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设中的湖北农科院科技产业发展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吴圣[1]（2021）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技创新。2001年,为了追赶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指导下,由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六部门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以来,就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一号文件先后9次对园区工作做出部署。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存在着要素集聚不足、创新水平不高、示范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园区的健康快速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构建配套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各类型园区研究中,现有文献对政府协作问题缺乏关注,虽然众多学者已经肯定了政府在园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对政府部门的内部机理研究存在不足。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视作为一个主体或基本单元,抽象掉了政府内部的互动关系,没有关注到政府内部协作关系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协作研究很少涉及园区领域,理论界关于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内部运行缺乏关注,对存在的协作问题也未能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结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需要,论文探索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部门运行的内在机理,以更好地发挥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园区提质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首先,论文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将政府协作组织系统分为宏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为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微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其次,论文分别从两个层面分析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重点包括协作动因、协作机制,以及协作存在的问题。再次,根据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分析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最后,结合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经验,提出政府协作优化提升的路径及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初步形成了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分工协作体系。在宏观层面,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协作机制;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普遍构建了县市协作机制和跨部门协作机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形成了一个协作组织系统,这个协作体系的运行情况,决定了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作用发挥,从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效果。第二,政府协作对促进园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央、省级和地方存在协作制度不完善、协作能力缺乏、协作行动不足,使得园区建设缺乏配套的政策体系,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其次,县市协作过多依赖于双方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积极性,如果双方缺乏共识,县市协作将受到阻碍;再次,地方跨部门协作存在议事协调机构虚设、地方官员协调和支持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协作资源匮乏等问题。第三,激励失灵是地方政府园区建设行动不足的重要原因,而激励缺失的根源来自于多个方面。由于园区经济效益较低、城乡发展和工农收益差距较大,加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激励和监管不足,园区建设未能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足够的激励。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中的动力不足,对园区建设的重视和支持较少,不利于县市协作和跨部门协作推动园区建设。第四,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存在权威依赖,地方党政领导在地方跨部门部协作中起关键作用。根据地方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强治理模式和弱治理模式。根据县市党政领导在协作中的作用,可以将在县市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分为块块带着条条做、县级带着市局做、市级推着县级做、条条求着块块做四种模式。第五,政府协作不足会影响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从而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园区的自身特征、政府职能分散化的体制设置、园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园区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政府协作不足是政府效率不高和职能作用不明显的一种表现,影响园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发挥,从而影响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内部的相互协作决定了园区建设中政府整体作用的发挥。园区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相互协作予以推动,为园区提供配套的、完整的、系统的政策支持。针对当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不足的问题,需要加强园区宏观管理创新,对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构建“央省地”协调互补的政策体系;明晰县市在园区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引导地方完善园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了各部门协同推动园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丁潇颖[2]（2020）在《中国社区农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高速的城镇化进程造成了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作为应对上述问题的策略之一,社区农园在我国诸多城市中大量涌现并快速发展。然而,这些农园的作用却差异显着——部分农园成为了促进居民互动、保障食品安全、改善社区环境的关键媒介;部分农园却因用地权属、规划布局、组织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矛盾与公众质疑。而既有研究缺少针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分析、理论性指导和综合性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农园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社区农园进行全面探索,深入分析造成社区农园效益差异的成因,提出社区农园发展策略变得十分必要。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GIS空间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SPSS数据分析等方法,从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策略构建三方面对中国社区农园展开研究。（1）在理论研究方面,梳理了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思想,总结了社区农园实践的发展趋势,并从政策环境、设计模式、参与机制、效益、社会资本和社区农园等层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解析。（2）在现状分析方面,探究了中国社区农园的空间分布特征,深入分析了社区农园的现状设计模式和参与机制,并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析了社区农园的效益与问题,认为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显着而问题多集中在政策法规、规划设计、社会参与、管理制度、运营方式等方面。基于对问题成因的分析,提出应强化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认知,构建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以此指导中国社区农园建设。（3）在策略构建方面,借助社会资本理论,阐明了社区农园能够建立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社会作用,并进一步筛选得到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之后,基于不同要素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程度,制定了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在设计策略层面上,剖析了典型社区农园案例,构建了分优先级的选址策略和农园尺度下的空间设计策略,并结合实践对设计策略进行验证;在参与机制层面上,提出了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健全管理监督制度和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等途径和方法,论述了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并对社区农园的支持性政策体系进行探讨。