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学术报告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丁宏,陈曦[1]（2022）在《史禄国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民族学发展中的境遇》文中指出史禄国是俄罗斯着名民族学家,由其所奠基的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苏联民族学界影响深远,然而长期以来,史氏在民族（этнос）理论发展中的贡献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意在沿流溯源,探讨史氏民族（энос）理论的本末。通过回顾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的生命史,阐发史氏民族（этнос）理论的特征,论述其承前启后的调和作用。本文还介绍当代俄罗斯学界对史氏思想的继承,从而还原史氏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民族学理论史中的连续性。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表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汪书路[3]（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表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周庆生,赵杰,郑炜明,丁石庆,呼和,双山,何晓芳[4]（2019）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开题实录》文中研究表明满通古斯语言口语是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往研究的最大缺憾是由于经费不足、人才匮乏等原因,导致调查研究未能进行濒危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对调查语料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比较研究。故此,"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8ZD300）旨在全面开展系统调查研究,完成濒危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语料数字化处理,建设语料数据库,永久保存珍贵语言文化遗产。该课题不仅可以整合队伍,建设濒危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并可以撰写相关研究的5部专着,进行五种语言词汇结构分析、语法分析及语义分析,增添学术研究创新成果。同时对其濒危形成、演变、发展的过程、规律及特点进行分析探讨,为相关民族濒危语言提供参考。本栏目选刊的两篇文章在"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的论证报告和开题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分别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学术性与现实意义、业已存在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及具体研究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展开论述,对该课题及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某些见解具有新意。我们期待更多的学人参与到该议题讨论中来。
张福强[5]（2019）在《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如何考察个体学者的学术研究,目前来看学界多采取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两种方式。前者在于提炼学者思想精华、建构思想体系、凸显学术贡献等;后者把学者的学术活动放置在学科发展的诸议题中,以小见大,呈现学科史的另一种面相。它不仅考察学者思想的“内部”历史,同时也关注学者思想以外的社会约制、文化背景等“外部”历史,是知识形态、活动形态与组织形态的相统一的历史。吴泽霖先生是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采用学术思想史方式考察其学术研究固然很有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其个人经历始终与学科沉浮密切关联,其研究经历体现了某一时期学科发展的特殊形态,从其学术研究中提炼出的若干特点,也可看做是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特性。从这个层面上说,通过对吴泽霖先生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考察,来回应、回答和反思学科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和定论,不仅可能,而且极有意义。吴泽霖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跨度很大,按其所撰文本体现出的类型学意义看,以社会学、民族学和博物馆学为主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领域所作的各项探索,放置在这一学科主题下,方能得到更好阐释。他对本土化未有直接论述,但其学术研究中体现的中国意识与中国内涵,却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问题、方法、理论及学科制度,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次序分明,层层递进。问题的本土化是第一层次,只涉及议题的空间转移;方法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更偏重社会调查,而非社会学调查,且在具体运用中,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突破了社会调查方法只强调共时研究的单一面相;理论本土化中,吴泽霖先生对社会控制绝非简单移植,而是结合中国社会中以“礼”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特点,把社会对人的制裁,扩展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层面。