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论文文献综述）
贾保营[1]（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罗慧[2]（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周冲[3]（2021）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就一直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先后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历经20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先行者,依然未能迈进发达国家行列。在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进步的问题特别具有典型性和规律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深入了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索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考察生产要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立足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以时间为主线,较全面地、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后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个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从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出现的激进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温和左翼政府执政国家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转变,形成了钟摆式运动。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且都取得了显着的阶段性成就。随着每种发展模式的长期推行,在某些方面甚至形成了某种极端,导致两种模式的转换往往是“断裂的”,即后一种模式往往是对前一种模式的否定和政策的大转向。在每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总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当危机来临却实行180度大转弯,发展模式的快速转变往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经济的“钟摆式”发展导致经济增长并不连续,加剧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得拉美国家依然无法摆脱依附性地位。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上,各国政府的做法往往极端化。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信奉比较优势理论,主张实行自由贸易,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角色即可。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又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实行计划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的市场化,但快速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引发一些国家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伤害了民众的利益。步入新千年后,拉丁美洲新上台的一些左翼政权,又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改变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完全由市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也表明不能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这说明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拉美经济发展的钟摆现象造就了拉美经济的脆弱性,“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为拉丁美洲鲜明的标签。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丰裕的地区,拥有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矿产、能源资源以及各类农、林、畜、渔产品。然而具有丰富资源的拉丁美洲,外向的经济发展并未给拉丁美洲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些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拉美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某种或少数几种自然资源出口,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出现了明显的“资源诅咒”效应。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工业增长的乏力、收入分配的明显差距、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殖民历史的传统和不利的制度条件都导致拉美迈过“贫困陷阱”后,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究其根源,是拉丁美洲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制度遗产,在独立后的两百年间其政治、经济制度虽几经转变,但依然未改变“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宇杰[5]（2020）在《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饥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甚至导致王朝的兴替和政权的更迭。探究饥荒的原因和如何避免饥荒悲剧重演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饥荒的发生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样的天灾和人祸导致了饥荒?我们如何才能最终告别饥荒?本文将通过对农业生产与分配、饥荒概念的辨析、饥荒类型的划分、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告别饥荒的对策等内容的研究来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饥荒的土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理论探究和史料分析,本文首先对马尔萨斯、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对我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饥荒类型的划分提供逻辑的起点和分析的起点。其次,依据农业生产与分配、两极世界理论把饥荒划分为传统农业时期的饥荒、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以及现代农业时期的饥荒,并从实证或案例的角度对上述三个类型的饥荒分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再者,对现代社会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概括,提出应急和形成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拨开附加在饥荒概念上的重重迷雾,影响饥荒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或地区以及个人粮食的极度短缺,至于饥饿乃至死亡,则是粮食极度短缺的影响和严重后果。（2）饥荒实质是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危机,这种危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粮食供应的短缺以及微观上个人或家庭的粮食极度短缺。（3）对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等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分配不公带来的极端贫困使下层人民很容易陷入饥荒;战争或武装冲突严重破坏农业的生产与分配,制造难民,使民众陷入缺粮的境地。（4）二战后,自然灾害、极端贫困、战争或武装冲突等因素对饥荒的影响或者在下降或者在削弱,随着科技的进步,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超过人口的增长,今后更多要考虑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应对饥荒既要考虑早期预警、平抑粮价、赈济灾民等应急措施,也要考虑形成确保粮食安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惩治饥荒制造者等长效机制,使人类彻底告别饥荒。
吴昊[6]（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袁亚丽[7]（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提出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赵娜娜[8]（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赵悦[9]（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胡万庆[10]（201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核心指导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新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新诞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同时,这一思想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及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铺垫。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起点,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丰富和完善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批判和澄清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五种经济成分的概括,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的历史前提,总体上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对于这五种经济成分在性质和发展方式上的认识,进而系统地揭示了五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化趋势,并根据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变化规律,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总体上评价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本论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本章主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首先,从实践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的维度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建构的过程,即其产生、发展及在全国确立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国营经济的思想。