激励了刻印技术的创新,并且促进了图书形式艺术的丰富,推动了图书出版的社会化。善成堂书坊是清代大型连锁刻书坊,分布于南北多个省市,由江西金溪籍傅氏创办,从清初顺治时期一直持续经营到建国前夕。顺治年间,善成堂已有售书活动。康熙年间,傅氏在浒湾、南昌设立书坊。乾隆年间,傅金铎在重庆创办总号。在此之后,傅氏后人陆续在北京,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设立分号。在清代连锁书坊中,善成堂规模较大,刻书较多,具有代表性。善成堂书坊刻书涉及地域广,时间长,四部兼备。从地域分析,川渝、北京地区所存刻本最多。从四部分类分析,子部最多,共986种,占50%;经部其次,共475种,占24%;集部再次,共360种,占18%;史部最少,共148种,占8%。经部以四书类最多,小学类和春秋类次之;史部以编年类最多,史钞类、地理类、传记类次之;子部以医家类最多,术数类和道家类次之;集部以总集类最多,小说类和别集类次之。一般而言,官刻本注重儒家经典,家刻本注重诗文,坊刻本不仅均有涉猎,而且还可对两者进行很好的补充,是清代刻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善成堂书坊刻书特点突出,所刻书籍在清代坊刻本中质量较佳,风格质实无华。在形式上,设计简明,承前启后。善成堂书坊牌记设计简洁大方,清晰明了,没有多余的图案和插画,均为阳刻。并且,善成堂书坊体现了清代书坊在形式上承前启后的一面,如:具有更加完善的牌记形态,单、双面牌记并存;具有更趋多样的书名形式,编着分类明确;具有更加明晰的出版者信息,刻、印、售分工。在内容上,雅俗共赏,重视实用。善成堂书坊所刻书籍的内容不仅重视经史诗文等教育资源的普及与传播,而且重视医学,道教、术数等资源,还重视小说、戏曲等娱乐资源。这充分体现了善成堂书坊刻书面面俱到,重视民众需求的特点。善成堂书坊刻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对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两个方面。善成堂书坊灵活地运用印刷技术将文化普及大众,为普通民众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提供便利。其保存了许多古籍的仅存之本,促进了古籍的保存与流传。其所存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尤其是六百多种医家文献,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成文艳^[4]（2017）在《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独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重要的还有其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而且还能够折射出这个国家或民族民众丰富的精神世界,小说尤其如此。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为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王西里到阿理克再到年轻一代汉学家,他们秉承俄罗斯汉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解读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在推动中俄两国从起初的文化隔膜逐步到现在的交流互动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特色,探索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和规律。论文以明清以前小说俄译本及其俄文论着为基础文献,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学术史、译介学、文化翻译学、传播接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大量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做系统梳理和客观述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和参考文献五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针对选题的缘起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等相关问题做介绍和论证。正文前四章依次分析了古代神话、汉魏六朝小说、唐志怪传奇、宋元话本笔记在俄罗斯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这样分章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轨迹和体裁演变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特点。前四章各章主要沿“译介”和“研究”两条线铺展,“译介”部分按照译本形式和出版时间对相应体裁作品的译者、译本、翻译背景、读者接受等有关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做详细的说明和细致的分析,力求梳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俄译史。“研究”部分先从纵向上介绍不同时期汉学家对相应体裁小说的研究情况,探寻俄罗斯对该体裁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然后重点对汉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做专题介绍,并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横向对比,凸显俄罗斯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古代神话到宋人笔记,俄罗斯汉学家总能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神话观”的提出、李福清作为民间文学和小说缘起的神话研究、郭黎贞“神话小说”概念的阐释、波兹德涅耶娃等汉学家“东方文艺复兴”下唐传奇的论争、索科洛娃《莺莺传》文本真实性的推论、热洛霍夫采夫“市民小说”的解读、李福清“民间书”的研究、巴甫洛夫斯卡娅“中国民间历史长篇”的考辨、蔼力谟宋人笔记中中国传统狐仙文化的揭示等等无不彰显俄罗斯汉学家们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论文最后一章以唐传奇《莺莺传》的四个俄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译介学提出的“译者的职责”和“对读者的信任”两原则为评价标准,结合文化翻译学中的空缺理论对《莺莺传》中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干支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称谓、社会礼俗、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做比较分析,探讨不同译者对这些文化因素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观察译者在处理以上各类文化空缺现象时对原文文化信息的保留、补偿、失落、扭曲等情况,依此评判各译本的优劣得失。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休茨基的译文过于粗糙,错译漏译现象较多。其余三个译本则各有千秋:波兹德涅耶娃的译本语言简洁凝练,较为贴近原文文言文的风格,但有时因翻译过于模糊和笼统导致原文文化信息传递方面略显欠缺;费什曼的译本以“译述”和“达旨”为主要目的,往往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传递有所保留;索嘉威的译本常常能够把陌生的文化意象巧妙地转换成熟知的文化意象而同时又完整保留了原文蕴藏的深层文化信息。相比之下,索嘉威的译文在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和文化信息的传递方面略胜一筹。通过译本分析,我们总结出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应该遵循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同时应根据具体语言环境和上下文选择与之适应的翻译方法,并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的问题。在正文五章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与欧美其它国家做横向比较,揭示出俄罗斯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研究方面的特色与不足。文后两个附录是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编目的形式展列出俄罗斯对明清以前小说翻译和研究的全部成果,也是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直观呈现,可作为今后相关研究的书目索引。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不仅使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作为他山之石,也能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程国赋^[5]（2016）在《论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文中提出在小说出版业相当发达的明清时期,小说创作、流传呈现明显的广告色彩,这在小说书名上得以充分体现。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分析小说作家的广告手段,以"奇"、"异"、"怪"、"艳"、"才子"、"才子书"等词语为小说命名,在小说书名中增加序号,借助名家进行宣传,或在书名中增加修饰语等等,并通过考察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探寻商品经济发展给小说创作、流传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考察明清小说发生、发展的真实历程及其演变规律。

