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论文文献综述）
赵和楠,侯石安[1]（2021）在《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吗?——来自河南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是中央政府用以提升县级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基于2000-2017年河南省8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估计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和动态效应,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一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显着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二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短期效果并不显着,具备一定的滞后性,长期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三是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主要通过激励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施用量、提升农业机械总动力等路径促进县域粮食生产。为更好地发挥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县域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提高产粮大县利益补偿规模。同时,探索以"大专向+统筹"的政策设计优化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结构,并重视对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评价。
卢全梅[2]（2020）在《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提起印度农业发展,无论是对印度稍有了解的普通读者还是专业学者首先想到的都是“绿色革命”,而大家对“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的走向则关注较少。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并没有使印度农业真正实现现代转型。相反,在拉奥-辛格改革的背景下,印度农业逐渐陷入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农业危机的最终形成也经历了漫长历程,是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论文划分为四章:第一章回顾了拉奥-辛格改革前印度农业的发展。自1947年至1991年,这段时期印度农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尼赫鲁时期与绿色革命时期。在尼赫鲁执政时期,为解决严重的农业问题,尼赫鲁政府从制度层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土地改革,但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被寄予厚望的土地改革成效有限,农业形势依旧严峻。1966年英吉拉·甘地上台,严重的农业问题以及政治形势倒逼甘地夫人拉开了绿色革命的帷幕,绿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增产问题,但印度农业并未实现现代转变,也并未改变农业内卷化的实质。第二章论述了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的发展。拉奥-辛格改革带来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危机正是在改革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场农业危机是一种农业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农业增长急剧减速,跟不上人口增长,农业人口并未因为农业增速降低而出现下降,农业收益也抵不上所付成本,农业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职业;水资源紧缺和环境破坏问题严重;此外,印度各邦出现农民大量自杀的惨况。这些现象都说明改革后印度农业陷入危机。第三章分析了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印度农业危机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看,首先与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问题遗存有关,那时农业本就存在大量农民失业、农民普遍贫困、土地碎分化等问题;改革后经济结构转变对农业资金形成以及各产业间关系都形成重大影响;政府角色在改革中也遭到重塑,而对于政府在农业最终走向危机中所发挥作用的解读需放在印度独特的国家构建模式下进行。从国际因素来看,改革使得印度融入全球经济中,不平衡的贸易以及外国资本的流入都加重了印度农业和农民的脆弱性。第四章总结了农业危机的影响。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印度农业的危机状态影响了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社会贫富差距与日俱增;“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间的张力在农业危机的条件下也越加明显,昔日田园诗般的农村意象被打破,而农业危机则迫使农民远离故土,到城市谋生。印度农业危机发生于拉奥-辛格改革后,而这场危机也像一个窗口,使我们得以审视拉奥-辛格改革后各种新要素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的博弈。
耿献辉,陈蓉蓉,严斌剑,周应恒[3]（2020）在《中国农林经济管理研究70年变迁——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可视化分析》文中认为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基于机构、作者和研究内容等三个维度,对1955—2019年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揭示不同时期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的变迁逻辑,对于从整体把握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的发展态势和演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1949—1978年）、改革开放（1979—2001年）和深化改革与全面开放（2002—2019年）等三个时期的关键词,可以看出70年间我国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发生的变迁特征,即从生产关系研究逐步向生产力研究变迁,从政策导向的规范研究向理论引导的实证研究变迁,从农业生产研究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等"三农"研究变迁。"气候变化"成为最近五年来强度最高的突现词,引领农林经济管理研究向农业资源与环境方向拓展。
尚旭东,朱守银,段晋苑[4]（2019）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供给选择——基于水资源约束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水资源约束下如何有效保障国家粮食供给安全是新时代贯彻落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政策要求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解决的途径不仅要依靠技术创新与进步、主体节水意识的提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技术扩散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配套和供给。通过对粮食主产区试验水肥一体化滴灌在技术效果、投入产出、生态效益三个维度的测算与估计,显示技术应用与推广无论是对微观经营效益,还是对宏观生态效益,都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但是,设备前期投入大、小规模和兼业农户缺乏动力等现实困境,使得增加技术扩散的政策供给势在必行。有为的政策供给应聚焦在技术扩散上,在适宜的地区,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大水源设施建设、提供购置补贴、强化农技服务、加强主体培育、加大宣传推广等政策手段,为水资源缺乏地区保障粮食供给提供技术扩散和资源保障方面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
李俊鹏[5]（2019）在《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直接改善了水资源的时空配置效率,缓解了农业用水供给不足或过量对粮食生产的限制;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会进一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综上,农田水利设施具备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当前,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粮食产量的连增主要来自玉米产量的提高,水稻与小麦产量仅为恢复性增长,其进口依赖程度逐年升高。水稻作为我国主要的口粮作物之一,其产量的增加对缓解我国粮食供给结构失衡,保证我国口粮安全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探寻有效的水稻生产改良手段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作为水资源投入密集型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对农业用水供给的变动较为敏感,不足或过量的农业用水供给均不利于水稻产量的提高。鉴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其极有可能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因此,有必要探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水平在时间与空间上表现出何种变动趋势?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2）农田水利设施是如何影响水稻生产的:是作用于水稻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还是收获面积?（3）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水稻生产效率或降低了水稻生产成本或扩大了水稻收获面积,其是否最终提高了水稻产量?且这种提升作用在宏观与微观（农户）层面是否具有一致性?（4）进一步,若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农户水稻产量,其是否进而改善了农户福利?（5）若农田水利设施能够提高水稻产量并改善农户福利,我们应如何增强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梳理与归纳构建了理论研究框架,并选择适当的数据与实证技术对其进行依次分析,以最终验证农田水利设施的水稻增产效应。