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建立、恢复、发展和巩固国营经济的思想。重点阐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指引下,国营经济如何掌握了大的企业,掌控了社会经济的命脉,进而在国民经济的五种主要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指导思想。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本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领导人通过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个体经济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如何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如何适当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进而通过合作社经济引领个体经济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本章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两面性的深刻认识。重点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引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第五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本章阐述了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为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构想,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不同认识,指出中共领导人这些认识的分歧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属于合作过程中认识的差异,最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第六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本章重点挖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同时,阐述了这一思想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的启示作用。
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昔阳县自然社会状况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 |
| (一)多山少土 |
| (二)交通闭塞 |
| (三)灾害多发 |
| 第二节 社会制度与生活水平 |
| 小结 |
| 第二章 贫穷的本质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减贫实践及其失败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解构与重构 |
| (一)土地改革与道路选择 |
|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与“技术革命” |
| (三)技术赋能 |
| 小结 |
| 第三章 土地革命:穷富拉平 |
| 第一节 昔阳旧貌 |
| (一)人口与土地 |
| (二)农民生活 |
| (三)生态环境 |
| (四)农民与农业 |
| 第二节 土改过程 |
| 第三节 土改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革命:提高产量 |
| 第一节 组织起来与学习技术 |
| 第二节 技术革新的路径 |
| (一)培育良种 |
| (二)合理种植 |
| (三)改良土质 |
| (四)工具改革 |
| 第三节 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张力 |
| 小结 |
| 第五章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 第一节 “秃岭”遇“山洪” |
| 第二节 水利建设 |
| (一)改造“三跑田”与闸沟垫滩 |
| (二)修建水库 |
| (三)治河与打井 |
| (四)机电灌溉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与粮食增产 |
| 第四节 治水与“育人” |
|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一节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
| 第二节 农业机械化的实践 |
| (一)土壤改良 |
| (二)良种培育 |
| (三)密植与管理 |
| (四)水利灌溉 |
| (五)道路与运输 |
| 第三节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社会 |
| 小结 |
| 第七章 减贫的微观史研究——井沟村 |
| 第一节 井沟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默汉”的消逝 |
| 第三节 “井沟学大寨,大寨帮井沟” |
| 第四节 机械灌溉 |
| 第五节 减贫的效果 |
| 小结 |
| 第八章 昔阳县减贫的成就及历史地位 |
| 一、集体化时期昔阳县取得的历史成就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昔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 5.8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 |
| 1.2.2 关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 |
| 1.2.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
| 1.2.4 关于“拉美化” |
| 1.2.5 关于拉美“贫困化” |
| 1.2.6 简评 |
| 1.3 研究结构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经济发展的内涵 |
| 2.2 经济发展原因的一般解释 |
| 2.2.1 经济发展分工论 |
| 2.2.2 经济发展要素论 |
| 2.2.3 经济发展制度论 |
| 2.2.4 经济发展关系论 |
| 2.3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
| 2.3.1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 |
| 2.3.2 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
| 2.4 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 |
| 2.5 拉美经济发展模式概念的界定 |
| 第3章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 |
| 3.1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
| 3.2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
| 3.3 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下的经济表现 |
| 3.3.1 出口经济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 3.3.2 工业化初步发展 |
| 3.3.3 城市化发展加速 |
| 3.3.4 收入分配不均衡 |
| 3.4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没落 |
| 3.5 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评价 |
| 第4章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
| 4.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
| 4.1.1 凯恩斯理论 |
| 4.1.2 二战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 |
| 4.1.3 拉美结构主义 |
| 4.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及调整 |
| 4.2.1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形成 |
| 4.2.2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调整阶段 |
| 4.3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4.3.1 经济增长 |
| 4.3.2 现代工业发展 |
| 4.3.3 城市化的迅速扩张 |
| 4.4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评价 |
| 4.4.1 国内市场保护过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
| 4.4.2 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
| 4.4.3 对外资依赖性日益增强 |
| 4.4.4 不重视农业发展,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 |
| 4.4.5 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寻租活动盛行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
| 5.1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 5.2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
| 5.2.1 贸易自由化改革 |
| 5.2.2 金融自由化改革 |
| 5.2.3 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 |
| 5.2.4 税制改革 |
| 5.2.5 劳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
| 5.3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绩效 |
| 5.3.1 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仍处于经济恢复阶段 |
| 5.3.2 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 |
| 5.4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
| 5.4.1 贸易开放度加深,但贸易失衡严重 |
| 5.4.2 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 |
| 5.4.3 收入分配不均,人均收入差距加大 |
| 第6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发展趋势及特点 |
| 6.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现状 |
| 6.1.1 “激进左派”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1.2 “温和左派”政府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
| 6.1.3 “右翼”政府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 |
| 6.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趋势 |
| 6.2.1 “激进左派”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
| 6.2.2 “温和左派”政府和“右翼”政府政策逐渐融合 |
| 6.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特点 |
| 6.3.1 发展模式的转换呈“断裂式”、“钟摆式”变化 |
| 6.3.2 拉美经济依然“脆弱” |
| 6.3.3 拉美国家的依附地位依然未改变 |
| 6.3.4 拉美发展模式的演变追求“理论先行”、“整体推进”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制度变迁角度下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原因分析 |