与其他学者比较而言,陈达、李景汉、杨开道等人,皆属无明确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却有实质内容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相关研究均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学本土化。对此类学者的本土化实践做具体分析,对于学界近来热议的本土化问题,或有裨益。目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多以1949年为节点,把前后两个时期作为一种“断裂”关系来处理,此种“断裂”叙事主要表达的是学科建设的一种发展状态,但从个人思想的演变逻辑来看,尚有讨论余地。就吴泽霖先生而言,其西南民族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至1949年,属于类型多样化阶段,表现为文化历史的人类学取向和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取向,二者分别体现在贵州“苗夷”社会和云南“么些”人的田野民族志中,而其后边政研究恰是在田野基础上凝练出的抽象论述,是两种取向的融合;第二时期为1949至1958年,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下的书写,吴泽霖先生着力找寻婚俗和节俗中的“文化遗存”,并由此出发论证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态。对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虽有范式转换,即是“博厄斯”转向“马克思”之过程,但学者作为学科发展主体,政治变更固能作为“范式”转移的节点,但绝非“断崖”式割裂,而是一个前后绵延,有所承继的过程,在转换之下其实也有思想的延续性存在。具体而言,吴泽霖先生在1949年后,采取巧妙的叙述策略,以一种压抑或隐蔽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学家的文化本位主义与本地人立场,体现着博厄斯学派的若干特征。吴泽霖先生的种族研究与民族文物的实践,二者看似并无关联,实则首尾相应,都是在“平等”主线观照下的具象研究。“种族歧视论”的科学批判及美国种族问题的一般性阐释,都蕴含着对“平等”理念的追求,而民族文物的实践实则是以“物化”表现的形式来切实推动这一理念,由“愿景”走向“事实”。在理论方面,他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在博物馆遭遇诗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夹击下,出现一系列表述危机之时,其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更加显示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与林惠祥民族文物事业比较而言,二人在文物采集及展示秩序方面有着不同偏向,但对民族文物工作的坚守与热爱,把博物馆置于学科关怀之下的意图,出于一辙。把他们的共同之处放置在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考察,我们发现,在早期的民族学研究中,除“田野民族志”外,还存在一种称之为“田野采集志”的学科表现形式,与田野民族志一样,它表达着学者的理论取舍、学术旨趣及对建构一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努力。从吴泽霖先生学术研究的整体来看,强调知识应为社会服务的应用性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而就民族学、社会学百年发展史而言,应用取向也是学科的特性之一。由此,个人特征与学科特性发生了勾连。强调学术的应用性在吴泽霖先生学术思想中根深蒂固。究其原因,有个人特殊经历赋予的、有学科本身赋予的、有国家困境赋予的,还受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基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逻辑。与应用性随之而来的是:吴泽霖先生对学科“科学”属性的强调,注重学术为现实服务,把社会问题的发现与社会的改良作为学科使命,借助哈贝马斯认知兴趣的三种分类分析,它属于技术的兴趣类型。个人如此,学科中应用取向的历史成因亦如上述四点;把学科本体拉向“科学”阵营,把学科使命置于现实服务之下,也都与吴泽霖先生若出一轨。就今天呼声渐高的“中国学派”构建而言,应用取向、科学属性等技术的兴趣确实是中国学科本土化的特色之一,值得进一步升华,并继续发扬。但也应该看到,应用取向的兴盛,意味着理解的知识与批判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也就是学科中人文性的缺失与理论构建的乏力。这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祝嘉怡,赵一鸣[6]（2016）在《2016中国（沈阳）满族音乐舞蹈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认为5月26、27两日,"2016中国（沈阳）满族音乐舞蹈学术研讨会"在沈阳音乐学院隆重召开。会议由沈阳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中国满族音乐舞蹈研究会联合主办,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承办。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辽宁省民委、辽宁省文联、辽宁满族经济文化发展协会、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吉林省长白山文化产业研究院、沈阳市艺术研究所、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化馆等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