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具体如下:（1）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的时空趋势分析利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数据,本文首次估算了我国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并以此对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全国层面我国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基本一致,但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省级层面,大部分省份农田水利资本存量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同时,利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本文也对水稻产量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分析发现:省级层面,粮食主产区省份的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地区层面,粮食主产区水稻产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非主产区则呈现下降趋势,且两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国家层面,1997年之前,我国水稻产量呈现增长趋势,1997-2003年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之后,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在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水稻单产的影响。为较为全面的衡量水稻生产效率,本文同时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估算了各省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在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YS-GMM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两种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田水利设施有效促进了水稻单产、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3）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各省（市/区）水稻生产要素投入数据,对水稻生产成本从总量与结构方面进行了时空趋势分析。其次,基于理论机制,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3SLS）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所得结论具体如下: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中的私人投入具有明显的节约效应,对要素投入结构具有调整作用,并具体表现为:农田水利设施促进了水稻生产中机械对劳动的替代,促进了水稻生产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变迁。同时,研究亦表明,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具有明显的总成本效应。（4）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利用本文估算的省级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在对我国水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和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旱灾、洪涝灾害受灾面积）时空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别实证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中水稻占比的影响,所得结论如下:农田水利设施通过改善田块灌溉与种植条件推动了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并通过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降低了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扩大作用并未导致粮食供给结构失衡的加剧。（5）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研究深化及路径探索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最终落脚于对水稻产量的分析,利用省级和农户数据,分别从宏微观层面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并做了研究深化和路径探索。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各省（市/区）水稻产量绝对量（总产量）和相对量（增长率）的影响。其次,本文同时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再次,作为研究深化,本文也分析了农田水利设施对农户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最后,本文对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以作为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研究发现: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水稻产量及其增长率。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显着提高了农户的水稻单产及其水稻种植收入。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促进电脑的使用和增强农技服务是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有效途径。本研究的发现在于:农田水利设施能够通过提高水稻生产效率、降低水稻生产成本和扩大水稻收获面积的途径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且其水稻增产效应并未加剧我国粮食供给结构的失衡。同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亦是实现农户水稻种植增产、福利改善的有效路径。进一步,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强化农技服务可有效增强农户层面的农田水利设施供给。
蔡保忠[6]（2019）在《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文中提出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三大经济安全,是事关国家发展与稳定、独立与自主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18年初以来,中美爆发严重的贸易争端,在过山车般的贸易争端中,农产品总是成为争端与谈判的重要内容。幸运的是,中国粮食尤其是口粮自给为我们争取到了谈判的空间和主动权。在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交织的复杂背景下,粮食早已超越了普通农产品,成为垄断经营产品、金融投机产品、国际与地缘政治产品、国家战略产品。虽然近两年的各类中央文件都在强调要实现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但是粮食作为一种特殊的农产品,保障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需求相匹配的有效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政策导向,谨防未来粮食战争的爆发。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农资价格的持续抬升,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制约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此外,中国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双重约束长期存在,在农业生物技术没有取得重大进步的情况下,粮食增产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农业基础设施被视为未来进一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全国宏观数据和江西省Z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案例深入分析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为了准确全面的评估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时间长度、空间宽度、种类维度、项目覆盖深度的宏微观结合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评估框架,实证分析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具体来讲,核心研究内容分为5个部分:研究内容一: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总体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评估了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粮食增产效应。首先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进行了基本的回归分析,其次采用“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PSVAR）方法和拆分样本的方式做了稳健性检验,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以及粮食主销区三个子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而言,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的粮食增产,相关系数为0.0794;分区域而言,农业基础设施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不同的粮食增产效应,表现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销区”,相关系数依次为0.109、0.065、-0.0608;此外,农业基础设施粮食增产效应在第3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研究内容二: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首先在对粮食生产变量与农业基础设施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的长期均衡模型和短期波动模型,并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效应上,短期效应不明显。