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用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装备切块比例问题意见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徐云辉[1]（2019）在《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公益性岗位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为理论视角,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比较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全面解析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运行情况,在厘清制度发展中的困境及其成因基础上,明确公益性岗位制度实质,提出今后该项制度的发展路径,力图为促进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本世纪初,受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影响,国有企业多年积累的大批冗员亟需安置和再就业,同时,国家治理模式变革也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变迁和转型,因而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受到政策社会取向、维稳思维及路径依赖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应运而生。公益性岗位制度在其建立之初,安置了大批国企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政策性失业人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公益性岗位制度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开发和购买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岗位,帮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体系。该项制度运行以来,在市场就业之外,开拓了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渠道,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失业压力,较好地补充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力量,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本文认为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产生于经济社会转型及变革时期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政策,其实质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过渡性的、非正规的就业途径。公益性岗位制度是中国就业保障政策从补偿性福利思维向积极性福利转型的有益探索,更是帮助就业困难人员从依赖福利转向工作福利的一种实现手段。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发展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已逐渐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相继帮扶了数百万困难人员就业,有效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发挥了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难题和补充公共服务力量的双公益作用,也成为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方式。但作为一项保障困难群体就业的政策性安排,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具有强制性、滞后性和单一性等特征,制度由于原有的惯性或路径依赖而陷入非效率的锁定状态,主要表现为:公益性岗位制度尚缺乏理论支撑和顶层设计,政策体系存在风险和漏洞,公共资金投入大幅增长,管理行政成本不断上升,而从业人员薪酬待遇较低,并存在退出机制与市场就业衔接不畅等现象和难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给政府部门、基层服务平台带来困扰,而且导致部分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心理失衡,形成了岗位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还引发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风险。为此,本研究以公益性岗位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为对象开展了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和掌握不同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重点分析了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瓶颈,探求科学合理的解决途径。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面对中国仍然巨大的就业压力,作为就业保障的重要手段之一,维持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高质量地运行对促进和保障困难群体就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中的困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反思,运用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理论解释、分析,研判制度的实质和必要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吸收、借鉴国外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本文提出了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目标,即建立积极的“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围绕目标的实现,公益性岗位制度转型应坚持四个原则,分别是以就业困难群体发展需要为导向,以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为切入点,以我国社会治理转型为契机,以拓宽资金渠道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在明确目标和原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积极“双公益”型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的具体路径,即在构建“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的过程中,在制度的“入口”即确定公益性岗位帮扶对象或聘用人员范围时坚持优先机制,实现需要优先、自愿优先、适合优先;在政策制定和宏观管理层面坚持统筹机制,实现制度统筹、开发统筹和管理统筹;在制度“出口”公益性岗位人员退出帮扶岗位时实行转化机制,实现渐退机制、岗位机制、市场机制;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资金实行多元筹资机制。
林珍婷[2]（2019）在《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管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实行的公安机关主导建设、运维、管理、使用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的使用效益。如何依托现有的视频专网、视频共享服务平台,优化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的管理模式,解决部门、行业、公众间公共视频共享和共用问题,最大化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的使用效益,增强泉州市立体化综合防控效能,拓展泉州市的公共安全视频的社会共享服务,提高泉州市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城市管理能力,提升泉州市公共安全信息惠民能力,已经成为当下泉州市政府的重大课题。本文先是通过查阅近几年来中央、福建省和泉州市的相关文件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对现有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责任主体分散管理、公安机关主导管理、大政府管理等主要管理模式进行梳理总结;接着基于泉州市城市安全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对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在监控覆盖面、横向共享、业务应用和运维能力等四个方面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最后,通过借鉴国外建设管理使用视频监控系统的先进经验,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和分中心治理理论,探索提出构建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大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策略与建议,并对构建大政府管理模式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可行性分析。研究认为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构建大政府管理模式可以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建立资源合成管理中心,由市政府集中管理视频监控资源;二是架构多应用微服务体系,由各行业分中心拓展相关业务应用;三是科学规范制度体系,统一建设运维管理应用标准;四是探索多元管理机制,引入政府—社会协作渠道;五是实施智慧视频政务,强化视频技术与人才培养机制。
郭一飞[3]（2017）在《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优化研究》文中认为港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港口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迅猛发展的重要提前,是港口发展提供了极为必要的制度支持。由于港口管理体制与秦皇岛港发展不相适应,导致了港口的发展结构失调、与城市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使得秦皇岛市在沿海地区经济大发展中悄然掉队。要想破解秦皇岛港在沿海港口发展大潮中的“掉队”问题,有必要通过对秦皇岛市港城经济关系,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与秦皇岛港发展联系等进行系统研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在港口市场逐步开放的背景下,多元化、复杂化和现代化的港口经济对港口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秦皇岛港竞争力的提高愈来愈取决于港口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本研究基于公共管理、制度经济学、港口经济学和港口管理体制的有关理论,采取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例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明晰了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目前的现状和港口的发展现状;通过对秦皇岛港经济地位的分析,定性地描述了港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定量地计算出港口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度;通过秦皇岛港对地方经济贡献度下降的客观事实,引出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在与国内外的港口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后,结合河北省港口资源整合的预期,提出通过港口管理机构改革、管理职能调整、充分发挥管理职能和创新转变管理职能等一系列举措,以期实现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的优化。
