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陈凯[1](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王国志[2](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姜龙[4](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84年人民银行恢复中央央行职能以来,中国的货币调控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之间交替切换和协同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渐成熟。经济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出现一定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和“稳物价”等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界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VAR拓展和混频动态因子等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问题。根据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第1章和第2章。论文第1章主要介绍论文研究主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学术发展史、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基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进行重点介绍,重点理解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找出论文选题的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本文的边际贡献。论文第2章在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等内容介绍的基础上,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基础理论进行重点阐述和说明,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动态有效性等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实证分析部分: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论文第5章和论文第6章。论文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本章运用SV-TVP-FAVAR模型,基于冲击极值、短期效应等指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进行脉冲分析,并通过将预期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初步讨论预期管理可能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向调控效应。论文第4章为“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具有混频数据处理能力的MF-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混频检验,进一步运用时变动态SV-TVP-FAVAR模型考察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论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化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产生影响,进而引出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计量检验。论文第5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本章首先基于长短期松紧指标测算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指数,并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宏观经济效应异质性分析,主要包括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关系论证。论文第6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时变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经济增长质量调控效果。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论文第7章主要是对前文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总结,并在研究结论和针对性解决对策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进一步在指出本文研究不足和学术研究薄弱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后续学术研究展望。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手段,工具选择理应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货币政策操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货币政策能通过特定传导机制调控政策当局的预设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着,一直都是货币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新形势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康文茹[5](2020)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汇率是经济基础指标,保持汇率稳定是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时期,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强。汇率大幅波动不仅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在金融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超出经济基本面。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交易规模、交易速度、交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离岸金融自由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使国际金融风险通过离岸市场对人民币在岸市场影响增大。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关系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浮动和固定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观点,浮动或固定汇率形成机制都不必然产生金融稳定或者不稳定,结果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条件。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的升值趋势和低弹性浮动,使市场和央行对大幅贬值存在一定程度的“浮动恐惧症”。2015年“8.11”汇改后,市场在非理性预期自我强化下,人民币大幅单边贬值,外汇储备大幅下跌,资本大量外流,2017年5月贬值才真正被遏制;2018年6月开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再次陷入单边贬值。只有对汇率变动影响金融稳定进行系统评估,才能克服“浮动恐惧症”,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文首先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金融稳定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对论文的技术路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然后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和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我国国情,度量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然后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机制进行理论梳理,为实证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测算出我国外汇市场失衡程度,并考察其影响因素,发现2015年汇改后,我国外汇市场失衡较严重,但总体可控。在影响因素中,中美利差在外汇市场压力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利率和汇率之间传导机制不畅,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压力有反向拉动作用,离岸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在中、长期作用并不明显,在短期有重要影响,GDP增长和EMP在短、中、长期保持一致关系,经济基本面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美中通货膨胀差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作用并不明显,通货膨胀和外汇市场压力传导不畅。再次,考察“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EMP)以及人民币离岸预期和在岸即期汇率的“汇差”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压力虽然很大,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影响不显着;我国的三元政策组合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预期“汇差”对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压力只在某个特殊时间段有一定影响,不具可持续性。因此,汇率变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国是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外债在安全范围内,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产价格受影响程度有限,而且央行在管理人民币贬值风险时,没有采取提高利率方式,也降低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然后,对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外汇风险暴露进行实证研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受股市状态影响,且行业差距比较大,竞争力大的行业风险暴露水平较小,国际贸易定价权低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较高。