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案例两方面,形成对中国社区农园的整体性认知,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社区农园社会作用进行解析和定位,进一步建立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对于突破社区农园发展障碍,科学指导社区农园建设,充分发挥社区农园正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邱晨[3]（2020）在《文化整体性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 ——以恩施州土家族传统村落鱼木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村落作为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源,近年来价值不断突显,其保护发展模式及其路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传统村落在“现代化”浪潮中依然面临消逝的厄运。其根本原因,在于村民对家园缺乏认同感,普遍认为乡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而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因此,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第一要务:重塑村民的文化自信,吸引村民的回归,只有满足传承主体——村民的意愿,保障村民日常生活和经济收入,才能吸引村民的回归,让村民自觉保护“家园”;然后便是挖掘传统村落的独特文化,让“老树发新芽”,成为村民自身再生产的有力凭借,实现村落的“活态”保护与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色彩,部落与村寨便是最好的文化载体。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完善给恩施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旅游业增长了传统村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给村落带来了新文化、新思想,导致许多传统村落过于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村寨的传统文化保护,其发展模式趋向于城镇建设方式,破坏了传统村落原有的乡土气息。目前,恩施州传统村落大部分采取了“文物式”的保护模式:划定村落保护范围,禁止村民自建活动,保持村落原生态格局,着重修缮和维护历史建筑,其目标在于将传统村落作为“文化遗产”的承载空间进行保护,近期目的是为发展原生态乡村旅游做铺垫,以此借助“外力”带动村落的社会经济发展。虽然这种保护模式,快速的保存了传统村落的文化载体,短时间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忽视了传统村落的独特文化价值,其本身不是“固化的”历史建筑群落,而是“活生生的”乡村聚落文化,包括村落空间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传统村落单方面的“文物式”保护模式,为旅游业发展做铺垫,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并不能维护村民们的长久利益,同时无法保障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从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入手,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厘清传统村落的文化的整体构成,以恩施州土家族传统村落鱼木寨的保护策略为研究重点,深入调查分析鱼木寨文物保护实施现状,并分析村寨原住民集体迁入新村,对村寨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益和负面影响,试图通过深入分析鱼木寨的传统文化整体构成,探索村寨文化“活态”保护途径,提出复兴文化传承功能与整体空间活化保护模式:理清鱼木寨的文化价值构成,重塑村寨的文化空间,唤醒村民们的文化自信,激发村寨自身调节的“内动力”,实现鱼木寨的可持续发展,逐渐去除“空心化”,为恩施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模式及其路径提供借鉴与启示。
马国亮[4]（2020）在《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梅河口市在水稻产业种植发展上具有水资源、土资源、气候资源等方面独特的优势。目前,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初具规模、初显成效,水稻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梅河口市水稻产业在快速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诸多潜在问题,近些年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水稻产业的快速前行。因此,为从根源上破解水稻产业发展瓶颈问题,保障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稳步健康发展,本文对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进行了研究,具体谋篇布局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问题研究的立题依据、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主要对农业现代化和现代农业产业园进行概念界定,对公共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大推动理论等基础理论进行阐述。第三章是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主要介绍梅河口市概况、水稻种植优势条件和产业园建设现状,研究得出产业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业竞争力较弱、专业人才稀缺、水稻种植结构亟需优化、稻米市场定位不准确等。第四章是主要国家经验借鉴,主要对美国科技农业产业园、荷兰设施农业产业园、德国生态农业产业园等经验进行介绍,研究其对梅河口市水稻农业现代产业园建设的借鉴意义主要有加强政府引导、注重科技创新、推进产业集群及三产融合等三方面。第五章是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构想,主要为产业园建设思想、建设目标与原则、空间布局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及一二三产业融合设计。第六章是促进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提出发挥政府作用、整合资金投入、培育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升级、创新体制机制等五点对策建议。第七章是结论,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本文得出以下五点结论。第一,梅河口市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良好,自然资源丰富,适合水稻产产业化、规模化种植。因此,应该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进种植、加工、流通、销售等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产业发展优势。第二,梅河口市水稻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知名度,但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还有很多进步发展空间,需要在科技研发、市场开拓、产业升级方面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推进水稻产业可持续发展。第三,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四个问题:行业竞争力较弱、专业人才稀缺、水稻种植结构亟需优化、稻米市场定位不准确。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必然羁绊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健康发展。第四,针对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产业园建设方案进行了优化创新设计,主要从种植模块设计、加工与物流模块设计、产品研发技术模块设计、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模块设计、种质繁育模块设计、公共服务平台模块设计等方面着手,为产业园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第五,为了进一步促进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五点建议:发挥政府作用、整合资金投入、培育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升级、创新体制机制。
张岚珂[5]（2019）在《借鉴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经验的乡村规划研究 ——以成都市新都区乡村振兴规划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的乡村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解决城乡发展矛盾、增强农村活力、促进城乡繁荣的有效思路高屋建瓴的为中国乡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乡村振兴的推进工作中,乡村振兴规划成为关键的一步。“宜稳扎稳打、忌大干快上”是党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原则,可持续的乡村振兴顶层框架设计应该科学有效保持乡村振兴中生态、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的平衡,更好的实现乡村的发展转型。在乡村振兴规划的路径研究中,其落脚点始终根植于对土地问题的考量,而城乡空间整备的实施,是依据城乡空间发展资源,通过整合协商,在社会发展与空间关系之间进行有效的安排和衔接,并在土地利用、建设标准、具体安排上提供保障的综合性空间措施,由此成为了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前提。基于这样的相关背景,本文受德国乡村发展中的城乡空间整备经验启发,通过溯源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的历史演进,基于城乡等值化的发展理念总结其在乡村发展中的主要路径和规划方法,并结合我国大城市周边乡村的发展现状构建适合我国乡村振兴的城乡空间整备路径,其主要内容包括:参照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的历史经验,梳理城乡空间整备过程从“城市中心化”到“城乡等值化”的转变,明确城乡空间整备措施的发展演进;研究德国在后工业化阶段乡村的建设路径,提炼在乡村发展中的城乡空间整备模式及方法;在研判新都区城乡空间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结合乡村发展的背景和已有先行先试的乡村振兴,对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发展与转变——从城乡空间资源整理、城乡空间格局整备、城乡土地整备三个方面构建成都市新都区乡村振兴的乡村振兴规划路径。该方法提出了从城乡空间整备入手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实施的发展理念,提出“以资源的视角,对土地空间进行整理,对国土空间格局构造,并对国土空间进行发展保障”的乡村振兴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设施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乡村振兴规划的完善。