黎泽潮,温娟^[6]（2014）在《明清图书出版特征及促销艺术》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的全盛时期。刻书业向民间开放是其时代特征。然当时民间刻书尤以书商刻书为甚。书坊主射利至上,以图书促销为其唯一旨趣。图书促销手段层出不穷,常见的有巧立书名、借用序跋、利用插画、化用评点、美化装帧等。

王军明^[7]（2014）在《清代小说序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代小说序跋始于汉,终于清。清代小说序跋既是古代小说序跋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古代小说序跋的高潮,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诸多特点。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以清代小说序跋产生的环境为对象,论述清代小说序跋产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政治环境宽松与和缓的交替,既给了小说以一定的发展与传播空间,同时又时时警惕小说在色情和暴力的道路上滑行太远。文化的多元既给了小说家言情的免责权,同时也给了序跋者以理来评判和规范小说创作的责权。第二章从小说序跋与小说传播关系入手,首先论述了通俗小说传播的路径,序跋者对于刊本价格的关注清楚地说明了通俗小说的消费已成为中上层文人的专利,经济压力使得一般读者只能通过租赁或借阅的方式来完成对通俗小说的阅读；同时,通俗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也对文化精英阶层产生吸引力,叙事的多元化留住了不同的审美体验者。通俗小说序跋关注创作真实和创作手法的“似而不似”、“似谲而正,似则而淫”,体现出鲜明的文人趣味。其次论述了文言小说集的传播与小说序跋的关系。张潮在序言中强调了选材的幽奇和感愤的抒发。郑澍若的序言则首重道统,而黄承增在强调传奇小说题材的“奇”、“真”、‘雅”、“工”的内在审美元素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小说开拓心胸,涤烦祛倦的社会功用。最后,清人小说序跋表现出来较强的宣传意味,借助对小说具体内容的概要性交代、创作主旨的揭橥、创作过程与动机的揭秘、版本源流的勾勒、创作理念的探求以及接受效果的宣扬,进而达到吸引受众,并刺激购买的目的。但也有部分清代小说序跋表现出来的广告意识较弱,具体表现在：部分序跋和小说自身的宣传没有关联；封面或回前的识语在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营销造势：序跋明确传达着对小说文本的负面评价；部分小说没有序跋。第三章主要考评小说序跋者与作者的关系。文言小说序跋中多次提及其采风俗,资谈尘,拓胸襟,开无限文心的艺术功用,因而文言小说得到文人的广泛接受,达官贵宦参与到文言小说的创作和小说序跋的写作之中,不仅在序跋中有对作者或序跋者身份的介绍,更喋喋不休地述说二人的交往史以及高情厚谊,二者关系大体清楚；而清代通俗小说虽然也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虽然在社会接受土也荻得了较高的认可.但由于作者多为社会中下层文人,且经济状况堪忧,社会交往面不够宽广,所以序跋者多为作家本人。即使由其他人作序,也多为佚名,有笔名的大多也付之阙如。通俗小说中的自序占到了全部序跋的一半比重。作为自序,作者对于自己的创作过程、创作动机自可言之凿凿,取信于读者,而为其他类型的序跋者所无法取代。其他人包括小说作者的师友、朋友,或为校刊者、书坊主。序跋者如果是作者的师友故旧,则多从接受效果来为作者站台呼吁。序跋者如果是小说的校刊者,则多从版本的角度对作品予以介绍或介绍序跋者的小说观。也有的通俗小说的序跋者只是一个读者,和作者毫无关联,则会介绍自己和小说的因缘。