王聪[7]（2016）在《汉语人称代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汉语人称代词为研究对象,以三个平面（句法、语义和语用）为基础,采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数范畴、功能表现、历时演变和类型学等几个角度展开研究。共计七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以及语料来源。第二章汉语人称代词概况。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解读,如:人称（person）、人称范畴（personal category）、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和人称标记（personal maker）等。其次,对以往学界所做的关于人称代词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现有相关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本文的相关研究。第三章汉语人称代词的“数”考察。在汉语人称代词“数”分类的基础上,对其表现形式进行了描写,并分别从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同时对“人称代词+们”所构成的合音字“俺”、“您”和“咱（喒、昝）”进行了历时和共时两方面的描写和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合音的直接动力是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竞争的结果。就汉语人称代词的合音现象来说,造成其合音的关键因素是“们”的存在。文章用“斜坡”理论来解释“人称代词+们”这一结构的合音演变过程,并认为:合音是作为分析型语言的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阶段的虚化模式,这不同于具有形态变化语言的屈折形态。于人称代词而言,其复数表达是以“后加形式”为主,形成“人称-数词干+数词缀”型（person-number stem with a plural affix）。第四章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浮现考察。本章主要以动态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为理论基础对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进行了探讨。人称代词的基本功能是指称和替代,而在此基础上会“浮现”出很多功能,即“转指”、“虚化”以及“标记”。文中对汉语人称代词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代词和第三人称代词分别进行了考察,得出三者之间的不同功能虚化程度的高低。其次,对汉语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原因加以阐释。最后,对汉语人称代词功能的未来浮现趋势进行了预测,即“叹词化”。本章重点讨论的是由“人称代词+动词”所构成的话语标记的叹词化问题,以“X看（X）”为例。第五章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不平衡性考察。本章主要从历时角度出发,运用语法化等相关知识对汉语人称代词的演变发展进行描写并加以解释。同时,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演变轨迹进行考察。在建立古今汉语人称代词系统之上,对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进行探寻,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入手,在世界语言范围内寻找出汉语人称代词的共性和特殊性,且加以说明。本章立足于汉语实际,认为汉语人称代词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来源于名词,包括关系名词和通指名词;二是,第三人称代词来源于指示代词。同时,认为句法语境是影响指示代词到人称代词演变的根本原因,而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来源上的密切关系在多种语言中均有所映证。其次,对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表现进行描写和解释。最后,以“尊称”为专题研究,对其类型学意义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本章立足于汉语人称代词所表现出的语法化演变路径的本身,同时也融入世界语言人称代词的语例,从类型学的角度更为清晰地描绘出汉语人称代词的整体脉络。从古至今,虽然汉语人称代词系统内部成员由繁入简,同时其虚化也是在不断地进行。也就是说,汉语人称代词的虚化实质上是语法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第六章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及类型学考察——以包括式和排除式为例。该章重点强调的是个案分析,即以汉语中的包括式（如:“咱们”）和排除式（如:“我们”）为例,讨论了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角度和类型学方面的相关问题。文章对中境内的“包/除”分布进行了考察,即分别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中的“包/除”情况加以分析,同时也对二者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进行了描述。从中得出中国境内“包/除”的六大类型,并对每一类型的分布做了统计分析。进而得出二者在中国境内的情况,并分别从语言地理类型学角度、语言接触角度以及历史角度对此分布情况进行深入地探索。同时,也对中国境内“包/除”对立的原因做了解释。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多语国家,其语言结构异常复杂,而“包/除”对立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中国历史上的语言底层问题,同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境内语言从南向北的地理推移正是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的结构复制品。第七章结语。该部分得出本文的具体结论,如下:（1）将复数标记“们”与人称代词结合时的合音表现分为四类,得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们”的存在,并从“斜坡”（cline）角度来解释“人称代词+们”这一结构的演变过程;（2）对汉语人称代词的转指、虚指、标记三大功能表现进行描写,得出造成其不同功能表现的直接原因是人称代词的主客观意识体现,同时以“X看（X）”结构为例,证明出人称代词的叹词化功能趋势;（3）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得出汉语人称代词的两个来源,即名词和指示代词,并证明句法语境是影响指示代词到人称代词演变的根本原因;（4）在中国境内,汉语“包/除”模式的分布以徽语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中,二者的表现形式各异,导致其语法化和词汇化程度均有所不同,即“北高南低”。且“包/除”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汉语为了完成表达的需要而进行的自身内部结构调整,对上古汉语继承的同时辅以北方阿尔泰诸语言的影响。总的来说,古今汉语中的人称代词是呈现出从繁到简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也正体现出汉语的“融合趋简”的发展方向。
