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程孝强[1]（2020）在《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大幅放宽,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持续加速,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迎来国际化发展的新机遇。但国际经验也启示我们,金融开放在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由金融开放诱发的金融风险无疑会威胁金融系统稳定。银行稳定作为金融稳定的关键和核心,必然会受到金融开放的影响。已有对金融开放与银行稳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认为金融开放通过影响银行竞争（存款竞争、冒险机会、利润效率等）进而来影响其风险承担行为。还有部分研究认为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有着紧密联系,原因在于利差是银行贷款投放的主要考量因素,银行利差的结构变化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很可能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另外,金融开放也会对银行利差产生影响。因而,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开放驱动的银行竞争会影响银行利差,并可能通过银行利差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这意味着,金融开放可能会通过银行利差渠道来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而已有研究并未考虑这一问题。此外,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忽略了宏观审慎政策的作用。二是对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没有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本文以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主线,一方面研究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银行利差渠道。具体而言,首先以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现有研究为基础,提炼出金融开放导致银行利差降低的理论假说,将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从银行利差视角建立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其次,从金融稳定和金融中介配置资源的社会成本角度,全面深入地分析金融开放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再次,从金融监管和银行风险承担角度,全面地剖析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方法验证传递渠道“金融开放—银行利差—银行风险承担”的存在性。另一方面,从银行危机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开放和存款保险制度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决定、银行风险承担以及银行危机等方面的研究,为金融开放、银行利差和银行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还可以为深化中国金融开放、合理安排开放次序、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提供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一）在仔细梳理银行利差决定因素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选取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以事实金融开放指数还是以法定金融开放指数度量的金融开放都使得银行利差显着缩窄。另外,银行特征也会对利差产生显着影响,其中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能够显着缩窄银行利差,银行市场势力、运营成本将会显着扩大银行利差。（二）在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考虑宏观审慎政策,研究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全球101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均显示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明显,但不同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具能够显着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而针对借款人的审慎工具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不明显。以跨国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国内贷款限制、集中度限制、外币贷款限制、银行间风险敞口、杠杆率以及金融机构税等变量能够显着限制银行风险承担;债务收入比、贷款价值比上限、逆周期资本要求、贷款损失动态拨备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资本要求对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外汇或逆周期准备金要求反而会激励银行过度承担风险。银行市场势力、银行规模、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存贷比、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等也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三）以银行利差作为中介变量,分别以中国商业银行和跨国数据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方法实证检验“金融开放水平上升—银行利差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这一传递渠道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利差是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部分中介因子,文章的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支撑。（四）提出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89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一些控制变量也会对银行危机产生影响,存款保险制度和信贷增速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贸易开放度、实际经济增速和银行监管程度与银行危机呈显着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将事实金融开放指数细分为外商直接投资、债务和证券投资组合三个方面,以研究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并未显着增加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债务则恰恰相反,债务流动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组合属于相对良性的资本流动。
刘伟[2]（2020）在《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崩塌为起始,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经济持续衰退,至今复苏缓慢。2008年美国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长率环比下降0.5%和6.3%,失业率也上升到自1990年来的最高水平,成为美国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2009年欧元区第一季度GDP下降2.5%,成为自1999年欧元区年成立以来的季度最大降幅。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对本次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算,统计包括为救济而对银行提供的借款、危机之后经济衰退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即刻损失以及失业、企业破产等造成的永久性损失等,全球因此次危机所遭受的损失在60万亿到200万亿美元之间。危机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价和贷款需求的相互促进创造出大规模的次级贷款,而大量的次级贷款又通过证券化过程,派生出巨额的衍生品,最终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整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金融衍生品链条过度延伸所造成的,金融产品过度创新所带来的资产泡沫被认为是危机的元凶。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繁荣是其自1999年彻底推翻《1993年银行法（Glass-Steagall Act）》之后允许金融业开展全能型业务,实现金融体制全面市场化的所埋下的恶果。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一类变种（Reinhart and Rogoff,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频繁而持续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系统的种种风险因素,深入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可以发现金融自由化进程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因而全面系统地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基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的重要研究价值,本文按照逻辑关系探究了金融自由化与系统稳定性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首先从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发生频率和股票市场波动强度两个方面讨论金融自由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与影响,然后又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和风险的渠道,其中重点考察了银行市场竞争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最后为解决金融自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机构与官方监督之间的根本分离特质,重新设计了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有效机制。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基于既有金融史事件与数据,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和改革的实践、转折、高潮与反思历程进行梳理,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指出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负面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金融史中的事件研究和宏观数据,探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规律特征,提出本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第二章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从四个方面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第一,金融稳定性的概念与定义和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因素;第二,金融自由化相关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第三,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其中又分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第四,分析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着重从“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个角度进行归纳。最后总结相关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视角单一,仅局限于一个金融部门或部分金融市场,未能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视角;制度质量描述指标的使用缺乏体系,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在使用指标对金融自由化进行描述时,要么选择综合性指标,要么选择单一分类下的指标,影响结论的准确有效等。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也提出相应的创新点。第三章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从“频率”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选取系统性银行危机作为金融危机的指标,同时使用金融改革指标的综合和子维度两个层面的指标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代理变量,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并对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进行量化。然后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变量,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等因素在自由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对上述的模型估计进行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四章,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从“强度”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通过对仿真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对比,拒绝了“股票价格服从随即游走”的原假设。其次,在识别和量化股票市场的“繁荣-萧条”波动的基础上,进行股票市场波动事件研究,得到金融自由化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直观的结论。然后构建回归模型,分别检验金融自由化开启后短期内和长期内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的影响;最后,还考虑了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和开放次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五章,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从银行业角度切入研究金融自由化增加系统风险与不稳定的路径。首先,回顾了“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种关于金融机构竞争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其次,构建银行业竞争和银行风险的联立方程,使用两阶段system-GMM的方法来探究金融自由化可能影响金融风险的不同渠道。然后,讨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差异,是否会导致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风险的渠道的不同。最后,对上述的回归模型进行四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六章,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构建理论模型解决自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与监管典型的分离特征。首先从合作共赢角度提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结构化改革设计思路——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并从方法论角度概述其化解矛盾原理;其次构建纳什非合作与协同合作微分博弈模型,从数理角度论证该机制的优越性;然后利用演化博弈理论推演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在理论上明确了演化周期内激励与监管的现阶段引导意义。第七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归纳,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初步规划。结合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发现金融体系整体和局部的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频率的冲击存在差异性。