张勇[4]（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何李[5]（2017）在《中国市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很长时间以来,市制一般是作为行政区划的组成部分被大家所认识的。但是,城市型政区与其他类型政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城市发展直接相连。这使得市制运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城市问题的演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实践过程中,“市制”这一概念兼具城市建制、市政体制和城市间权力体系等三个要素或三层含义。对前两个层面的研究较多,而第三个层面则鲜有研究涉及。城市间权力体系具体指的是:因权力因素影响,部分城市对另一部分城市形成了强力作用,当强力作用日益蔓延甚至制度化之后,城市之间所构成的权力网络。从城市间权力体系的这一视角切入将基于这样的设定:在市制运行中,城市之间所产生的强力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优势资源的分配。为了验证这一基本设定,拟从历史归纳、对比研究和现实考察等三个方面来推进研究工作。第一,梳理了中国市制演变的历史。在古代,城市很早就出现了等级划分。宗法等级制深刻塑造着城市的设立与布局。及至近代,虽然在市制产生初期较为强调自治属性,但是在时代驱使之下,行政属性、政治属性相继产生并日渐增强。城市之间的强力作用也由此扩大开来。当然,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辩证看待这一现象。不能主观判定政治属性强化就是城市桎梏的元凶。第二,作为对比,对典型国家（地区）的市制特点做了重点概括。它们的市制形态均受到了本国（本地区）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的深刻影响。虽然其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但一般而言,在这些国家（地区）,城市之间所存在的强力作用均较为淡化,城市自治因素在市制运行中也占据着主流。当然,它们也往往存在着治理碎片化、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市制改革阻力较大等弊病。第三,现实分析则是将市制看成一个动态过程,着力于观察与市制相关的政治与行政因素。将分别从政府职责、政府机构、城市体系和非制度因素等四个方面切入。研究发现:城市政府和地域型政区政府之间存在着“职责趋同”现象,可是,行政区类型的差异并没有在政府职责上体现出来;城市政府内部的机构设置出现了膨胀和分化并存的局面;各个城市在层级、立法、职权等因素的作用下组建为一个等级体制;受国防、民族、政府谈判能力等因素干扰,市制运转也发生了偏离。经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验证,对城市间权力体系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前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政治势差结构”（简称:势差结构）这一概念。它尝试对市制的第三层含义进行概念化。其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类现象:由于存在着行政层级、政治地位、行政级别、职责权限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城市拥有了比另一些城市更多的政治势能,当这些势能差距逐渐常态化、稳定化的时候便使得各城市之间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这一结构有着以下五个特征:政治势能影响着优势资源在城市间的配置;“条条”发挥着资源整合与传输的作用;城市府际关系表现为非对等性;非制度因素对结构本身有着较为突出的塑造作用;中央政府成为关键的外部影响力量。接下来,针对势差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平衡-伙伴-协调”改革导向。这一导向的内容是:其一,中央政府弱化对市制的直接控制,转而注重各类城市之间的政治平衡和政治稳定;其二,加强城市政府间的伙伴关系,通过深化合作来缓释城市间的势能差距;其三,推动地域型政区政府（主要指省、自治区政府）剥离城市职责,使之侧重于协调辖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和治理问题。根据这一思路,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对策建议分两大部分:操作化和保障机制。在操作化中,中央政府应分类推进城市平衡发展;城市政府之间既需要按照城市功能来明确城市职责,又需要借助多样化的城市建制来加以区别;省级政府则应该重点作为协调者和平台搭建者的角色出现。在保障机制中,则建议将法治化、信息公开、改革标准、评估与监管、党政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环节的相关配套机制作为市制改革的辅助性保障。
柳欣源[6]（2017）在《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构建》文中指出公共服务是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之一。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建议》）首次提出了 "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成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国家诸多方针和政策的反复强调凸显了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本论文以制度分析为研究视角,综合运用以下四种方法开展了研究探索。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在全面查阅我国有关义务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梳理义务教育制度形成与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对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学理阐释;第二,使用问卷调查法,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多个区、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基本情况、教育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等基本公共服务状况进行了实证调查,以分析不同地区间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差异及差异分布,为论文的比较分析和政策设计提供实证基础;第三,使用个人和群体访谈法,对问卷调查中无法触及的隐性问题、教育领域关注度较高的、有价值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追问,以更具体地了解均等化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突出和棘手问题,从而把握现实中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在各方面的真实样态;第四,使用比较研究法,分析比较了同一教育指标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同国家为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所确定的政策法规和政策建议、不同时期我国义务教育公共服务的制度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地区、机构或者学者提出的教育均衡指标内容,为最终制度构建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改进拓宽思路。基于以上背景和研究方法,本论文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了研究。第一,理论解读。论文以制度的视野厘定了均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教育制度、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涵义,进而阐述了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类型、制度属性和制度特征,为全文深入探究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一致的研究立场和理论基础。第二,制度发展。论文从中、外两个维度剖析了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演进,为当前的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参照和经验借鉴。论文先行阐释了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随后,剖析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建设经验及其问题;最后,中国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界,剖析了颁布之前的普及教育和颁布后的义务教育发展成就和改革需要,并对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发展进行了价值分析。第三,现实审视。论文对我国目前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进行了现实分析和诊断,为新的制度构建和精准施策提供依据。现实审视以法规性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规定、政策性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规定和技术性教育公共服务考量指标作为衡量依据,从经费投入、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和教育机会四个方面对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状态进行了剖析,同时反思了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的深层社会原因。第四,制度构建。论文论证了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构建的理性构想,以确保制度安排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其理性构想的合理架构是:价值取向的选择,即全纳、公平、优质、良序;制度理念的滴定,即底线公平、利益均衡、增量改革、统筹兼顾;服务对象的确证,即优先面向老少边穷岛地区儿童、随迁儿童、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学困儿童,底线服务制度要向这些群体倾斜;落实服务的环境审度,即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文化环境。第五,制度推进。论文从投入、监管和评估三方面尝试提出了促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重点策略。投入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包括:立法立规贯彻执行,全力做好转移支付,适时做大"以省为主",努力做优投入结构,积极做广社会资金。监管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包括:有效监管教师队伍建设、有效监管教育机会均等、有效监管办学条件改进,并建立有效监管的长效机制;评估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包括:精准科学的评价体系建设,规范多元的绩效评估过程,动态及时的评估结果反馈,健全明确的评估法律保障。在这个综合体系中,投入制度是根本,监管、评估制度是保证。
