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来源及其分配对象初探

一、关于财政起源及其分配对象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胡锦璐^[1]（2021）在《共享经济下的行政法治理研究》文中提出

廖明月^[2]（2018）在《衡平理念下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平抑现时财政收支划分下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力的不均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新时期对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更应如此。要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财政有多种措施和手段可以运用,其中,具有补充地方财源、均衡地方财力功能的转移支付更须“有所为且大有可为”,以直击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道德底线问题,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其首先应体现为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均等化,进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践中,中国存在大量的转移支付现象,涉及的规模和数额十分庞大。2016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高达59400.70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68.43%。然而,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及制度运行却不尽完善或规范,亟待对其进行规制。理论上,财政分权和地方自治理论较好地诠释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正当性,却忽视了最为根本的中国国情。理论的薄弱制约了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预期效益,致理论与实践的悖反。是故,财力分化的财政分配体系必须内生衡平的法律机理予以回应。本研究即是针对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和既有理论的不足,在研究和行文中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采用系统分析和利益博弈分析相结合的逻辑方法,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多层次、多视角地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现存问题、理论基础、国际比较、均等化目标和健全方案等方面进行揭示和分析,并着重思考了如何运用“衡平理念”进行法律规制。本研究除导论外,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审视”,主要围绕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第一节系统梳理了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发展历程。新中国财税体制历经“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和“分税制”三个时期,在此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第二节剖解了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指出了其立法和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包括立法混乱、结构失衡、功能异化、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缺失以及受其他制度制约等。第三节挖掘了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成因。要使转移支付达到理想的效果,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和法律文化等影响因素。第二章“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诠释”,主要回答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第一节从传统视角出发,介绍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理论基础。分权、自治是政治现代化命题的应有之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主要内容,旨在保障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第二节基于传统理论的不足,提出了在中国语境下探讨财政转移支付应秉持衡平理念。首先,明确了衡平理念的基本界定;其次,探讨了衡平理念的分析框架和模式抉择。衡平理念的工具性价值要求其采用“失衡—均衡”分析框架、选择渐进模式和法治模式;最后,研析了“三次衡平”理论在财政分配体系的运行机理,指出在“财政规模”确立、“财政比重”划分和“财政能力”均衡的过程中,要分别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中央与地方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第三章“衡平理念下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国际比较”,着眼于各国历史传统、文化文明、国体政体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模式进行探索。第一节至第四节分别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德国和瑞士”“日本”和“美国”为样本,考察并评述了均等化转移支付、财政平衡机制、地方交付税和分类补助四种具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模式。第五节从国外经验出发,提出了针对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启示:其一,衡平理念是价值准则;其二,宪法、法律是主要依据;其三,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性;其四,致力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五,付诸相关制度的合力。第四章“衡平理念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目标”,主要围绕价值追求和具体目标展开。第一节探讨了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价值追求——分配正义。首先,梳理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基于结果、起点或机会、能力与需求的四种分配正义作一概观;其次,概括地提出了衡平理念下的分配正义观。第二节研究了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具体目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含义;其次,研究了横向公平均衡化和财政能力均等化的区别和矛盾。第三节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切入点,以衡平理念为指导,运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度量标准的修正问题。第五章“衡平理念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健全”,基于前文的铺陈,着眼于如何将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制落到实处。第一节从较为宏观的视野研析了衡平理念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顶层设计,回答了关于精神指引和总体思路的问题;第二节全面分析了衡平理念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内部结构、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以及构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第三节探讨了衡平理念下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配套改革。首先,明确了完善财政分配体系是规制的前提,一是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确立最适财政规模,二是要推进分税制改革,构建差异性地方税体系;其次,指出了完善预算监督制度是规制的保障,涉及加快构建现代预算制度和完善财政监督制度。

刘杨倩宇^[3]（2017）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预警及防范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9.8%,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相比高近6.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首位,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至2015年的56.1%。与其他发展快速的经济体相比,土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高价土地发展房地产业以及低价土地进行招商引资活动,从而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土地抵押获得融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无形中形成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模式,过度以来土地财政会对行政、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产生一系列问题,从而造成土地财政风险,为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埋藏了巨大的隐患,所以有效防范土地财政风险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首次构建土地财政风险预警模型并提出相关的防范对策,试图弥补以往土地财政风险定量研究的缺乏。