最后,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指数(CRI)对金融稳定在中短期有较大影响,但在长期,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显着,表明人民币跨境交易和资本的流动在中短期对金融稳定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且影响在逐渐降低。在2016年之前,在短期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升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助于金融稳定,在贬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有负面冲击,但自2016年之后,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不管短期,还是中长期,影响都不太显着。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跨境交易和资本流动上。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基础指标构建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突出了有关金融开放的风险指标,如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率、短期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其次,本文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存的问题和特征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汇率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从“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以及在岸即期汇率与离岸人民币预期“汇差”、实体经济外汇风险暴露、人民币国际化五个方面,考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动态影响。然后,本文选择了具有门限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LT-TVP-VAR)作为实证研究模型。该模型不仅具有时变特征,而且门限设置适合我国不断转型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克服结构方程或者马尔科夫模型等的跳跃特征,且10000次蒙特卡罗模拟(MCMC)可以弥补样本量小的缺点。经过验证,本文中经济变量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因此该模型的选择有助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安韫超[6](2020)在《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银行沟通指的是中央银行向市场参与者披露货币政策信息,并寻求沟通对象理解、采信的同时,给予行动反馈的信息传递双向互动过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本质为预期管理这一意识的觉醒,各国央行相继摒弃了根植许久的隐秘的货币政策文化,逐渐开始向市场主动披露信息、传递信号并引导合理预期,央行沟通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使用。自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以来,央行沟通在调控价格、稳定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央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作用机制;论证了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能否引导市场形成理性预期,合意影响金融资产价格并平滑市场波动,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货币当局如何更好地使用、发展这一工具的政策建议。本文遵循沟通的基本流程,以沟通主体、沟通渠道、沟通对象为切入视角,以我国2008年至2019年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金融资产价格对央行沟通的响应表现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首先深刻剖析中央银行沟通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央行沟通的构成要素、沟通目标以及沟通渠道;然后从理论上厘清央行沟通通过预期管理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回顾我国央行沟通的实践历程;接着通过EGARCH模型分别对央行沟通在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表现进行计量检验:在进行央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机制检验,判定沟通是否有效以及影响的作用渠道的基础上,将总沟通区隔为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考察不同沟通方式的影响效果,而后将总沟通又区隔为紧缩性沟通与宽松沟通,考察不同沟通方向的影响效果;最后,针对理论推导及实证分析,为中央银行如何与金融市场沟通并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一货币政策工具,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伊馨[7](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指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申晓蓉[8](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石凯[9](2020)在《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许多研究文献将2008年的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经济的过度虚拟化,2010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重塑美国工业的辉煌,然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2.8%进一步下滑至2016、2017年的11.74%和11.6%,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已恢复到危机爆发前水平。同样,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脱实向虚”、“重虚轻实”的窘迫局面,在实体经济增速低迷的同时虚拟经济却呈现出过度繁荣。2019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提到,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让资金空转或者“脱实向虚”。因此,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和科学衡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2014年,在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中,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认为,当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有四大核心问题,一是虚拟与实体的定义与统计刻画,二是两者的运行机制,三是两者良性互动的数量标准,四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或者不足的理论模型检测。有鉴于此,本文以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分析为中心目标开展研究工作,拟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揭示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然后建立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系统核算指标体系,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实证探析两者之间的良性合理关系。具体来说,本研究做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回顾和梳理了研究文献,把握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与发展,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关的理论,并归纳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为后文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提出了将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纳入经典的宏观经济模型,拉姆齐(Ramsey)模型之中,在微观个体优化和动态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推导演绎和数值模拟,分析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各变量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为后文的测度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宏观经济理论依据。第三,以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MFS(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tistic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准则为指导,在科学性、统一性、层次性和可行性要求下,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三个层面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然后,依据公开数据资料和调研文献,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测算实践,并对虚拟经济核算的未来工作进行了展望。第四,以机理分析得出的推论为指导,以指标体系的测算数据为基础,采用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统计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各构成成分的影响规律。第五,探寻和归纳了我国经济近些年来表现出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并选取成因的代理指标为自变量,经济虚拟化程度数据为因变量,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第六,根据全文研究分析,对过度虚拟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调控和治理,以及促进我国虚拟化进程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启示。