其中,金融自由化综合指标和资本账户开放指标均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但是证券市场开放指标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冲击并不显着。进一步对上述影响进行量化,测算了99次在自由化改革之后出现的银行危机的概率。若假设金融自由化并未发生模型原本成功预测到的67次危机中仅有34次可被预测到。另外,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变量（人均GDP、官僚体制质量、腐败程度以及法律法规指标）与金融自由化构成交叉项,其系数均显着为负,说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冲击起到了缓冲作用。第二,研究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强度的影响时,本文发现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短期内,自由化确实增加了股票市场的波动,但该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短期内表现更剧烈的繁荣和萧条波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只出现了更强烈的繁荣波动;长期内,股票市场的繁荣-衰退波动的幅度并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发现首个金融部门开启自由化的短期内股票市场萧条的波动幅度相较于金融抑制时期却有所减弱。而新兴市场中,萧条周期的波动幅度在进行第二个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改革后又有所增加。不同金融部门开放的先后顺序对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的差异并不显着,当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其股票市场萧条时期波动的幅度显着增强,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强度更大。对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探究,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制度质量提升,而制度质量的提升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稳定。第三,研究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的渠道时,发现:金融自由化指标的提升,将引起银行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进而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符合“竞争-脆弱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金融自由化引起的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程度,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有所削弱。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业市场支配力并没有显着的改变,金融自由化只在发达国家中引起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银行业支配力的下降将削弱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发达国家中其他金融自由化影响银行业稳定系的渠道作用并不显着,金融自由化改变银行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影响最为显着。分析资本监管的作用发现,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将有效地削弱自由化改革通过不同渠道带来的风险和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官方监督方面,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通过不同的渠道有效地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财务报表的透明度方面,在发达国家中并不能通过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来削弱金融自由化通过改变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方法是可行。第四,构建基于自由化改革的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先分析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部门在纳什非合作博弈及协同合作博弈场景下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为了提高金融体系协同发展成熟度,两者应研究有效举措降低协同开销,降低协同水平衰减值,提高协同能力和边际协同努力贡献,切实深化协同合作影响。在有效“共谋、共建、共管”基础上,构建协同融合的金融体系无论对金融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都是最佳发展方案。为保证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在体系收益最优的情况下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最优解,本文对分配收益系数提出合理范围参考。然后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可知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如果不能构建协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时必然走向解体独立的状态。在协同融合机制中,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投入的协同开销ω越低,预估协同合作努力程度（规模）Γ越大,协同收益率κ越高,机会主义收益△ζ越低协同收益划分比例ω最优时,金融体系在动态演化博弈过程中趋向于协同发展的稳定策略的概率越高。为实现以公平为导向的协同体系,需要双方提前以契约形式明确在协同合作中各自应该享有的权利及需要承担的义务;此外,收益转移支付也会巩固合作双方继续选择合作策略。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为理论创新、研究内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三个方面。第一,尝试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金融最优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的、有效的纳什均衡模型。第二,推进和深化了金融自由化及其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一是从整体和局部两个维度描述“金融自由化”变量,整体上使用金融改革指数综合值,涵盖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七个子分类,局部选择资本账户开放、证券市场开放两个子分类进行描述。本文在实证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时,既避免了对金融自由化刻画过于笼统的传统问题,也可以修正简单使用局部自由化数据带来的偏差,从而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实证结果:二是分析后发现自由化改革导致银行危机出现频率增加和股票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并且从“频率”和“幅度”（或“强度”）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三是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渠道时,引入制度质量,着重考察制度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将全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对制度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已有文献对制度质量在金融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多集中在部分金融部门中,较少涉及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综合指标下中对制度质量所发挥作用的进行探究。第三,在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时,采取了事件研究与模型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事件研究结果更直观,模型估计结果更准确,两者互为补充,得到的实证结果更立体更完善。
李其成[3]（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董骥[4]（2019）在《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文中指出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主张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允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放宽对外资入境的限制,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金融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并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宣布了金融开放的12大具体举措,标志着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然而,金融开放在促进开放过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提高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考察金融开放对开放国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及其条件尤为重要。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经历了严格管制——逐渐放松——宏观审慎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实施资本管制,严格控制金融开放,促进了战后各国的经济恢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各国出现滞胀,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又开始占据主流。McKinnon和Shaw提出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为西方发达国家放松金融管制、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理论支撑。政府实施金融开放,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取消了资本管制,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过程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顺利。20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发达国家,实施金融改革,鼓励金融开放,允许资本有限地自由流动,不幸地是,大部分金融改革都因为经济金融危机而搁浅。20世纪80年代末,在“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实施金融开放,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然而这也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频发金融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21世纪之后,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对金融开放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市场机制的不稳定性也使得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逐渐被宏观审慎取代,各国倾向于资本管制,限制自身的开放水平。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会帮助本国获得更为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投资结构,对这些国家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带动服务业发展、提升本国货币地位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国际资本具有流动性强且投机性、复杂性并存的特点,加之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初期监管与风险防范措施欠缺,金融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会导致金融系统脆弱性上升,最终导致本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汇率暴跌,经济崩溃。因此,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包含有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既能给开放国带来经济增长,也能会带来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本文针对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生成条件及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等几个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客观地评价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对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提出政策建议。通过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开放的测度与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四个方面综述金融开放的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有关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都能表明影响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因素存在显着的门限效应,但理论依据不够充分。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型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影响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门限变量,并应用于实证分析,增加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文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以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泰国与21世纪初的阿根廷为案例,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一个国家实施金融开放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不高与监管不到位,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文在Aghion等（2004）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模型中存在一种由金融资本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生产的可交易商品,而且生产者面临信贷约束。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国家固定生产要素的供给是非弹性的,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与国内外利率差。进而对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深入分析,发现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也是不同的。这个模型解释了一个国家金融开放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内在机制,为使用面板门限模型作实证研究提供有说服力的门限变量。采用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以及在空间上对其它国家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条件,研究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均存在门限效应,而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国家,它们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都显着大于属于门限变量低层次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储蓄率、国内外利率差、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并且对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更高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要明显高于国内经济变量属于门限变量较低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对于国内储蓄率,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率越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越大。