本论文基于土地财政风险这一独特视角,从行政、经济、社会和生态风险四个方面选取了16个指标,采用AHP-熵值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确定预警界限值及预警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合理的土地财政风险预警系统,以期为预防土地财政风险、促进土地财政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由七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导论,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述评等,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形成了对地方财政土地财政风险的基本认识,明确土地财政风险的研究现状,并找到可用于本文研究目的的方法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点。第二部分是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的相关概念进行概述,包括土地财政和风险的概念,并且分析了造成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形成的五个原因,包括地方财政不足、税制体系不完善、土地相关制度不完善、政府治理结构缺陷、城镇化迅猛推进和现行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第三部分是阐述土地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框架。对系统建立的必要性、功能、原则及目标进行阐述,并着重概述土地财政风险预警系统框架,对土地财政风险体系构建、预警指标选取、权重的确定、综合指数的确定和预警信号灯的设置做了系统的介绍。第四部分通过对土地财政的行政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四个方面构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评价体系,选取风险评价指标。第五部分为构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预警系统,确定预警界限值及预警区间,确定指标权重编制综合指数并且设置预警信号灯。第六部分是以江西省为研究区的土地财政风险实证分析及评价,得出相应结论。第七部分是针对在预警区间处于危险区间的不同风险提出相对应的风险防范对策。

陈军梅^[4]（2017）在《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分配关系实证研究》文中提出分配不公是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理论界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否则分配不公会使得矛盾和问题变本加厉地反扑（何平、2013）。本文针对“分配不公”问题,从企业角度,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是否可以以及如何影响财务分配的问题。企业财务分配即企业价值化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涉及到诸如政府、债权人、股东、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问题,对于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为了更好地实现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价值分配中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保障其权益,披露具有一定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关键。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广义财务分配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经济后果,尝试性构建并揭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财务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路径;以我国2009-2015年A股主板一般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分配的关系,并基于财务分配的公平性,从企业、外部监管和利益相关者角度提出完善我国内控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建议,以期寻求改善企业价值分配不公问题的途径,并对管理者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一些建议。论文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广义财务分配影响的作用机制。财务分配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问题,但我国现有研究是一种狭义的财务分配,且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视角系统研究财务分配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本研究根据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认为财务分配应该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新创造价值的分配,是广义的财务分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和公司治理功能,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是企业价值创造、实现和分配的基础,因此,财务分配极有可能受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研究运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信号博弈理论分析内部控制信息供求双方通过决策博弈可能出现的博弈均衡,并通过Nash谈判推广模型对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即财务分配成果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财务分配研究的不足,丰富和拓展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第二,基于对避税行为成本收益的分析,本文使用三阶段联立方程OLS回归首次尝试性研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税收激进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并证明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税务激进度表现为先降后升的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种特征在内控信息的强制披露阶段更显着。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的关系亦不同,即在企业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两者呈U型特征,在企业的衰退期,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这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会影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税收激进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传递的“好消息”会被投资者放大,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可以有效缓解避税行为中的代理问题,降低避税风险,权衡收益与成本,上市公司更倾向采取激进的税收策略以增加其价值。第三,结合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将金融环境纳入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中。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存在金融错配现象,即金融资源配置处于一种非效率状态,这会削弱债务契约对公司投资效率的治理作用,而信息不对称性是引发金融市场代理问题的主要原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改善此问题,使得金融资源流向效率更高、未来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基于此,本文深入剖析了金融错配、内控信息披露质量与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抑制其投资过度,立足于我国目前的特殊金融环境,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投资不足的治理效应是有限的。第四,以信号传递和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首次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利用Logit模型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构建模型对两者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研究结果支持了股利分配的“结果”模型,即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呈显着正向关系,且两者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中更显着。这说明上市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提高股东基于所有权的共享收益,缓解股东自我与企业整体利益的冲突,且作为一种利益均衡机制,高质量内部控制披露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融资问题越严重的企业中更能发挥其股东保护效应。