研究内容三: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类型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分别估计了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电力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三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的增产效应强弱排序均为“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电力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依然是保障粮食增产最重要的农业基础设施,而农村交通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效应最小且不稳健。从细分阶段来看,农业电力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显着增强。研究内容四: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区域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构建了三大主粮在我国的主产区域的基础上,分区域实证分析了农业基础设施整体上和分类型两种情况下各主粮生产区域对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程度以及具体的需求类型。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一是,三大主粮主产区域的粮食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稻谷、小麦主产区的稻谷、小麦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大,而玉米主产区的玉米生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需求较小。二是,细分来看,稻谷主产区域的稻谷生产最需要的是农田水利设施,玉米主产区域玉米生产最需要的也是农田水利设施,而小麦主产区域的小麦生产最需要的是农业电力设施。研究内容五: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项目覆盖差异效应评估此部分内容首先分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粮食增产的路径,主要包括“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复种指数、提升管理效率、减少旱涝灾害”五个方面。其次选取江西省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样本,对Z农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概述,并重点介绍了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情况和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利用构建的评估方法得出Z农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显着增加了耕地面积并大幅提升稻谷生产的复种指数,促进了粮食增产。但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复种指数的大幅提升也使得稻谷生产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内卷化”困境。综合上述研究,本研究从科学规划、稳定供给、强化管护以及完善配套四个主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刘琦[7]（2019）在《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文中认为粮食安全是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作为口粮之一,中国稻米安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面临资源约束趋紧和产需缺口之上“非必需”进口不断增加的困境。中南半岛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是全球重要的稻米出口区域,也是中国主要稻米进口来源。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纵深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农业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研究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和出口潜力,对充分掌握中国稻米口粮绝对安全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鉴于此,本研究在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业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利用FAO等公开数据库,首先比较和选择出口竞争力衡量指标,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和市场渗透率指数衡量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其次,为分析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原因,将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归纳为四个结构性因素（生产成本、生产效率、贸易成本和实际汇率）,分析其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再次,基于基本生产要素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生产潜力（包括外延式增产潜力和内涵式增产潜力）,并将消费需求因素和安全储存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测算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该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以反映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竞争潜能;然后,采用出口产量比这一指标分析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探讨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的可能性。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相关启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中南半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适宜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是全球重要的水稻生产区域,并在国际稻米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存在资源利用率低,生产设施基础薄弱,水稻规模经营率低等问题。第二,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具有极强的稻米出口竞争力,但该区域内不同国家出口竞争力存在差异。中南半岛地区在中国稻米市场渗透率超过75%,最高时达99.98%。泰国稻米在中国市场的出口竞争力逐渐下降,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稻米对中国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加,且越南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极快,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具出口竞争力的稻米出口国。第三,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是长期趋势而非短期周期性波动。中南半岛地区稻米生产成本上升是其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增加的主要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上升对提高出口竞争力作用显着但效果较小,生产率上升和贸易成本下降对出口竞争力增加影响显着但效果更小。中南半岛地区与中国稻米生产成本之差不会影响稻米出口竞争力。未来,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会进一步增加。第四,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量增加主要源于单产的提高。稻米增产潜力巨大,且外延式增产潜力大于内涵式增产潜力。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考虑中南半岛地区国内稻米需求量和安全储存量,假设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比例不变,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仍达3747万吨,相当于当前中国稻米进口总量的9倍。第五,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稳定性极好,国际稻米价格提高会促进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而中南半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国内稻米消费增多,抑制出口潜力变为实际出口数量。结合上述结论,本研究认为中国应在确保稻米生产能力不降低的前提下,加强稻米进口调控,把握好稻米进口规模、节奏;迫切需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稻米品质、建立以提高竞争力为导向的产业支持政策体系等措施加快提高中国稻米国际竞争力;并积极合理有序地开展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农业生产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1）首次从中国稻米进口主要来源的区域（即中南半岛地区）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相比于单个国家的研究,研究对象重要且包含区域内多国比较研究。提出通过区域合作,而非单个国家层面合作的新思路。（2）从众多竞争力影响因素中筛选出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将其应用到稻米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分析中,深化了国际大宗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研究。（3）将消费需求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测算出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稻米出口潜力,且采用出口产量比这一指标而非出口量分析出口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丰富和拓展了出口潜力和稻米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考方向。