第二,在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模型中,选取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多重门限,模型结果联系样本显示,超过90%的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处于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不显着或显着为负的区间内;以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均存在双重门限,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系数估计或者统计上不显着或者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是显着为正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制度质量、监管水平存在门限效应,以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国内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低于门限值时,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双重门限,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且先上升后下降,当国内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相对较小;以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为门限变量,模型中存在单一门限,当制度质量、监管水平低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显着为正,高于门限值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着。第三,采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和危机溢出效应。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并不显着,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溢出效应显着为正;危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显着为负,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溢出效应为负但在统计上并不显着。第四,结合实证研究的结论,采用信号分析法,利用我国的基本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刚好达到强增长效应的良好状态,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处于强危机效应的中等水平。利用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分析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我国能够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中获益;现阶段我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的危机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开放会对我国的危机效应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本文的主要的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针对以往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研究缺少理论模型支撑的缺陷,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二期动态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的金融开放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内在机制,并从模型中筛选出面板门限模型中的门限变量,增加了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第二,针对以往很少有文献关注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这一问题,构建空间经济距离矩阵,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开放水平在空间上的增长溢出效应与危机溢出效应;第三,结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结果,采用信号分析法,综合我国国情数据,分析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指出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具有强增长效应,但也具有强危机效应。
苏跃辉[5]（2019）在《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很多国家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战略,由此金融部门开始加速发展,并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金融化主要表现为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日益膨胀,金融利润的比例逐渐攀升,金融业开始在很多发达国家跻身于行业前列,而且金融部门的扩张使得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行为也日趋严重。经济金融化进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经济金融化过度发展的不良后果。我国M2/GDP比率和金融业增加值/GDP高于英美日等国、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等方面的事实体现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化特征已比较明显,而且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脱实向虚”以及货币空转问题也可以归纳为金融化问题。所以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与经济金融化水平最高的美国进行对比,对于中国如何应对经济金融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对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后,本文认为经济金融化指的是随着金融体系规模的不断扩大与重要性的不断提高,金融部门在经济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并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虽然经济金融化概念提出得较晚,但是从众多学派的理论中仍然可以找到经济金融化思想的渊源。在借鉴学者们关于经济金融化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依据金融在经济的发展与深化过程,结合前人文献研究中的两个角度,从金融的发展程度、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各部门金融化水平等三个方面建立了新的衡量指标体系,并结合中美两国的相关数据,对两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中国金融的发展程度与美国金融的发展程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低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和企业部门的金融化水平要高于美国。金融化现已成为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梳理了金融部门扩张、居民部门金融化、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结合前述的指标体系,选择了反映经济金融化的四个典型指标,对它们和经济波动的关系,选用VAR模型,结合中国和美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对比。结果显示,在两国,金融相关比率、企业金融化率、金融业支配率均是扩大经济波动的因素,而政府金融化率在两国的表现正好相反,在中国是抑制经济波动,在美国则是扩大经济波动。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结构的调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在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从金融部门扩张、政府部门金融化、企业部门金融化和居民部门金融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选用中美两国的数据,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两国经济金融化程度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合理度的实证结果中,金融化变量在中美两国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相近。然后,选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金融化率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又进行了实证分析。就中国而言,政府金融化率仍是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高级化的推动力,金融相关比率对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度具有推动作用,而金融业支配率、企业金融化率等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发挥促进作用。美国是经济金融化的典型代表国家,其经济金融化进程以及影响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技术创新和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强化美元霸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化程度的过度发展,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脆弱性提升、美元衰落等问题。美国的事实证明,经济金融化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筹码维系一个国家的优势地位,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发展。结合上述结论及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在引导金融回归本源、促使资金“回归实体”、实现经济虚实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三方要共同努力,一是要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二是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三是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四是要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最后,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余海民[6]（2019）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出口贸易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促使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部门迅速扩张,相较于贸易总量上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质量没有多大改善。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仍然以出口中初级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贸易质量特别是出口贸易质量得不到及时改善,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和国际贸易中的不利位置。一方面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经常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反垄断措施的制裁,产品的需求波动极大,不利于相关行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本国贸易经常账户收支失衡,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如何提升和改善贸易质量特别是出口贸易质量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从20世纪后期开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能否通过资本市场自由化经济政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从而提升贸易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已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技术差距、出口转型分割等经济特征,构建了一个简单宏观的分析框架,探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选用包含22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采用控制时间效应和国家效应的回归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在动态视角下进行实证检验,并替换相关变量做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1）审慎金融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维持金融稳定和改善出口贸易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金融体系尚不完备的条件下,金融自由化进程抑制了发展中国家贸易质量的提升;抑制作用在出口转型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出口转型的前一阶段的抑制程度更高。（3）在转型升级的不同阶段,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贸易质量改善的抑制作用都随着技术差距增大而增强。（4）金融自由化要依赖实业创新科技的发展,在技术监管水平允许的条件下,适当的增大私人信贷比重有利于提升贸易质量。籍此,本文认为不切实际地使用金融自由化政策并不能改善贸易质量、促进经济增长;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自由化依赖于本国实业创新科技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采用适合国情金融发展政策,尤其避免金融发展脱实向虚,才是唯一有效的发展路径。
唐杰[7]（2015）在《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文中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发展又自始至终伴随着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政策创新。金融发展能否影响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本轮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就会阻碍经济发展。值得反思的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新常态背景下需要经济社会公共治理的创新,金融发展策略的再定位刻不容缓。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需要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建立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的AK模型为基础,阐述金融改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接着回顾了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状况,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与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更新并重新计算我国金融自由化指数,依托国外学者建立的指标体系,采用1998-2014年时序数据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发展指数,计算了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运用单位根、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指数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基于金融改革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作用渠道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直接原因,寻找政策根源,并提出政策改进建议。研究显示,我国金融改革进程正加速向前推进,金融发展水平已处于相对高位,但金融体系发展失衡,金融机构发展重量、不重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不足。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负向关系,但双向不为因果。研究表明,近几年,金融发展既没有促进资本积累增长,更没有促进投资效率提高。而金融体系政策设计缺陷,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以及金融定位高估是金融“消失效应”的政策根源。研究认为,应主要从金融稳定、普惠金融、价格市场化、创新金融四个方面入手进行政策改进,引导我国金融体系走“促增长”和“防风险”兼顾的质量型的金融发展道路。