张娜娜^[5]（2017）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分配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收入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人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方式,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进行现实生产生活的直接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进步的鲜明表征。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意识反映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它的形成发展不仅描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实践的动态变革实况,而且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程度和进步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巨幅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财富。当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的新的历史阶段,梳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特征和经验,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对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分配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分配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思想体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脉络,需要追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思想渊源,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分配思想。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配思想的形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而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圣西门的按才能和贡献分配思想、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思想以及欧文的劳动券和按需分配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直接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原则,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配思想为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渊源和基础。其三,前苏联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于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分配思想首次对如何开展分配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做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留下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在主观思想认识中的动态反映,从思想主体来看,它既包含了领袖人物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要思想探索,又包含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各种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们的贡献,还包含了众多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发展演进来看,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全面梳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演变历程,核心就是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发展脉络和图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毛泽东、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蒋学模、薛暮桥、恽希良、于光远、苏星、乌家培等为代表的着名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对按劳分配内涵、性质、具体实现形式的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基调;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蔡继明、刘国光、李松龄、程恩富、刘润葵、周新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围绕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分配目标等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探究和思维调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全方位突破与发展。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继续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消除贫困和共享发展等一系列新主张和新理念,同时,理论界也就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讨论。新时期关于分配问题所形成的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梳理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回溯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最终的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向着更高理论层面升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历经60多年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家们持续而深入的思想探讨与辨析中,已经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和分配理念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且在与实践掘进的辩证互动中也逐渐迸发出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获得了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实践印证。从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在向着更高阶段进发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主导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从初步孕生到突破发展再到深化完善,不是主观随心所欲的结果,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观点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演变逻辑,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始终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主线、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依托、相适应,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律,也是蕴藏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背后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科学审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经验,立足于客观现实,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要继续强调和深化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主张、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主张、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和追求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主张。总结和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特征和经验,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实现更科学的发展。

钱花花^[6]（2016）在《社会正义视域中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也是世界各国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首要价值。教育领域的公平正义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个体发展和社会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础价值,通过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保障教育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本文以社会正义为理论研究视角,以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为经验考察对象,通过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教育政策的价值问题进行分析。首先,论文在对社会正义理论和教育政策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从规范层面提出“教育政策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础价值”的应然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政策价值体系的分析框架。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分配正义,旨在解决社会合作体系产生的各类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社会正义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前者是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评价,后者是对社会价值分配过程的公正性评价。