文言小说作者和序跋者的关系较通俗小说为单纯,序跋基本上就只是自序和亲朋故旧的序跋两种,像赵起杲这样的序跋者在文言小说中并不多见。第四章则从小说序跋入手来透视小说读者的身份。透过对通俗小说序跋者身份的梳理,雄辩地论证了清代通俗小说的读者对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涵盖。文言小说的读者相对较窄,似仅限于文人这一社会阶层,因为文言小说大多故事性不强,且叙事简清洗练,语言古奥,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功底和相当的文学素养,则近乎嚼蜡。即使有些故事性,像《儒林外史》,又由于小说题材和下层读者生活的陌生感,而不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清代读者的不良阅读趣味得到满足,清代小说存在着严重的淫亵问题,类似的叙事要素的添加有迎合读者不良审美趣味的嫌疑,从社会担当的角度来考察,小说作者和书坊主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清代小说序跋者多能从正面对读者加以引导,而不完全为了市场的占有度,为了商业的利润。清代小说序跋文人化倾向日益明显,表现出对婉曲叙事风格的偏爱,强调意在言外,追求弦外之音、微言大义,反对径情直叙,一览无余。在叙事上强调人奇、事奇、手法奇。文学精神上表现为对道统的坚守第五章则重在讲述清代小说序跋中涉及到的小说理论。清人的小说序跋中提及“奇”的有四十多篇,可见“奇”作为清代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所言非虚,如果说明代及清初的小说在追求着事奇,人奇的话,到了清代中后期,“奇而不奇’的理论被推出,使得清代小说理论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虚实之争虽是明代的老话题,但不同于明代对虚构的赞许,清代更偏向于选材真实、言皆有据,虽然赞成虚构的在整个清代也有一定的市场。

毛杰^[8]（2014）在《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说绣像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有机构成,不论是书志中所记录“古小说”口头流传的说唱伎艺或是所常见之抄、刻本小说,都曾将图像体系引入其中。单就通俗小说而言,至迟在唐五代讲唱伎艺里便有变文一脉流传,而传抄、刊刻本小说中最早出现绣像的情况不晚于元代,至天启、康熙间兴盛一时,清代中期以后,木刻绣像已显颓势。光绪以降,随着社会对小说、绣像的重视及铅石印刷术的发展,小说绣像再次复兴,单就数量和质量来看,较清代中期而言都有长足发展。在整个绣像发展过程中,以通俗化为主流,一些文人的要素于万历间逐渐加入,并在明末及清代前期形成了极具文人画风格的诸种体式,晚清之后通俗化、文人化二种发展趋势渐近合流,呈现出其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这是小说绣像发展的一个总趋势。小说绣像之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另一方面则对小说文体本身产生了较为重要的构成作用,它对小说观念、小说文体、小说叙事、小说批评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就出版家的“自诉”来看,小说绣像之加像目标主要有“诗中有画”“左图右史”“案头珍赏”“以劝以戒”四种,而绣像之地位常常与评点齐平,若以一种“大文体”“大文本”的观念观之,绣像与评点恰是小说一体之两翼,本身就参与小说文本之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绣像的主要作用不外乎两端：一为叙事,二为批评。二者相因相用,构成了小说绣像的主要表意方式,因而解读其叙事、批评机制是极其有必要的。