崔鸿雁[8]（2012）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三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陆却非[9]（2011）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上市以来,迄今已有22个国家和地区正式推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并有4个国家正在进行相关立法,因此,该产品已经迅速成长为房地产融资/投资主流工具。境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迅猛发展的过程恰与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相契合,但2007年起肇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冲击了行之有年、看似圆转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总扩的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而这其中,首当其冲被迫反思的一条教训就是,金融工具的快速创新不仅没有降低风险,反倒以几乎无人预见到且未受到恰当监管的方式使得风险更为集中且放大。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确凿无疑地因为房地产与金融两部门相互恶化而发生,因此,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中国境内的适用性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如何识别和控制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而这样的工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仍以传统融资方式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因其标的的缺位而可有可无。诚然,中国因为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割裂的经济结构而相对较轻地受损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同样的侥幸也存在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一方面,这种低水平的静态稳定其实是以效率和福利大量受损为代价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必然带有的金融脆弱性其实更可能引发——因此也更需要发现和防范——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本文通过历史回顾、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力图尽可能地探究、发现和把握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于这种风险的预测和度量,从而为中国即将创设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预先提供风险管理的知识准备,其中基本结论如下: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本质上处于相互捆绑的辨证关系,即,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确有利于规避金融风险、降低成本、增加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利润等正效应,可进一步发挥金融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进而保障资金融通的安全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同样产生了加剧金融脆弱性的负面效应,前者不仅具有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已经成为了越来越突出的客观存在。受制于“新兴加转轨”基本国情,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状况合乎逻辑地同样处于时滞之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人为扭曲造成的金融抑制现象虽有改观但进展不大,因此中国的房地产金融不可避免地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积聚起越来越显着的风险因子。除了分散银行风险,中国内地创设并且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房地产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的深层次根源实则在于房地产市场本身并不稳固,而这种不稳固虽然以房价为过快上涨为表征,其内在缺陷却仍在于金融抑制所导致的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与结构失衡。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内地创设并且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根据境外实践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总体而言低于股票市场,与此同时,由于该产品以房地产物业为基础资产,而房地产物业兼具使用价值与投资价值,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程度则因具体物业类型和地段而异,因此具有与其他证券资产不同的收益特点,可以成为投资者分散风险的工具与获取收益的来源。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很容易产生的误判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虽然也会面临与房地产收益相关的信用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属于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予以分散和对冲,而恰恰正是这种误判可能导致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并进而流向房地产市场,由此不断加剧宏观失衡,系统性风险开始产生并快速积聚,因此,依据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特征与发生机制而设计的风险度量与预警成为本文落脚所在。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充分运用境外成熟市场金融创新,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创新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经验数据与成果反映;合理运用现代统计科学所能提供的工具与手段,探求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灵活运用已有研究成果与理论基础,在总结、归纳、分析、提高基础上,前瞻性揭示中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很容易被隐性化的系统性风险,并在此基础上适时、适当地对其作出预判与预防。本文预期,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已经站在相当迫近的时间窗口前,目前的情况则一如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变量是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因此,通过揭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的可测、可控,以及一个恰当发展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市场其实有利于降低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当能有助于加速推动中国的金融供给逐步配套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吴婷婷[10]（2011）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19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浪潮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国际化逐步成为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主旋律,全球爆发了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代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危机的阴霾,令人们倾向于将“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国际化”直接挂钩。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安全维护作为世界性经济难题,受到了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反观中国,虽然自2001年底入世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迅速提速,但却从未爆发过金融危机,金融业反而因对外开放提升了运行效率。中国的现实,仿佛又在暗示我们,积极参与到金融国际化浪潮中才能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金融安全。国内外这些相悖的事实,引发了本文对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二者关系的思考：第一,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对一国金融安全而言,产生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若是正（或负）效应,那么产生这种正（或负）效应的作用路径是什么?第二,一国不实行金融对外开放,是否就不存在金融安全问题?如果仍然存在,那么在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的不同条件下,金融安全问题的表现特征有何差异?第三,二者之间的关系与金融国际化推进国的国家类型和形态是否有关（即是否具有国别效应）?第四,二者间的关系是否与金融国际化的推进阶段有关（即是否具有时变效应）?第五,就中国而言,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总体影响是净的正效应,还是净的负效应,二者关系有何特征?第六,未来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地获得净的正效应?应重点关注哪些因素?基于这六个核心问题的引导,本文的研究欲采用下述思路逐层推进：首先,界定金融国际化、金融安全的概念,并探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金融安全问题,并分析前者正、负向作用于后者的路径,以厘清其内在机理；然后,基于美、韩两国的案例,分析其各自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以总结出有益于中国的政策启示；接着,以中国为样本,研究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与特征；随后,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划分阶段,并分析每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未来的宏观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初步设计出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模式、次序和方向。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分为理论、案例、实证、政策分析四大篇,各篇具体的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结论如下：第一、二章是理论分析篇。其目的是,在提出问题且理清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为全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重点想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一和第二个核心问题。本篇完成的工作主要有五个方面：1.从国别视角,定义了金融国际化。其核心内涵是“两个经济体之间金融融合的双向过程与状态”,主要表现为资本运动、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和货币的国际化。其中,货币国际化是大国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最高层级。2.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金融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安全。同时,厘清了个体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四者之间逐层递进的关系。3.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视角、方法上存在的研究倾向与不足,以此找寻到了本文的研究切入点。4.从金融国际化的表现维度入手,分析了资本运动国际化等七个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并较系统地梳理出金融国际化正、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路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有助推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弱化制度落差三大路径。负向作用路径主要有资本外逃、增加外源性风险导入渠道、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性、国际监管套利、监管与金融国际化进程错配、削弱货币政策独立性、特里芬难题、货币国际化进程逆转引发国内通胀等多重路径。同时,指出大、小国在各金融国际化子进程中面临的风险程度不同。大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监管国际协作、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安全问题,比小国突出；小国主要面临的是资本运动、金融机构、业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安全隐患问题。5.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的关系。指出,虽然同时存在金融国际化正、负向影响金融安全的渠道,但金融安全问题与金融国际化并没有必然联系。金融国际化与金融非国际化情况下,一国都可能存在金融安全隐患,甚至爆发危机。只是两种情况下,金融安全问题表现出的特征有所差异。因此,不能因为爆发金融危机,就因噎废食,中止金融国际化进程。一味地“闭关锁国”,反而容易使一国金融系统中已经出现的金融风险,暂时隐匿并囤积起来,从而得不到及时释放,而一旦遭遇冲击,便易引发危机。第三章是案例分析篇。本章想重点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异同,总结出值得中国在推进金融国际化的过程中借鉴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1.选取美国、韩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代表国,梳理了各自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发现,伴随着资本运动国际化的美元国际化启动于20世纪初期,而美国其他维度的金融国际化则集中发端于1960年代末期。其采用的推进模式是,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美元国际化,并以美元国际化带动金融业务、机构、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韩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发端于1980年代的利率管制的放松,随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国际化进程陆续启动,并于1990年代提速了资本运动国际化进程,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进而以此为契机,开启了韩元国际化进程。2.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二者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金融国际化具有“松-紧-松”螺旋式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然演进特征,与韩国在政府主导下赶超式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的初始目的不同,所以立场不同；二是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起始点不同,从而开放的受益情况不同；三是美韩两国大、小国的不同国家形态决定了其开放策略的不同；四是美韩两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国情决定了其金融国际化各维度推进的先后次序不同。