要想促进和保障社会正义,必须同时从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入手。教育政策是对教育利益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如何分配由教育政策的价值决定。社会正义的本质特征和教育政策的特殊性共同决定了,教育政策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础价值。其中,实质正义是教育政策的实质价值,程序正义是教育政策的形式价值,二者共同构成教育政策的价值体系。实质正义与分配原则密切相关,其内涵具有争议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实质正义内涵的多维性特征和教育政策价值的具体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对教育政策实质价值的分析应当以实质正义作为参照系,将其多元内涵与教育领域的不同政策问题相结合,实行分层次、具体化操作。因此,作为教育政策实质价值的实质正义可分为教育权利平等、教育机会平等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方面。程序正义关注正义结果实现过程的公正性。根据罗尔斯对程序正义的分类,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本质上属于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这就要求我们设置一些抑制性程序,以保障最终制定的教育政策不偏离实质正义的要求。因此,作为教育政策形式价值的程序正义,要求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应当做到以下两方面:扩大教育利益主体参与的广度和深入、规范和制约政府掌握的公共教育权力。前者要求保障教育政策主体的多元化和教育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后者要求政府对内理顺同级政府机构之间和上下级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对外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论文系统梳理了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从经验层面对不同时期美国教育政策的价值观念、政策演变以及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以回应和验证先前的理论假设。建国后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指建国后至一战时期,以教育权利平等为导向的美国教育政策。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与完善、工业化的基本完成、移民潮与城市化的发展、启蒙思想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欧洲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共同构成了教育权利平等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教育权利平等是指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要求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论其种族、肤色、阶级、性别、语言、宗教信仰、财产甚至政治见解如何。以教育权利平等为价值导向,这一时期的美国教育以推进公立学校运动和建立现代学校系统为主要内容,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各州义务教育法的通过和免费公立学校的建立分别从法律层面和实质层面保障了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但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女性以及低收入者的受教育机会未能得到平等保障,这成为下一阶段美国教育政策的关注重点。第二个阶段是指大萧条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教育机会平等为导向的美国教育政策。大萧条的冲击、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公民运动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二战与冷战的影响共同构成了教育机会平等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教育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平等利用的教育机会平等,要求所有教育系统的入学机会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反对任何基于种族、肤色、阶级、性别、语言、宗教信仰、财产甚至政治见解之上的差别和歧视;二是作为平等起点的教育机会平等,要求国家或政府通过适当的物质资助和政策倾斜等方式,对由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处于不利境地的受教育者进行扶持,使其与其他受教育者处于平等的起点之上。以教育机会平等为价值导向,这一时期的美国教育制定和实施了废除种族隔离、向贫困宣战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以上教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低收入者、女性以及残疾人等处于不利境地的受教育者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持续下降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下一阶段美国教育政策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三个阶段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教育结果公平为导向的美国教育政策。联邦权力的持续扩张、经济的波动性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与融合、冷战的终结与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共同构成了教育结果公平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教育结果公平是指在保障受教育者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个体在学业成就和发展前景方面的公平。以教育结果公平为价值导向,这一时期的美国教育一方面通过标准化、问责制以及择校运动等措施追求教育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加大联邦财政资助和补偿性政策缩小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政府教育政策理念的转变以及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弱势角色的转变,共同促进和保障了教育结果公平。最后,论文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美国政府在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和政策制定实施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对为中国教育政策发展的有益启示。在政策理念上,中国的教育政策应当尽快从权利平等提升到机会平等和结果公平的层次。在决策机制上,中国应当建立更加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在实施手段上,中国应当设置更加完善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弱势群体教育资源补偿制度。

马桂花^[7]（2016）在《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文中指出“分配正义”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从古至今,分配正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受到人们的深切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8年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出现了近20年来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的情况,居民收入在国内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以此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然受到阻碍,社会和谐稳固的局面也会遭到严重威胁。面临如此驳杂的局势,学界有人对我国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和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提出各种怀疑,如:马克思分配正义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按劳分配是否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分配规律,按劳分配能否兼容市场经济等等。鉴于此,本文选取“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为题,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基础,系统梳理其理论内涵,深入探讨其基本原则和指导意义。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前人的分配正义思想,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有15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闵采尔的“财产共同分配”、莫尔的“各取所需”以及康帕内拉的“按需要平均分配”思想;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关于“按劳动贡献”来决定每个成员地位和收入及未来社会的分配应是“等量的劳动应该得到相等的报酬”等理论;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配第、斯密、李嘉图等的分配正义理论,马克思在对他们分配正义理论研判的根基上,吸纳了他们关于分配正义的科学成分。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中的分配正义是指社会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经济活动中有关经济权利、财富和收入在国家、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占有、配置和分割而产生的公平正义问题。