杨宇[7]（2015）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我国在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先后建立了“统收统支”、“包干制”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现行的“分税制”体制已运行二十多年,产生了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诸多问题,如何在“分税制”的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这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财政体制改革发挥着排头兵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完善财政体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理论上看,财政体制内容繁杂,总结起来,不外乎事权、财权和财力这三大要素,事权是基础,财权是手段,财力是保障,三者的划分是否明确、合理、规范,组合方式是否符合国情,直接影响着我国财政体制运行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财政体制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上三个要素,“药方”也应从这三方面来抓。本文在第二章阐述财政职能理论、公共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外部性理论和激励相容理论的基础上,第三章构建了财政体制核心三要素模型,阐述了事权、财权和财力的概念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衡量三者之间关系是否合理,财政体制是否科学完善的落脚点和实现途径。从实践上看,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的国家财政体制应该在保证国家集中统一的基础上,辖区内的所有省份公平地履行事权,获得应有财权和财力,以实现全国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辖区内的每个省份是全国财政体制是否完善的评判员,当中央和每个省份的体制都较为完善,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便建立了。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观点,本文以财政体制三要素为理论基础,选取黑龙江省这一单独个体,以点带面,将中央与该省的财政体制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分析。首先,第四章基于财政的公共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激励相容等理论,梳理该省建国以来经历的“统收统支”、“包干制”和“分税制”三个阶段财政体制的动因、沿革和影响。第五章接着分别指出黑龙江省目前财政体制在事权、财权和财力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在事权方面,按照《2013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的项级列举了黑龙江省当年近600项支出科目的划分现状,得出了中央事权下放过多的结论,加之中央刚性支出要求多以及部分支出政策不符合地方实际,使地方承受了过重负担。在财权方面,不仅税收制定权和税收划分集中在中央,而且由于制度不合理,黑龙江省出现了税收向辖区外转移,特别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实行进一步减少了该省税收；收费权产生的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缺乏制度约束和可持续性,收费收入占黑龙江省财政收入比例高,无法形成可用稳定财力。在财力方面,由于转移支付结构不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低,专项资金项目数量和配套要求过多,直接造成可支配财力不足。事权、财权和财力三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黑龙江省财力和事权不相匹配。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量化数据说明黑龙江省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保生态、公共文化以及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上都同其他省份有一定差距。为了满足本省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完成中央的各项指令任务,黑龙江省政府债务长期持续上升,债务风险和未来还款压力较大。中国幅员辽阔,拥有31个省份和13亿多人口,每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科学的财政体制必须将以上因素都纳入考量范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具体省份的实际情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黑龙江省作为财政体制特殊因素的研究范本,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地处最东北,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有最大的油田,生产最多的粮食,最早解放和工业化建设地区,集边疆大省、生态大省、能源大省、产粮大省、老工业大省和冰雪大省与一身,为国家累计提供大量资源,其中原油占全国的1段煤炭占1/10、木材占1/3、商品粮占1/7。本文第六章分析了以上特殊因素如何通过事权、财权和财力影响着黑龙江省的财政体制,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有所侧重,边疆大省和生态大省侧重于履行国防和环保事权、能源和粮食因素侧重于税收水平低和税收转移,而老工业基地和高寒因素侧重于需要财力的补贴和扶持。黑龙江省在事权、财权和财力方面的问题,是财政体制的共性问题,在全国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正是如此,本文从个性看共性,第七章提出完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六项原则之后,分别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在事权方面,首先对我国宪法和现行的246部法律进行了系统的文本分析,对政府现行所有的事权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提出了事权法定的目标,为事权的合理划分奠定了法制基础。其次,将事权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共同承担事权和目标事权四大类,并提出事权划分应该达到“能托低、准浮动、可增长、易执行、被监督、有保障”六个标准。再次,在第四章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说明当前近600项支出中央和地方划分现状的基础上,逐项提出了该支出应属于中央、地方或共享事权,并对共享事权提出了分享比例。最后,提出中央应尽快将涉及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安全、地方政府不合理投资及国家整体利益等领域中的事权上收。在财权方面,从税权权和收费权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出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环境税、社保税的改革建议和税种收入划分的整体方案,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立法、征管等方面配套措施。其次在将非税收入分类的基础上,实行费改税,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保留的收费项目依法征收。在财力方面,本文提出了转移支付的总体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兼顾、纵向与横向方式并用、分配与使用过程公开,具体体现在扩大一般转移支付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设立和分配,并建立以生态功能区补偿为主的横向转移支付。在提出共性对策后,本文第八章对于黑龙江省的特殊因素提出相关建议。在事权方面：针对边疆因素,由于部队事权划分不清晰,承担了中央的国防支出责任,提出国防领域实行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模式;涉及国家和地方共同安全的事权共同承担；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事权应划归地方。财权方面：税收政策全国统一,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应有针对不同省份特殊因素的不同政策,而收费权随着费改税和收费权的规范统一,地方的收费权也逐步减少,因此对于特殊因素的财权方面的对策,已经在第七章详细阐述。财力方面：针对生态因素,由于履行生态保护事权,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减收、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提出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提高天保工程补助标准、完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针对能源因素,石油税收大部分上缴中央,煤炭资源税税收较低,收入受价格影响变动大,资源面临枯竭,收入不可持续,提出建立资源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支持资源型城市和企业转型。针对粮食因素,由于粮食产业带来的收入低且需地方政府大量投入,而商品粮低价调出转移当地政府财政投入,提出合理确定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关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技推广的投入力度、支持粮食深加工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针对老工业基地因素,由于国企改革遗留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员安置费用高、基础设施亟需改造、职工基本养老金缺口大、企业欠税和不良贷款尚未完全清缴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政府财力支撑,提出支持解决企业“三供”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养老保险负担。针对高寒因素,建造和养护成本较高、供热取暖成本高、居民健康增加开支、引进人才成本高,提出增加对寒冷地区居民的高寒补贴,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并建立对供热的专项补贴。
张露[8]（2015）在《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词汇的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被视为教学的中心,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是词汇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三个部分。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从基本动词、基本名词和基本形容词词表中按基本序的高低截取了单双音节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各前50个,对其搭配进行语料库的提取与分析。本文首先从《人民日报》、《读者》、《青年文摘》及《小说月报》等报纸和杂志2002至2011年语料建构成的超大规模真实文本中,使用Ant Conc软件进行搭配的机器提取。而后综合搭配词的频数、MI值和T值,并结合语言学知识,对提取结果进行人工的筛选,圈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各基本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常见搭配。接下来,我们根据常见搭配词出现在节点词左边与右边的频次,结合语义特征,参照原始语料,对提取结果进行分析,建立类联接,概括这些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常规语法功能。最后,本文从搭配的角度对留学生在使用汉语时发生的偏误进行分析,将搭配上的偏误分为三类:语法搭配上的偏误、语义搭配上的偏误和语音搭配上的偏误,并以双音节动词“喜欢”的教学为例,将词语搭配提取计量研究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联系起来,真正将词语搭配的教学落到实处。本文在大数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观察这些最基本的单、双音节动词、名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克服了以往相关研究大多依靠个人语感或有限语料所带来的主观限制性强的弊端。客观、全面的实证研究不仅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教和学提供了本文所研究词项的搭配特征和语义特征,为学习者提供了直观、科学的语言搭配板块,还为词典的编纂、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的词汇处理及例句选用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路。