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何永林[7]（2019）在《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七大战略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度设计。基于此,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就西部地区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对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在获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综合,以问题为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对症下药,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举措,以此来丰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案例,为国家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提供可资借鉴素材,以此不断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程。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则主要是对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作了相关阐述,同时重点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及其重难点、创新点作了概括性的说明。第二章则重点论述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根源和实践基础,并对相关理论作了概括性的论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已有的乡村振兴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为西部地区在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提出的对策提供了实践依据与经验启示。第三章着重从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入手,经过走访调查和搜集相关数据资料,发现西部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既有全国各地出现的共性问题如产业结构性矛盾、生态环境恶化等,更为紧迫的是还有突出的个性问题如地势条件限制全面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任重而道远和小农户难以融入现代化市场体系等;从共性与个性问题相结合加以分析,从而对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人文底蕴、生态环境、组织建设和体制机制等原因方面进行了探讨。第四章对国外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从中吸取和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迪。第五章为本文的重点,在针对西部地区面临的实际问题下,为推动其乡村振兴进程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对策:首先,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应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是由西部地区大面积存在极度贫困村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必须在做好这个前期工作的情况下再来谈如何实施乡村振兴;其次,应从产业、人才、文化、组织和生态五方面振兴来做好具体的规划,这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框架:本文认为产业振兴是经济基础,具体措施应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助推产业振兴、以小农户的现代化改造来带动产业发展、用特色的全域旅游为产业振兴注入新鲜血液;人才振兴是主体力量,为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主要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挥其主体作用、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整体教育水平、鼓励精英人才参与乡村建设;文化振兴是精神支柱,从挖掘中华优秀乡土文化中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在引导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持乡村文化自强;生态振兴是长久之计,应坚持绿色发展和增强环保意识来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组织振兴是政治保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并发挥其核心作用,以此来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但最后都要落实到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上来,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划定一个标准。因为能否实现乡村融合发展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制度根源,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所以最终一定要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来衡量乡村能否实施全方位的振兴。
唐梅玲[8]（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认为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周银坤[9]（2018）在《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一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作为其对立面的“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在向前积极推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利益改革及调整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就尤其缓慢;在现实中,“城乡差距”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二是,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在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政策供给等层面,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径。同时,理论界也在讨论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让渡”等问题。从这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本文着力提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理论命题,试图以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与透彻的;但是,从“利益让渡”与“社会利益让渡”的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的文献,还显不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从政府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因此,它是一个新的实践任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提出并论证“城市利益让渡”的命题。这一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江苏为观察样本,以计量方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第二,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与症结何在。第三,用三章的内容,从理论资源、现实场域、资源与条件、意愿与能力、动力与阻力等方面进行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以江苏为观察样本,计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建构奠定现实基础。本章认为,城乡差距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一是,江苏省城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二是,对江苏省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开展系统的描述性分析,意在揭示江苏省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样态和现实图景。对此,本章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入手,考察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样态;（2）对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考察;（3）从理论上揭示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对于全国的代表性与样本性。第二章:题名为: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排斥性制度。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社会排斥”这一比较新颖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城乡发展差距原因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从社会排斥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章选择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也是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论证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本章试图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阐述“社会排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意义;二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设计;三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剖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现状;四是,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关系中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表现及种类。