内容上,这一理论包括分配从属于生产、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决定地位、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与尊严、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其中,分配从属于生产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逻辑起点、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重心、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权与尊严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马克思分配正义论的实现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一贯竭力于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分配制度改革,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新时期得到了充盈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探究出了符合中国具体实情的收入分配制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服务于实践。本文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依据,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下推进分配正义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进一步实现分配正义应遵循的原则和实践政策。旨在为我国当前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王婷婷^[8]（2014）在《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税收一直兼具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国家存续与运转不可或缺的“喂养原料”，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有力后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扶持之手”；另一方面，税收兼具魔鬼属性，历史上存在的沉重税负、劣质税制以及恣意的课税，不仅严重损害了公民基本权利，还带来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法治颓败、国家覆亡等不良后果。税收的“双刃剑”作用表明，税的征收与使用应遵循其自身规律，国家不得随时“予取予与”，否则将违背税收本质，使其从“利国利民”的方式转为“祸国殃民”的手段，最终带来国家治理能力降低和人民福祉减少的双重恶果。当国家课税权力强度达到某一阈值时，纳税人将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衡，这就要求课税权力的行使应有“禁区”，以维系纳税人基本权与国家课税权之间的平衡。事实上，无论是古代中国的“轻徭薄赋”、“不可涸泽而渔”，还是近代西方的“无代表不纳税”、“税收法定”，都从不同程度表达了国家课税应有限度的思想。至现代社会，税收的主要功能已从维护阶级统治转向增进民众福祉，因而，有效制衡国家课税权力，实现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保障，已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我国频现居民收入增速缓慢、基尼指数过高、税负痛苦过大、中小企业发展触壁等问题的背景下，合理平衡纳税人基本权利保障与国家课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迫切。课税禁区问题正是对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通过对税收本质、税法构造、征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讨，深入分析国民应当承受的税赋程度和国家课税权力运行的限度，进而通过强化现代税法理念、完善现行税收立法、改进税收执法程序等系统措施，将国家课税权力限制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有效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并最终实现税收法治。整个研究遵循“提出问题-揭示本质-价值考量-问题检视-制度建构”的逻辑主线，对课税禁区的本质内涵、发展脉络、理论根基、核心价值以及我国税收立法和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系统论证课税禁区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别立足宪法与税法层面分析梳理国内外有关课税禁区问题的立法和实践现状，努力探寻国家课税权力运行的底线规则。最后，将课税禁区问题回归到中国语境，通过对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环境的分析与反思，阐述研究课税禁区问题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并力图从理念的确立、原则的修正、制度的建构三方面建构课税禁区的税法体系。按照这一基本思路，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来探讨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第一章为课税禁区的范畴界定。课税禁区的税法含义、发生机理是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第一部分对课税禁区的理想源流进行了梳理。在古今中外的治税思想发展和税法制度演进的过程中，课税禁区思想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三个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国家课税不能侵及税本、自由权利具有“不可取消性”等思想和制度设计逐渐被世界各国所熟知和接受。第二部分是对课税禁区基本范畴的界定。通过对关于课税禁区现有研究成果的比较吸收，将课税禁区界定为国家课税不得违背税收的本质发展规律，侵入涉及纳税人生存和发展等基本权利核心内容的区域，并分别从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实体与程序等角度对其特征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探讨的是课税禁区的发生机理。课税禁区的存在缘于“限制的限制”基本原理，即：基于财产权社会责任的角度，国家有权以法定的税收形式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应当“再限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避免产生国家滥用“限制权”问题。第二章为课税禁区的理论诠释。本章是对课税禁区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第一部分从社会学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角度，认为税收国家的发展应当以国家对社会的适度干预为前提，国家税收对社会缺陷的弥补不能以牺牲社会成员对其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作为代价。第二部分立足于价值学原理中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的两大价值体系，指出国家课税权力的行使必须尊重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低需求，确保纳税人以人性尊严和人格发展为核心的基本价值不受侵犯。第三部分立足于法哲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权利的税收正义、作为平等的税收正义以及作为公共利益的税收正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课税权力的行使应以权利、平等、公益共同打造的“体系正义”为指引，严格遵循税收正义塑造的征税规则依法合理课税。第四部分立足于经济学中税本与税源的关系，指出国家征税必须保证“税本”、涵养“税源”，秉持“税收中性”，不得涸泽而渔、过度课征，以保证税收的可持续性。第三章为课税禁区的核心价值。课税禁区的核心价值在于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本章从课税禁区与纳税人的财产权、生存权、人格权与平等权等四项基本权利的关系说明课税禁区命题具有的核心价值。第一部分是课税禁区与纳税人的财产权保障。课税是对纳税人财产的直接侵犯，要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利，就必须保障课税不形成对纳税人财产利益的绞杀，也不构成对纳税人财产的征收。第二部分是课税禁区与纳税人的生存权保障。税收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于增进国民福祉，因此，国家课税应当严格遵守无负税能力者不课税、最低生存权财产不课税的原则，否则，将造成对纳税人生存权利的侵犯，并背离增进国民福祉的税收基本功能。第三部分是课税禁区与纳税人的人格权保障。信息隐私权是纳税人人格权的核心组成部分，要保障纳税人的人格权利，就必须确保由信息隐私组成的“人格拼图”不受课税权的破坏。第四部分是课税禁区与纳税人的平等权保障。税收平等要求公平对待和平等担当，要保障纳税人的平等权利，就应坚持量能课税原则，确保纳税人之间的平等负担，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待遇。第四章为课税禁区的税法构造。课税禁区理论的实现，有赖于科学合理的税法制度设计和公平有效的税收执法实践。第一部分主要探讨课税禁区与实体税收立法的关系，指出从制约税收构成要件成立的实质约束标准出发，应在课税要件当中建立课税除外规则，将不应当纳入课税范围的纳税主体、课税客体、税基排除在外，并对课税客体的归属、税率的确立进行合理考量，以确保国家课税实体正义的实现。第二部分侧重分析课税禁区与程序税收立法的关系，认为国家课税权力的行使不仅应确保税收债务成立的实体性规则是正当的，更应确保税收债务征收与执行的程序性规则的正当性。从税收征管的程序正义出发，应当将“国家不可侵入课税禁区”的理念植入具体的程序性规则，确保税的征收与执行秉持程序底线正义。第五章为课税禁区的中国语境。课税禁区问题应回应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制度建构的需要，在当代中国，对课税禁区问题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一部分是对课税禁区问题的政治生态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理念正在发生从国家本位到以人为本的变革，但囿于路径依赖的影响，税法人本主义理念尚未完全确立，权力主义的根深蒂固使我国税法对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尚不完备。第二部分分析了课税禁区问题在我国的经济背景。