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文学批评与中国诗意意识

一、六朝文学批评与汉语诗性的自觉（论文文献综述）

鹿晓燕^[1]（2021）在《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八股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它存在的500余年和废除后的100余年里,与其一直相伴的是优劣、功过、存废的巨大争议。而经义化的内容取向,程式化的写作方式,单一化的选才路径尤其为后人诟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把它作为遗迹供后人凭吊,汲取教训;还是作为遗产供后人继承,取其精华,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八股文进行客观、全面、科学、辩证、历史地考察。八股文的盛极一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确实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继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写作能力、推动文体融合等方面还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极尽汉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美质、美形建构方面,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论文试图建立一个套叠式结构:由“争议”引出“定义”,由定义引出“演进逻辑”（动因）,由“演进逻辑”分化出“审美阈值”,进而再分化为“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最后细化为“韵律”、“结构”、“修辞”三个维度,进而推演出“八股文在形式美学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结论。如图:韵律审美内涵争议→定义→演进逻辑→审美阈值一 结构→结论审美价值修辞分述如次:“导论”从八股文的巨大争议切入,对“育才兴国”还是“毁才误国”、“禁锢思想”还是“开阔眼界”和“集诗文之大成”还是“僵死如木乃伊”三大焦点争议作概要介绍。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和如此对立的争议呢,主要源自八股文的区别性特征,于是引出八股文的科学定义来。本文在八股文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和功用定义的基础上,对八股文做了全面的描述,即描述性定义:八股文是明清两代选拔尊儒合用人才而创制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明高祖朱元璋参考宋、元考试的命题方式,因题目均取自于《四书》,故又称作四书文;因要求考生阐释经书中的义理,故又称经义;因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也有解释为奉诏敷陈经义）,故又称作制义;因八股文因时而变（也有解释为与古文相对）,故又称作时文;因明成化后渐成定式,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组成,而主体部分则是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和束二股共八个具有对比排偶形式的语段,故又称作八股文或八比文;或因八股文的文学表现方式,故又称作制艺、时艺。正因为有如上特征,所以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八股文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动因:它虽积弊甚巨,但不失为“不良之良法”,在维护统治、统一思想方面无可替代;它虽不涉实用,但不失为“无用之大用”,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官员素质、训练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它虽文体驳杂,但不失为“破体之合体”,在整合历代文体技法,兼容各体之长方面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包括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八股文的审美阈值”:其最大值就是它对汉语言文字诗性功能的张扬,其最小值就是在语言规矩和文体规矩之内的自由发挥,所谓严肃的游戏或戴着脚镣跳舞。第二章分析了八股文形式的发展及其审美内涵,侧重从八股文审美特征的形成厘析八股文体式的发展历程。起承转合与排偶等八股文体式的要素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八股文美学特征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股文体式演变出各种变格,具有了不同的美学取向;八股文自身蕴含着各种文学性的因子,其与古典文学、古代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丰富了八股文的审美内涵。第三章从声音层面探讨了八股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所蕴含的音乐性,涉及八股文中几种重要的节奏形式如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分析了平仄调配,音顿与停延的运用,头韵和韵脚的运用与八股文音乐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八股文中的语气词所带来的轻重交错的节奏感,从而发掘出八股文文本在语言单位的各个层次上所体现出的音乐美。第四章从八股文的体式方面探讨了八股文的结构艺术。八股文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带来一种固定的行文节奏;骈散结合的体式体现出寓多样于统一的和谐;排偶的平衡与对称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配合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长短句式、肯定句与否定句等对立因素的交错使用,构成了独特的参差美。第五章探讨了八股文的修辞问题。八股文的表达,需要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出自己对经典理解的深度、学术功力的深厚以及驾驭文字的才能,因此需要很高的修辞技巧。一方面,八股文作品总是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技术,特别是一些汉语中形式感很强的修辞格,如顶针、对偶、复叠、错综等等,去制造独特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代言体的形式使得八股文的写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性成分的加入,为作者文学才情的发挥提供空间;而戏剧化的修辞又使八股文与戏剧、小说等民间艺术形式发生了互喻。浩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传统的文体融合,赋予八股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形式美学角度研究八股文,可以揭示它得以流传五百年,至今还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深层次原因。

