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书》十志与“通古今”（论文文献综述）
袁法周[1]（2022）在《乾嘉诸儒治《汉书·古今人表》——兼谈乾嘉《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文中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围绕《汉书》进行了全面研究与总结。就《汉书》研究的专门性论着而言,乾嘉诸儒在《汉书》的表志校注方面用力最深,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今人表》、《地理志》和《艺文志》。其中,乾嘉诸儒在历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今人表》进行了全面详审的考订与校补,出现了着力批判"有古无今"与积极宣扬"因古鉴今"的两种研究倾向,表明乾嘉诸儒试图从更为深入的编纂思想层面讨论《古今人表》的价值和功用。
倪晓明[2]（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吕品强[3]（2021）在《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文中研究表明章学诚是中国清代乾嘉时期着名的史学家和史学思想家。他生活于举世崇尚朴学的考据时代,却能不徇于考据风气,主张治学创新风气,为此走向了一条特立独行的治学道路。其治学取向大抵在于针砭学术,自六经、文学、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均有所涉猎,力求探究史学义例和校雠源流,也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所着述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是反映其生平治学思想的重要理论着作。两书互为表里,《文史通义》重在彰显学术宗旨,《校雠通义》力求揭示学术源流,结合两书来看,可以发现章学诚对古代学术在批评性与总结性上所表现出的卓越见识,并最终呈现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终结与嬗变的时代特征。一、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的评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中,对清代乾嘉时期以前历代的着名史家、史书均有所评论,其中对司马迁《史记》所着笔墨占有极大分量,涉及到关于《史记》的评论,我们依据《史记》的体例的五个组成部分,可以概括为本纪继承《春秋》中仍有变通之处、十表不拘常规中略显无图不足、八书阐发大旨中稍显图缺书冗、世家沿袭经典中表现功过并存、列传不拘篇目中还可加以改进五个方面。综合分析来看,章学诚在总体上仍表现出批判的态度,这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梳理和总结,相信对进一步深化关于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理解和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二、章学诚关于《史记》体例评价的再认识,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是没有专篇进行讨论的,而是点点滴滴散见于他关于六经、史学、文学、方志学、校雠学的叙述之中。我们通过对材料进行爬梳,之后加以分类、归纳、分析、总结和再认识,帮助我们解决了两大方向的问题。一是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价方面;二是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研究方面。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司马迁《史记》评价方面,对如下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补苴罅漏作用:第一、《秦始皇本纪》后存录的秦史问题;第二、《三代世表》的“旁行邪上”问题;第三、《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第四、《六国年表》“篇言为六,实叙为七”问题;第五、《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成书问题;第六、《史记》八书的形成问题;第七、《史记》三十世家沿袭旧有国史文字问题;第八、《三王世家》的成书问题;第九、《史记》列传运用别裁法和互见法的问题;第十、《史记》列传的古典目录学地位问题。其中,关于本选题涉及到的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方面,能使我们深化对其如下理论、思想的理解:第一、章学诚的朴素史学史观念;第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概念;第三、章学诚的撰述史学理论;第四、章学诚“撰述”和“记注”的思想认知;第五、章学诚对《春秋》和《周礼》的哲学阐义;第六、章学诚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思想;第七、章学诚以“志乃史体”为代表的方志学理论;第八、章学诚创新纪传体史书编纂方法的设想;第九、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校雠学思想以及刘歆《七略》学术对章学诚治学的影响;第十、章学诚的“道统”哲学化历史观。总体而言,章学诚的治学取向在乾嘉时代是特立独行,不趋同于时俗的。其治学主张要开时代风气,造成了他关于历史和史学演化、发展的认知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点。我们以中国古代史家代表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个案进行分析,以小切口来发掘出大视野,使本选题见微而知着,从小的切口来往深挖掘出章学诚历史哲学和史学思想的复杂状况,并为疏通章学诚学术体系内部的逻辑关系作出一些有益尝试。