税收从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社会财富中的分享程度，国家财政收入与纳税人收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多的财产减损将造成纳税人缺乏能力和动力维持生计和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在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市场经济长期的强势干预，虽能带来经济发展的高增长和高效率，但也容易造成市场空间狭小、贫富悬殊增大等国富民弱现象。第三部分解剖了课税禁区问题在我国的文化环境。在新旧文化的交织影响下，官文化的历史遗留、宪政文化未予确立以及契约文化的缺失让我国无法建构自身的税收文化信仰，税收遵从的现状不容乐观。第四部分考察了课税禁区问题在我国的法治环境。囿于法治传统的缺失，我国税收领域存在形式法治尚未确立、实质法治尚未实现的双重问题，而这也是课税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纳税人权利难以有效保障的根本原因，税收法治的实现有赖于课税权力的科学规范运行。第六章为课税禁区的体系建构。课税禁区既是税法学科的重要理论，也是税收立法和实践的思想指引，课税禁区从基本理念走向制度体系，有赖于税法理念的转型、原则的支撑和制度的完善。第一部分研析了课税禁区与我国税法理念的转型。理念的缺失是我国课税权力过剩、纳税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深层原因，必须以理念为先导，实现国家本位到以人为本、税收恣意到税收谦抑，无税国家到税收国家的三重转变，为课税禁区的建构做好理念铺垫。第二部分探讨了课税禁区与我国税法原则的修正。税收法定、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是税法三大基本原则，在现代税法理念下，这三项原则的内涵应当更加注重国家课税权力的制约和纳税人基本权利保护，以科学有效指导我国税收立法与实践。第三部分考察了课税禁区与我国税收制度的建构与完善。课税禁区的建构最终应落脚到制度上。在我国，无论是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税制体系、税种结构还是税收征管制度都存在过度侵犯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内容，因此必须从纳税人权利的确立、税收制度的优化及课税权力的制约等方面对我国税法制度加以改造和完善，推动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障。

李相敏^[9]（2013）在《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文中指出在加强政府收支管理、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及其涉及的资金成为万众瞩目的问题之一,尽管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但直到2010年1月2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才将部分社会保险基金试行预算管理；前财政部长谢旭人、现财政部长楼继伟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的中央预决算报告中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存而不论,着力报告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一方面在反复强调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在中央预决算报告中却得不到相应的体现。预算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推动着改革,改革呼唤着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启发我们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思索。我们认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与实践面临若干问题需要研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涉及的资金性质是什么?是财政资金抑或其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有没有关系?既然狭义的公共财政预算的管理依据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主要凭借的是政治权力,那么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又该如何理解和概括呢?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对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理论需要,而且关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实践的改革取向。准此以观,本论文在论证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与社会保障基金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国家作为分配主体并依据其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种类这一管理依据,界定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及其涉及资金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透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与现状,并据此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全口径”管理、强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及通过立法规范、约束、监督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实践取向作了探索性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是导论,这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文献综述及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本部分重点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即在推动政府预算管理改革背景下,研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次是介绍了本文涉及的国家权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概念和关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性质及管理依据的文献综述；最后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结构,列举了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不足。文章第二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本部分首先对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全面、准确理解“社会扣除”的基本内容,正确对待因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扣除的束缚导致的理论的误读和误用,坚持其基本原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扣除,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与“社会扣除”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扣除的依据及形式,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扣除主体多元化,其中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扣除,就是财政,而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扣除依据就是财政预算凭借的“四元权力”,在对“四元权力”的内涵进行了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四元权力”及其在财政领域的拓展；最后分析论证了财政预算凭借的国家权力就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依据。文章第三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质。本部分首先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内涵进行了阐释,而后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重新认识,解决了理论界对其性质认识上存在的争议,指出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不同于财政资金这一社会性公共资金的其他社会性公共资金。其次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结构,认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复式预算,并分析了其预算体系构成；再次是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预算的关系及其与经常性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关系；并从社会保障基金的公共性与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主体身份及凭借的国家权力角度分析论证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是政府预算的组成部分；最后,在辨析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关系的基础上,界定经常性预算是狭义的公共预算,论证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属广义的公共预算。文章第四部分是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变迁与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政策演变做了简要回顾,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变迁做了详细考察并依据国家权力理论对变迁作了分析；其次是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是依据财政预算凭借的国家权力透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中的问题,指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中存在对预算征管权力监控不全面、预算征管权力配置错位、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界定不清及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法规不健全等问题。