本文的研究开展结合了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计量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分析到统计测度,再到实证研究,形成对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关系的较为详细、系统的分析。创新之处重点体现在:首先,拓展并优化了现有宏观经济模型的应用,把虚拟化因素有效融合其中,取得了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解释效果;其次,对经济虚拟化问题的测度不是以单一、替代指标进行刻画,而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构建了系统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实践测算;第三,将理论机理、统计测度数据与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计量模型的设计和选择,探寻了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运行的作用规律,以及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合理界限。综观全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虚拟经济一词最初由我国学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为虚拟经济,迄今在涵义和范畴上仍存有许多分歧。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有,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征,心理预期在虚拟经济价格决定系统中起着关键作用,虚拟经济发展不足或者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都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第二,通过纳入资金虚拟化流向因素的拉姆齐(Ramsey)模型,分析结论显示:在其它外生参数给定的条件下,资金转化实体投资效率提高,或者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降低,产出水平也会随之而上升;资金转化效率的改变,对消费水平的作用路径,短期会受到虚拟经济“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最终消费水平由产出水平决定。第三,虚拟经济的概念还未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有关内容的准确测度还有很多困难。但是虚拟经济的核算可以在现行SNA、MFS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等体系下进行融入归并,它可以对现行核算体系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完善和补充。本文设计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以及经济虚拟化程度测度的核算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践测算,结果显示,相比于一些代理度量指标,测度指标体系与相关概念、范畴更贴近,对经济现象的反映更详尽、系统。第四,通过门限回归、非参数回归等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经济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存在一定的阈值范围,数据测算来看,大致在者虚实规模之比1.4:1的位置。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才具有良性互动关系。其次,从资金流向角度来看,资金的“脱实向虚”程度提高对实体产出和实体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对消费的影响路径是一种近似先升后降的关系。实证结果有效验证了理论机理分析中得出的相关推论,从而使本文的结构体系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第五,就我国经济而言,近些年呈现的问题是虚拟化快速发展而导致虚实背离加剧的不均衡局面,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为虚拟经济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支撑,金融和实体之间结构性的不匹配。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投资回报率下滑,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上升和结构性问题的恶化,将促进经济虚拟化发展和虚实偏离程度的加剧。虚拟经济有着与实体经济不同的运行规律,脱离实体需求的自我循环特征极易导致过度虚拟化的产生,造成整个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自其概念一提出以来就和危机联系紧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又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虚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危机的重复性发生,告诫我们离认清经济规律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距离。通过本文研究,带来的建议和启示是:要正确认识经济虚拟化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完善相关理论研究,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深入探析“脱实向虚”的经济根源,从而才能促进虚拟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一国经济带来的风险与危害。后续的研究是关注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性,建立监测指标体系,为经济虚拟化的过度膨胀导致危机产生的可能提供预警参考。
刘金全,张龙[10](2019)在《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条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策目标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存在差异,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历多次"松紧"切换。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积极""积极+从紧""积极+稳健"等各种组合范式的变迁过程,在总结其呈现的灵活多变、相机调控、需求管理、工具多元等调控经验基础上,分析了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多重目标调控两难、调控效应滞后错位、经济效应边际递减、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等客观问题,并阐述了新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组合范式、预期管理、供需协同、工具协调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创新机制,为相关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思路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4.1 预决算差异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2.1.3 文献评述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3.2.1 全国层面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3.2.3 省级层面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3.3.1 全国层面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3.3.3 省级层面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3.6 本章小结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4.1.1 普遍性 |
4.1.2 不可预知性 |
4.1.3 非对称性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4.1.5 适度性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4.3.1 技术因素 |
4.3.2 制度因素 |
4.3.3 政策因素 |
4.3.4 经济因素 |
4.3.5 管理因素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4.5 本章小结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5.3.1 博弈特点 |
5.3.2 策略空间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5.3.4 均衡分析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5.4.1 博弈特点 |
5.4.2 策略空间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5.4.4 均衡分析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5.5.2 政策启示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6.6 稳健性检验 |
6.7 本章小结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8.1 美国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2 日本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3 法国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4.2.1 MS-AR模型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6.2.1 私人家庭 |
6.2.2 生产厂商 |
6.2.3 政府部门 |
6.2.4 货币当局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学术进展与文献评价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1.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1.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综述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1.3.1 论文结构 |
1.3.2 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的理论基础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 |
3.1 SV-TVP-FAVAR模型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分析 |
3.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三维冲击效应分析 |