苏静^[2]（2020）在《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词绝句是以诗歌绝句的形式对词人、词作及词体本身进行评述或议论。由于绝句自身的体量不大,其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论词绝句的主题集中而凝练,主要是评析鉴赏某位词人或某部词集,或者以读后感的形式,表达作者阅读词作后的感悟和所思,或者是批评者针对某个争议较大的词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已知最早的论词诗是南宋刘克庄的《自题长短句后》,刘诗反映了南宋时期词体观念的新变,开以诗论词的先河。然而金元明时期论词绝句创作屈指可数,仅有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元好问《题山谷小艳诗》,元淮《读李易安文》等少数篇章,直至清代论词绝句创作异峰突起,渐成规模。这与清代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有关。极力扩大韵语文学的表现范围,是清人在面对古典文学发展至清代已“无体不备”的发展现状时作出的选择,这种自觉求新的意识表面上看是对文学传统的屈服和退让,而选择通过其他领域开拓新境,但实际上已孕育了超越和突破文学传统的要求及可能。在“另辟町畦”思想的驱使下,清代士人一方面进入戏曲、小说等主流文体之外的领域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以其熟识的文体容纳新的内容,而清代论词绝句的兴起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论词绝句这一兼具诗歌文本和词论载体双重性的诗歌形式,发掘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对清代文人学者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心理进行探察。本文绪论部分对论词绝句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概括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思路。论诗绝句产生时代早于论词绝句,而且影响力也更大,论诗绝句从带偶然性的“戏为”“漫成”之作,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形制的诗歌创作形式,并且从以诗论诗,延伸至以诗论画、论曲、论词等,因此可以说论词绝句是论诗绝句体式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一章在对清代论词绝句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力图把握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倾向,从而在清代文学和清代词学的大框架内实现对论词绝句发展历程的历史认知和建构。清初思想界仍以批判和反思明代王学空谈心性为主流,就词学而言,扫荡明词艳俗风气的同时也是新词风孕育成长的重要契机,相应地,清初论词绝句也以批评明词、评价清初词坛和反映对历代词的接受状况为主要内容;清代中后期的论词绝句创作与阳羡、浙西、常州诸词派的继起迭兴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不同时期词学派别对词坛的深远影响,已辐射到了论词绝句的创作内容和整体倾向;“词史”和“寄托”既是理解晚清词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晚清论词绝句的关键,一方面以地域词、闺阁词、国朝词为表现对象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渐成大观,另一方面晚清论词绝句创作逐渐显现出从词论向文学回归的趋势。第二章具体从创作主体身份和创作心理出发,探究在论词绝句发展过程中文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论词绝句的创作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主体身份的差别,词派人物、文人雅士、词学名家和词选编者在进行论词绝句创作时,在诗歌内容和创作形式上也会各有侧重。从创作心理而言,以“戏题”“杂感”“偶成”为题的论词绝句创作,通过观点提出的非正式性,消解了正面批评当世人物的严肃感和紧张感;清代是一个博学重才的时代,而论词绝句以短小篇幅谈艺论道,能够彰显出创作者个体的诗歌技艺和知识学问;论词绝句还是作者读词、论词文学活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清代文人尚雅避俗的文化心理。第三章侧重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论词绝句的创作活动。厉鹗的论词绝句不仅集中反映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而且厉鹗本人对论词绝句的运用有创制之功,因此可以说,厉鹗及其论词绝句创作在清代论词绝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翔凤论词绝句“缒幽凿险”的解词方式,不仅是常州词派以治今文经学方式解词的范本,而且是清代论词绝句从评词（对风格的评论）向解词（对词意的解读）转变的关键一环;在清代诸多论词绝句作者中,从数量和规模而言,谭莹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都堪称第一,而且谭莹、潘飞声以论词绝句组诗形式构建岭南词史,对于拓宽论词绝句的批评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文学价值。清代论词绝句作者在借鉴诗歌传统艺术手法和批评手法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论词绝句独特的审美形式。论词绝句对诗歌艺术手法的借用主要体现为寻章摘句的语言形式,巧喻设譬的艺术构思,以及情理交融的审美特征。论词绝句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认为论词绝句因“以议论为诗”而欠缺文学性的观点。第五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理论价值。这部分主要从理论内容和文体观念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就理论内容而言,词体起源、词体风格和批评鉴赏是论词绝句对清代词学贡献比较大的三个方面。此外,论词绝句的创作还反映了词学批评的“越界”问题,具体而言,可分为诗与论的结合,以及诗与词的结合。探讨论词绝句的“文体越界”问题,能够深化我们对清代词学批评“综合性”特征的理解。