文章第五部分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改革取向。这部分内容以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进行有效规范、约束和监督为目的,以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实践为取向,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改革的相关对策措施。首先是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从而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水平与质量；其次对“全口径”预算进行了理解和认识,认为应从三个层次理解“全口径”预算,就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全口径”管理实行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措施,并就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全口径”管理提出了对策建议；再次,对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厘清社会保障基金预算财政责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财政责任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为通过法律约束和规范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促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修订、完善现行《预算法》,加快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有关立法的对策建议。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立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扣除”理论的规范,始终围绕财政预算依据的国家权力,遵从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管规律,结合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变迁与管理现状,采取文献研究、实证与规范、历史与对比等研究方法,在总结现实与历史经验基础上,以新的理论视角探究政府公共预算框架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创新性观点与主张。一、本文赞同和拓展“四元权力说”,即财政预算活动的依据是凭借国家权力,具体包括国家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并运用其贯穿于财政预算诸领域作了新的探索性研究。论文在厘清马克思“社会扣除”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梳理和辨析了财政预算活动的“零权力说”、“单元权力说”和“双元权力说”的利弊,以国家治理为思路,坚持和拓展了财政活动的国家主体身份及其四种国家权力类别,“四元权力说”不仅体现于财政定义、特征、职能与作用之中,而且贯穿于税、利、费、债形式,政府预算诸形式及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研究之内。二、本文重新定义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和“四元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依据。论文在梳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财政资金性质论”、“财政分配关系论”、、“公共产品论”和原“国家主体及权力论”的不足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依据的“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表现形式。明确指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质,其可涵盖的资金不仅包括财政资金这一社会性公共资金,而且包括财政资金之外的其他社会性公共资金；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不仅属政府预算,同时也属于（广义的）公共财政预算。三、本文以新的视角透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问题及改革取向。基于国家权力种类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中存在对征管权力监控不全面、征管权力配置错位、预算的财政责任界定不清及预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提出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分类管理、推进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全口径”管理、厘清并界定清楚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中的国家责任、完善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来规范、约束和监督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征管依据的国家权力,提高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改革取向。

仲崇喆^[10]（2012）在《我国基本住房保障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住房作为人类基本生存要素，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国人民对住房重视程度根深蒂固，视其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国针对住房问题一直试图构建以市场供应为主的多层次供应体系，但随着各地商品房价格暴涨，中低收入人群的的支付能力已经无法承担购房的巨大投入，催生大批无房人群和住房困难人群，民众对居住条件的诉求愈发强烈。如何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合理调配国家资源对公民的居住权进行保障成为了学界热门的话题。我国现行住房保障制度基本是由政策和单行法律条文组成，部分法律法规缺位，并且在执行过程中监管不力，实施过程中专项资金使用不够透明，导致保障房建设频发质量问题，所以亟需对基本住房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本文首先明确解决中低收者住房问题是政府责任，然后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的分析，提出现行制度的不足，同时借鉴国外成功模式，对我国的基本住房保障纳入法律规制提出建议，对基本住房保障法提出了立法上的可行性、行政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可行性等原则，提出了我国基本住房保障法的具体构想和立法宗旨，希望通过对基本住房保障进行法律规制之后可以更好的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二、关于财政起源及其分配对象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财政起源及其分配对象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2）衡平理念下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预警及防范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分配关系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正义视域中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基本住房保障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财政起源及其分配对象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共享经济下的行政法治理研究[D]. 胡锦璐.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衡平理念下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研究[D]. 廖明月.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3]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风险预警及防范对策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D]. 刘杨倩宇. 江西财经大学, 2017(01)
• [4]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分配关系实证研究[D]. 陈军梅. 西北大学, 2017(03)
• [5]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D]. 张娜娜. 兰州大学, 2017(01)
• [6]社会正义视域中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D]. 钱花花. 吉林大学, 2016(08)
• [7]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探索研究[D]. 马桂花.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1)
• [8]课税禁区法律问题研究[D]. 王婷婷.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9]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公共性与管理依据研究 ——基于国家权力的视角[D]. 李相敏.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10]我国基本住房保障法律规制研究[D]. 仲崇喆.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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