晋乐[8]（2018）在《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以增产为导向的粮食国内支持体系。然而,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这种国内支持方式正面临较大国内外压力。国内方面,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不足,在缺乏有效边境保护条件下,以增产为导向的国内支持面临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的尴尬局面。国际方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与影响。美国于2016年向世界贸易组织（Wto）起诉,声称中国在2012-2015年间粮食国内支持水平已超过“入世承诺”规定上限。同时,作为Wto贸易谈判重要参考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每年向全球发布、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也显示出中国粮食生产者支持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贸易规则的“天花板”已开始对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构成实质性约束。面对国内外双重挑战,粮食国内支持政策急需调整,如何调整国内支持政策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本文研究目标是甄别出既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与国际公认的农业政策评价体系,又能缓解国内粮食产业“三量齐增”现实压力的最优政策,以期为今后粮食国内支持政策调整提供参考。根据国际惯例,“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三大类,即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和农业综合服务支持。三种政策选择中,哪种政策将是今后符合国际规则的调整重点?作为选择之一的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保障国内粮食生产具有显着效果,但同时具有较强的贸易扭曲效果,故属于Wto限制的“黄箱”政策,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同时使用该政策还会导致Oecd生产者支持这一国际主流农业政策评价指标上涨,带来较大Wto、Oecd农业政策评估压力。作为选择之二的收入支持政策,对保障农民收入具有一定效果,但以目标价格补贴为代表的挂钩收入支持,具备较强贸易扭曲效果,会增大Wto、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压力;以直接补贴为代表的脱钩收入支持,虽然贸易扭曲效果较小,但仍会增大Oecd农业政策指标评价的压力。作为选择之三的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属于Wto与Oecd均允许并倡导的农业支持方式,但是这种政策不针对特定品种,通常短期内无法使得产量与农户收入显着增长,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相对较弱”、“投资效率不高”。为此,本文将对市场价格支持、收入支持与农业综合服务支持这三种“国内支持”政策缓解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进行评估与比较。通过构建中国主粮局部均衡模型、政策评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实证量化比较生产成本上涨条件下,三种政策对Wto、Oecd这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及对国内压力的缓解效果,以期甄别出符合国际规则的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最优政策选择。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如下:第一,市场价格支持政策面临较大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会增大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尤其在生产成本上涨时期,生产成本与干预收购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将加剧政策面临的两种国际主流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一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由边境政策与国内支持政策共同组成,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替代,因此提升关税水平或是缓解“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压力的路径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增加关税只能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不能缓解Oecd指标评价压力。不仅如此,模拟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不同,在国内外价格差不断扩大条件下,65%的最高配额外关税水平仍不足以让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击,一旦叠加政府干预价格收购政策,Wto“国内支持”指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给我国市场价格支持政策使用带来更大的国际压力。根据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基期参考价格是缓解Wto指标评价压力的另一路径。测度显示,对1996～1998年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后,中国三种主粮2011～2015年Wto“国内支持”水平均不超过8.5%的微量允许上限。但是,此次中美主粮的“国内支持”贸易争端能否调整基期参考价格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第二,收入支持政策仍将面临Wto、Oecd指标评价上涨压力。目标价格、直接补贴是两种典型的“收入支持”政策。现阶段目标价格政策采用“生产成本+合理利润”的方式制定目标价格,但理论分析与美国经验数据均表明,在生产成本上涨阶段,根据生产成本制定目标价格将会使补贴陷入扩张式增长,增加Wto、Oecd指标评估压力。直接补贴政策虽不计入Wto综合支持总量指标,但仍将计入Oecd生产者支持指标,生产成本越高,为达到相同的激励效果直接补贴数量也会增加,随之Oecd生产者支持评估压力增大。模拟结果表明,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并不能缓解中国面临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基于土地给付的“收入支持”增加,会导致土地要素价格上涨,带动产品生产成本上涨。以玉米为例,单位玉米收入支持增加1%,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将上升0.6%。生产成本上升会触发更加强劲的“国内支持”投入需求,增加国际指标评估压力。政策评估模型显示,即使考虑在减少“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的同时增加“收入支持”政策,在边境保护水平较低、生产成本高涨的条件下,Wto与Oecd“收入支持”指标评价仍可能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第三,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能够降低生产成本,缓解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农业综合服务”不针对特定产品与特定生产者,不增加Wto、Oecd指标评价压力,但也往往被认为支持效果不直接。对比发现,现实中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家“农业综合服务”水平普遍低于具有竞争优势国家、甚至呈现下降趋势（如印尼、越南、中国等）。但实证结果表明,有针对性地选择“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方式,能通过直接替代私人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两种效应降低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从根本上缓解两种国际主流的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压力。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总体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粮食生产成本降低0.4%。其中,着力改善水土条件的Wto新增“绿箱”政策更倾向节约劳动投入,传统“绿箱”政策（电力、道路）更倾向节约资本与物质资料投入;Wto新增“绿箱”政策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能显着降低三种主粮生产成本;改善水利条件的新“绿箱”对玉米的节本效应更为突出。故结合Wto规则变化、根据不同粮食主产区地域特征、成本结构特征,有针对性的增加农业公共投资,可更高效地发挥政策效果,缓解主粮“国内支持”指标评估压力。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与结构。依据市场规律,适度调减“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根据国际贸易规则与国内政策需求,更谨慎地论证使用农民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保障政策;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增加“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投资。第二,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在考虑国际规则变化、种植成本结构差异、主产地域差异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粮食主产区制定相区别的农业公共投资方案。第三,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立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呼吁将关税水平、通货膨胀等“非国内支持”因素纳入政策评价体系,并通过国际协商谈判寻求改善。