张添雅[4]（2021）在《《汉书》八表研究》文中提出《汉书》八表作为《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于纪后,配合纪,可视为更简明的纲目。八表以时间顺序排列人物和事件,理清史事。本文主要对《汉书》八表渊源、内容构成、编纂思想和原则、功用及其对后世影响进行研究,以求更全面认识《汉书》八表的文献价值。通过梳理正史中“表”的运用,可见《汉书》八表继承自《史记》十表,又有所创新。《汉书》八表在内容上可分为承袭《史记》之表与独创之表。尤其是独创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前者首次在史书中撰写官制的发展,后者评价了汉代以前两千多位历史人物。《汉书》八表的编纂受到东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主流思想的影响。在把握《汉书》八表整体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其时代背景,分析八表的编纂思想和原则。《汉书》八表的编纂思想主要体现为忠君正统、以史为鉴和独尊儒术,遵循了微言大义与上下博洽的编纂原则。本文对《汉书》八表的功用从三方面进行研究,八表首先反映了西汉政治变迁。其次是在内容和体例方面,与纪、传形成互补。最后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选择以道德为标准,而不是封建等级秩序,有功名教。《汉书》八表为后世史书编纂史表提供了范式,八表中蕴含的正统史观,也对后世正史的编纂影响深远。
王记录[5]（2020）在《“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文中研究表明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着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宣扬[6]（2020）在《汉代编年体史学研究》文中指出自周秦至汉代一千年间,记事简要的列国《春秋》《秦记》和汉代内容详实的着纪是编年体史学发展的主流。这些作品随时编修,无统一体例,直可谓记注式史学。《左传》体例驳杂,没能建立编年体的规模,最初是凭藉以事解经的着述旨趣得到学者重视。本文以汉代编年体史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汉代政治和社会面貌作整体性的把握,探讨汉代编年体史学的发展脉络、基本形态和史学地位。第一章讨论汉代修史制度的变革与注记兴废。太史令本掌文史星历,史官与天官合一。两汉之际,校书活动的兴盛推动了史书撰述群体的转移,明帝遂使班固等学者以别职知史务,将刘向以来续撰《史记》的模式制度化。朝廷一举变革了古代史官运作制度和国史着述体例。这推动了国史修撰的完善和史学的发展,但间断修史的特性也导致注记废止不修的局面,直至献帝侍臣撰《献帝起居注》,才延续了注记纪事的传统。第二章阐释帝纪撰述与《春秋》正法的异化。司马迁效法《春秋》义例作《史记》,其中本纪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人物叙事,其文则“因事断章”,不拘常格。《汉书》十二纪是以帝王为线索历叙古今沿革的编年体大事记,在编纂上取法《春秋》编年体例,重视属辞比事,笔法却追求直叙其事,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班固吸收《史记》本纪与《春秋》的长处,使其确立的帝纪义例成为后世学者创作纪传体史书的楷则。第三章论述汉代新编年体史学之演进。后汉时期古文经学兴起,学者断代意识逐渐明确,由此产生早期的新编年体史书。荀悦吸收纪传体史书的优点,依《春秋》经传体例约撰《汉纪》,完成了编年体撰述化的史学进程。全书采用传以释纪、通比其事的叙事方式,多方位展现汉朝的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引政论入史,加深了史学与政治的联系。经过西晋以后学者的着述实践,《汉纪》开创的史学体系最终成为编年史撰述的主流。
潘捷军[7]（2019）在《从“史‘志’”到“方‘志’”》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史志发展史上,"史"与"志"历来关系密切,同时又有重大区别。在我国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仍属于史学范畴。由于"作志必有所法《史记》《汉书》"历来是史志界的共识,因而认真考察梳理方志从《史记》之"书"、《汉书》之"志"的初始融合状态,再到方志基本定型后史、志逐步分立直至完善的全过程,即如何从史中之"志"发展为完整的"方志"形态,对史志学科建设特别是方志编修实践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吴玉贵,孟彦弘[8]（2018）在《《隋书》的修撰、流传与整理》文中研究指明《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在"正史"的形成与确定的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该书共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纪和传基本是记载隋朝的史事,志则包括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内容,故又名"五代史志"。一 "五代史"的修撰"五代史",今天为人熟知的,是继唐之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记载这一时期的史书,有两部,
于溯[9]（2017）在《范晔《後汉志》篇目考——兼说“蜡以覆车”与《後汉志》存佚》文中认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副後现代场景:建康城的街道上奔驰着一辆牛车,车顶罩着张大布,上面斑斑驳驳写满了范晔的《後汉志》。这幅场景的文献依据来自李贤爲范晔《後汉书》作的一条注: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阙。(《後汉