郭文帅[9]（2015）在《权力尺度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 ——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文中认为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公共资源的外部性决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对政府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总是在“集权——放权”的循环中徘徊,公共资源配置每每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低效率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权力下放成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主旋律,虽然在90年代中后期也进行了分税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垂直管理等权力上收的改革,但“一放就乱”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在交通领域表现突出。在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地在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的建设中也出现了“一哄而上”的现象,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也未能高效发挥约束的作用,这导致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重复建设,交通债务占据较大比例的地方债务的膨胀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故这些不合理现象势必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对于此,已经不可能再使用改革开放前大范围收权的方法来治理,因为那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低效的。如何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来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治理中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权力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此概念,论文形成了如下三方面的认识：第一,论文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的收权与放权中的权力涵盖了经济方面的大部分权力,这也给我们一种错觉,认为权力要收就都得收,要放就都得放,把权力看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本文认为权力应该是分类的,无论讨论中央集权还是向地方放权,都应该是针对具体某项权力而言的,不应笼统地认识。其实,在同一个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往往是既有权力的下放也有权力的上收,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一个权力尺度重组的过程。第二,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两个基本维度,从时空的角度来认识权力的配置并结合上文中对权力进行细分的观点,有助于揭示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形态（如中央集权、权力下放、地方分权）的本质以及发现公共资源配置中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本质原因。论文认为权力是具有时空属性的,权力的时空属性集中体现为权力的时空尺度。权力的时空尺度包括了权力的空间尺度和权力的时间尺度,分别用于对权力的空间属性和时间属性进行刻画和度量。权力的空间属性可具体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空间属性。权力主体的空间属性表现为其空间尺度,即权力主体有能力管辖的空间范围。权力客体的空间属性同样表现为其空间尺度,即权力客体主要影响的空间范围。以国家高速公路网的规划权为例,该项权力的主体为国家发改委和交通运输部,客体为国家高速公路网。主体、客体的空间尺度都是全国。权力的时间属性也可具体为权力主体与客体的时间属性。权力主体的时间属性表现为其时间尺度,即权力主体可有效行使权力的时间范围,例如,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任期。权力客体的时间属性也同样表现为其时间尺度,即权力客体客观存在的时间范围,例如交通规划的期限、地方政府所负债务的期限。第三,本文认为对于中央集权、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的认识不应忽视权力的时空属性。从时空视角来看,“中央集权”是指某种权力的全部或大部分属于空间尺度为全国的主体。“权力下放”是指在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主体的空间尺度为全国的前提下,某种权力的全部或大部分所属主体的空间尺度由全国转变为地方。“地方分权”则是指在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主体的空间尺度为地方的前提下,某种权力的全部或大部分所属主体的空间尺度由全国转变为地方,即中央将相应权力下放到由民选产生的地方政府。基于以上认识,论文运用运输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时空经济理论建立了基于权力时空尺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不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配置形态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机理。总之,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回顾前人研究、梳理相关文献,论文发现现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大多在应该中央集权还是权力下放上争论,对于解决“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缺乏指导意义。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指出,根据受益的空间范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供给则会产生正外部性,这容易导致在其供给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进而导致全国性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而中央政府能够把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内部化,故中央政府应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满足当地的实际需求,而中央政府的决策往往会导致供给的同一性,无法考虑到各个地方的不同偏好。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地方公众,更加了解当地公众的需求,故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政府以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证明,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其利益目标并不总是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这也就使得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实践中地方政府难以高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的现象。虽然以钱颖一和Weingast（1997）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质疑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中政府是公民福利最大化者的假设,并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引入了政府官员激励的因素,增强了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力。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的激励,其与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是紧密相关的,然而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只是关注了不同层级政府职能和财政工具配置的效率,对财政联邦制下地方政府权力的来源考虑不足。对于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央集权、权力下放的制度绩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主要观点包括：每个地方政府可在特定地理区域的权限范围内行使重要的独立权力去制定和实施规则,并可以选择与其他国家级或次国家级的管辖权内的公共机构签订合同,使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规模经济成为可能；一个管辖单位的官员不能控制其他管辖单位官员的职业发展：定期选举给人民提供机会去选择他们相信能为其管辖单位提供良好物品和服务的官员,或至少惩罚那些没能做到这一切的官员；在官员中间的法律解释或管辖权限争议应被适当地交给行政等级制之外的法院。然而“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在实现了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激励相容之后,依然可能存在具有负外部性的地方政府行为考虑不足,也忽略了中央监督的作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时空的角度系统性地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以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第二,论文从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详细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形态的演化,以及相应形态下公共资源配置的情况。第三,论文运用运输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时空经济等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权力时空尺度的分析框架。论文进一步指出,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本质原因在于未能实现权力主体与客体时空尺度相匹配。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基于权力主体与客体时空尺度相匹配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尺度重组有助于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且形成了论文的核心理论框架：中央集权可实现全国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权力主、客体空间尺度的一致,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但难以在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实现权力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权力下放增强了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权力主、客体空间尺度的一致程度,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但其在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的配置上仍然存在缺陷；地方分权可弥补权力下放的缺陷,可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权力主、客体时空尺度的匹配程度,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但难以实现对地方政府负外部性决策的监督权主、客体空间尺度的一致；中央监督可实现对地方政府负外部性决策的监督权主、客体空间尺度的一致,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第四,论文梳理了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过程,验证了理论部分所建立的解释框架的适用性,指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需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有效融合地方分权与中央监督。论文通过分析二战后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演变,验证了理论部分提出的“专项转移支付”形式的中央集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了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也验证了在地方分权后加强中央监督,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第五,论文着重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部分所建立的解释框架。在对我国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改进的方向,包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工；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利益相关和激励相容；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王玮[10]（2014）在《中国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一篇公共政策的实证分析论文。