关伟[8]（2015）在《当代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传承民族文化之贡献》文中研究指明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来自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冲击日趋加剧的时代,如何传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当今重要课题。锡伯族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其独特鲜明的民族性、非营利公益性、广泛的联系性,通过着书立说、发行报刊、创立网站、创作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协助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种方式,积极展开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抢救和保护的工作,有效地遏制了民族文化急速消失的势头。成为一支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力量。
王禹浪,王俊铮[9]（2015）在《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文中提出靺鞨族是东北亚古代文明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之一,长期以来,俄、日、朝、韩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抱有极大兴趣。19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在对靺鞨族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日本于1660年出土的多贺城碑,以及我国旅顺黄金山脚下发现的册封靺鞨鸿胪井碑,蒙古国于2009年出土的仆固乙突墓志铭,对深入研究靺鞨的历史,厘清与靺鞨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对俄、日、朝、韩、美等国学者对靺鞨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与综合比较,并对日本多贺城碑和蒙古国仆固乙突墓志铭的情况加以评述,以使我们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海外各国的靺鞨研究现状,为我国学者的靺鞨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万俐[10]（2013）在《《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史学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国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织编辑的民族问题丛书之一,包括了55个民族历史的丛书。本文主要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过程、编纂特点、编纂思想、对民族史学的影响四个方面来系统梳理了该丛书的史学价值。第一章讨论了民族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关系,论述了民族识别调查、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民族调查为丛书编纂奠定了资料和人员基础。第二章阐述了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架构、详近略远的写作比例、通俗的文字表述、多学科方法的运用的丛书特点。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思想。全面了解民族历史,能够提高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同时为国家方针政策制定相关依据。第四章阐述了丛书在民族史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填补了一些无史书民族的历史空白,第一次为所有少数民族撰写了通史,并解决了以往未涉及或忽视的民族问题。丛书的出版,在民族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促进了民族史的发展,对民族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学术报告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学术报告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学科史研究视角 |
|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
| 第一章 吴泽霖生平及早期思想来源 |
| 第一节 人生经历 |
| 一、家世与家风 |
| 二、生活与学术 |
| 三、社会与学术交往 |
| 四、职务变动 |
| 第二节 早期思想来源 |
| 一、“五四”科学精神 |
| 二、青年会的社会服务理念 |
| 三、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 |
| 四、博厄斯学派人类学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学中国化：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社会学者的社会观 |
| 一、社会的四项基础 |
| 二、社会行为的文化和心理要素 |
| 三、社会的冲突 |
| 第二节 概念本土化的尝试 |
| 一、社会控制与社会约制 |
| 二、孔子的社会思想 |
|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社会调查的两种类型 |
| 二、上海社会救济事业调查 |
|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问题 |
| 一、社会问题的一般认识 |
| 二、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 |
| 三、中国社会问题的出路 |
| 第五节 学科规范化 |
| 一、人才培养 |