3.2.2 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3.2.3 区间替换与稳健性检验 |
3.3 纳入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3.3.1 MF-VAR模型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城乡消费因果关系分析 |
3.3.3 考虑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城乡消费的冲击特征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 |
4.1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析 |
4.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4.3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性描述与转换过程 |
4.4 不同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4.1 全区间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4.4.2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5.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5.1.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 |
5.1.2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5.2 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5.2.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 |
5.2.2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 |
6.1 混频动态因子模型 |
6.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定量测度与特征描述 |
6.2.1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特征 |
6.2.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维度和指标 |
6.2.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情况 |
6.3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分析 |
6.3.1 总量脉冲响应分析 |
6.3.2 分阶段脉冲响应分析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5)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 |
1.2.2 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 |
1.2.3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1.3.1 研究技术路线与思路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2.1 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2.1.1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 |
2.1.2 现代汇率形成理论 |
2.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历程 |
2.2.1 1949年至1993年:汇率并轨前 |
2.2.2 1994年至200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 |
2.2.3 2005年“7.21”汇改至今:汇率市场化阶段 |
2.3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状 |
2.3.1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征 |
2.3.2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分析 |
第3章 金融稳定理论与我国金融稳定度量 |
3.1 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 |
3.1.1 金融稳定的内涵 |
3.1.2 金融稳定的相关理论分析 |
3.1.3 现代金融不稳定因素分析 |
3.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分析 |
3.2.1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选择 |
3.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对比分析 |
3.3 我国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度量 |
3.3.1 基础指标选择 |
3.3.2 基础指标说明 |
3.3.3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度量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4.1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理论分析 |
4.1.1 汇率溢出效应理论 |
4.1.2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影响金融稳定机制分析 |
4.2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理论分析 |
4.2.1 “三元悖论”理论及实践 |
4.2.2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路径分析 |
4.3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路径分析 |
4.4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4.4.1 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分析 |
4.4.2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4.4.3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分析 |
第5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失衡的实证分析 |
5.1 外汇市场压力(EMP)及其理论分析 |
5.2 模型和数据说明 |
5.2.1 外汇市场压力(EMP)模型和数据说明 |
5.2.2 LT-TVP-VAR模型和数据说明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3.1 外汇市场压力(EMP)实证结果及分析 |
5.3.2 LT-TVP-VAR模型实证结果和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6.1 指标构建 |
6.1.1 “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 |
6.1.2 外汇市场压力(EMP)指数 |
6.1.3 在岸和离岸预期(NDF)的“汇差”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6.2.1 LT-TVP-VAR参数检验 |
6.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实体经济路径实证分析 |
7.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
7.1.1 数据说明 |
7.1.2 模型构建和说明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7.2.1 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 |
7.2.2 公司特征对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8.1 数据说明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8.2.1 参数检验结果 |
8.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总结和政策建议 |
9.1 总结 |
9.2 政策建议 |
9.2.1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9.2.2 完善外汇宏观审慎管理 |
9.2.3 降低实体经济外汇风险 |
9.2.4 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中央银行沟通的相关理论研究 |
1.2.2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研究现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中央银行沟通的含义 |
2.1.2 中央银行沟通的构成要素 |
2.1.3 中央银行沟通的目标 |
2.2 理论基础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
2.2.2 利率期限结构理论 |
2.2.3 理性预期理论 |
2.3 中央银行沟通的作用渠道 |
2.3.1 信号渠道 |
2.3.2 协作渠道 |
第3章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分析及中国实践 |
3.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分析 |
3.1.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分析 |
3.1.2 不同方式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分析 |
3.1.3 不同方向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分析 |
3.2 中国实践 |
3.2.1 初步探索阶段(1988年——1997年) |
3.2.2 快速提升阶段(1998年——2002年) |
3.2.3 预期管理阶段(2003年——2013年) |
3.2.4 创新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第4章 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4.1.1 中央银行沟通事件的确定及衡量 |
4.1.2 金融资产价格变量的选取与处理 |
4.1.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4.2 模型构建 |
4.3 实证结果 |
4.3.1 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机制检验 |
4.3.2 不同方式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检验 |
4.3.3 不同方向的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效果检验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2.1 沟通主体——提高央行独立性并建立清晰的货币政策框架 |
5.2.2 沟通渠道——遵循沟通基本原则减少信息损失 |