第三章:题名为:“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因此,从这一章开始的连续三章,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城市利益让渡”进行学理论证。而第三章是把本文的主题点明了,也试图把“利益让渡”与“城乡关系”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对接”起来。在第三章中,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学理上寻求“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这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资源。二是,探讨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即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在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对“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问题,即模式、资源与能力等等。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具有“城市利益让渡”性质的三种模式,即“资源三下乡”、南京“为民服务专项基金”与项目制。二是,探讨了城市利益让渡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以及各种具体的资源类型。三是,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性意愿与客观能力等相关问题。第五章:题名为“‘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在这一章中,没有采用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类题名,是因为,本文认为“城市利益让渡”作为一个命题需要论证与建构,它需要学术、社会与政府的认同与认可,换言之,它离对策建议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不妨我们先来探析它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这一章,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动力因素,是从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三个方面展开的;而阻力因素,是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与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四个方面展开的。
童书玮[10]（2018）在《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边疆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提出了更多、更新的发展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元的民族特性,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地方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等方面带来诸多隐患和不利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重点难点在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难点也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短板。尽快补齐这个短板,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美好需求,解决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实践已充分证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仅就经济讲经济发展是不够的,也是难有出路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带来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又直接影响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恶性循环”怪圈,闯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必须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统筹好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真正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条发展新路径,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既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更是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对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提振民族自信心、增强自豪感,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民与周边国家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大国良好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问题为导向,以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关数据为主要支撑点进行分析,重点回答三个问题:即边疆民族地区“为什么”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必要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重点要“做什么”,解决方向性问题;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怎么做”,解决可行性问题。研究视角上,努力把普洱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到全省、全国甚至全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谋划,着力克服就普洱讲普洱、就经济讲经济、就教育讲教育的弊端,强调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力求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有所突破。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谋划发展,提出在局部区域、在特定阶段实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构想,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发展滞后老大难问题的有效举措,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教育优先”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论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战略选择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帮助基层领导干部理清了理论的认识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现实工作中的操作问题。三是在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问题分析和对策措施上,既有针对现有政策体制框架下解决当前具体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如何调整和突破现有政策框架体系的措施建议,针对性较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可供教育研究和领导决策参考。四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定量与定性结合,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践论证。案例和数据,都来源于实际工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形成的主要观点,也是作者8年多在边疆民族地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真切感受和体会,是在深入调研和认真思考后的成果体现,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力图在对局部区域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一套理论体系和一系列实践经验,争取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借鉴。
二、建设中的湖北农科院科技产业发展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设中的湖北农科院科技产业发展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实践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科技园区研究现状 |
| 1.3.2 政府协作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数据来源 |
| 1.8 创新点 |
| 1.9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
| 2.1.1 政府协作相关概念 |
| 2.1.2 农业科技园区相关概念 |
| 2.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行为理论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3 协作公共管理理论 |
| 2.2.4 创新系统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情况 |
| 3.1 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情况 |
| 3.2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历程 |
| 3.2.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80 年代末—2000年) |
| 3.2.2 中央引导下的规范建设阶段(2001—2009年) |
| 3.2.3 全面创新探索阶段(2010—2016年) |
| 3.2.4 提质升级发展阶段(2017 年—至今) |
| 3.3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现状 |
| 3.3.1 园区数量和空间分布 |
| 3.3.2 园区的产业分布情况 |
| 3.4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目标、功能及管理制度 |
| 3.4.1 园区的建设目标和主要功能 |
| 3.4.2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制度 |
| 3.5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部门 |