通过对中国2003年至2013年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实证分析，期望对扩展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深化公共安全政策研究等有所贡献。本文通过定量、定性分析研究，阐述了2003年以来中国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特点，指出公共消防安全政策制定尽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仍要注意政策的透明程度及公民参与等问题。论文分析了影响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揭示了标的人口、标的团体和标的物与消防人员、经费的匮乏之间的突出矛盾，并通过实例显示了政策之间不协调带来的执行困惑。在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评估方面，本文对不同指标维度作了分析，指出了政策评估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而提出了评估标准的合理设置问题。在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评估结果的处理方式中，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公共消防安全政策“递增性回归检验”的使用问题。针对消防体制“边缘化”状况以及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边缘化”倾向，本文提出了转换政策模式的设想，并对不同的转换路径作了初步分析，以期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真正在中国的公共政策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用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装备切块比例问题意见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用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装备切块比例问题意见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价值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研究视角 |
| 1.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2 研究视角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及难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
| 1.4.2 研究方法的创新性 |
| 1.4.3 研究目标的创新性 |
| 1.4.4 研究过程的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文献述评 |
| 2.1 公益性岗位制度研究述评 |
| 2.2 公益性岗位政策文件述评 |
| 2.2.1 国家层面的公益性岗位法规政策 |
| 2.2.2 各地出台的公益性岗位政策性文件 |
| 第3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中国就业制度的变迁及路径依赖 |
| 3.1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3.1.1 经济体制转型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 |
| 3.1.3 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及行政体制改革 |
| 3.1.4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转型 |
| 3.2 公益性岗位制度产生的原因 |
| 3.2.1 维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稳定的需要 |
| 3.2.2 满足社会成员对基层公共服务的需求 |
| 3.2.3 计划安置就业的路径依赖与维护国企改革的现实选择 |
| 3.3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产生的意义分析 |
| 3.3.1 从直接的经济补偿到提供就业岗位援助 |
| 3.3.2 从保障基本生活到促进社会融入 |
| 3.3.3 从被动下岗分流到主动提供社会服务 |
| 第4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情况—基于部分省市公益性岗位制度现状的实证研究 |
| 4.1 我国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基本情况 |
| 4.2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分析——以吉林省为例 |
| 4.2.1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发展历程与建设情况 |
| 4.2.2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和人员构成 |
| 4.2.3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情况调查实证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从业人员视角 |
| 4.2.4 吉林省不同类别公益性岗位案例调查分析——基于公益性岗位开发、使用部门视角 |
| 4.2.5 吉林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社会效益分析 |
| 4.3 东中南部5省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对比分析 |
| 4.3.1 五省公益性岗位政策体系建设 |
| 4.3.2 五省公益性岗位的开发 |
| 4.3.3 五省公益性岗位管理体制 |
| 4.3.4 五省公益性岗位筹资渠道及从业人员薪酬待遇 |
| 4.3.5 五省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综合比较 |
| 第5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成因 |
| 5.1 岗位依赖 |
| 5.1.1 出口不畅 |
| 5.1.2 “一岗难求”现象 |
| 5.2 制度风险 |
| 5.2.1 政府负担过重 |
| 5.2.2 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新的排斥 |
| 5.2.3 公共服务作用发挥不充分 |
| 5.2.4 公益性岗位管理模式不适应就业发展趋势 |
| 5.3 困境的成因 |
| 5.3.1 制度原因 |
| 5.3.2 结构原因 |
| 5.3.3 体制原因 |
| 第6章 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的优化—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 |
| 6.1 公益性岗位制度优化的必要性 |
| 6.2 其他国家及地区积极促进和保障特殊群体就业的经验及启示 |
| 6.3 公益性岗位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优化路径 |
| 6.3.1 公益性岗位制度的目标 |
| 6.3.2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构建需要坚持的四个原则 |
| 6.3.3 “双公益”型的公益性岗位制度建设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2）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管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管理模式 |
| 第一节 责任主体分散管理模式 |
| 一、责任主体分散管理模式概念 |
| 二、责任主体分散管理模式案例介绍 |
| 第二节 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 |
| 一、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概念 |
| 二、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案例介绍 |
| 第三节 大政府管理模式 |
| 一、大政府管理模式概念 |
| 二、大政府管理模式构想的经验借鉴来源 |
| 第三章 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 |
| 第一节 泉州市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模式 |
| 一、视频传输专网搭建模式 |
| 二、泉州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采集模式 |
| 第二节 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应用模式 |
| 一、公共安全视频服务平台 |
| 二、以智能感知大数据为核心的应用平台 |
| 第三节 工作机制 |
| 一、组织保障 |
| 二、制度保障 |
| 三、队伍保障 |
| 第四节 应用成效 |
| 一、安保维稳 |
| 二、治安防控 |
| 三、打击犯罪 |
| 四、服务民生 |
| 第四章 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公安机关主导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存在问题 |
| 一、视频监控覆盖面不够 |
| 二、视频资源横向共享联通不足 |
| 三、应用系统建设统筹性不足 |
| 四、运维能力不高 |
| 第二节 成因分析 |
| 一、组织架构的制约 |
| 二、制度体系的制约 |
| 三、基础条件的制约 |
| 第五章 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型策略与建议——构建大政府管理模式 |
| 第一节 大政府管理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
| 一、政策可行性分析 |
| 二、技术可行性分析 |
| 三、实施可行性分析 |
| 四、经济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大政府管理模式的策略分析 |
| 一、建立资源合成管理中心 |
| 二、架构多应用微服务体系 |
| 三、科学规范制度体系 |
| 四、探索多元管理机制 |
| 五、实施智慧视频政务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3）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演变 |
| 2.1 秦皇岛港管理体制演变 |
| 2.1.1 企业自管阶段 |
| 2.1.2 中央统管阶段 |
| 2.1.3 中央独管阶段 |
| 2.1.4 省属管理阶段 |
| 2.2 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2.2.1 河北省港航管理局 |
| 2.2.2 秦皇岛市港航管理局 |
| 2.2.3 秦皇岛市海事局 |
| 2.2.4 秦皇岛市外事侨务口岸办公室 |
| 2.3 秦皇岛港发展现状 |
| 2.3.1 港口自然条件保持良好 |
| 2.3.2 码头投资建设有序 |
| 2.3.3 港口吞吐量持续增长 |
| 2.3.4 腹地市场不断拓展 |
| 2.3.5 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秦皇岛港经济地位分析 |
| 3.1 秦皇岛市经济发展现状 |
| 3.1.1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
| 3.1.2 结构调整成效显现 |
| 3.1.3 协同发展开局良好 |
| 3.1.4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
| 3.2 秦皇岛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 3.2.1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 3.2.2 在能源运输安全中的重要性 |
| 3.2.3 在煤炭运输大通道中的重要性 |
| 3.3 秦皇岛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 |
| 3.3.1 投入产出表的改进 |
| 3.3.2 直接经济贡献 |
| 3.3.3 间接经济贡献 |
| 3.3.4 诱发经济贡献 |
| 3.3.5 总体经济贡献 |
| 3.3.6 港口贡献率 |
| 3.3.7 数据有效性检测 |
| 3.4 秦皇岛港对城市经济未来贡献率预测分析 |
| 3.4.1 构建基于港口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 |
| 3.4.2 未来贡献率计算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秦皇岛港经济贡献度下降原因分析 |
| 4.1 秦皇岛港经济贡献度下降原因分析 |
| 4.1.1 港口设计能力常年保持不变 |
| 4.1.2 港口货物结构失衡 |
| 4.1.3 完整的港口集疏运体系未能形成 |
| 4.1.4 临港产业与港口互动有限 |