陈其泰[10]（2016）在《《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文中研究指明将《史记》《汉书》这两部巨着联系起来评价,无疑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范晔、刘知几、章学诚,至近现代多位史学名家,曾一再论述马班均有"良史之才",《史》《汉》同为有思想体系、有严密体例的杰作。这就启发我们:二者之间是交相辉映的关系,应理解其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特点,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将之互相对立起来。《汉书》既继承了《史记》气魄雄伟、网罗丰富、诸体配合的体裁特点,同时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断汉为史",并根据大量搜集的新史料,对汉初开国史实,对"文景之治"的史实都作了大量补充,使历史记载更加丰富完整。班固又自觉地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重视历史记载的古今贯通、上下联系。这在"十志"中体现尤为突出。
二、《汉书》十志与“通古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书》十志与“通古今”（论文提纲范文）
（1）乾嘉诸儒治《汉书·古今人表》——兼谈乾嘉《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一摭采群编,逐事勘对: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 |
| 二对梁氏研究的补正与发挥:蔡云《古今人表考校补》及其他 |
| 三从“有古无今”到“准古鉴今”:乾嘉诸儒对待《古今人表》的两种态度 |
| 四从断通之别转向功用价值的关注:乾嘉诸儒《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 |
（2）《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和目的 |
|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三、研究内容和意义 |
| 第一章 章学诚关于《史记》本纪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本纪的评论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中十二本纪是在继承《春秋》家学 |
| 2.章学诚认为《史记》中《秦始皇本纪》的变通写法可取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本纪评论的再认识 |
| 1.章学诚《春秋》家学认识理论体系构建 |
| 2.章学诚《春秋》家学下的《史记》认识 |
| 3.章学诚关于《史记》本纪评论的再认识 |
| 第二章 章学诚关于《史记》十表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十表的评论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三代世表》是模仿周代谱牒而又有变通的 |
| 2.章学诚认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揭示《春秋》源流的 |
| 3.章学诚认为《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臣迁”称谓是附加的 |
| 4.章学诚认为《史记》有表无图得失并存并对后世产生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十表评论的再认识 |
| 1.章学诚关于《史记·三代世表》沿袭周代谱牒遗法的观点评判 |
| 2.章学诚关于《十二诸侯年表序》揭示《春秋》源流的观点评判 |
| 3.章学诚关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后附加臣迁的观点评判 |
| 4.章学诚关于《史记》有表无图得失并存并影响后世的观点评判 |
| 本章附录 |
| 图一简牍本《史记·三代世表》的联想简易图示(阴影部分为原表空白) |
| 图二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初杭州刻本《史记集解·三代世表》部分页面 |
| 第三章 章学诚关于《史记》八书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八书的评论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八书是本原《周礼》而明官守渊源的 |
| 2.章学诚认为《史记》八书是秉承诸子遗意而成一家之言的 |
| 3.章学诚认为《史记》八书是发明大旨并与纪传相互印证的 |
| 4.章学诚认为《史记》图缺略显体例不足进而使得八书繁冗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八书评论的再认识 |
| 1.章学诚诸子王官思想下的八书尊崇周礼论 |
| 2.章学诚记注撰述思想下的八书纪传一体论 |
| 3.章学诚志乃史体思想下的书志重图省文论 |
| 第四章 章学诚关于《史记》世家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世家的评论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中春秋战国世家有误袭国史而称“我”的现象 |
| 2.章学诚认为《史记》中世家的春秋部分运用《左传》史料才不胜任 |
| 3.章学诚认为《史记》中《三王世家》遵守《周礼》遗法而重视王命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世家评论的再认识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中春秋战国世家有误袭国史而称“我”的现象的观点评判 |
| 2.章学诚关于《史记》中世家的春秋部分运用《左传》史料才不胜任的观点评判 |
| 3.章学诚关于《史记》中《三王世家》遵守《周礼》遗法而重视王命的观点评判 |
| 第五章 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的评论及其再认识 |
| 第一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的评论 |
| 1.章学诚认为《史记》列传运用互见法和别裁法详略得体 |
| 2.章学诚认为《史记》列传讲求因事命篇中还有一定不足 |