| 3.5.1 园区建设的政府组织架构 |
| 3.5.2 宏微观视角下的园区建设政府协作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协作 |
| 4.1 央省地协作动因和责任分工 |
| 4.1.1 央省地协作的动力机制 |
| 4.1.2 政府纵向协作的责任分工 |
| 4.2 协作治理框架下园区建设央省地协作机制 |
| 4.2.1 理论与方法 |
| 4.2.2 央省地协作分析 |
| 4.2.3 协作存在的问题 |
| 4.3 地方政府的协作行为分析 |
| 4.3.1 园区建设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
| 4.3.2 地方政府协作行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实证案例 |
| 4.4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的内部协作 |
| 5.1 园区建设的县市政府协作 |
| 5.1.1 县市协作及其动因 |
| 5.1.2 县市协作机制及协作结果 |
| 5.1.3 县市协作问题及其产生机理 |
| 5.1.4 案例分析 |
| 5.2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1 跨部门协作及其动因 |
| 5.2.2 跨部门协作的协调组织 |
| 5.2.3 单一政府建设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2.4 县市政府共建园区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
| 5.3 园区建设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地方政府的跨部门协作困境 |
| 5.3.3 讨论:地方领导和协作规则对跨部门协作的作用 |
| 5.4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政府协作对园区发展的影响机理 |
| 6.1 政府协作与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 |
| 6.1.1 园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 |
| 6.1.2 政府协作与政府职能作用 |
| 6.2 政府协作在园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
| 6.2.1 集聚和整合政府资源促园区发展 |
| 6.2.2 提高园区建设的政府职能效率 |
| 6.2.3 促进园区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 |
| 6.3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 |
| 6.3.1 园区建设政府协作问题的一般性 |
| 6.3.2 政府协作问题对园区发展的影响分析 |
| 6.4 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园区建设中政府协作的提升与优化 |
| 7.1 园区建设的宏观管理模式创新 |
| 7.1.1 其他类型园区的建设经验 |
| 7.1.2 园区建设宏观监管与激励 |
| 7.2 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作 |
| 7.2.1 国家高新区政策协作经验 |
| 7.2.2 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启示 |
| 7.3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宏观引导 |
| 7.3.1 政府协作引导的政策工具 |
| 7.3.2 地方政府内部协作的引导策略 |
| 7.4 地方层面的园区管理体制建设 |
| 7.4.1 构建以执行为导向的协调机构 |
| 7.4.2 明确县市之间的责任关系 |
| 7.4.3 完善园区管理服务机构建设 |
| 7.5 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启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讨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中国社区农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源起:高速城镇化引发严峻的社会、食物和环境问题 |
| 1.1.2 契机:社区农园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
| 1.1.3 困境:社区农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
| 1.1.4 小结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3.1 社区 |
| 1.3.2 社区农园 |
| 1.3.3 社区农园与份地农园 |
| 1.3.4 社区农园与社区农业 |
| 1.4 研究问题、内容和框架 |
| 1.4.1 研究问题 |
| 1.4.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第2章 社区农园发展历程与研究现状综述 |
| 2.1 社区农园相关规划设计理论回顾 |
| 2.1.1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蕴含农业生产的城市规划构想 |
| 2.1.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建社区农业的思想 |
| 2.1.3 二十一世纪初期:与农业共生的城市规划理论 |
| 2.1.4 当代农业与社区关系的理论研究 |
| 2.2 社区农园相关实践探索脉络分析 |
| 2.2.1 社区农园的实践渊源 |
| 2.2.2 英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3 美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2.4 中国社区农园的当代发展 |
| 2.3 关于社区农园政策环境的分析 |
| 2.3.1 国外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3.2 国内社区农园政策环境 |
| 2.4 关于社区农园设计模式的研究 |
| 2.4.1 社区农园的区位特征 |
| 2.4.2 社区农园的空间设计特征 |
| 2.4.3 社区农园的种植模式 |
| 2.5 关于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的研究 |
| 2.5.1 社区农园的参与动机 |
| 2.5.2 社区农园的组织模式 |
| 2.5.3 社区农园的管理模式 |
| 2.5.4 社区农园的运营模式 |
| 2.6 关于社区农园效益的研究 |
| 2.6.1 社区农园的经济效益 |
| 2.6.2 社区农园的社会效益 |
| 2.6.3 社区农园的生态效益 |
| 2.6.4 社区农园的健康效益 |
| 2.7 关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研究 |
| 2.7.1 社会资本与促进社区农园成员间社会融合 |
| 2.7.2 社会资本与提高社区农园成员的资源调动能力 |
| 2.7.3 社会资本与增强社区农园成员的政治权利 |
| 2.8 社区农园研究现状分析 |
| 2.9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社区农园现状调查分析 |
| 3.1 基于GIS的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研究 |
| 3.1.1 GIS分析思路和方法概述 |
| 3.1.2 中国社区农园整体空间分布特征 |
| 3.1.3 中国社区农园空间分布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 |
| 3.2 基于调研的中国社区农园专项特征解析 |
| 3.2.1 调研目的、方法和内容概述 |
| 3.2.2 问卷结果统计与案例概况 |
| 3.2.3 社区农园设计模式分析 |
| 3.2.4 社区农园参与机制分析 |
| 3.2.5 社区农园效益分析 |
| 3.2.6 社区农园问题诊断 |
| 3.2.7 问题的解决思路:明确社区农园社会价值,构建社区农园的设计策略和参与机制,指导农园建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
| 4.1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的关联性 |
| 4.1.1 社会资本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
| 4.1.2 社区农园语境下社会资本的定义和分类 |
| 4.1.3 社会资本与社区农园社会作用的理论对接 |
| 4.2 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社区农园的社会作用解析 |
| 4.2.1 社会资本在社区农园中的培育 |
| 4.2.2 社区农园社会资本的功能 |
| 4.2.3 理论框架——社区农园促进社会资本培育的机制分析 |
| 4.3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空间要素和社会要素分析 |
| 4.3.1 已有关于社区农园社会资本及其影响要素的研究 |
| 4.3.2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4.3.3 研究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设计策略研究 |
| 5.1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案例分析 |
| 5.1.1 北京育园 |
| 5.1.2 上海创智农园 |
| 5.1.3 深圳馨月园 |
| 5.1.4 上海梅园 |
| 5.2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选址策略 |
| 5.2.1 优先利用街道或社区中心闲置地 |
| 5.2.2 开放社区公共服务单位附属场地 |
| 5.2.3 融入社区公园 |
| 5.2.4 活化社区消极空间 |
| 5.3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空间设计策略 |
| 5.3.1 建立开放性社区农园,实现人人共享目标 |
| 5.3.2 “因地制宜”地构建公共交往空间 |
| 5.3.3 营造规整有序的种植形式 |
| 5.3.4 配置适当比例的观赏性景观 |
| 5.3.5 增设必要的基础设施,采用复合式设计 |
| 5.3.6 构建服务于不同群体的种植园区 |
| 5.3.7 不同空间载体下社区农园设计手法分析 |
| 5.4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实践应用 |
| 5.4.1 点——天津万盈家园社区食物花园项目 |
| 5.4.2 线——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生产性步道设计方案 |
| 5.4.3 面——天津丁字沽工人新村十三段社区有农化设计方案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培育社会资本为目标的社区农园参与机制研究 |
| 6.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组织模式 |
| 6.1.1 分阶段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方式解析 |
| 6.1.2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中参与主体的权责分析 |
| 6.1.3 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途径 |
| 6.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 |
| 6.2.1 设立社区农园行政管理部门和社区农园协会,完善监管结构 |
| 6.2.2 设置有效公开的管理制度和规则 |
| 6.2.3 分类型社区农园管理建议 |
| 6.2.4 设置完善的监督机制 |