池茗,高文韬^[3]（2020）在《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指出*本索引收录2016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每条所列内容及格式为:作者:题目,《刊物》（出版地）,期数,页码。

张承志^[4]（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认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王潇佺^[5]（2020）在《废名诗论研究》文中提出废名诗论的着述包括以专着形式出版的《谈新诗》《诗经讲稿》《杜甫论》《杜甫的诗》,以及围绕“旧诗”与“新诗”问题以散文形式和书信形式展开论述的说理文。废名诗论属于作家型文论,兼具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境界。学界对废名诗论的研究多是针对《谈新诗》中的诗学理论进行散点式的观点梳理和再阐释,既没有深入挖掘废名诗论文本的文学价值,也没有系统涵盖废名所有诗论的学理性内容。本文将首先针对废名诗论的文体与话语艺术性作一番研究,接着用线索串联废名诗论的理论内容并对其学术价值作整体阐发。废名诗论的文学价值在于其诗歌批评的传统范式。废名诗论的体例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常见的“选本式”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批评文学”。废名诗论的运思方式与批评话语正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常见的——在儒、释、道三家互渗互补的文化语境中,将儒家“以意逆志”说和道禅“目击道存”、“明心见性”的思维方式化用为文学的审美方式,以此赏评诗歌,做整体印象式的感悟言说或个别的摘句及引文批评,兼用知人论世来比照着互参互证,大多是凭艺术直觉用简练之语做灵感式的点悟。古代的诗歌批评多用“诗话”与“论诗诗”进行,以散文或韵文形式批评,废名的诗论亦具有这样的特质,可作读书随笔看,有白话散文的韵味,且废名的诗评之语自成一派,在“隔”与“不隔”之间是废名文风独有的文词的涩趣与诗思的贯通。废名的诗论是在诗歌批评与诗学阐发的互相结构中成型的。废名《谈新诗》中的诗学观包括新诗范式的理念界定以及新诗创作的方法指导两个方面。废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考察与重塑中形成了对白话新诗“质”与“文”的假设与界定,即“诗的内容”与“散文的文字”,前者是废名从晚唐“温李”一派的诗质中寻得的新诗发展的根据,后者便是对传统诗质的现代性转化;此外废名认为诗歌创作应遵循“自由与法度兼顾”的准则。从《诗经讲稿》开始到《杜甫论》、《杜甫的诗》,废名逐步脱离诗歌传统本身的审美趣味,而移步于诗歌外部作用对现实、生活、人民的意义,诗论中已包含强调干预现实的社会学批评与注重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范畴,是废名对诗歌功能的新的发掘;与之相对的是废名论诗立场的转变,他将自己的“智识分子”的标签撕去而适应并认同了“国民身份”,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人民,将自己的文学心血倾注于人民——这既是建国后知识分子普遍而被动地接受政治意识形态改造的历史结果,也是废名饱经时代风云后主动抉择的个人印记。

司家瑜^[6]（2019）在《近百年《诗经》“比”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赋、比、兴”是围绕《诗经》产生的三个传统诗学概念,“比”作为其中一个独立的范畴,初见于《周礼》。关于《诗经》“比”的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来受古今学者的重视。对于近代以前“比”的研究资料,萧华荣先生在《意境·典型·比兴编》一书中已作过汇集。但还未有学者对1900年以来“比”的研究作单独的整理与归纳。1900年以后《诗经》“比”的研究和之前相比,研究范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嬗变,研究成果也是硕果累累。这一时期众多的学术成果是值得以一篇综述来全面梳理的。于是,本文从这个研究空缺入手,将1900年至今《诗经》“比”的研究按研究历程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初至建国前,由于西方“文学”与“史”的观念引入中国,于是《诗经》“比”的研究从“宗经”的传统下脱离出来,开始纳入文学、史学的范畴,为后世开启了新范式;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诗经》“比”的研究成果数量极少,且研究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新民歌服务。但这一时期也不乏重要的成果出现;三、改革开放后至今,《诗经》“比”的研究迎来了全新风貌,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由于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比”的研究范式再次发生嬗变,在之前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开拓新的领域。总体呈现出细化、深入的学术特点。本文再按每一阶段的研究视角进行归类,总体包括本义考据、表现方法、思维方式、美学价值、研究史、文化起源、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其中,只有表现方法的研究是从1900年至今始终没有离开学术视野的,受学者关注最久。此外,本文不仅对研究文本做了详细分析总结,且对不同学者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大致描述,并尽量客观地评价其得失。在文章最末的结语部分,针对《诗经》“比”当前的研究不足之处,笔者尝试提出了几点建议。总之,本文全面勾勒了20世纪以来《诗经》“比”的研究脉络,探讨了其中的成绩与不足,以期让读者对20世纪以来《诗经》“比”的研究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为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王泂杲^[7]（2019）在《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文中研究表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经时间的检验更突显其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之丰厚。“诗三百”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真实地描绘了两千多年前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面貌,这些都离不开“赋”的广泛运用。本文主要是以20世纪初至今,一百多年来《诗经》中的赋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整理有关论着发现有期刊论文253篇,着作77本。全文以横向展开研究分为:赋的发生起源、本义、作用及影响四个部分。同时又以时间为纵轴,对赋的研究既注重传统观念的延伸,又结合时代发展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学者们结合了民俗学,发生学,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等方法对赋展开研究。