赵和楠[9]（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夏胜[10]（2018）在《资本深化、禀赋结构的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资本积累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农业资本收益率偏低、抵御风险能力弱,导致农业自身资本积累缓慢、社会资本进入动力不足;农村资本流出的虹吸效应引致的资本短缺,不可避免地威胁农业的自生能力和迟滞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户流动资本错配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加剧了资本短缺的农业发展迟滞效应。中国农业“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问题仍然很突出”（2017年1号文件）。资本深化、禀赋结构的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的现状及其对禀赋配置结构的作用,系统研究给定资本约束条件下的要素配置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当前,资本深化不足制约了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和农户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投资主体。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持续增加但总量仍然有限,无论是与农业自身的贡献还是与国际上的经验相比都还有不小的差距;金融信贷机构对农村资金的抽吸仍在持续,代表性地区农业信贷资金流失、存贷差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扭转;工商资本对农业的投资还存在着体制、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限制。农户的农业资本投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整体的资本投入水平。基于对宏观数据的观察发现,农户家庭农业经营收入事实上远高于其农业投入,消费途径的资本外流现象还比较突出,并不存在学界期待的通过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工资性收入支持农业发展的预期结果。农户作为农业投资的主体,其自身积累能力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农业经营水平的提高。农户资本积累不足的成因比较复杂,本文研究发现,劳动过密化、劳动力不完全商品化、土地资本化发展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资本积累能力。虽然农村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日趋融合,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但二元体制的政策设计与农业过密化增长条件下的农民被迫进入市场的现实,导致农户完全市场行为人转变的目标难以实现。土地低度资本化提高了农民工城市流动的成本,土地资产收益缺失引致的农业收入低水平均衡,导致农户农业自身积累能力低下。土地低度资本化和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劳动力不完全商品化相互强化,降低了农户的资本积累能力;土地资本化不足导致的农地流转困难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加剧了遵从市场逻辑的农村资本外流。农业资本深化是现代农业深化发展的先决条件。本文发现,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劳均产出的提高,而非资本深化。究其根本,土地规模约束下的资本投入不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提高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诸要素之间的协调配置,能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本研究基于农户数据分析发现,通过改进要素配置,能够实现技术效率显着改进。农业资本获得高成本和农业劳动力不完全商品化导致的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在土地规模狭小和资本积累有限的制约下,使农户资本深化表现出化肥投入偏向。农业资本深化,需要通过要素的合理组合、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方式,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推动实际生产曲线外移。中国农业正在经历劳动集约和资本集约进程。化肥作为土地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功不可没。由于存在劳动和土地节约的资本投入偏向,农户受土地规模狭小和资本积累有限的制约,表现出化肥投入偏向,从而导致中国农业化肥的过量施用。中国化肥的单位面积施用,1995年就超过欧美发达经济国家公认的225公斤/公顷警戒线。化肥过量施用导致的面源污染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第一大责任者,农业也成为面源污染的直接受损者。我们的探索性研究发现,环境退化对农业增长的阻滞作用显着。环境污染导致实际农业产出与潜在产出间存在差距,环境退化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增长的一大障碍。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投入规模与投入结构的关系,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农业绿色化。为此,需要加强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技术政策间的衔接和配合,将农业资本的深化与禀赋结构的优化有机结合,以卓有成效的提高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二、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论文提纲范文）
（1）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吗?——来自河南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政策描述、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
| （一）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实施描述 |
| （二）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数据说明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变量选择 |
| 五、实证结果分析 |
| （一）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平均效应 |
| （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影响县域粮食生产的动态效应 |
| （三）更换匹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
| （四）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县域粮食生产的机制分析 |
| 六、结论与启示 |
（2）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拉奥-辛格改革前的印度农业发展 |
| 第一节 尼赫鲁时代印度的农业发展:制度变革的成功和局限 |
| (一) 尼赫鲁时期农业改革的背景 |
| (二) 农业改革的具体措施 |
| (三) 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局限 |
| 第二节 绿色革命期间印度的农业发展:技术变革和农业转型 |
| (一) 印度后尼赫鲁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绿色革命”的发端 |
| (二) 印度绿色革命的具体内容 |
| (三) 绿色革命后印度农业的转变 |
| 第二章 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的农业发展:后转型时代的危机 |
| 第一节 拉奥-辛格改革和印度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二节 后转型时代农业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 农业生产的危机 |
| (二) 农业生态的危机 |
| (三) 农民自杀现象突出 |
| 第三章 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 |
| 第一节 农业危机发生的国内因素 |
| (一) 绿色革命后农业的痼疾 |
| (二) 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对农业的制约 |
| (三) 政府的应对与“缺失” |
| 第二节 农业危机发生的国际因素:全球化的影响 |
| (一) “自由贸易”还是“强制贸易”? |
| (二) “失窃的收成”:全球资本对印度农业的窃夺 |
| 第四章 农业危机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农业困境与缓慢的工业化进程 |
| 第二节 对政治的影响:“两种社会”的对立 |
| 第三节 对农民的影响:农民的边缘化与观念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供给选择——基于水资源约束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水资源约束困境 |
| 二、文献回顾 |
| (一)聚焦水土资源环境高效利用与保障粮食安全关系的探究 |
| (二)围绕农业节水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探视 |
| (三)着眼农业节水政策选择与调整的探析 |
| (四)放眼政策调整与保障粮食安全的探讨 |
| 三、水资源匮乏地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探索实践 |
| (一)应用效果:要素成本节约与产出收益增加 |
| 1.节约要素投入成本。 |
| 2.增加粮食产出收益。 |
| 3.设施投入和运行成本支出估算。 |
| (二)投入产出效果:节水节电、省肥省工又增产,增加效益 |
| (三)社会生态效益:地下水资源节约与土壤环境保护 |
| 1.节约地下水资源。 |
| 2.保护与恢复土壤环境。 |
| 3.推动“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政策落地。 |
| 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水资源永续利用政策供给方向 |
| (一)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政策供给: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 |
| (二)制定出台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政策 |
| 五、水资源约束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府投资政策建议 |
| (一)优先在平原缓坡一年两熟缺水粮食主产区推广应用 |
| (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对水源基础设施的建设 |
| (三)给予经营主体适当购置补贴 |
| (四)推动新技术扩散、使用与政府服务 |
（5）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研究 |
| 1.3.2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 |
| 1.3.3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成本节约效应影响的研究 |
| 1.3.4 农业基础设施对生产规模及结构影响的研究 |
| 1.3.5 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抗灾能力影响的研究 |
| 1.3.6 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研究理论基础与文章分析框架 |
| 2.1 农田水利设施内涵 |
| 2.1.1 农田水利设施定义 |
| 2.1.2 农田水利设施分类 |
| 2.1.3 农田水利设施特性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先行资本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业生产理论 |
| 2.2.4 空间经济理论 |
| 2.2.5 农田水利设施影响水稻生产的理论机制 |