| 6.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拓展农园社会资本宽度 |
| 6.3.1 开展文化类活动 |
| 6.3.2 开展自然教育类活动 |
| 6.3.3 开展商业类活动 |
| 6.3.4 开展综合类活动 |
| 6.4 参与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
| 6.4.1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模式的有效性分析 |
| 6.4.2 健全管理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分析 |
| 6.4.3 开展多样化运营活动的有效性分析——以商业类活动对社会网络形成的影响为例 |
| 6.5 政策建议:建立支持社区农园的政策体系,保障社会资本培育 |
| 6.5.1 国家层面 |
| 6.5.2 地方层面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和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拓展——绿色生产性社区视角下的社区农园 |
| 7.3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
| 附录 F |
| 附录 G |
| 附录 H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文化整体性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 ——以恩施州土家族传统村落鱼木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持续推进 |
| 1.1.2 恩施州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现状 |
| 1.2 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传统村落相关概念解析 |
| 1.3 研究目的、内容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国外传统村落整体保护研究 |
| 1.4.2 国内传统村落整体保护研究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研究框架 |
| 2.传统村落文化的整体保护理论研究 |
| 2.1 传统村落文化的整体构成与文化空间 |
| 2.1.1 传统村落文化形成与演进 |
| 2.1.2 传统村落文化的整体构成 |
| 2.1.3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特征 |
| 2.2 基于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的保护研究 |
| 2.2.1 研究理论基础 |
| 2.2.2 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模式 |
| 2.3 本章小结 |
| 3.鱼木寨传统村落的文化整体性分析 |
| 3.1 鱼木寨传统村落概况 |
| 3.1.1 村寨区位及基本概况 |
| 3.1.2 村寨历史沿革 |
| 3.1.3 村寨自然环境 |
| 3.1.4 村寨人文环境 |
| 3.1.5 村寨经济发展状况 |
| 3.2 鱼木寨传统村落物态文化构成 |
| 3.2.1 鱼木寨的选址空间格局 |
| 3.2.2 鱼木寨“堡寨型”防御体系 |
| 3.2.3 村寨传统民居 |
| 3.2.4 村寨的墓葬建筑 |
| 3.3 鱼木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 |
| 3.3.1 鱼木寨的土家农耕文化 |
| 3.3.2 鱼木寨的制度文化 |
| 3.3.3 鱼木寨土家族信仰文化 |
| 3.3.4 鱼木寨传统的民俗文化 |
| 3.4 鱼木寨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特征与价值分析 |
| 3.4.1 鱼木寨文化空间特征 |
| 3.4.2 村寨文化空间承载的文化价值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鱼木寨传统村落“文物式”保护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 鱼木寨“文物式”保护现状 |
| 4.1.1 鱼木寨整体格局保护现状 |
| 4.1.2 村寨历史建筑保护现状 |
| 4.1.3 非物质文化保护现状 |
| 4.2 鱼木寨“文物式”保护存在问题 |
| 4.2.1 鱼木寨保护与发展面临的困境 |
| 4.2.2 保护对象单一,缺乏整体性 |
| 4.2.3 鱼木寨“异体搬迁”的现实需求 |
| 4.2.4 鱼木寨保护与发展的再思考 |
| 4.3 本章小结 |
| 5.基于鱼木寨的文化整体性提出保护策略 |
| 5.1 鱼木寨整体保护的目标与原则 |
| 5.1.1 整体保护目标 |
| 5.1.2 保护原则 |
| 5.2 激活“人心”——重塑鱼木寨文化价值 |
| 5.2.1 文化认同——明确传承者主体地位 |
| 5.2.2 物质文化需求——改善生活环境 |
| 5.2.3 产业振兴——促进经济发展 |
| 5.3 鱼木寨文化空间活态传承 |
| 5.3.1 鱼木寨的生态文化空间保护 |
| 5.3.2 鱼木寨防御结构与“青石”步道的慢行空间营造 |
| 5.3.3 鱼木寨内部的社区营造 |
| 5.4 鱼木寨非物质文化传承 |
| 5.4.1 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 |
| 5.4.2 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 |
| 5.5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图表目录 |
| 附录:鱼木寨传统村落村民调查问卷 |
（4）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立题依据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现代化 |
| 2.1.2 现代农业产业园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品理论 |
| 2.2.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2.3 大推动理论 |
| 第3章 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3.1 梅河口市概况与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现状 |
| 3.1.1 梅河口市概况 |
| 3.1.2 梅河口市水稻种植优势条件 |
| 3.1.3 产业园建设现状 |
| 3.2 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3.2.1 行业竞争力较弱 |
| 3.2.2 专业人才稀缺 |
| 3.2.3 水稻种植结构亟需优化 |
| 3.2.4 稻米市场定位不准确 |
| 第4章 主要国家经验借鉴 |
| 4.1 主要国家经验 |
| 4.1.1 美国科技农业产业园经验 |
| 4.1.2 荷兰设施农业产业园经验 |
| 4.1.3 德国生态农业产业园经验 |
| 4.2 主要国家经验借鉴 |
| 4.2.1 加强政府引导 |
| 4.2.2 注重科技创新 |
| 4.2.3 推进产业集群及三产融合 |
| 第5章 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构想 |
| 5.1 建设的思想 |
| 5.2 建设的目标、原则与定位 |
| 5.2.1 建设的目标 |
| 5.2.2 建设的原则 |
| 5.3 产业园建设空间布局设计 |
| 5.4 产业园功能模块设计 |
| 5.4.1 种植模块设计 |
| 5.4.2 加工与物流模块设计 |
| 5.4.3 产品研发技术模块设计 |
| 5.4.4 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模块设计 |
| 5.4.5 种质繁育模块设计 |
| 5.4.6 公共服务平台模块设计 |
| 5.5 产业园一二三产业融合设计 |
| 第6章 促进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发挥政府作用 |
| 6.2 整合资金投入 |
| 6.3 培育龙头企业 |
| 6.4 加快产业升级 |
| 6.5 创新体制机制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5）借鉴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经验的乡村规划研究 ——以成都市新都区乡村振兴规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相关背景 |
| 1.1.1 乡村振兴:我国乡村发展的现势需求 |
| 1.1.2 乡村振兴规划:乡村振兴的关键 |
| 1.1.3 城乡空间整备:乡村振兴规划的前提 |
| 1.2 选题方向、研究意义和内容 |
| 1.2.1 选题方向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概念释义 |
| 1.3.1 城乡空间 |
| 1.3.2 空间整备 |
| 1.3.3 乡村振兴 |
| 1.4 研究靶区、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靶区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的历史演进 |
| 2.1 德国城乡空间生长的基础条件 |
| 2.1.1 区域地理条件 |
| 2.1.2 城乡发展资源条件 |
| 2.1.3 德国城乡空间发展的历史渊源 |
| 2.2 德国工业化阶段城乡空间整备的“城市中心化” |
| 2.2.1 “中心地”: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的理论萌芽(19 世纪30 年代) |
| 2.2.2 以城市发展为核心的的城乡空间整备(19 世纪30 年代—1870 年) |
| 2.2.3 城乡空间整备的极化阶段(1870 年——二战) |
| 2.3 德国后工业化阶段城乡空间整备的“城乡等值化” |
| 2.3.1 德国“后工业化”阶段中的城乡关系 |
| 2.3.2 “城乡等值化”的空间整备理念提出(20 世纪70 年代) |
| 2.3.3 “多中心分散式”的空间整备模式构建(20 世纪90 年代至今) |
| 3 德国后工业化阶段城乡空间整备中的乡村建设启迪 |
| 3.1 后工业化时期德国乡村的特征 |
| 3.1.1 乡村发展面临的“二律背景” |
| 3.1.2 乡村产业的“非农化”转变 |
| 3.1.3 乡村聚居形态的产居一体化 |
| 3.1.4 乡村文化景观的重构 |
| 3.2 德国后工业化阶段城乡空间整备中的乡村建设路径 |
| 3.2.1 重塑城乡功能与重构乡村产业结构 |
| 3.2.2 就地城镇化与建立区域服务中心 |
| 3.2.3 尊重地方文化与保留乡土景观 |
| 3.3 德国后工业化阶段城乡空间整备中乡村规划的主要方法 |
| 3.3.1 “整合性”的乡村地区发展框架构建 |
| 3.3.2 “内生型”的乡村资源整备 |
| 3.3.3 “法典化”的乡村土地整备 |
| 4 成都市新都区“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的乡村振兴 |
| 4.1 新都区“后工业化”阶段的步入 |
| 4.1.1 工业化阶段研判的标准 |
| 4.1.2 新都区工业化阶段的研判 |
| 4.1.3 新都区乡村现状的“后工业化”特质 |
| 4.2 新都区乡村振兴推进的现状 |
| 4.2.1 特色小镇发展集群初显 |
| 4.2.2 乡村产业的积极转型 |
| 4.2.3 以创新“天府文化”为特色的乡村都市田园建设 |
| 4.3 新都区乡村振兴“先行先试”推进中面临的问题 |
| 4.3.1 “二律”背景下的发展模式问题 |
| 4.3.2 “空白与差异”的空间格局问题 |
| 4.3.3 空间结构与发展时序的问题 |
| 5 成都市新都区乡村振兴的空间整备路径 |
| 5.1 新都区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空间资源整理 |
| 5.1.1 新都区城乡用地空间现状 |
| 5.1.2 新都区城乡空间资源聚类整理 |
| 5.1.3 新都区城乡空间资源聚类图景 |