并且本文在整体上对各家观点之间的继承、断裂进行了梳理分析。纵观各家所论观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章:第一章对赋发生起源的观点做了梳理,归类分为了三部分。在第一节中,学者们回到了赋发生的具体时代,认为赋起源于原始巫史、祭祀仪式活动之中;在第二节中,学者们认为赋在上古诗舞乐合一的背景中,起初是民间百姓表达情感和生活的歌咏调子,后来赋演变成了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在第三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起源研究范围不应只是局限于《诗经》,他们以中国古代独特的原始思维方式为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赋的起源予以探究。第二章是对赋之本义的探讨。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思潮为研究背景,由于学者们解读的视角不同主要分为了四部分:在第一节中,赋的含义是作为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具体是对物的直铺和对情感的表达;在第二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本义是指文学诗歌的体裁;在第三节中,学者们回到了赋发生的历史情景之中,认为赋是作为《诗经》的具体应用方式而存在;在第四节中,学者们认为赋的本义是指对思维方式的构造和表现方式。第三章对赋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分为了三部分。在第一节中,是赋对艺术系统的作用,具体是于对创作者、作品和接受者三个环节的作用;在第二节中,赋的作用升华到了艺术意境层面:具体是对情与景的融合,及赋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展开;在第三节中,对赋与比兴之间作用的争议加以辨析。第四章对赋的影响做了梳理。主要表现在赋对文学、艺术及文化两部分。在第一节中,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赋,在传统文学体裁中如:对文体赋、诗歌、小说等的影响,以及赋在电视、电影、广告等新兴领域的应用,展现出赋具有新时代的研究特色,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结合。在第二节中,赋超出了诗学范围上升到中国文化层面,影响了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并作为东方民族文化诗性审美方式影响了世界。可以说对赋的探源,亦是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探源。因此对《诗经》之赋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本文通过上述四章对诸学者观点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近百年来《诗经》之赋在整体上有更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张超^[8]（2019）在《在场的缺席 ——中国古代文论和创作实践中形式的矛盾现象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论主要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存在重质轻文的思想倾向。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要求“文以载道”,因而把文学视为传道明理的工具;受老庄自然朴素思想的影响,道家体系的文论观则始终以自然为本位,认为文学应该法自然,即以朴素、自然为美,厌恶人工雕饰。因此儒道两家都不注重文学本身的价值,在理论上鄙抑形式。但是文学艺术中抽象的精神内容又必须借助具体的艺术形式来体现,因而中国古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又表现出强烈的以形式为本位的特点,甚至对形式的重视、追求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矛盾态度,使得“文”（形式）呈现出一种“在场的缺席”状态:“在场”旨在表明中国古人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时时注重“文”（形式技巧,雕章琢句、结构布局等）的问题;“缺席”旨在强调中国古代文论在理论形态上总体表现出注重思想内容而轻视、反对形式主义的文论传统。“矛盾现象”就是指中国古人对“文”的态度在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将对形式的这种矛盾现象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作一初步分析,以期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王峰^[9]（2018）在《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芳吉（1896-1932）所生活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这一时期,儒家价值体系轰然崩塌,文言作为书面语的地位也被白话文所取代,由此诞生了新文化和新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线性历史观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作为理学的信奉者,吴芳吉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歌不能剥离于“现代性”之外,他试图在“普遍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以缓和新文化和新文学对传统的敌意和对立情绪。儒学信念与时代潮流的矛盾深刻影响了吴芳吉的文化选择和诗学实践,使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革新”与“保守”的两幅面孔。论文以吴芳吉儒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研究中心,考察了儒学近代形态——“理学”的历史表现与时代遭遇,通过对“白屋诗”这一新诗体的系统分析,揭橥儒学观念对个体文学心理程序的建构以及儒学价值观对现代诗学思想的介入。在此基础上,论文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探讨儒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的意义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交待了选题的缘起,对本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评述,同时提出论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概述了论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吴芳吉的生命文本进行解读,分析吴芳吉文化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吴芳吉的人生选择注定了他作为时代趋势“旁观者”和“边缘人物”的宿命,也正因如此才使其在大时代的狂飙突进里一反潮流地将自己嵌入传统的链条之中。