5.2.3 沟通对象——加快金融市场化建设进程并完善宏观调控机制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7)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三、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四、文献评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二、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第二章 供给学派理论及实践在新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
第一节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一、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三、对供给学派理论及政策主张的评价 |
第二节 供给学派的政策实践 |
一、“里根计划”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二、“撒切尔实验”政策实践及评价 |
三、日本“规制改革”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 |
一、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学派理论的中国化 |
二、供给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 |
三、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市场机制 |
四、供给学派的供给侧单边管理理论与有效供给研究的冲突 |
第四节 供给学派政策实践对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的启示 |
一、供给学派政策实践证明供给管理的重要性 |
二、供给管理既是长期政策也是短期政策 |
三、供给管理要重视化解结构性矛盾 |
第三章 供给思想溯源与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第一节 近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供给思想 |
二、斯密和李嘉图的供给思想 |
三、萨伊的供给理论 |
四、古典经济学供给思想的理论价值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
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
四、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第三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 |
二、非均衡学派的非均衡理论 |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四、现代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的价值 |
第四节 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二、均衡理论 |
三、需求理论 |
四、技术创新理论 |
五、产业结构理论 |
第四章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及内在机理 |
第一节 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 |
一、供给、均衡点的供给与有效供给 |
二、有效供给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
三、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 |
四、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内涵 |
第二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 |
一、经济效益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二、供给效率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三、需求对有效供给的引致作用 |
四、技术创新是有效供给的内在驱动 |
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六、生产外部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第一节 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 |
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二、社会需要从增长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 |
三、从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转向发展质量要求 |
四、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机遇 |
第二节 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一、有良好的运营质量作为有效供给的发展基础 |
二、供给侧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有效 |
三、满足新时代需求升级要求 |
四、技术创新能成为有效供给的动力 |
五、产业结构与产业比较优势更匹配 |
六、有效供给的成效具有正外部性 |
第三节 现阶段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差距 |
一、传统要素成本增加难以逆转,制造业税负高于全国宏观税负 |
二、供给侧资源配置效率低,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 |
三、制成品供给错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
四、关键领域的技术薄弱,制约驱动力的技术升级 |
五、产业结构升级,遭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
六、制造业环境约束仍较明显,与新时代发展目标背离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基础 |
第一节 制造业供给规模与效益 |
一、制造业供给总量大,但规模下滑 |
二、制成品产量增加,产品结构优化 |
三、制造行业杠杆率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
四、供给效益好转,出现行业分化 |
五、制造业技术投入与产出增加 |
第二节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 |
一、测度原理 |
二、变量选取 |
三、测算结果 |
四、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第三节 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一、制造业产业结构测算指标设计 |
二、数据说明 |
三、制造业产业结构分解分析 |
四、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增加 |
第四节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发展现状 |
一、产能利用率是需求在供给端的映射 |
二、测算方法选择 |
三、数据说明 |
四、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五、“去产能”治理后产能过剩行业供给规模下降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估 |
第一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水平的评价原则与时代要求 |
一、评价原则 |
二、评价指标要符合新时代特征 |
第二节 评价指标选择及评价方法 |
一、指标选择 |
二、评价体系框架 |
三、评价方法 |
四、数据来源 |
第三节 评价结果及分析 |
一、指标权重 |
二、制造业有效供给总体评价 |
三、制造业行业层面有效供给评价 |
四、制造业分行业子维度有效供给评价 |
第八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有效供给的个案研究与经验启示 |
第一节 新时代传统制造厂商实现有效供给的困境 |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厂商供给效率低 |
二、技术创新转换未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相结合 |
三、厂商产业链升级遭遇要素优势不匹配瓶颈 |
四、规模化大生产模式难以应对数字经济下的需求升级 |
第二节 案例研究对象的描述 |
一、案例研究设计思路 |
二、案例分析对象的描述 |
三、案例设计要素 |
第三节 红领集团实现有效供给的案例分析 |
一、利用数据要素提高供给配置效率 |
二、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工艺流程智能变革 |
三、利用数据技术实现“武藏曲线”的智能升级 |
四、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升级需要 |
第四节 案例启示 |
一、利用数字要素修正供给配置扭曲 |
二、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趋势应相结合 |
三、厂商产业升级方向要与比较优势匹配 |
四、重视需求升级对生产模式的新要求 |
第九章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思路 |
一、重视供给管理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长期作用和短期影响 |
二、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需协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
三、强化市场在有效供给实现中的决定性地位 |
四、政府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 |
第二节 推进产业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一、降低制造企业税负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
二、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制造业供给侧效率 |
三、加大数字要素的培育力度,推动供需高效匹配 |
四、加大关键领域技术投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 |
五、重视传统产业地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实现产业升级 |
六、引导产业政策转型,政策目标转向减少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性 |
第三节 推进厂商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一、构建供应链虚拟系统,提升供给效率 |
二、引导厂商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实现供给驱动转换 |
三、培育企业内生增长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
四、把握新时代的需求变革,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价值 |
1.2.1 学术价值 |
1.2.2 应用价值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 |
1.5 难点问题与可能的创新 |
1.5.1 难点问题 |