| 二、学术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分异与趋同：两个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 |
| 第一节 西南民族研究的多样类型(1938—1949) |
| 一、社会学转向民族学 |
| 二、文化历史取向——贵州“苗夷”社会 |
| 三、社会问题取向——“么些人”的生活 |
| 四、两种取向的融合——边疆开发论 |
| 第二节 西南民族研究范式的单一化(1949—1958) |
| 一、“旧思想”的改造 |
| 二、婚俗中的“封建性” |
| 三、节俗中的“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两个时期间的范式转换与学术延续 |
| 一、从“博厄斯”到“马克思” |
| 二、思想内在理路与民族国家建构 |
| 小结 |
| 第四章 平等主线：种族与民族文物事业 |
| 第一节 现代性现象：种族与种族歧视 |
| 一、体质人类学层面的种族 |
| 二、社会学层面的种族歧视 |
| 第二节 海外民族志：美国的种族问题 |
| 一、“种族问题是态度问题” |
| 二、“三圈说”视角的阐释 |
| 第三节 平等的“物化”：民族文物事业 |
| 一、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 |
| 二、民族学博物馆的理论 |
| 三、与林惠祥的比较研究 |
| 小结 |
| 结语 应用倾向：基于吴泽霖的学科史考察 |
| 第一节 表现与成因 |
| 第二节 学科科学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吴泽霖论着目录 |
（6）2016中国（沈阳）满族音乐舞蹈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满族民间歌曲与歌舞及戏曲研究 |
| 二、满族民间器乐、乐器及宗教音乐研究 |
| 三、满族音乐的近现代研究及创作 |
| 四、满族舞蹈研究新态势 |
（7）汉语人称代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3 本文的理论基础 |
| 1.4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6 本文的语料来源 |
| 第2章 汉语人称代词概况 |
| 2.1 概念解读 |
| 2.1.1 人称 |
| 2.1.2 人称范畴 |
| 2.1.3 人称代词和称谓词 |
| 2.1.4 人称标记 |
| 2.2 人称代词的研究综述 |
| 2.2.1 三身代词的研究 |
| 2.2.2 非三身代词的研究 |
| 2.3 现有研究中的不足 |
| 第3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数”考察 |
| 3.1 汉语人称代词“数”的分类及表达形式 |
| 3.1.1 “数”的分类 |
| 3.1.2 “数”的表达形式 |
| 3.1.2.1 变音式 |
| 3.1.2.2 附加式 |
| 3.1.2.3 特殊式 |
| 3.1.3 藏缅语和汉语中“数”表达的异同 |
| 3.1.3.1 藏缅语中人称代词“数”的分类及意义表达 |
| 3.1.3.2 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关系 |
| 3.2 汉语人称代词“数”的历时演变分析 |
| 3.2.1 始源期:无复数标记 |
| 3.2.2 过渡期:词汇复数的产生 |
| 3.2.3 形成期:形态复数的产生 |
| 3.3 “们”的功能扩张表现:人称代词的合音现象 |
| 3.3.1 何为“合音”? |
| 3.3.2 汉语人称代词的合音表现 |
| 3.3.2.1 俺 |
| 3.3.2.2 您 |
| 3.3.2.3 其他 |
| 3.3.3 人称代词合音的原因阐释 |
| 3.3.3.1 直接动力:人称代词系统内部的竞争性 |
| 3.3.3.2 外部因素:社会和语言接触的影响 |
| 3.3.4 语法化的终极表现 |
| 3.4 小结 |
| 第4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功能扩张考察 |
| 4.1 概说 |
| 4.2 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表现 |
| 4.2.1 人称代词的转指解析 |
| 4.2.1.1 何为“shifter”? |
| 4.2.1.2 人称代词转指的表现 |
| 4.2.1.3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转指情况分析 |
| 4.2.2 人称代词的虚指解析 |
| 4.2.2.1 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2.2 第二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2.3 第三人称代词的虚指 |
| 4.2.3 人称代词的标记化解析 |
| 4.2.3.1 判断标准 |
| 4.2.3.2 分类 |
| 4.3 人称代词功能浮现的原因 |
| 4.3.1 直接因素:人称代词的主客观意识体现 |
| 4.3.2 诱发因素:隐喻与语境的因素 |
| 4.3.3 本质因素:交际模式的规约 |
| 4.4 人称代词功能的未来浮现表现——叹词化趋势 |
| 4.4.1 叹词化的界定与判定标准 |
| 4.4.2 “X看(X)”结构分析 |
| 4.4.2.1 “X”的确定 |
| 4.4.2.2 结构义的浮现 |
| 4.4.3 “X看(X)”叹词化的表现 |
| 4.5 小结 |
| 第5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不平衡性考察 |
| 5.1 古今汉语人称代词系统的建立 |
| 5.2 人称代词的来源 |
| 5.2.1 来源之一:名词 |
| 5.2.2 来源之二:指示代词 |
| 5.3 汉语人称代词内部虚化的不平衡性表现 |
| 5.3.1 汉语人称代词内部语法化轨迹描述 |
| 5.3.1.1 汉语第三人称“他(它/佗)”的语法化过程 |
| 5.3.1.2 汉语第二人称“你”的语法化过程 |
| 5.3.1.3 汉语第一人称“我”的语法化过程 |
| 5.3.2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法化路径模式分析 |
| 5.4 汉语人称代词的尊称用法 |
| 5.4.1 汉语人称代词尊称的表达方式 |
| 5.4.1.1 尊称代词 |
| 5.4.1.2 尊称格式:“你/他+其他” |
| 5.4.2 人称代词中礼貌性差别的类型学意义分析 |
| 5.4.2.1 礼貌等级一:无礼貌性用法 |
| 5.4.2.2 礼貌等级二:二分的礼貌性用法 |
| 5.4.2.3 礼貌等级三:多分(≥3)的礼貌性用法(multiple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
| 5.4.2.4 礼貌等级四:回避使用代词表达礼貌用法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言接触及类型学考察——以包括式和排除式为例 |