3.阐释了美韩两国各自在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金融风险与危机问题,并总结出几点启示。共性启示有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与良好的实体经济基础是—国推行金融国际化战略的首要条件；奉行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政府丧失了调控、干预的作用和功能,相反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调整金融国际化的推进进度；超越监管边界的金融创新必将带来风险的集聚；放松金融管制与强化金融监管并举,不断修正、改进、更新监管方式方法,动态地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使其能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改革的进度相匹配。差异性启示有二：其一,美国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国际化进程是一种“松-紧-松”式的螺旋循环。这种具有自然演进特征的金融国际化发展模式往往伴随金融危机的产生,这要求我们关注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合理边界,并能有效地对虚拟经济予以管理,保持社会信用总量与经济总量的适当比例。能否对虚拟经济实施有效的管理,是影响政府宏观调控和危机救助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二,韩国作为与美国不同的赶超型国家,其经验启示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合理次序安排；金融自由化改革,须以政府主导为主,具备计划性、渐进性的特点；一旦危机爆发,采用政府干预、激进型、彻底性的金融改革方案,能更快地走出危机困境。4.基于美国和韩国,分别具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类别和大国、小国的国家形态,通过对其实施的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得到了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二者关系具有“国别效应”的结论。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探寻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二者之间在长、短期内存在的数量关系及其特征,从而为现有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来自中国样本的证据。为此,本章主要进行了三个部分的工作：1.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其一,运用经济指标法,利用包含官方外汇储备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度量了中国的“广义金融开放度”；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构建了能较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子进程的“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沿用法规描述指标法的思想,对各指标进行赋值,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样本数据提取主成分,从而构建出综合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CFII）。进一步地,通过分析该指数在[1979,2010]区间段上曲线斜率、趋势与波幅的变动情况,全面描绘出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在入世前后的变化特征。2.对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研究。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宏观环境的视角,分别构建了中国微观、中观、宏观金融安全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金融安全状况。通过对由此合成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CFSI）的走势予以分析,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二：（1）随着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内源性危机（外源性危机）爆发的概率分别会降低（增加）；（2）金融国际化与国家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效应。二者间的关系会随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动态变化的特征。在金融国际化初始阶段,金融国际化对国家金融安全的负向影响效应通常会起主导作用,使得二者呈现负向关系；在中后期,正向影响效应往往会起主导作用,从而令二者间呈现正向关系。3.对量化研究得到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实施了计量经济学分析。将CFII和CFSI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引入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中,对二者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内CFII与CFS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短期内二者间存在误差修正关系。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在t时刻二者之间均呈现出正向的数量关系；（2）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每变动1%,CFSI将平均同向变动18.05个基点；从短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FII增长率每变动一个单位,CFSI波幅将平均同向变动15.26个基点,而当CFSI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非均衡误差将以0.49的调整力度把这种短期波动导致的非均衡状态,反向拉回至长期的稳定状态。第五章是政策分析篇。本章欲解决的是本文提出的第六个问题。想要达到的研究目的是,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以期尽可能地发挥金融国际化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状态的正向作用。为此,本章进行了四个部分的工作：1.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回顾了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并分析了各维度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虽然自入世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对应的国际化程度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不同维度的国际化程度却有着非一致性变化。总体而言,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最高,业务次之；金融监管国际化程度虽稳步提升,但仍略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业务；货币政策国际化进程因1993、1994年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显着提速,这种相对于其他维度的领先状态一直持续到了2003年,而此后,该子进程推进得相对平稳；资本运动的国际化程度,随经常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而逐渐提升,但其推进进度相对于前述五个维度,更为审慎；人民币国际化在入世前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而自次贷危机以来却显着提速,更在2009-2010年一举超越了其他六个维度的国际化程度；（2）每个维度包含的各子国际化进程呈现出非对称的发展格局。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例,其虽自2008年以来显着提速,然而“重贸易、轻金融”的问题依旧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进程远远领先于金融进程,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发展状态。2.结合CFIl在不同时间段中斜率与数值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金融国际化发展历史的回顾,将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划分为了四个主要阶段,分别是金融抑制阶段（1979-1991）、金融运行机制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阶段（1992-2000）、走向金融全面开放的过渡阶段（2001-2005）和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阶段（2006年至今）。3.基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视角,对未来金融国际化的宏观发展方向予以了展望。一是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制度落差,以降低被风险转移、危机转嫁的可能性；二是要借后危机时代世界金融格局变革之机,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以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三是要突破原有局部性思维模式,转货币政策决策的一国视角为全球视角,加强货币政策操作的国际协作,并根据自身与其他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国的经济融合度,确定选用规则性还是相机性政策协调模式；四是要在动态修正自身金融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强化在监管细节方面的国际合作,强调国际联合监管的及时性与实效性,将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落到实处；五是要把握国际监管的演进趋势,及时将监管模式、方法、技术的最新变化吸纳到本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中,以各种监管模式、方法、手段并举的方式,构筑国家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4.结合美韩两国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的经验、启示与中国金融国际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次序、方向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国可采取“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以货币政策国际化为先导者,以金融机构、业务、市场、资本运动国际化为助推者,以金融监管国际化为并行者”+“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联动、共振”的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即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中国金融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需要首先以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为金融国际化创造利益驱动源,并通过逐一推进金融机构、业务、市场国际化与资本运动的国际化,借四维度之合力,为人民币搭建起“走得出、留得住、流得回”的循环途径,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由于前述六个维度的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及时的更新与修正,以实现相互间的动态匹配,因此需要将金融监管国际化作为其余国际化维度的并行者；另外,一国金融要实现国际化需要充足的原始动力源,因此单一从金融领域出发,促进某一个或几个子维度的国际化进程,不足以持续性地推动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必须从实体经济领域寻找动力源,即应以实体企业的海外扩张带动金融企业“走出去”,以发挥实体企业国际化与金融企业国际化之间的联动效应,最终实现产业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共振的目标。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如下：1.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金融国际化七个表现维度下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及其负向作用于国家金融安全的一般路径,与此同时,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提出了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一国金融安全的三个主要路径。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分门别类地梳理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金融国际化各子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刻画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各维度具有的“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其三,初步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探讨了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金融国际化终极目标的假设前提下,应如何通过其他维度的国际化,辅助、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其推进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应如何安排?每个维度应重点推进的方向是什么?2.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其一,首次比较系统地测度了中国在1979～2010年间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大小与变化趋势。在对金融国际化的量化研究中指出,金融国际化是个多维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开放度,因此,在量化其程度时需要从其表现维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界定。本部分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视角,全面构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法规描述指标法予以了一定修正,弱化了事件赋值的主观性；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了可用于纵向比较的“中国金融国际化指数”,由此创建了“中国金融国际化时序数据库”,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其二,基于金融国际化动态演进的视角,分宏观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三个层面,构建了宏、中、微观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与现有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视角的不同（强调是在金融开放条件而非封闭条件下,并且突出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动态而非静态地考察金融安全状况）,从而指标选择与设计的侧重不同,以此反映中国金融国际化加速进程中金融安全状况的动态变化特征。其三,基于包含相关系数与交叉系数在内的相关性检验、正态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异方差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检验方法与建模手段,对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较全面地刻画了二者长、短期关系具有的数量特征。
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银行利差的决定因素 |
| 2.1.1 银行微观特征与银行利差 |
| 2.1.2 市场结构和宏观政策与银行利差 |
| 2.1.3 金融开放与银行利差 |
| 2.1.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研究述评 |
| 2.2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2.1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 |
| 2.2.2 金融开放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
| 2.2.3 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述评 |
| 2.3 银行危机的影响因素 |