| 7.1 制度变迁理论 |
| 7.2 拉美国家选择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2.1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2.2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 拉美国家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3.1 制度调整的外部原因 |
| 7.3.2 制度调整的内部原因 |
| 7.4 拉美国家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 |
| 7.4.1 债务危机爆发迫使拉美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模式 |
| 7.4.2 债务危机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政策调整 |
| 7.4.3 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社会影响 |
| 8.1 “中等收入陷阱”始终无法跨越 |
| 8.1.1 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
| 8.1.2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
| 8.2 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化程度高 |
| 8.2.1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高 |
| 8.2.2 贫困化程度高 |
| 8.3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
| 8.3.2 实证结果分析 |
| 8.3.3 主要结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经验 |
| 9.1.1 坚持不懈进行减贫工作 |
| 9.1.2 养老金制度改革 |
| 9.2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教训 |
| 9.2.1 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及边缘化现象严重 |
| 9.2.2 不重视农业及农民利益 |
| 9.3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
| 9.3.1 理论创新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 9.3.2 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政治条件 |
| 9.3.3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经济协调发展 |
| 9.3.4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9.4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评论 |
| 第一节 古典主义的饥荒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学者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饥荒的概念及类型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定义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与分配 |
| 第三节 饥荒类型的划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的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中国饥荒 |
| 第一节 历代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应急的救荒政策 |
| 第三节 治本的救荒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日本饥荒 |
| 第一节 日本农民沉重的租税负担 |
| 第二节 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成长与贫困问题的加深 |
| 第三节 自然灾害与三大饥荒 |
| 第四节 德川幕府的饥荒对策及其绩效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 |
| 第一节 英国对爱尔兰和印度的殖民政策 |
| 第二节 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英国殖民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农业时期的非洲饥荒 |
| 第一节 战争与饥荒的关系 |
| 第二节 索马里内战和2011年饥荒 |
| 第三节 南苏丹内战和饥荒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导致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自然灾害与农业防灾减灾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和脱贫的政策 |
| 第四节 战争或武装冲突受到抑制 |
| 第五节 民间救济和节粮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和认识前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 |
|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
|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全国的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在全国的开展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提出的认识前提 |
| (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的初步探索 |
| (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的进一步论述 |
|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国营经济思想 |
| 一、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思想 |
| (一)没收官僚资本和接收外国在华企业 |
| (二)对接管企业进行民主改革 |
| (三)对原根据地公营企业进行统一管理 |
| 二、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思想 |
| (一)打击投机资本和稳定物价金融 |
| (二)统一全国财政收支和物资调度 |
| (三)统一全国金融管理 |
| 三、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的思想 |
| (一)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 |
| (二)加强国营企业管理 |
| (三)搞好基本建设工作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思想 |
| 一、实行土地改革、把封建经济改造为个体经济的思想 |
| (一)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目的 |
| (二)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 |
| (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思想 |
| 二、发展个体经济的思想 |
| (一)促进个体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个体手工业的发展 |
| (三)发展农业生产互助 |
| 三、适当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思想 |
| (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
| (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 |
| (三)发展供销合作社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
| 一、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保护私人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 |
| (二)正确处理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 |
| (三)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 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 |
| (二)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 |
| (三)打击私营工商业中的经济违法行为 |
| 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
| (一)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
| (二)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
| (三)适当发展公私合营工商业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思想 |
|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构想 |
| (一)“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
| (二)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估量 |
| (三)对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
| 二、对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认识 |
| (一)农业互助合作过程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定 |
| (三)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 |
| 一、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 |
| (二)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完善 |
| (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二、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指导作用 |
| (一)指导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 |
| (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三)为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作了准备 |
| 三、中共领导人这一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 |
| (二)澄清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形态的模糊认识 |
| (三)展望未来经济形态的发展前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降（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2]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D]. 周冲. 吉林大学, 2021(02)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D]. 刘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7]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10]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思想研究[D]. 胡万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