吴芳吉的人生充满诸多悖论,其生涯狼狈困穷却又超脱洒然,遵循严格的道德主义却又具有诗人的敏感与深情,生命的烈焰炽热短促却能铸炼出圆融统一的人格。吴芳吉的复杂性在于他身处启蒙时代而眷恋执守儒家信念,通过对吴氏生命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触摸到理学思想在错位尴尬时代勃然跳动的脉搏,感受到“白屋诗”所流露出的乱世哀感与人生涩意,体会到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激进时代的困惑与执着。第三章呈现了吴芳吉以道自任的理学信徒的形象,讨论了吴芳吉的“内圣”情结与“以礼为归”的道德抱负。“五四运动”以来,以“科学”和“民主”为尚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启蒙的新纪元,在强调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儒家意识形态虽呈崩解之势,但并未丧失生命力,而是以特殊的“游魂”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现代精神的重建。吴芳吉的内心深处跃动着“五四”之后日渐游移的文化精魂,主动接续了消散中的儒学的精神魂魄,且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本章以吴芳吉对理学思想的接受为切入点,还原了吴芳吉不为人知的“儒者”身份,探讨了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儒学渊源和发展脉络,并以此叩问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谱系中的价值。第四章讨论了吴芳吉如何以儒家价值观的视角看待和评价“新文化运动”,如何在儒学和“新人文主义”的谱系中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本章勾勒出吴芳吉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探讨了“柏拉图—白璧德”一脉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如何嵌入到儒家话语的肌理之中,进而呈现了儒学思想内蕴的弹性与顽强生命力。与“文学革命”中盛行的新锐主张不同,吴芳吉以“大文学观”的宏大视角处理“道”与“情”的关系,试图以文学上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打破新文学的霸权地位。在“新文化运动”的现场,吴芳吉的文化独白和文学主张究竟是孤独先知的预言还是守旧者不识时务的螳臂当车?本章从历史的维度回答这一问题,进而探析吴芳吉作为“文化失语者”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追求。第五章探讨了儒家话语对吴芳吉诗学思想的建构和塑造,以此为起点审视了新诗的语言问题和文化意味。吴芳吉的诗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诗大序》、《文心雕龙》的儒学传统,一方面又汲取了《沧浪诗话》、王阳明心学的某些理念,将文学视为对生命本体至善状态的表达,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性本善的光明属性和对卑俗人生的超越。本章分析了吴芳吉作为现代新儒家如何对古典、西方诗学资源进行形式多样的借鉴和化用,以此探寻儒家诗学改造和吸纳外来异质文化的途径。在以吴芳吉为代表的“学衡派”诗人和新文学人士关于新诗的对垒中,可以发现文白之争、中西之争的背后各自别有潜思和寄托。吴芳吉的诗论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上看待语言和文体的转换与更新,其初衷乃是保持中国诗歌殊异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怀。为此,吴芳吉在保持和进入传统的前提下进行了“化欧化古”的诗学实践,以儒家诗学的视角对新诗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探索和创新。吴芳吉的诗学求索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者诗体变革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环。第六章在诗界革命的谱系之中重审吴芳吉创制的“白屋诗体”的特质所在。“白屋诗”是对古典诗体的改良,借鉴了乐府诗歌的民间性、口语性和体裁的现实性,从而使诗歌的口语性具有复杂的张力和独特的面貌。本章从“白屋诗”的酝酿、特色以及时代影响等角度对吴芳吉诗歌改良的历程进行了文化描述和诗学分析。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吴芳吉生命后期诗歌转向的原因,并以“白屋诗”为参照讨论了旧体诗变革的极限和可能性。吴芳吉诗学变革的理念是在不改变旧体诗基本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白屋诗”的诗学实践部分完成了吴芳吉的这一构想,但在整体上“白屋诗”并未解除古典形式牢固的限制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新诗体。吴芳吉尽管意识到了其诗体变革的局限所在,但又无法突破“白屋诗”这一“旧瓶装新醴”的诗学模型,于是退回到了古典诗熟悉而自得的审美之境,以对古典诗的赤诚之心反衬了诗体改革的徒劳与挫败感。吴芳吉重回古典之途,并不意味着“白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丧失了意义,它的存在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在白话诗的语言空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古典诗的文化意味与形式结构。第八章为结语。在激烈变动的时代氛围里,吴芳吉先后实现了两次“回转”:一是向理学的回转,在心性层面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一是向古典诗歌的回转,在语言层面再次融入传统。论文以吴芳吉的两次回转为背景,探讨了儒学和旧体诗作为文化记忆对吴氏精神主体的吸纳作用,审视和反思了中国新诗与文化传统、古典诗学、外国诗歌的复杂关系。