| 2.3.1 金融开放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2 其他因素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2.3.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的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国金融开放的特征事实 |
| 3.1 中国金融业开放进程 |
| 3.2 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历史进程 |
| 3.3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3.4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与理论假说 |
| 4.1 银行自身因素影响银行风险的机制分析 |
| 4.1.1 资产负债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2 货币错配与银行风险 |
| 4.1.3 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与银行风险 |
| 4.1.4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 |
| 4.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的作用机制 |
| 4.2.1 利率自由化与银行风险 |
| 4.2.2 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 |
| 4.2.3 外资银行进入与银行风险 |
| 4.3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假说 |
| 4.3.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理论假说 |
| 4.3.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假说:银行利差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5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检验 |
| 5.1 银行利差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 |
| 5.2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实证设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实证模型 |
| 5.3 金融开放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5.3.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3.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
| 6.1 金融开放和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2 实证结果 |
| 6.2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实证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7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证据 |
| 7.1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利差的跨国实证分析 |
| 7.1.1 实证设计 |
| 7.1.2 实证结果 |
| 7.1.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7.2 金融开放、银行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跨国的证据 |
| 7.2.1 实证研究设计 |
| 7.2.2 模型估计 |
| 7.2.3 稳健性分析 |
| 7.3 金融开放与宏观审慎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跨国实证 |
| 7.3.1 研究设计 |
| 7.3.2 实证结果 |
| 7.4 金融开放、银行利差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国实证 |
| 7.5 本章小结 |
| 8 金融开放影响银行危机的跨国实证研究 |
| 8.1 金融开放与存款保险制度影响银行危机的研究假说 |
| 8.1.1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 |
| 8.1.2 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 |
| 8.2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设计 |
| 8.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2.2 实证模型 |
| 8.2.3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8.3 金融开放、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危机:实证结果 |
| 8.3.1 实证结果分析 |
| 8.3.2 内生性检验 |
| 8.3.3 稳健性检验 |
| 8.4 不同形式的资本流动对银行危机的影响 |
| 8.4.1 总资产与总负债 |
| 8.4.2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外商直接投资 |
| 8.4.3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债务 |
| 8.4.4 金融开放与银行危机:证券投资组合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启示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 创新点和特色 |
| 1.4 局限和不足 |
| 第二章 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2.1 金融稳定 |
| 2.1.1 金融稳定的定义 |
| 2.1.2 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 |
| 2.2 金融自由化 |
| 2.2.1 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起源和发展 |
| 2.2.2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
| 2.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 |
| 2.3.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
| 2.3.2 金融自由化与股票市场波动 |
| 2.4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性的渠道 |
| 2.5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 |
| 3.1 概述 |
| 3.2 理论模型 |
| 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3.3.1 样本选取 |
| 3.3.2 金融危机变量 |
| 3.3.3 金融自由化变量 |
| 3.3.4 制度质量变量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基本模型 |
| 3.4.2 引入制度质量变量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样本处理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3.5.2 关于金融危机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
| 3.5.3 对固定效应与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幅度的影响 |
| 4.1 概述 |
| 4.2 理论背景 |
| 4.3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4.3.1 股票市场波动的识别与量化 |
| 4.3.2 股票价格指数 |
| 4.3.3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及来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特征值分析 |
| 4.4.2 对股票市场波动的事件研究 |
| 4.4.3 回归模型 |
| 4.4.4 金融部门开放数量的影响 |
| 4.4.5 金融部门开放次序的影响 |
| 4.4.6 制度质量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变量解释和数据描述 |
| 5.4.1 金融稳定性变量 |
| 5.4.2 银行业竞争变量 |
| 5.4.3 制度质量变量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竞争与金融稳定 |
| 5.5.2 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 |
| 5.5.3 金融自由化、制度质量与金融稳定 |
| 5.5.4 资本管制、政府监管、信息透明度与金融自由化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 |
| 6.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
| 6.2 微分博弈模型 |
| 6.2.1 纳什非合作博弈模型 |
| 6.2.2 协同合作博弈模型 |
| 6.2.3 博弈结论分析 |
| 6.3 演化博弈模型 |
| 6.3.1 演化模型建立 |
| 6.3.2 演化模型求解 |
| 6.3.3 动态演化要素分析 |
| 6.3.4 动态演化博弈中协同稳定策略的引导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循序渐进的主动开放 |
| 7.2.2 坚持金融自由有序化发展路线 |
| 7.2.3 积极寻求多边合作 |
| 7.2.4 发展协同融合模式 |
| 7.2.5 健设协同发展格局 |
| 7.2.6 “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in English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西方国家对金融开放态度的转变 |
| 1.1.2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1.1.3 本文研究的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5 研究框架与本文结构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全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概念及联系 |
| 2.1.1 金融自由化 |
| 2.1.2 金融开放 |
| 2.1.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 |
| 2.2 金融开放的测度 |
| 2.2.1 法定开放度 |
| 2.2.2 实际开放度 |
| 2.2.3 法定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的比较 |
| 2.3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2.3.1 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 |
| 2.3.2 金融开放的危机效应 |
| 2.3.3 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 |
| 2.4 金融开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1 金融开放的增长溢出效应 |
| 2.4.2 金融开放的危机溢出效应 |
| 2.5 文献综述评述 |
| 第三章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与国际经验 |
| 3.1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失败案例 |
| 3.1.1 失败案例1:墨西哥比索危机 |
| 3.1.2 失败案例2: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泰国 |
| 3.1.3 失败案例3:阿根廷金融危机 |
| 3.2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经验教训 |
| 第四章 金融开放、增长与危机:一个理论模型 |
| 4.1 基准模型:Aghion模型 |
| 4.1.1 Aghion模型假设 |
| 4.1.2 实施金融开放之前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
| 4.2 模型分析:不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2.1 实施金融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
| 4.2.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
| 4.3 模型分析:考虑国内金融机构与资本异质的特殊情况 |
| 4.3.1 生产者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3.2 金融机构开放后的模型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 实证分析模型 |
| 5.1.1 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5.1.2 空间面板模型 |
| 5.2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5.3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
| 第六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增长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6.2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2.1 门限个数与门限估计值 |
| 6.2.2 国家类别划分 |
| 6.2.3 门限变量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
| 6.3 其它门限变量的全样本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6.4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4.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研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实证研究 |
| 7.1 危机效应的基准模型: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7.2 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 |
| 7.3 不同类别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1 发达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3.2 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研究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8.1 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 |
| 8.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溢出效应研究 |
| 8.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2.2 金融开放水平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2.3 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溢出效应研究 |
| 8.3.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8.3.2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 |
| 8.3.3 金融开放水平危机效应的分解: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进程 |
| 9.1.2 我国金融开放取得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
| 9.2 现阶段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 |
| 9.2.1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 |
| 9.2.2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危机效应 |
| 9.3 我国金融开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启示 |
| 10.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框架内容 |
| 1.3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经济金融化内涵与思想渊源的文献综述 |
| 2.1 经济金融化内涵的文献综述 |
| 2.1.1 各学派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表述 |
| 2.1.2 关于经济金融化内涵的评述与总结 |
| 2.2 经济金融化的思想渊源 |
| 2.2.1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3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4 调节学派中的经济金融化思想 |
| 2.2.5 总体评述 |