| 5.2 新都区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空间格局整备 |
| 5.2.1 新都区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整备 |
| 5.2.2 新都区特色小镇体系格局整备 |
| 5.2.3 新都区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整备 |
| 5.3 新都区乡村振兴中的土地整备与设施保障 |
| 5.3.1 三生空间规划 |
| 5.3.2 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
| 5.3.3 乡村用地规划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论文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目录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 |
| (三)研究的难点 |
| (四)研究的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对比研究法 |
| (三)经验总结法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
| 一、乡村建设运动、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
| (一)乡村建设运动 |
| (二)城镇化 |
| (三)新农村建设 |
| (四)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及其依据 |
|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形成及发展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
| 第三章 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
| 一、巫山县乡村发展现状 |
| (一)巫山县基本情况 |
| (二)巫山县乡村发展水平 |
|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问题 |
| (一)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 (二)教育水平低,人才匮乏 |
| (三)移民遗留问题突出,难以实现稳定脱贫 |
| (四)乡村污染严重,环境问题突出 |
| (五)部分乡镇基层党组织涣散,凝聚力不强 |
| (六)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遇阻，工作停滞不前 |
| 三、巫山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
| 第四章 国外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及经验启示 |
| 一、国外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 |
| 二、国外实施乡村振兴启示 |
| 第五章 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对策 |
| 一、打赢脱贫攻坚战，抓实前期工作 |
| 二、落实产业振兴,奠定经济基础 |
| (一)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产业振兴 |
| (二)以小农户的现代化改造带动产业发展 |
| (三)全域旅游为产业振兴注入新鲜血液 |
| 三、注重人才振兴,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 |
| (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挥其主体作用 |
| (二)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乡村整体教育水平 |
| (三)鼓励精英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创新因素 |
| 四、强化文化振兴,提振精神面貌 |
| (一)挖掘中华优秀乡土文化,增强乡村文化自信 |
| (二)引导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乡村文化自强 |
| 五、提倡生态振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 (一)提倡绿色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
| (二)强化环保意识,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建设 |
| 六、坚持组织振兴,做好政治保障工作 |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
| (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关注农民诉求 |
| (三)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 |
| 七、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
| (一)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
| (二)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情况 |
（8）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成果“形式上的考察” |
| 二、国内研究内容考察:研究主题分类 |
| 三、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文献的总体评述与本文的研究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二、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实证考察——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 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一、城乡发展中的“两个现象” |
| 二、观察样本选择江苏省的理由 |
| 三、本章的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江苏城乡发展差异的现实样态基于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一、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 |
| 二、江苏省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 |
| 第三节 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实证考察 |
| 一、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基于两种实证分析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程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
| 四、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整体性评价 |
| 第四节 城乡关系的逻辑: 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第二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 社会排斥 |
| 第一节 社会排斥: 城乡关系的一个分析视角 |
| 一、社会排斥: 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概念 |
| 二、社会排斥用于中国城乡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型排斥 |
| 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屏障 |
| 二、排斥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型排斥 |
| 一、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二、二元性的医疗卫生制度 |
| 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制度 |
| 第四节 城乡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一、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历史考察 |
| 二、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现实考察 |
| 三、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政治安排 |
| 四、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 |
|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资源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反哺农业”的理论阐述 |
| 三、我国学术界关于“城市支持乡村”的探索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 |
| 一、当下中国现实场域的复杂性 |
|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 |
| 三、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
| 四、社会发展大趋势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论证与建构 |
| 一、“城市利益让渡”问题的提出 |
| 二、从权利让渡到“利益让渡” |
| 三、“社会利益让渡”是否可能 |
| 三、“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辩护 |
| 第四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模式、资源与能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实践模式解读 |
| 一、“资源三下乡”模式 |
| 二、“项目制”模式 |
| 三、“为民服务专项资金”模式——南京的个案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资源类型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两种资源: 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资源分类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意愿与能力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意愿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客观能力 |
| 第五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因素 |
| 一、城市利益扩展: 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 |
| 二、乡村资源优势: 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 |
| 三、宏观社会背景: 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阻力因素 |
|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 |