| 2.3 文章分析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与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1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时空趋势分析 |
| 3.1.1 农田水利设施的衡量:资本存量的估算 |
| 3.1.2 农田水利设施资本存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 水稻产量时空趋势分析 |
| 3.2.1 省级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2.2 全国及地区层面水稻产量趋势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效率的影响 |
| 4.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单产的影响 |
| 4.1.1 中国水稻单产变动趋势分析 |
| 4.1.2 实证方法 |
| 4.1.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1.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4.2.1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4.2.2 水稻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分析 |
| 4.2.3 实证方法 |
| 4.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 |
| 4.3.1 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趋势分析 |
| 4.3.2 实证方法 |
| 4.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4.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成本的影响 |
| 5.1 农田水利设施对私人投入的替代效应 |
| 5.1.1 粮食生产成本变动趋势 |
| 5.1.2 理论分析 |
| 5.1.3 实证方法 |
| 5.1.4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5.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2 农田水利设施对要素投入的结构调整效应 |
| 5.2.1 粮食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
| 5.2.2 理论分析 |
| 5.2.3 实证方法 |
| 5.2.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3 农田水利设施的总成本效应 |
| 5.3.1 实证方法 |
| 5.3.2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收获面积和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1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 |
| 6.1.1 水稻播种面积时空趋势分析 |
| 6.1.2 理论分析 |
| 6.1.3 实证方法 |
| 6.1.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1.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2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受灾面积的影响 |
| 6.2.1 水稻水旱灾害受灾面积趋势分析 |
| 6.2.2 理论分析 |
| 6.2.3 实证方法 |
| 6.2.4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2.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粮食播种比例的影响 |
| 6.3.1 水稻粮食播种比例时空趋势分析 |
| 6.3.2 实证方法 |
| 6.3.3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6.3.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宏微观分析 |
| 7.1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实证方法 |
| 7.1.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2 宏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增长率的影响分析 |
| 7.2.1 实证方法 |
| 7.2.2 变量选定与数据处理 |
| 7.2.3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3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的影响分析 |
| 7.3.1 实证方法 |
| 7.3.2 实证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7.3.3 农户水稻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 7.3.4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产量影响的评估 |
| 7.4 微观层面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的影响分析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水稻种植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
| 7.4.3 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种植收入影响的评估 |
| 7.5 增强农户层面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路径探索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6）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定量分析法 |
| 1.4.2 规范分析法 |
| 1.4.3 比较分析法 |
| 1.4.4 案例分析法 |
| 1.5 研究思路与篇章结构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篇章结构及安排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农业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础设施的内涵 |
| 2.1.2 农业基础设施的内涵、类型与性质 |
| 2.2 研究理论分析 |
| 2.2.1 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先行资本理论 |
| 2.3 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4 研究假说 |
| 第3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1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的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2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2.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2.2 中国粮食生产的问题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总体效应评估 |
| 4.1 总体效应评估的研究背景 |
| 4.2 总体效应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模型构建 |
| 4.2.1 理论框架 |
| 4.2.2 模型构建 |
| 4.3 总体效应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1 变量说明 |
| 4.3.2 数据来源 |
| 4.4 总体效应评估的实证分析 |
| 4.4.1 实证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4.3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 |
| 5.1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研究背景 |
| 5.2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模型构建 |
| 5.3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说明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长期与短期效应评估的实证分析 |
| 5.4.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4.2 面板协整检验和长期均衡分析 |
| 5.4.3 误差修正模型与短期波动分析 |
| 5.4.4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类型差异效应评估 |
| 6.1 类型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6.2 类型差异评估的模型构建 |
| 6.3 类型差异评估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说明 |
| 6.3.2 数据来源 |
| 6.4 类型差异评估的实证分析 |
| 6.4.1 实证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区域差异效应评估 |
| 7.1 区域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7.2 区域差异评估的模型构建 |
| 7.3 区域差异评估的变量说明与区域构建 |
| 7.3.1 变量说明 |
| 7.3.2 三大主粮区域构建 |
| 7.4 区域差异评估的实证分析 |
| 7.4.1 平稳性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检验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实证结论与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与粮食增产:项目覆盖差异评估 |
| 8.1 项目覆盖差异评估的研究背景 |
| 8.2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粮食增产的理论分析框架 |
| 8.3 高标准农田项目案例选择与描述 |
| 8.3.1 Z农场生产经营概况 |
| 8.3.2 Z农场高标准农田建设概况 |
| 8.3.3 Z农场粮食生产概况 |
| 8.4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增产效应评估 |
| 8.4.1 评估方法 |
| 8.4.2 评估结果 |
| 8.4.3 评估结论与分析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全文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科学规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9.2.2 稳定保障农业基础设施供给 |
| 9.2.3 持续强化农业基础设施管护 |