| 4.1.5 城市定位与港口定位冲突 |
| 4.1.6 秦港股份逐渐出走秦皇岛港 |
| 4.2 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4.2.1 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不彻底 |
| 4.2.2 秦皇岛港管辖权孤立于秦皇岛市 |
| 4.2.3 港口管理部门设置不合理 |
| 4.2.4 港口立法和规划相对滞后 |
| 4.2.5 港口行政管理事涉多头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内外港口管理体制分析 |
| 5.1 国外港口管理体制现状及分析 |
| 5.1.1 德国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1.2 美国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1.3 日本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2 国内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2.1 上海市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2.2 武汉新港管理体制现状 |
| 5.2.3 北部湾港口管理体制现状 |
| 5.3 国内外先进港口管理体制的启示 |
| 5.3.1 港口管理体制必须不断改革 |
| 5.3.2 政府的在港口管理中作用不可缺失 |
| 5.3.3 通过职能整合构建“大交通”格局 |
| 5.3.4 设立跨地域的港口管理机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优化对策 |
| 6.1 积极推进港口管理机构改革 |
| 6.1.1 设立省级港口建设领导机构 |
| 6.1.2 整合全省港航管理机构 |
| 6.1.3 建立秦皇岛市港口工作联合机制 |
| 6.2 适时加快港口管理职能调整 |
| 6.2.1 加快港口管理立法 |
| 6.2.2 尝试港口管理新模式 |
| 6.2.3 调整港口管理有关职能 |
| 6.3 充分发挥政府港口管理职能 |
| 6.3.1 完善港口发展有关规划 |
| 6.3.2 加快港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
| 6.3.3 着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 |
| 6.4 创新转变政府港口管理职能 |
| 6.4.1 探索港口公共治理机制 |
| 6.4.2 转变港口投融资体制 |
| 6.4.3 深入推进港口信息化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5）中国市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选题论证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研究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市制发展和相关研究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基本设定 |
| 二、基本概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理论支持 |
| 一、与政府过程相关的系列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政府间纵向关系理论 |
| 四、尺度重组理论 |
| 第一章 回顾与反思：中国市制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趋势 |
| 第一节 中国市制的历史脉络 |
| 一、中国古代的城市演变 |
| 二、清末民初的市制初创和民国时期的市制发展 |
| 三、1949-1978年的市制探索 |
| 四、1978年后的市制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市制演变的总体趋势 |
| 一、行政区市制化：行政区划调整的主体走向 |
| 二、城市直辖区域的快速扩张 |
| 三、中央控制与城市自治的此消彼长 |
| 四、市制与政府层级的参照、渗入与契合 |
| 第三节 深层归纳与分析：政治属性的强化及其探源 |
| 一、市制中的政治属性逐渐增强 |
| 二、政治属性增强的原因探析 |
| 第二章 梳理与比较：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市制 |
| 第一节 英国：英联邦国家的市制样板 |
| 一、市制的形成和1974年后的频繁变动 |
| 二、“单一管理区”体制 |
| 三、伦敦大都市区和特许市 |
| 四、对英联邦国家市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联邦制国家中的市制代表 |
| 一、地方政府体系的概况 |
| 二、多元化、职能化的城市建制类型 |
| 三、城市建制的自治属性和法治属性 |
| 四、大都市区的“巴尔干化” |
| 五、与幅员广阔的联邦制国家的对比 |
| 第三节 日本：东亚文化圈引入市制的范例 |
| 一、扁平化的政府层级体系 |
| 二、政令指定市、中核市和特例市 |
| 三、新形势下的市制诉求 |
| 四、东亚国家市制的异同 |
| 第四节 中国台湾地区：大陆市制改革的可参考对象 |
| 一、市制的形成及设市标准 |
| 二、建制市的三层结构 |
| 三、市制模式与县市改制 |
| 第五节 对典型国家(地区)市制的共性认识 |
| 一、自治、法治与服务成为市制的底色 |
| 二、历史文化因素对市制的影响不容忽视 |
| 三、小结：应在正反认识基础上寻求借鉴 |
| 第三章 对中国市制运行现状的总体描述 |
| 第一节 专门化缺失：城市政府与地域型政区政府的“职责趋同” |
| 一、“职责同构”与“职责趋同” |
| 二、“职责趋同”的表现 |
| 三、“职责趋同”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膨胀与分化：城市政府机构设置的特征和转变 |
| 一、城市政府与地域型政区政府的“机构趋同” |
| 二、条块关系下城市政府的机构分化 |
| 三、综合城市管理机构的出现与隐忧 |
| 第三节 城市等级标识：“三层五级”行政层级体制 |
| 一、层级体制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二、“三层五级”之外的要素 |
| 三、层级体制的基本架构和链接因素 |
| 第四节 政治因素叠加：市制运转过程中的偏离 |
| 一、特殊功用加剧市制功能的异化 |
| 二、城市政府谈判能力的影响 |
| 三、官员政治影响力是城市政治地位的构成要素 |
| 第四章 城市政治势差结构：对中国市制运行规律的理论提炼 |
| 第一节 “城市政治势差结构”的内涵和特征 |
| 一、市制蕴含的资源禀赋 |
| 二、城市政治势差结构的内涵 |
| 三、势差结构的现实特征 |
| 第二节 势差结构的支撑性认识 |
| 一、加强中央政府对城市政府的政治控制 |
| 二、借助“偏向策略”促进大城市的经济崛起 |
| 三、利于统筹大都市区内的城市规划 |
| 四、为公务员的晋升和调动提供载体和依据 |
| 第三节 央地分歧对势差结构的形塑 |
| 一、市制政治化：中央发展逻辑的嵌入 |
| 二、势能竞争：地方发展逻辑的驱动 |
| 三、央地分歧是势差结构形成的强化因素 |
| 第四节 势差结构所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制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过度控制 |
| 二、重城市间的“势能差距”而轻“功能分工” |
| 三、城市建制的经济区分强而服务区分弱 |
| 四、城市政府间的“伙伴关系”难以建立 |
| 第五章 “平衡—伙伴—协调”：中国市制的改革方向 |
| 第一节 “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内涵和现实逻辑 |
| 一、“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内涵 |
| 二、现实逻辑：通过缓释势能差距来优化市制功能 |
| 第二节 改革依据：“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应然性和可行性 |
| 一、导向的提出是条件限制和形势需要下的应然选择 |
| 二、三者之间协同推进的现实可能性 |
| 第三节 “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指导性原则 |
| 一、中央政府从深化控制到把握平衡的思路转换 |
| 二、淡化城市级别,强化城市差别 |
| 三、着力推进市制构成要素的创新与调试 |
| 四、凸显省级政府在城市伙伴关系构建中的协调职责 |
| 第六章 “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操作化和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操作化 |
| 一、中央政府分类推进城市平衡发展 |
| 二、以城市功能为导向明确各类城市政府的专属职责 |
| 三、多样化城市建制类型的设计和分类改革 |
| 四、省级政府推动城市政府间合作平台的搭建与协调 |
| 第二节 “平衡—伙伴—协调”导向的保障机制 |
| 一、提高市制的法治化水平 |
| 二、分阶段实现市制改革过程的公开透明 |
| 三、市制改革标准和市制调整机制的精细化 |
| 四、加强市制评估和监管的机制建设 |
| 五、党政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及时跟进 |
| 结语逐步构建职责清晰、势差弱化的新型市制 |
| 一、市制改革实践需要基于“中国场域”的理论支持 |
| 二、建立新型市制是未来改革的目标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教育公共性的研究 |
| 二、关于公共服务的研究 |
| 三、关于教育公共服务的研究 |
| 四、关于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制度视野: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相关核心概念的理性认知 |
| 一、均等与均等化的基本含义 |
| 二、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 |
| 三、制度与教育制度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制度类型 |
| 一、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涵义 |
| 二、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核心与实质 |
| 三、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类型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属性与特征 |
| 一、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属性 |
| 二、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特征 |
| 第三章 制度变迁: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演进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 |
| 一、制度变迁的发生机制 |
| 二、制度变迁的基本方式 |
| 三、制度变迁的阶段周期 |
| 第二节 国外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一、美国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制度的时代循迹 |
| 二、英国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制度的动态发展 |
| 三、日本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制度的立法进程 |
| 第三节 新中国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新制度下高度集中的政府提供时期 |
| 二、新法律颁布后的政府主导提供时期 |
| 三、义务教育进入公共服务均等化时期 |
| 四、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价值分析 |
| 第四章 制度分析: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审视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考量依据 |
| 一、法规性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规定 |
| 二、政策性义务教育公共服务规定 |
| 三、技术性教育公共服务考量指标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状态分析 |
| 一、经费投入提供状态 |
| 二、办学条件提供状态 |
| 三、师资队伍提供状态 |
| 四、入学机会提供状态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反思 |
| 一、博弈的理念:平均主义与差异补偿 |
| 二、差别的社会:城乡二元与区域不均衡 |
| 三、积累的效应:重点校的扶持与禁止 |
| 四、乏弱的问责:标准的完善与程序的规范 |
| 第五章 制度构建: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性构想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价值的选择 |
| 一、全纳——制度构建的基本诉求 |
| 二、公平——制度构建的根本追求 |