| 2.3 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3.1 经济虚拟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2 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3 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3.4 金融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比较 |
| 3.1 经济金融化水平测度研究综述 |
| 3.1.1 国外研究综述 |
| 3.1.2 国内研究综述 |
| 3.1.3 总结 |
| 3.2 经济金融化衡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2.1 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 |
| 3.2.2 指标体系的解释与说明 |
| 3.3 中美经济金融化水平的对比 |
| 3.3.1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的发展程度对比 |
| 3.3.2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融部门的支配地位对比 |
| 3.3.3 中国和美国间的部门金融化水平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效应的中美比较 |
| 4.1 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研究的文献综述 |
| 4.1.1 金融功能发展的宏观角度 |
| 4.1.2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微观角度 |
| 4.1.3 金融开放程度的国际角度 |
| 4.2 经济金融化影响经济波动的机制分析 |
| 4.2.1 金融部门扩张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2 居民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3 企业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4 政府部门金融化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 |
| 4.2.5 总结 |
| 4.3 经济金融化对经济波动影响的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3.1 指标体系选择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基于中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4.2 单位根检验 |
| 4.4.3 线性回归分析 |
| 4.4.4 VAR模型估计 |
| 4.5 基于美国季度数据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1 变量的数据统计特征 |
| 4.5.2 单位根检验 |
| 4.5.3 线性回归分析 |
| 4.5.4 VAR模型估计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比较 |
| 5.1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的文献综述 |
| 5.1.1 国外文献综述 |
| 5.1.2 国内文献综述 |
| 5.2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 |
| 5.2.1 金融部门扩张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2 企业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3 居民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2.4 政府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 |
| 5.3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实证分析的指标与方法选择 |
| 5.3.1 指标选择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方法选择 |
| 5.4 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中美对比分析 |
| 5.4.1 中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2 美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3 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化影响产业结构效应的比较 |
| 5.5 基于中国区域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选择 |
| 5.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借鉴 |
| 6.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背景 |
| 6.1.1 外部背景 |
| 6.1.2 内部因素 |
| 6.2 美国经济金融化过度的不良后果 |
| 6.2.1 制造业空心化,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美国经济的寄生性 |
| 6.2.2 引发金融脆弱性,导致经济波动 |
| 6.3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启示 |
| 6.3.1 正确认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6.3.2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
| 6.3.3 鼓励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 |
| 6.3.4 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
| 6.3.5 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1 本文研究结论 |
| 7.2 应对经济金融化的措施 |
| 7.2.1 继续适度提高政府金融化的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 7.2.2 大幅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鼓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 |
| 7.2.3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
| 7.2.4 加强金融监管改革,防范金融风险 |
| 7.2.5 积极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为国家经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出口贸易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技术路线图 |
| 1.2.3 研究难点 |
| 1.2.4 可能的创新点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2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2.2 出口贸易质量改善相关理论研究 |
| 2.3 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3.1 企业层面上金融自由化与出口贸易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3.2 产业层面上金融自由化与出口贸易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3.3 国家层面上金融自由化与出口贸易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金融自由化影响出口贸易质量的理论机制模型 |
| 3.1 前提假设 |
| 3.2 模型设定 |
| 3.3 理论推导 |
| 3.4 本章小结 |
| 4 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质量研究的实证检验 |
| 4.1 经验模型构建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4.1.3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4.2 金融自由化与出口贸易质量回归分析 |
| 4.2.1 基准回归分析 |
| 4.2.2 技术进步视角的分位数回归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5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实施审慎金融自由化政策,保证金融市场长期稳定 |
| 5.2.2 创新金融监管工具,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
| 5.2.3 在监管水平完善情况下,加快探索试点金融开放步伐 |
| 5.2.4 引导金融机构“量体裁衣”,精细服务出口企业转型 |
| 参考文献 |
| 硕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节 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关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
| 二、关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金融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金融改革的经济效应 |
| 二、金融改革、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 |
| 一、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理论 |
| 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机制 |
| 三、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金融改革政策简要回顾和主要成效 |
| 一、我国金融改革政策简要回顾 |
| 二、我国金融改革政策主要成效 |
| 第二节 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 |
| 一、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取得的成就 |
|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面临的压力 |
| 第三节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 |
| 一、经济的货币化程度 |
| 二、经济的金融化程度 |
| 三、经济的社会融资规模 |
| 第四节 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金融支持小微、民营企业乏力 |
| 二、社会融资成本偏高 |
| 三、金融资金“脱实向虚” |
| 第四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金融改革进程的测度 |
| 一、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构建 |
| 二、金融自由化指数的测算 |
| 第二节 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一、指数编制 |
| 二、指数结果 |
| 三、指数特征 |
| 第三节 金融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一、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 |
|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 三、数据对比结论 |
| 第四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四、关系检验的结论 |
| 第五章 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弱化的成因 |
| 第一节 基于内生作用机制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直接原因 |
| 一、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 |
| 二、金融发展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 |
| 三、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政策视角分析金融“消失效应”的深层原因 |
| 一、金融体系政策设计的缺陷 |
|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 |
| 三、金融定位的高估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切实维护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稳定 |
| 二、夯实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基础 |
| 三、有序推进金融价格市场化改革进程 |
| 四、加快完善创新金融的支持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金融自由化政策变迁量化原始数据(1978-2014 年) |
| 附录2 :金融发展指数各指标原始数据(1998-2014 年)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0. 导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 |
| 0.2.1 金融监管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含义 |
| 0.2.2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 |
| 0.2.3 思想与制度的关系 |
| 0.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0.3.1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创新点 |
| 0.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4.1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金融监管的研究 |
| 0.4.2 国内研究综述 1. 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 |
| 1.1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管理思想的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经济背景 |
| 1.2 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管理的思想考察 |
| 1.2.1 金融组织国有化思想 |
| 1.2.2 管理机构的单一化思想 |
| 1.2.3 金融管理的行政调控思想 |
| 1.3 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思想 |
| 1.3.1 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环境 |
| 1.3.2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法制传统思想 |
| 1.4 思想形成动因分析 |
| 结束语 2. 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2.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产生的背景 |
| 2.1.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
| 2.1.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逐步形成 |
| 2.1.3 商品经济理论的逐步确立 |
| 2.1.4 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引进 |
| 2.2 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初步构想 |
| 2.2.1 关于中央银行建制问题的认识 |
| 2.2.2 关于中央银行性质问题的争论 |
| 2.2.3 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的认识 |
| 2.3 中央银行金融管理的思想发展 |
| 2.3.1 利率管制思想 |
| 2.3.2 信贷管理思想 |
| 2.3.3 关于中央银行金融管理方式的探讨 |
| 2.4 建设金融法制的初步探索 |
| 2.4.1 监管立法的必要性认识 |
| 2.4.2 关于设立银行法的初步认识 |
| 结束语 3. 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3.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发展的背景 |
| 3.1.1 多元化金融机构的大发展 |
| 3.1.2 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
| 3.1.3 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由自然混业经营向分业经营过渡 |
| 3.1.4 理论背景：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发展 |
| 3.2 确立金融监管组织体系的思想发展 |
| 3.2.1 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定位的探讨 |
| 3.2.2 监管分支机构设置的争议 |
| 3.2.3 监管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认识的深化 |
| 3.2.4 由自然混业监管向分业监管过渡的探索 |
| 3.3 金融监管市场制度思想探索 |
| 3.3.1 强化合规性监管职能思想的确立 |
| 3.3.2 运营监管思想：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 |