杨洁^[9]（2013）在《清《李存孝全传鼓词》研究》文中指出李存孝是残唐五代的一名勇将,在历来的史籍中对他的战功是一分为二来看待的,在杂剧、小说这里,却对他大肆渲染,烘托唐末这个英雄形象,将他写成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把他的战绩发扬光大,同时还可以对说唱文学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对李存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杂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方面,而本文则通过将搜集到的孤本《李存孝全传鼓词》作为研究对象,对正史、杂剧中的李存孝作比较,并同时将《残唐五代传》小说与其作对比,追寻鼓词的来源及改编情况。本论文分为四部分：引言是从历来对李存孝记叙的简单摘录,从中选取它们与《李存孝全传鼓词》的关系,来印证本文写作目的。第一章是对《李存孝全传鼓词》版本的概括。从版本行款、体例和收藏者等方面作了整理,认为此鼓词是与其他鼓词有不同之处的,如无回目、有评语、诗赞有残缺等表象,同时也为下文的主体部分奠定一定基础。第二章是正史与地方志中的李存孝比较、元杂剧和传说中的李存孝作对比,同时也将鼓词与其对比,看其继承与吸收的特征。本章主要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中寻找李存孝的真实事迹,从康熙《灵丘县志》中寻求描写李存孝的痕迹,我们认为正史与地方志对李存孝的定位是不同的,一雅一俗的对照,正是李存孝英雄形象在民间传播的影响力所在。元杂剧与民间传说对李存孝的形象叙述是有一定相似性的,二者都是在正史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了大肆渲染,用大众化的角度来表现出对英雄的赞美。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以《残唐五代传》小说为比照对象,从回目、诗曰、诗赞内容、李卓吾评语、故事梗概作详细比较,认为《李存孝全传鼓词》应是改编自《残唐五代传》小说。并且还从《金统残唐记》词话稍展开,简单乍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对改编本《李存孝全传鼓词》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主要从缩微、增扩、保留等方面进行总结,这里主要采取举例子的方法,通过对文本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存孝全传鼓词》在改编的过程中也是加入了说唱艺人的思想在内,将鼓词与小说的继承性连接在‘起。结语部分得出结论,《李存孝全传鼓词》是改编自明代《残唐五代传》,在保持其小说部分特征之外,还有鼓词本身的一些特征（缩微、增扩）,同时也印证了清代鼓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小说。

郑铁生^[10]（2012）在《《罗贯中全集》的版本考证与体系特色》文中认为罗贯中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小说家,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鼻祖,他所开创的"讲史"与"小说"虚实相生的创作模式,整整影响了明清两代。特别是他的名着《三国演义》凝聚着历史的经验、军事的谋略、人生的智慧,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罗贯中一生着作颇丰,专家学者早就呼吁出版《罗贯中全集》,然而这项开拓性的工

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新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新说（论文提纲范文）

（1）《金瓶梅》成书之争与模糊判断（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论文提纲范文）

（5）论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图书出版特征及促销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小说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李存孝全传鼓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新说（论文参考文献）

• [1]《金瓶梅》成书之争与模糊判断[J]. 陈大康. 文学遗产, 2020(04)
• [2]清末民初（1894-1919年）新着单行本小说图像研究[D]. 韩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3]善成堂书坊刻书研究[D]. 许瑾.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D]. 成文艳. 南开大学, 2017(05)
• [5]论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J]. 程国赋.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10)
• [6]明清图书出版特征及促销艺术[J]. 黎泽潮,温娟. 中国出版, 2014(22)
• [7]清代小说序跋研究[D]. 王军明. 山东大学, 2014(11)
• [8]中国古代小说绣像研究[D]. 毛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
• [9]清《李存孝全传鼓词》研究[D]. 杨洁. 山西大学, 2013(02)
• [10]《罗贯中全集》的版本考证与体系特色[J]. 郑铁生.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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