| 9.2.4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制度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的成果简介 |
（7）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 |
| 1.2.1 中南半岛地区 |
| 1.2.2 稻谷-大米-稻米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比较优势理论 |
| 2.1.2 资源禀赋理论 |
| 2.1.3 贸易自由化理论 |
| 2.1.4 竞争力优势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关系研究 |
| 2.2.2 中国稻米国际贸易方面研究 |
| 2.2.3 出口竞争力衡量及影响因素 |
| 2.2.4 出口潜力测算及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业发展概述 |
| 3.1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产业发展基本条件 |
| 3.1.1 地理气候 |
| 3.1.2 社会经济 |
| 3.2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生产与消费情况 |
| 3.2.1 国际稻米生产与消费 |
| 3.2.2 中南半岛地区水稻生产与消费 |
| 3.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国际贸易现状 |
| 3.3.1 全球稻米国际贸易 |
| 3.3.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国际贸易 |
| 3.3.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出口稻米变化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竞争力分析 |
| 4.1 出口竞争力主要度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 4.1.1 出口竞争力主要度量方法比较 |
| 4.1.2 出口竞争力度量方法选择 |
| 4.2 数据说明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 |
| 4.3.2 以市场渗透率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出口竞争力决定因素 |
| 5.2 出口竞争力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1 出口竞争力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
| 5.3 中南半岛地区出口竞争力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5.3.2 估计方法选择与检验 |
| 5.3.3 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分析 |
| 6.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产量增加来源 |
| 6.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潜在生产量测算 |
| 6.2.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内涵式增产潜力 |
| 6.2.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外延式增产潜力 |
| 6.2.3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总增产潜力 |
| 6.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 |
| 6.3.1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需求预测 |
| 6.3.2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潜力测算 |
| 6.3.3 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潜力测算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南半岛地区稻米出口潜力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出口产量比分析 |
| 7.2 出口产量比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7.2.1 出口产量比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 |
| 7.3 出口产量比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7.3.2 估计方法选择与检验 |
| 7.3.3 估计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中国的启示 |
| 8.2.1 确保中国稻米生产能力不降低 |
| 8.2.2 加强中国稻米进口调控 |
| 8.2.3 提高中国稻米竞争力 |
| 8.2.4 积极开展中国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农业合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8）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技术路线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体系 |
| 2.1.3 粮食品种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2.2 贸易保护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WTO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测度与评价研究 |
| 2.3.3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
| 2.3.4 近期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研究背景与分析框架 |
| 3.1 研究背景 |
| 3.1.1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际规则的约束与压力 |
| 3.1.1.1 WTO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 |
| 3.1.1.2 OECD农业政策评估的压力 |
| 3.1.2 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体系面临国内的压力与挑战 |
| 3.1.2.1 国内粮食生产、进口、库存三量齐增压力凸显 |
| 3.1.2.2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竞争力不足的挑战 |
| 3.2 分析框架 |
| 3.2.1 政策选择一: 市场价格支持 |
| 3.2.2 政策选择二: 收入支持 |
| 3.2.3 政策选择三: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 |
| 3.2.4 缓解国际、国内压力的政策选择 |
| 第四章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国际指标体系: WTO与OECD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分析 |
| 4.1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1.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
| 4.2 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国际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1 WTO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2.2 OECD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评价体系构成与测度方法 |
| 4.3 “国内支持”政策选择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3.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是两种指标体系的测度重点 |
| 4.3.2 “收入支持”政策在两种指标体系中占比不断上升 |
| 4.3.3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等政策免受两种指标体系约束 |
| 4.4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WTO、OECD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 |
| 4.4.1 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前提假设比较 |
| 4.4.2 “非国内支持”因素与两种农业“国内支持”核心指标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1 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调整 |
| 5.1.2 WTO、OECD“市场价格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5.1.2.1 “市场价格支持”总量: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1.2.2 特定产品“市场价格支持”: WTO与OECD指标评价的国际比较 |
| 5.2 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5.2.1 收购价格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2 收购数量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中国主粮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5.2.3.1 关税水平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2.3.2 通货膨胀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机制 |
| 5.3 中国主粮干预收购政策对两种“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5.3.1 干预收购政策、“非国内支持”因素与“市场价格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5.3.2 模型构建与参数设定 |
| 5.3.2.1 模型构建 |
| 5.3.2.2 参数设定 |
| 5.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5.3.3.1 自由贸易情形 |
| 5.3.3.2 最高关税情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收入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1 收入支持政策调整 |
| 6.1.2 WTO、OECD“收入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6.1.2.1 “收入支持”总量: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1.2.2 特定产品“收入支持”水平: WTO与OECD的对比分析 |