| 6.1 以往相关研究 |
| 6.2 “包/除”对立的分布情况 |
| 6.2.1 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概况 |
| 6.2.2 中国境内语言中的分布情况 |
| 6.2.2.1 “包/除”对立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 |
| 6.2.2.2 “包/除”对立在中国境内方言区的分布情况 |
| 6.3 中国境内语言“包/除”对立的分类 |
| 6.4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包/除”情况分析 |
| 6.4.1 满—通古斯语族 |
| 6.4.2 蒙古语族 |
| 6.4.3 突厥语族 |
| 6.5 中国境内“包/除”对立产生的原因 |
| 6.5.1 内部因素 |
| 6.5.1.1 “咱们”的语法化演变 |
| 6.5.2 外部因素 |
| 6.6 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当代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传承民族文化之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
| 二、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方式 |
| (一) 编辑整理文献资料, 出版着作, 发表论文 |
| (二) 举办形式多样的研讨会、座谈会 |
| (三) 发行报刊、创立网站 |
| (四) 创作文学艺术、拍摄影视作品 |
| (五) 保护传统文化,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
| 三、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传承民族文化的特点及贡献 |
（9）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俄罗斯及前苏联、蒙古国学者对靺鞨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 |
| (一)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对靺鞨研究的起步阶段 |
| (二)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靺鞨的系统深入研究 |
| 二、日、朝、韩、美等国学者研究成果综述 |
| (一)日本学者研究综述 |
| (1) 民族学方面。 |
| (2) 考古学方面。 |
| (3) 靺鞨称谓及渤海国问题。 |
| (4) 关于黑水靺鞨的研究。 |
| (5) 对旅顺唐鸿胪井刻石的研究。 |
| (二)朝鲜、韩国学者研究综述 |
| (三)美国学者研究综述 |
| 三、国外出土有关“靺鞨”碑文与靺鞨研究 |
| 四、结语 |
（10）《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史学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民族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 |
| 第一节 民族调查与《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编纂基础的奠定 |
|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 |
| 第二章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特点 |
| 第一节 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为理论架构 |
| 第二节 详近略远 |
| 第三节 通俗的文字表述 |
| 第四节 多学科方法的运用 |
| 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纂思想 |
| 第一节 促进各民族全面了解自己与其他民族的历史 |
| 第二节 为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
| 第三节 培养民族国家认同意识 |
| 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对民族史学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族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
| 第二节 对民族史学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评价上的争论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20世纪60年代《简史丛书》出版表 |
| 附录二 20世纪80年代《简史丛书》出版表 |
| 附录三 中国各省《简史丛书》任务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满通古斯语言文化研究学术报告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史禄国民族（этнос）理论在俄罗斯民族学发展中的境遇[J]. 丁宏,陈曦. 西北民族研究, 2022(01)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数据库建设及研究”开题实录[J]. 周庆生,赵杰,郑炜明,丁石庆,呼和,双山,何晓芳.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5)
- [5]吴泽霖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史考察[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6]2016中国（沈阳）满族音乐舞蹈学术研讨会综述[J]. 祝嘉怡,赵一鸣.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2016(03)
- [7]汉语人称代词研究[D]. 王聪.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8]当代锡伯族社会民间组织传承民族文化之贡献[J]. 关伟. 大连大学学报, 2015(05)
- [9]海外的靺鞨研究综述[J]. 王禹浪,王俊铮. 满族研究, 2015(01)
- [10]《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史学价值研究[D]. 万俐. 兰州大学, 2013(11)
标签：人称代词论文;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