杜丽萍^[10]（2018）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商品经济带来的金钱主义,奢靡、享乐主义的弊端也在侵蚀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看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也会对精神世界的不断丰富抱有极大的希望,而现实却是希望的落空。在这种矛盾中,人们开始不断的探索,力图寻求出路。正值此时,海德格尔的作品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海德格尔”热,海德格尔强调的“诗意的栖居”:人应该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相处的状态中有思想、有情感的栖居,为探索中的国人带来启发。“诗意的栖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国古代千年的诗文化,“诗性”也成为人们广为探究的主题。论文以“诗性”为切入口,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征进行研究,探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特征,更深层次的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传统,对促进中国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具有启发性意义。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缘由、国内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诗性”可以说是一个研究热词,美学、诗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以“诗性”为切入口,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诗性特征进行研究,自然也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题中之意。最后一部分是分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特的理论范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潜隐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这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价值。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对当今文学实践的影响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对当下时代病症的治愈意义两方面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现实意义。论文的中心内容,首先是对“诗性”概念的界定及对常常与“诗性”一词被混合使用的相关概念和用语的梳理。从作为概念的“诗性”和作为观念的“诗性”两个层面对“诗性”的内涵进行阐释。“诗性”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由维柯提出,而作为观念的“诗性”,主要是从人类学、本体论及语言学层面进行阐释。对“诗性”相关概念用语的梳理,主要是在把“诗性”与“诗意”与“诗化”、“文学性”与“审美性”、“人性”与“神性”的对比使用中解释它们之间的学理关系。其次是“诗性”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批评思维、批评语言、批评文体、批评表现手法和批评理论形态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再次是分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的理论依据。主要择取三个理论依据进行论述,分别是“神之所畅,孰为先焉”的“畅神”说,“言为文之用心”的“文心”说和“因文而明道”的“原道”说。最后是探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具“诗性”特征的五种基本的批评范式,其中包括以“象”论诗,以“味”论诗,以“品”论诗,以“诗”论诗和以“禅”论诗的批评范式。以“象”论诗的批评重在意会,善于将批评主体的奇妙感受用生动隽永的意象,通过象征或隐喻的手法表示出来。以“味”论诗中的“味”在作名词使用时,意指审美对象自身所具有的、能被人感知的审美属性;“味”作为动词使用时,则意指审美主体所进行的体会、领略与涵咏的审美动作。以“品”论诗则是通过分析钟嵘《诗品》中以风力和丹采为标准对一百二十多家诗进行溯源、显优劣的“品第”之法,探析以“品”论诗的批评范式。以“诗”论诗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范式,具有诗歌与批评理论的双重性特征。以“禅”论诗则是在论诗中借鉴“识”与“参”的禅宗之法,通过“兴趣”与“妙悟”沟通诗与禅的内在精神。

二、六朝文学批评与汉语诗性的自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六朝文学批评与汉语诗性的自觉（论文提纲范文）

（1）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论词绝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5）废名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百年《诗经》“比”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7）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8）在场的缺席 ——中国古代文论和创作实践中形式的矛盾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六朝文学批评与汉语诗性的自觉（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D]. 鹿晓燕. 山东大学, 2021(11)
• [2]清代论词绝句研究[D]. 苏静. 吉林大学, 2020(01)
• [3]2016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池茗,高文韬.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20(02)
• [4]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5]废名诗论研究[D]. 王潇佺.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近百年《诗经》“比”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D]. 司家瑜. 山西大学, 2019(01)
• [7]近百年《诗经》“赋”之研究综述（1900年至今）[D]. 王泂杲. 山西大学, 2019(01)
• [8]在场的缺席 ——中国古代文论和创作实践中形式的矛盾现象研究[D]. 张超. 延安大学, 2019(09)
• [9]激进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D]. 王峰. 西南交通大学, 2018(09)
• [10]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诗性特征研究[D]. 杜丽萍.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标签：文学论文;  刘半农论文;  诗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