| 6.2 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6.2.1 目标价格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2 直接补贴政策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2.3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收入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6.3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6.3.1 收入支持政策、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6.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2.1 模型构建 |
| 6.3.2.2 数据说明 |
| 6.3.3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6.3.3.1 中国主粮“收入支持”政策与国际指标评价的关系检验 |
| 6.3.3.2 中国主粮由“市场价格支持”调整为“收入支持”影响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WTO与OECD“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 |
| 7.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WTO与OECD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1.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调整 |
| 7.1.2 WTO、OECD“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变化与特征分析 |
| 7.2 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 |
| 7.2.1 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政策对两种“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2.2 “非国内支持”因素对两种“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 |
| 7.3 中国农业综合服务政策对主粮产品“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影响分析——以农业基础设施为例 |
| 7.3.1 农业基础设施、粮食生产成本与“国内支持”指标评价的关系 |
| 7.3.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2.1 模型构建 |
| 7.3.2.2 变量选择 |
| 7.3.2.3 数据说明 |
| 7.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3.1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成本替代效应 |
| 7.3.3.2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成本结构的调整效应 |
| 7.3.3.3 不同种类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总成本效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全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逐步优化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水平结构 |
| 8.2.2 有的放矢提升农业综合服务投资力度 |
| 8.2.3 持续关注、积极融入国际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构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粮食的概念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资本深化、禀赋结构的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相关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概述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数据来源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主要不足 |
| 1.7.3 可能的研究拓展 |
| 2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经济增长研究 |
| 2.1.2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
| 2.2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
| 2.2.1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卢卡斯之谜” |
| 2.2.2 储蓄与投资的Feldstein-Horioka之谜 |
| 2.3 政府政策与农业绿色发展 |
| 2.3.1 政府公共投资与农业生产绿色化 |
| 2.3.2 世界农业与环境政策协调机制发展 |
| 2.3.3 中国农业与环境政策协调机制设计困境 |
| 2.4 简短结论 |
| 3 中国农业资本深化:现状与困境 |
| 3.1 中国农业资本投资现状 |
| 3.1.1 中国资本形成现状 |
| 3.1.2 中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
| 3.2 中国不同投资主体农业投资变动趋势 |
| 3.2.1 政府财政支农投资下降趋势 |
| 3.2.2 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非农化趋势 |
| 3.2.3 工商资本农业投资的地域和行业特征 |
| 3.3 中国宏观经济资本深化趋势 |
| 3.3.1 资本深化宏观度量研究现状 |
| 3.3.2 中国宏观经济资本深化趋势 |
| 3.4 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困境 |
| 3.4.1 中国农业资本积累不足 |
| 3.4.2 农村投资的非农化趋势 |
| 3.4.3 农民收入低下的资本积累制约 |
| 3.5 资本获得约束下的农业增长效率制约 |
| 3.5.1 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
| 3.5.2 资本获得约束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
| 3.5.3 资本深化制约下的贫困恶性循环 |
| 3.6 简短结论 |
| 4 禀赋配置约束的农户资本积累制约 |
| 4.1 农业劳动过密下的农户收入制约 |
| 4.1.1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 |
| 4.1.2 中国农业劳动过密化演进趋势 |
| 4.1.3 劳动过密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 |
| 4.1.4 农业过密化与农业劳动不完全商品化 |
| 4.2 土地资本化不足的农户资本积累制约 |
| 4.2.1 中国土地资本化发展现状 |
| 4.2.2 农户资产性收入限制下的资本积累制约 |
| 4.3 禀赋配置约束与农户资本积累制约 |
| 4.3.1 商品经济逻辑下的农业资本积累制约 |
| 4.3.2 劳动力不完全商品化下的农业资本积累制约 |
| 4.3.3 劳动与土地市场不协调发展引致的资本外流 |
| 4.4 简短结论 |
| 5 禀赋约束、资本深化偏向的农户要素配置扭曲 |
| 5.1 土地禀赋约束与农业发展 |
| 5.1.1 土地资本与经济发展 |
| 5.1.2 土地规模可变的资本、劳动投入与农业产出 |
| 5.2 农户禀赋配置结构变化及其生产效率影响 |
| 5.2.1 农户禀赋配置的化肥投入偏向 |
| 5.2.2 土地约束下的农户禀赋配置及其平均产出 |
| 5.2.3 农户单要素生产率测度 |
| 5.3 土地规模变化的农业生产效率影响 |
| 5.4 土地规模与农业要素扭曲 |
| 5.4.1 要素配置扭曲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
| 5.4.2 中国禀赋配置扭曲的制度根源 |
| 5.5 简短结论 |
| 6 要素禀赋约束、农户化肥投入偏向的农业增长阻滞效应 |
| 6.1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的面源污染 |
| 6.1.1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
| 6.1.2 中国农业化肥施用趋势 |
| 6.1.3 化肥施用的农业面源污染 |
| 6.2 资本深化、技术选择与化肥施用 |
| 6.2.1 要素禀赋引致的机械对劳动的替代 |
| 6.2.2 资本深化与禀赋结构 |
| 6.2.3 禀赋结构与农业产业结构演化 |
| 6.2.4 农业内在结构演进的面源污染影响 |
| 6.3 禀赋投入与中国农业增长 |
| 6.3.1 禀赋投入变化与农业增长 |
| 6.3.2 禀赋投入的中国农业增长贡献 |
| 6.4 环境退化的农业效率阻滞 |
| 6.4.1 环境退化与农业增长 |
| 6.4.2 环境退化的农业增长阻滞 |
| 6.5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
| 6.5.1 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与农业增长 |
| 6.5.2 农业政策设计:美国经验及其中国启示 |
| 6.6 简短结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农业公共投资、竞争力与粮食安全（论文参考文献）
- [1]产粮大县奖励政策促进了县域粮食生产吗?——来自河南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J]. 赵和楠,侯石安. 地方财政研究, 2021(11)
- [2]拉奥-辛格改革以来印度农业危机研究[D]. 卢全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中国农林经济管理研究70年变迁——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可视化分析[J]. 耿献辉,陈蓉蓉,严斌剑,周应恒. 农业经济问题, 2020(02)
- [4]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政策供给选择——基于水资源约束视角[J]. 尚旭东,朱守银,段晋苑. 经济问题, 2019(12)
- [5]农田水利设施对水稻生产影响的经济分析[D]. 李俊鹏.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
- [6]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研究[D]. 蔡保忠. 湖南农业大学, 2019(01)
- [7]中南半岛地区对中国稻米出口的竞争力与潜力研究[D]. 刘琦. 浙江大学, 2019(03)
- [8]国际规则约束下中国粮食“国内支持”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WTO和OECD指标评价视角[D]. 晋乐.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3)
- [9]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资本深化、禀赋结构的农业生产效率影响研究[D]. 夏胜. 浙江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