| 3.3.3 风险管理思想的探讨 |
| 3.4 金融监管立法性质和内容的探讨 |
| 3.4.1 关于《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认识 |
| 3.4.2 关于加强金融法制建设的讨论 |
| 3.4.3 加强法制建设思想的基本特征 |
| 结束语 4. 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的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 |
| 4.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调整与突破的背景 |
| 4.1.1 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 |
| 4.1.2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 |
| 4.1.3 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引进 |
| 4.1.4 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混业经营初露端倪 |
| 4.1.5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影响 |
| 4.2 优化监管组织体系的探索 |
| 4.2.1 监管机构协调制度的建议 |
| 4.2.2 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的争论 |
| 4.2.3 监管监管者思想的产生 |
| 4.2.4 关于分离监管职能的争论 |
| 4.3 监管业务思想的深入研究 |
| 4.3.1 风险监管思想的发展：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与合规监管并重 |
| 4.3.2 关于自律性监管思想的探讨 |
| 4.3.3 全程监管思想的确立 |
| 4.4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监管立法思想 |
| 4.4.1 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讨论 |
| 4.4.2 加强监管立法国际合作的建设 |
| 4.4.3 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化的思想 |
| 结束语 5. 深化与反思(2005至今)：危机后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发展 |
| 5.1 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探索的背景 |
| 5.1.1 金融全球化与金融业对外开放 |
| 5.1.2 混业经营日趋明显 |
| 5.1.3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 5.1.4 金融创新不断深入 |
| 5.2 金融监管组织的新发展 |
| 5.2.1 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协调的探讨 |
| 5.2.2 完善自律性监管体系的思考 |
| 5.2.3 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机构体系的探索 |
| 5.3 监管业务的再探索 |
| 5.3.1 微观审慎监管思想的强化 |
| 5.3.2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争论 |
| 5.3.3 关于宏观审慎监管与系统性风险防范思想 |
| 5.4 监管立法的反思与探索 |
| 5.4.1 关于建立中国金融混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思考 |
| 5.4.2 系统性风险法律监管思想的确立 |
| 结束语 6.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 |
| 6.1 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进路径 |
| 6.1.1 行政性金融控制思想 |
| 6.1.2 控制性金融监管思想的形成与弱化：逐步强调规则监管与市场约束并重 |
| 6.1.3 审慎性金融监管思想的构建与强化 |
| 6.2 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2.1 思想演进特征 |
| 6.2.2 演进机制 |
| 6.3 我国金融监管理念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后记 |
（9）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目的与意义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
| 1.3.2 系统性风险 |
| 1.4 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国外研究状况 |
| 1.4.2 国内研究状况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结构安排 |
| 参考文献 第二章 金融自由化、金融脆弱性与金融系统性风险 |
| 2.1 金融自由化 |
| 2.1.1 金融自由化理论 |
| 2.1.2 金融自由化实践 |
| 2.2 金融系统性风险 |
| 2.2.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辨证关系 |
| 2.2.2 金融系统性风险：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辨证关系的现实反映 |
| 2.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三章 中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状况分析 |
| 3.1 中国金融自由化状况分析 |
| 3.1.1 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回顾 |
| 3.1.2 中国金融自由化水平度量 |
| 3.2 中国金融脆弱性状况分析 |
| 3.2.1 中国金融脆弱性外在表征 |
| 3.2.2 中国金融脆弱性内在缺陷 |
| 3.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四章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状况与 REITs 适用性分析 |
| 4.1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
| 4.1.1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历程回顾 |
| 4.1.2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效用评估 |
| 4.1.3 中国房地产金融发展风险探析 |
| 4.2 REITs 适用性分析 |
| 4.2.1 必要性分析 |
| 4.2.2 可行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参考文献 第五章 REITs 系统性风险特征与发生机制 |
| 5.1 REITs 系统性风险特征 |
| 5.1.1 REITs 系统性风险构成分析 |
| 5.1.2 REITs 系统性风险特征：基于美国与香港市场的实证分析 |
| 5.2 REITs 系统性风险发生机制 |
| 5.2.1 REITs 系统性风险发生机制的理论推测 |
| 5.2.2 REITs 系统性风险发生机制的模拟验证：以次贷危机为例 |
| 5.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六章 中国 REITs 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与预警信号 |
| 6.1 中国 REITs 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基于 VaR 模型 |
| 6.1.1 度量方法评价 |
| 6.1.2 度量方法选取 |
| 6.2 中国 REITs 系统性风险预警信号：基于房地产价格变动 |
| 6.2.1 货币供应量 |
| 6.2.2 房地产开发投资量 |
| 6.3 本章小节 |
| 参考文献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1.1 基本结论 |
| 7.1.2 主要创新点 |
| 7.1.3 政策含义 |
| 7.2 研究展望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致谢 |
（10）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3 研究方法与理论工具 |
| 1.4 本文可能有的贡献之处 |
| 1.4.1 理论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 |
| 1.4.2 实证研究方面可能有的贡献 |
| 2.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一个理论分析 |
| 2.1 金融国际化的定义与表现维度 |
| 2.1.1 对金融国际化概念的界定 |
| 2.1.2 对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界定 |
| 2.2 金融安全的定义 |
| 2.2.1 与金融安全有关的几个核心概念 |
| 2.2.2 对金融安全的界定:基于金融国际化的视角 |
| 2.3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回顾 |
| 2.3.2 文献评述与本文切入点 |
| 2.4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负向关系: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研究视角 |
| 2.4.1 资本运动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2 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3 金融业务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4 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5 金融监管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6 货币政策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4.7 货币国际化的风险与金融安全问题 |
| 2.5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正向关系:基于金融开放性收益的研究视角 |
| 2.5.1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一:经济增长路径 |
| 2.5.2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二:金融发展路径 |
| 2.5.3 金融国际化正向作用于金融安全的路径之三:制度落差弱化路径 |
| 2.6 有关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关系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辨析 |
| 2.6.1 金融安全问题只与金融国际化有关吗? |
| 2.6.2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吗? |
| 3.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基于代表性国家的案例分析 |
| 3.1 美国金融国际化历程:经验、教训与启示 |
| 3.1.1 美国金融国际化的进程:阶段与特征 |
| 3.1.2 来自美国的启示 |
| 3.2 韩国金融国际化历程:经验、教训与启示 |
| 3.2.1 韩国金融国际化的进程:阶段与特征 |
| 3.2.2 来自韩国的启示 |
| 3.3 代表性国家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韩两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差异性分析 |
| 3.3.2 美、韩两国经验和教训的共性与差异性启示 |
| 4.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基于中国样本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 |
| 4.1.1 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方法:回顾与比较 |
| 4.1.2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基于经济指标法 |
| 4.1.3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度量:基于法规描述指标法 |
| 4.2 金融国际化视角下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度量 |
| 4.2.1 国家金融安全状况的量化研究:回顾与比较 |
| 4.2.2 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构建:指标体系设计与指数合成 |
| 4.2.3 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测度: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
| 4.3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 |
| 4.3.1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的长期关系:基于协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
| 4.3.2 中国金融国际化程度与金融安全状况的短期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
| 4.3.3 实证研究结论小结 |
| 5.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回顾与展望 |
| 5.1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历史轨迹分析 |
| 5.1.1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基于金融国际化表现维度的研究视角 |
| 5.1.2 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阶段划分:基于金融国际化程度变化的视角 |
| 5.2 中国金融国际化宏观发展方向展望:基于金融安全的视角 |
| 5.2.1 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化演进,缩小国间制度落差 |
| 5.2.2 积极参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重构,提升话语权 |
| 5.2.3 在遵循一定协调原则的前提下,主动参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
| 5.2.4 强化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联手防范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 |
| 5.2.5 紧跟国际监管趋势,构筑金融安全的监管防线 |
| 5.3 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推进模式、次序与方向:一个初步构想 |
| 5.3.1 对推进中国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思考:来自美、韩两国的启示 |
| 5.3.2 对中国金融国际化战略推进模式的构想 |
| 5.3.3 未来金融国际化各子维度的主要推进方向 |
| 6. 全文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核心问题小结 |
| 6.2 全文主要观点与结论小结 |
| 6.2.1 理论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2 案例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3 实证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2.4 政策分析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
| 6.3 全文的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6.3.1 全文的不足之处 |
| 6.3.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银行风险承担：理论与实证[D]. 程孝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D]. 刘伟. 山东大学, 2020(01)
- [3]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金融开放水平的增长效应与危机效应研究 ——基于8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5-2017年的数据[D]. 董骥. 山东大学, 2019(02)
- [5]经济金融化效应的中美比较及经验借鉴[D]. 苏跃辉. 河北大学, 2019(04)
- [6]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出口贸易质量的影响研究[D]. 余海民. 海南大学, 2019(06)
- [7]我国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政策改进 ——基于金融发展水平测度[D]. 唐杰. 上海交通大学, 2015(04)
- [8]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03)
- [9]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系统性风险研究[D]. 陆却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1(06)
- [10]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D]. 吴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