| 三、优质——制度构建的更高期盼 |
| 四、良序——制度构建的美好愿景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理念的滴定 |
| 一、底线公平 |
| 二、利益均衡 |
| 三、增量改革 |
| 四、统筹兼顾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对象的确证 |
| 一、老少边穷岛地区儿童 |
| 二、随迁儿童 |
| 三、留守儿童 |
| 四、残疾儿童 |
| 五、学困儿童 |
| 第四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环境的审度 |
| 一、制度环境 |
| 二、资源环境 |
| 三、文化环境 |
| 第六章 制度安排: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推进 |
| 第一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投入制度 |
| 一、立法立规贯彻执行 |
| 二、全力做好转移支付 |
| 三、适时做大"以省为主" |
| 四、努力做优投入结构 |
| 五、积极做广社会资金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监管制度 |
| 一、有效监管教师队伍建设 |
| 二、有效监管教育机会均等 |
| 三、有效监管办学条件改进 |
| 四、建立有效监管长效机制 |
| 第三节 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评估制度 |
| 一、精准科学的评价体系建设 |
| 二、规范多元的绩效评估过程 |
| 三、及时动态的评估结果反馈 |
| 四、健全明确的评估法律保障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情况 |
| 1.2.1 分税制改革评价及建议 |
| 1.2.2 事权、财权和财力 |
| 1.2.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1.3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可能的创新点 |
| 1.3.3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 |
| 2.1 公共品理论 |
| 2.1.1 公共品的公共性 |
| 2.1.2 公共品的层次性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2.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3 外部性理论 |
| 2.3.1 外部性的概念 |
| 2.3.2 外部性的测量 |
| 2.4 激励相容理论 |
| 2.4.1 激励相容的内涵 |
| 2.4.2 激励相容理论在财政的应用 |
| 3 财政体制核心三要素理论模型构建 |
| 3.1 事权、财权和财力的相关概念 |
| 3.1.1 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相关概念 |
| 3.1.2 财权的相关概念 |
| 3.1.3 财力的相关概念 |
| 3.2 事权、财权和财力的关系 |
| 3.2.1 事权是财权和财力的基础 |
| 3.2.2 财权影响财力 |
| 3.2.3 财力是履行事权的保障 |
| 3.3 科学的财政体制要实现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
| 3.3.1 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
| 3.3.2 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路径 |
| 4 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沿革对黑龙江省的影响 |
| 4.1 “统收统支”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1.1 “统收统支”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1.2 “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成效和问题 |
| 4.2 “包干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2.1 “包干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2.2 “包干制”财政体制的成效和问题 |
| 4.3 “分税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3.1 “分税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3.2 “分税制”对黑龙江省财政的积极作用 |
| 5 从黑龙江省角度看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
| 5.1 事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承载过多 |
| 5.1.1 中央事权下放过多 |
| 5.1.2 刚性支出要求多 |
| 5.1.3 部分支出政策不符合地方实际 |
| 5.2 地方财权自主性较弱,财力愈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
| 5.2.1 地方税权少,税收占比低 |
| 5.2.2 收费权收入无法形成可用稳定财力 |
| 5.3 转移支付结构不优,地方可支配财力不足 |
| 5.3.1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低,指定用途多 |
| 5.3.2 专项转移支付数量和配套要求过多 |
| 5.4 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 |
| 5.4.1 指标体系 |
| 5.4.2 因子分析法 |
| 5.4.3 数据来源和运行结果 |
| 5.4.4 结果分析 |
| 5.5 依靠发债弥补财力不足,债务规模大、风险高 |
| 5.5.1 债务规模刚性上升 |
| 5.5.2 债务风险高 |
| 5.5.3 偿还债务压力大 |
| 6 黑龙江省特有因素对财政体制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1 事权方面 |
| 6.1.1 边疆大省,承担国防支出责任 |
| 6.1.2 生态大省,履行区域生态保护事权 |
| 6.2 财权方面 |
| 6.2.1 能源大省,资源税收低且不可持续 |
| 6.2.2 产粮大省,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多 |
| 6.3 财力方面 |
| 6.3.1 老工业大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需要财力支撑 |
| 6.3.2 冰雪大省,寒冷气候增加财力支出 |
| 7 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一般性建议 |
| 7.1 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
| 7.1.1 总体思路 |
| 7.1.2 基本原则 |
| 7.2 事权法定的基础上,按支出科目合理划分事权 |
| 7.2.1 全面梳理现行法定事权 |
| 7.2.2 明确政府事权类别和标准 |
| 7.2.3 按照政府支出科目逐项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
| 7.2.4 将部分事权上划中央 |
| 7.3 进一步调整和规范财权 |
| 7.3.1 推进税制改革,适度增加地方税收权力 |
| 7.3.2 分类规范收费权 |
| 7.4 强化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的作用 |
| 7.4.1 明确转移支付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
| 7.4.2 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
| 7.4.3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
| 7.4.4 完善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横向转移支付 |
| 7.5 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
| 7.5.1 用法制规范财政体制的各个环节 |
| 7.5.2 完善干部考核体系 |
| 7.5.3 增强预算执行的硬约束 |
| 8 统一财政体制框架内黑龙江省特有因素的改革思路 |
| 8.1 特有因素的一般性意义 |
| 8.1.1 特有因素重要性强,相似省份多 |
| 8.1.2 现有转移支付体系中的重要因素 |
| 8.2 规范中央和地方国防领域事权划分 |
| 8.2.1 实行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模式 |
| 8.2.2 涉及国家和地方共同安全的事权共同承担 |
| 8.2.3 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事权应划归地方 |
| 8.3 优化转移支付,提高地方财力 |
| 8.3.1 建立生态事权补偿机制 |
| 8.3.2 建立资源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
| 8.3.3 建立粮食主产区新增粮食投入返还机制 |
| 8.3.4 减轻地方国企改革财力负担 |
| 8.3.5 增加高寒补贴 |
| 附表1 中央和黑龙江省公共财政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
| 附表2 根据宪法梳理的政府事权分类情况表 |
| 附表3 2012年黑龙江省整合涉农资金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词语搭配的研究 |
| 1.2.2 动/名/形容词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对象 |
| 第2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 2.1 基本动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 2.2 基本动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 2.3 基本单音节动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2.4 基本双音节动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第3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名词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 3.1 基本名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 3.2 基本名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 3.3 基本单音节名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3.4 基本双音节名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第4章 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形容词的搭配提取与计量分析 |
| 4.1 基本形容词的选取与跨距的确定 |
| 4.2 基本形容词的显着搭配词的选取 |
| 4.3 基本单音节形容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4.4 基本双音节形容词的搭配词的提取与计量分析 |
| 第5章 基本动/名/形容词搭配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
| 5.1 搭配偏误分析 |
| 5.2 搭配研究在对外汉语课堂中的应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读研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9）权力尺度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 ——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与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4 逻辑主线 |
| 2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 |
| 2.1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集权与权力下放的循环(1949～1978) |
| 2.1.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集权(1949～1957) |
| 2.1.2 权力下放与“大跃进”(1957～1958) |
| 2.1.3 再度集权(1959～1969) |
| 2.1.4 再度放权(1970～1977) |
| 2.2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 |
| 2.2.1 干部人事制度与政绩考核体系 |
| 2.2.2 转型中的财政分成 |
| 2.2.3 信贷资源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配置 |