| 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
| 三、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 |
| 四、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 |
| 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一) 问题导向:解决新时代全面发展“短板”问题的新需要 |
| (二) 国际背景: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要求 |
| (三) 国内背景:顺应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四) 省内背景:探索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 |
| (五) 地区背景:扶贫先“扶智”和“扶志”的新需要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一) 有利于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现实意义 |
| (二) 有利于处理经济发展与教育优先关系,具有理论价值 |
| (三) 有利于云南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借势借力跨越发展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论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新理论: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科学指南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
| 二、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新要求 |
| 三、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 |
| 第二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 |
| 一、优先发展教育是解决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 |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增强国家认同的重要举措 |
| 三、优先发展教育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
| 第二章 合理性与可行性: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依据分析 |
| 第一节 国情和省情:优先发展教育的现实依据 |
| 一、优先发展教育符合我国的国情需要 |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符合云南省情的战略选择 |
| 第二节 正确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教育优先发展” |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核心内容 |
| 二、“优先发展教育”是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战略 |
|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优先发展教育”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
| 一、优先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具有现实需求和基础 |
| 二、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使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成为可能 |
| 第三章 回顾与总结: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1949—1977年) |
| 一、普洱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基础 |
| 二、普洱教育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
| 第二节 建立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1978—2008年) |
| 一、政策演变和成效 |
| 二、发展历程和特点 |
| 第三节 推进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2009年至今) |
| 一、主要做法和政策措施 |
| 二、主要成效和变化 |
| 三、需要继续关注并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四章 现状与问题: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普洱教育事业现状调查 |
| 一、学校基本情况 |
| 二、基础教育基本情况 |
| 三、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困难和问题 |
| 一、学前教育 |
| 二、九年义务教育 |
| 三、普通高中教育 |
| 四、中等职业教育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探究 |
| 一、存在的主要共性问题 |
| 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不到位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立德与树人: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构想 |
| 第一节 均衡与公平: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
| 一、以教育均衡促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
| 二、立德树人,为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
| 第二节 提升全民素质:普洱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和路径 |
| 一、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重点 |
| 二、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路径 |
| 第六章 典型与示范:普洱教育优先发展的积极探索 |
| 第一节 普洱基础教育发展方面 |
| 案例一: 宁洱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做法 |
| 第二节 普洱高等教育发展方面 |
| 案例一: 思茅师专升格组建普洱学院的主要做法 |
| 案例二: 筹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普洱茶学院的主要做法 |
| 第三节 普洱职业教育发展方面 |
| 案例一: 普洱市职业教育中心建设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
| 案例二: 加快景东职业高级中学发展的主要做法 |
| 第七章 政策与制度: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支撑保障 |
| 第一节 国外优先发展教育助推经济崛起的启示与借鉴 |
| 一、美国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 二、日本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 三、德国优先发展教育的相关情况 |
| 四、国外教育优先发展的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
| 一、顺应教育发展需求的新变化 |
| 二、准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的政策新定位 |
| 三、增强政策的民众认同,提高政策的执行实效 |
| 第三节 谋划好边疆民族地区职责和能力范围内的工作 |
| 一、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
| 二、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 |
| 三、完善各级政府教育管理和投入机制 |
| 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
| 五、严格依法治教 |
| 六、全面加强教育督导 |
| 七、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
| 第四节 对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的意见建议 |
| 一、进一步提高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 |
| 二、适时进一步调整现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框架 |
| 三、加大中央和省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形成有利于人才向基层流动的机制 |
| 四、增强相关政策的强制性,提高监督和执行效果 |
| 五、继续实施支教工作,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教师队伍水平 |
| 六、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用好边疆民族地区本地人才 |
| 七、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各自优势,创造条件吸引留住优秀人才的外部环境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建设中的湖北农科院科技产业发展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中的政府协作机制研究[D]. 吴圣.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中国社区农园研究[D]. 丁潇颖. 天津大学, 2020(01)
- [3]文化整体性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策略研究 ——以恩施州土家族传统村落鱼木寨为例[D]. 邱晨.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4]梅河口市水稻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问题研究[D]. 马国亮. 吉林大学, 2020(08)
- [5]借鉴德国城乡空间整备经验的乡村规划研究 ——以成都市新都区乡村振兴规划为例[D]. 张岚珂. 重庆大学, 2019(01)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西部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对策研究 ——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D]. 何永林. 西华师范大学, 2019(01)
- [8]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D]. 周银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新时代云南普洱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研究[D]. 童书玮.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