| 3.章学诚认为《史记》列传在发明学术源流上仍有所缺失 |
| 4.章学诚认为《史记》列传排列人名目不齐造成义例不纯 |
| 第二节 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评论的再认识 |
| 1.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运用互见法和别裁法详略得体的观点评判 |
| 2.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讲求因事命篇中还有一定不足的观点评判 |
| 3.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在发明学术源流上仍有所缺失的观点评判 |
| 4.章学诚关于《史记》列传排列人名目不齐造成义例不纯的观点评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含致谢) |
（4）《汉书》八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汉书》八表渊源及构成 |
| 一、 《汉书》八表渊源 |
| (一) “表”的概念 |
| (二)正史中的“表” |
| 二、 《汉书》八表构成分析 |
| (一) 《汉书》承袭《史记》之表 |
| (二) 《汉书》独创之表 |
| 第三章 《汉书》八表编纂思想和原则 |
| 一、 《汉书》八表的编纂思想 |
| (一)忠君正统 |
| (二)以史为鉴 |
| (三)独尊儒术 |
| 二、 《汉书》八表的编纂原则 |
| (一)微言大义 |
| (二)上下博洽 |
| 第四章 《汉书》八表的功用及影响 |
| 一、 《汉书》八表的功用 |
| (一)反映西汉政治变迁 |
| (二)与纪传形成互补 |
| (三)有功名教 |
| 三、 《汉书》八表对后世影响 |
| (一)对史书体例的影响 |
| (二)对正史史观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一“通史家风”的主旨 |
| 二王朝正统与“通古今” |
| 三“通”与“断”：两种不同的史学旨趣 |
（6）汉代编年体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汉代史官制度 |
| (二) 《史记》《汉书》与编年体 |
| (三) 荀悦《汉纪》与新编年体的确立 |
| 第一章 汉代修史制度的变革与注记兴废 |
| 一、太史令:史官与天官的离合 |
| 二、“以别职知史务” |
| (一) 校书与续史 |
| (二) 别职知史务之常规化 |
| 三、修史制度的变化对注记编纂之影响 |
| (一) 注记的兴盛与废止 |
| (二) 注记名目的转化与新生 |
| 第二章 帝纪撰述与《春秋》正法之异化 |
| 一、继《春秋》而作 |
| (一) “本纪”溯源 |
| (二) 继《春秋》着《史记》 |
| 二、《史记》本纪的叙事特色 |
| (一) 传以释纪辨 |
| (二) 传记式本纪与“因事断章” |
| 三、十二纪对《春秋》《史记》之继承与突破 |
| (一) 以一帝为一纪的编年体大事记 |
| (二) 帝纪叙事的规范化 |
| (三) 以帝王为线索历叙古今沿革 |
| (四) 帝纪“通变”的撰述宗旨 |
| (五) 班书兼取《春秋》《史记》之长,为后世帝纪之规范 |
| 第三章 汉代新编年体史学之演进 |
| 一、经史之间 |
| (一) 古文经学之兴起 |
| (二) 宣汉与断代意识之明确 |
| (三) 后汉编年体之不振 |
| 二、“后汉编年,亦本《汉记》”:侯瑾与《汉皇德纪》 |
| 三、《汉纪》与新编年体史学之确立 |
| (一) 着述背景 |
| (二) 《汉纪》的编纂成就 |
| (三) 新编年体史学的兴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从“史‘志’”到“方‘志’”（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史记》八“书”与《汉书》之“志”对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
| (一) 《史记》八“书”对方志发展史的开创性意义 |
| (二) 《汉书》之“志”对方志发展史的引导性价值 |
| 1. 从外在形式看, 基本沿用了《史记》体裁。 |
| 2. 从涉及内容看, 《汉书》内容更为博赡。 |
| 3. 从编纂方式看, 由于“《史记》的巨大成功又造成一种普遍的思想定势: |
| (三) 《史记》《汉书》中其他体裁形式对方志发展的影响 |
| 二、“史汉”之后方志从“史”到“志”的发展过程 |
| (一) “史汉”之后的“史”中之“志” |
| (二) 从“合二为一”到“一分为二” |
| 三、新时期史志关系的探索与发展 |
（8）《隋书》的修撰、流传与整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五代史”的修撰 |
| 二 史料来源 |
| 三 刊刻流传与点校整理 |
四、《汉书》十志与“通古今”（论文参考文献）
- [1]乾嘉诸儒治《汉书·古今人表》——兼谈乾嘉《汉书》表志研究的特点[J]. 袁法周. 国学论衡, 2022(01)
- [2]《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章学诚关于司马迁《史记》体例的评论及其再认识[D]. 吕品强.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1)
- [4]《汉书》八表研究[D]. 张添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J]. 王记录. 史学月刊, 2020(07)
- [6]汉代编年体史学研究[D]. 宣扬.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从“史‘志’”到“方‘志’”[J]. 潘捷军. 东南学术, 2019(02)
- [8]《隋书》的修撰、流传与整理[J]. 吴玉贵,孟彦弘. 理论与史学, 2018(00)
- [9]范晔《後汉志》篇目考——兼说“蜡以覆车”与《後汉志》存佚[J]. 于溯. 古典文献研究, 2017(01)
- [10]《汉书》对《史记》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J]. 陈其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