1.5.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2.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2.1 关于虚拟经济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
2.1.1 虚拟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
2.1.2 虚拟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 |
2.1.3 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研究 |
2.1.4 虚拟经济测度的相关研究 |
2.2 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综述 |
2.2.1 实体经济理论回顾 |
2.2.2 实体经济测度综述 |
2.3 经济虚拟化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综述 |
2.3.1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 |
2.3.2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反作用 |
2.3.3 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发展,经济呈现虚拟化特征 |
2.4 本章小结 |
3.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分析 |
3.1 问题提出 |
3.2 经济循环系统中虚拟化现象的描述 |
3.3 宏观理论模型下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
3.3.1 宏观模型的选择与基本设计 |
3.3.2 模型的求解 |
3.3.3 均衡状态分析 |
3.3.4 虚拟化程度变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 |
3.3.5 关于机理分析的几点启示 |
3.4 数值估算与模拟分析 |
3.4.1 生产、消费函数的选择与动态方程的具体形式 |
3.4.2 参数取值与说明 |
3.4.3 数值估算与模拟 |
3.5 本章小结 |
4.经济虚拟化统计测度的理论分析 |
4.1 相关文献中虚拟化度量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
4.1.1 单一指标 |
4.1.2 多指标 |
4.1.3 虚拟变量 |
4.1.4 建立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想 |
4.2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理论探讨 |
4.2.1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再到虚拟化 |
4.2.2 从国民经济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
4.2.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要点概念归纳 |
4.3 虚拟化测度体系的基本框架构成分析 |
4.3.1 虚拟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4.3.2 实体经济测度的基本框架 |
4.3.3 经济虚拟化测度的基本框架 |
4.4 本章小结 |
5.虚拟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
5.1 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5.1.1 准则依据 |
5.1.2 测度体系构建和统计指标选取的原则 |
5.2 测度指标体系的设立 |
5.2.1 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5.2.2 虚拟经济测度体系 |
5.2.3 实体经济测度体系 |
5.2.4 经济虚拟化程度的测度体系 |
5.3 指标体系的测算实践 |
5.3.1 测算实践的难点说明 |
5.3.2 虚拟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5.3.3 实体经济测度指标的实践 |
5.3.4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实践 |
5.3.5 资金虚拟化流向程度的测度实践 |
5.4 本章小结与展望 |
5.4.1 本章小结 |
5.4.2 关于虚拟经济核算研究的展望与探索 |
6.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
6.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与阻碍论 |
6.1.1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论 |
6.1.2 虚拟化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论 |
6.2 实证研究综述与存在问题分析 |
6.2.1 现有实证研究综述 |
6.2.2 现有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 |
6.3 实证模型选择与设计 |
6.3.1 非参数和半参数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6.3.2 门限回归的基本原理与流程 |
6.4 虚拟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1 实证分析所要论证的主要结论归纳 |
6.4.2 数据整理与基本描述 |
6.4.3 经济虚拟化发展水平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6.4.4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
6.4.5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消费的影响 |
6.4.6 资金虚拟化流向对投资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7.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思考 |
7.1 我国经济虚拟化与实体非均衡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 |
7.1.1 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虚拟经济 |
7.1.2 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 |
7.1.3 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结构性问题 |
7.2 虚实发展失衡与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验证 |
7.2.1 对各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
7.2.2 对残差项的进一步拟合 |
7.3 促进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
7.4 本章小结 |
8.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8.1 全文主要结论归纳 |
8.2 建议与启示 |
8.3 不足与研究展望 |
8.3.1 存在的不足 |
8.3.2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一、 引 言 |
二、 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变迁 |
(一)改革开放前的财政货币政策(1949—1978年) |
1.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49—1957年) |
2.“二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58—1965年) |
3.“特殊”时期“从紧+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1966—1978年) |
(二)市场经济探索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1979—1992年) |
1.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政策(1979—1981年) |
2.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政策(1982—1986年) |
3.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双积极”政策(1987—1992年) |
(三)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财政货币政策(1993—2004年) |
1.亚洲金融危机前“积极+从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3—1997年) |
2.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期“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2004年) |
(四)世界经济危机前后的财政货币政策(2005—2010年) |
1.世界经济危机前“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2005—2007年) |
2.世界经济危机蔓延期“积极+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2008—2010年) |
(五)经济新常态以来的财政货币政策(2011—2018年) |
三、 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基本经验与不足 |
(一)协调范式灵活多变,多重目标调控两难 |
(二)外部冲击相机调控,调控效应滞后错位 |
(三)扩张财政调控需求,经济效应边际递减 |
(四)财政货币工具多元,政策协调抵消隐患 |
四、 新时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制创新与学术展望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范式延伸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引导 |
(三)财政政策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多工具协调 |
四、200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D]. 姜龙. 吉林大学, 2020(03)
- [5]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D]. 康文茹.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6]中央银行沟通对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安韫超.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7]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经济虚拟化与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机理、统计测度和实证研究[D]. 石凯.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J]. 刘金全,张龙. 财贸经济,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