| 2.2.4 国企资源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划分 |
| 2.2.5 投资决策权的下放 |
| 2.2.6 向特殊空间的一揽子放权：设立经济特区与计划单列市 |
| 3 相关理论综述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
| 3.1.2 中央与地方关系 |
| 3.2 中央集权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3 权力下放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4 地方分权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5 地方分权基础上的中央监督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 |
| 3.6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4 权力尺度重组对交通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 |
| 4.1 交通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化 |
| 4.1.1 交通公共资源 |
| 4.1.2 交通公共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分析 |
| 4.2 对中央集权、权力下放和地方分权的再认识 |
| 4.2.1 认识权力配置应基于权力的分类 |
| 4.2.2 尺度与权力的尺度重组 |
| 4.2.3 时空尺度视角的权力分析 |
| 4.3 权力时空尺度视角的央地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 |
| 4.3.1 全国性交通基础设施与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 |
| 4.3.2 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4.3.3 权力下放的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4.3.3.1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合作博弈 |
| 4.3.3.2 “部省合作”中的博弈分析 |
| 4.3.3.3 零和博弈下地方政府的合作困境 |
| 4.3.4 地方分权的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4.3.5 中央监督的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5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资源配置的时空分析 |
| 5.1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背景 |
| 5.2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历程 |
| 5.2.1 1982～1986年地方分权改革 |
| 5.2.2 1992～2000年地方分权改革 |
| 5.2.3 2003年以来的地方分权改革 |
| 5.3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及其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5.3.1 时空尺度视角的地方分权及其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5.3.1.1 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的转变 |
| 5.3.1.2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 |
| 5.3.1.3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配置 |
| 5.3.1.4 地方分权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 |
| 5.3.2 时空尺度视角的中央监督及其资源配置影响分析 |
| 5.3.2.1 行政监督 |
| 5.3.2.2 财政监督 |
| 5.3.2.3 债务监督 |
| 5.3.2.4 中央监督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 |
| 5.4 法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对我国的启示 |
| 6 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资源配置的时空分析 |
| 6.1 日本二战前的中央集权 |
| 6.2 日本地方分权改革的历程 |
| 6.2.1 日本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的分权改革 |
| 6.2.2 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权改革 |
| 6.3 时空尺度视角的日本央地权力尺度重组及其资源配置分析 |
| 6.3.1 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的转变 |
| 6.3.2 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权的下放 |
| 6.3.3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 |
| 6.3.4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配置 |
| 6.3.5 日本地方分权与中央监督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 |
| 6.4 日本中央与地方关系对我国的启示 |
| 7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尺度重组 |
| 7.1 铁路发展中的中央集权 |
| 7.2 公路发展中的权力下放 |
| 7.3 机场发展中的权力下放：属地化管理 |
| 7.4 港口发展中的权力下放：属地化管理 |
| 7.4.1 沿海港口发展中的权力下放 |
| 7.4.2 长江港口发展中的权力下放 |
| 8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对交通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 |
| 8.1 中央集权对地方性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 |
| 8.1.1 原铁道部对城际铁路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1.2 中央统一审批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1.3 中央“专项补助金”制度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2 权力下放对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分析 |
| 8.2.1 政绩考核与地方官员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的意愿 |
| 8.2.2 2004年投资体制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权 |
| 8.2.3 地方行政首长任免权主、客体空间尺度不一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2.4 交通规划权主、客体时间尺度不匹配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2.5 举债权主、客体时间尺度不匹配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
| 8.3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改革的方向 |
| 8.3.1 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工 |
| 8.3.2 进一步完善基层人大制度,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地方政府与当地公众的利益相关和激励相容 |
| 8.3.3 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监督 |
| 9 结论 |
| 9.1 主要工作与基本结论 |
| 9.1.1 论文的主要工作 |
| 9.1.2 论文的基本结论 |
| 9.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论文框架结构 |
| 第一章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内容及范围 |
| 一、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概念 |
| 二、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体系 |
| 第二章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制定 |
| 一、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问题的普遍性 |
| 二、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规划与设计 |
| 三、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合法化 |
| 四、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
| 第三章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执行 |
| 一、 自上而下的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执行模式 |
| 二、 影响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
| 三、 影响政策执行的资源保障 |
| 四、 政策沟通或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影响政策执行 |
| 五、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执行反馈 |
| 第四章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评估 |
| 一、 中国火灾形势概况 |
| 二、 政府消防经费投入机制 |
| 三、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评估方式 |
| 四、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评估的指标与方法 |
| 第五章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走向 |
| 一、 消防体制的“边缘化”状况 |
| 二、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的“边缘化”倾向 |
| 三、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模型转换 |
| 四、 消防体制模型转换 |
| 五、 公共消防安全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用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消防装备切块比例问题意见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公益性岗位制度运行困境研究[D]. 徐云辉. 吉林大学, 2019(10)
- [2]泉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资源管理模式研究[D]. 林珍婷. 华侨大学, 2019(01)
- [3]秦皇岛港港口管理体制优化研究[D]. 郭一飞. 燕山大学, 2017(12)
- [4]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5]中国市制改革的理论研究[D]. 何李. 南开大学, 2017(05)
- [6]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构建[D]. 柳欣源.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7]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D]. 杨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2)
- [8]基于语料库的基本动词名词形容词搭配提取计量研究[D]. 张露. 湖南大学, 2015(03)
- [9]权力尺度对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的时空分析 ——以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为例[D]. 郭文帅. 北京交通大学, 2015(06)
- [10]中国公共消防安全政策研究[D]. 王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