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大众（第 2 部分）：内格里的全球化新秩序

一、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倩^[1]（20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文中指出

付友宣^[2]（2020）在《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安东尼奥·奈格里作为意大利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思想领袖,与其学生迈克尔·哈特——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合作,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命政治理论。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与其所处时代密切相关。当时福特制工业生产模式危机导致的意大利持续10余年的工人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催生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促使奈格里与哈特开始关注生命政治问题,并基于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架构,在融会贯通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体系、继承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传统基础上,形成了其具有特定内容的生命政治理论。“生命政治”和“帝国”是奈格里与哈特生命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奈格里与哈特从“生命权力”、“帝国主义”概念分析开始,进行理论建构,认为“生命权力”是一种对生命的外部管控,而生命主体对管控的反抗性的力量就是“生命政治”;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帝国”就是“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是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行为体构成的、在单一的逻辑下统合形成的全新的主权形式。从理论的逻辑演进来看,奈格里与哈特改造了福柯与德勒兹共同指认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演进形态,发展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发展为“生命政治生产”概念。从理论的核心内容来看,奈格里与哈特将来自于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赋予“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性形象,认为“诸众”最有可能推翻“生命权力”实现“生命政治”全面解放。从理论的实现路径来看,奈格里与哈特认为,必须在实践中发起社会运动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因此,他们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希望为“生命政治”的解放提供启迪。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实现了两个结合:一是将马克思的人道与科学形象相结合;二是将社会运动实践与理论发展相结合。但是其理论也存在着不足,体现为:一是部分的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夸大或放大了“诸众”的革命能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的创新性与革命性。

张早林^[3]（2019）在《生命政治视野下劳动主体、社会矛盾及解放路径的转型 ——哈特和奈格里的激进政治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哈特和奈格里以《帝国》、《诸众》和《共有体》为核心文本,形成了当代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哲学“三部曲”,以期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勾勒出诸众主体反抗帝国、出离资本和建构共有体社会的激进解放哲学的政治规划。哈特和奈格里继承了早期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优先于资本、反抗优先于权力的立场,以工人斗争而资本回应的政治历史观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理论。他们认为世界市场实现了全球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主义退场,超越民族国家的帝国出场。在帝国中,资本的经济权力和帝国的主权权力合为一体,构成了全球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以例外状态与警察干预的方式实行着严密的生命权力的统治,全球控制社会出现。然而,在帝国内部同时出现了反抗帝国权力的诸众主体,他们有着巨大的斗争力量和创造潜能,能够担负起革命的重任。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出现了非物质劳动的霸权,而非物质劳动本身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并因而具有生命政治性,因此非物质劳动本身就是生命政治生产。这种生产打破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界限而融合为一体性生产,它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既是发挥奇异性的自主生产,又是社会结合的共有性的生产。这些特征使非物质劳动过程由诸众自主组织生产,并拒绝资本的外在介入。于是资本发展出抽象化和抽取化的金融外在剥削形式,去占有非物质劳动生产的共有财富。结果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自然共有物和人工共有物,并发展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工作,从而使“穷人”诸众出现。这种诸众主体已经不是马克思的阶级主体,而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性主体。在后现代,劳动主体发生了转型。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工厂社会”概念形成了他们的社会生产概念。生命政治生产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生命政治生产霸权也是全球性的社会生产霸权。这一生命政治生产的霸权构成了诸众自主反抗的一方,行使生命权力的是帝国主权一方。由此形成了诸众与资本权力的二元对立局面,构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权力关系。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观被哈特和奈格里外在的力量与权力二元对抗关系替代了。生命政治生产趋于霸权,它使可变资本越来越与不变资本分离,进行自主的创造的生产,而不变资本则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资本家阶级只能以金融剥削方式侵占生命政治生产的共有财富,出现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的资本有机构成的破裂。这种破裂为诸众的出离资本关系提供了客观前提。出离,是帝国时代诸众和平地离开资本权力关系而解放自身的最为有效的战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转型为出离观。诸众不仅具有政治革命性而且具有伦理建构性。他们在出离资本关系的过程中即进行着以“绝对民主”为核心宗旨的共有体的制度化建设。诸众反对任何等级制领导权,主张充分包容差异,进行分散性的平面化的民主交流、民主组织、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在爱的感染下,在集会中行使“制宪权”,以制度化在诸众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共同原则。马克思作为经济形态的共产主义目标转型为政治形态的共产主义。哈特和奈格里的当代激进政治解放哲学由于经验化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凸显经验性生产技术维度而忽视本质性资本关系维度的情况下,其否定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就成为一种误判,其诸众主体就成为一种抽象,其出离就成为一种空想,其绝对民主就成为一种乌托邦。

陈广春^[4]（2014）在《走向“后现代空间诗学” ——以吉尔·德勒兹的空间思想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下半期的空间转向和诗学嬗变背景之下,本文提出“后现代空间诗学”的概念,其理论资源来自福柯、德勒兹、布鲁诺·拉图尔、米歇尔·塞内、卡斯特尔等后现代空间思想家,研究对象主要可包括文学研究中的空间问题,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的空间问题、城市生活和生态主义中的空间问题、全球化与地理政治中的空间问题等。这种“后现代空间诗学”的内涵不同于传统文学领域的空间维度研究,它强调在数字媒介和全球化时代,一种流动、开放、生成的后现代空间观念以及一种“问题学”意义上的诗学范畴。作为法国当代思想界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思想以差异生成和概念哲学着称,他所创造的众多概念作为逃逸线与日常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对我们的思想、语言、身体等进行着去层化和解域活动。德勒兹的空间思想弥散于他的众多文本,尤其是在他与加塔利的合着《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空间被赋予重要的地位,除了根茎空间、平滑空间、纹理化空间与多孔空间这些明确的空间概念之外,层、线、解域等概念也意味着空间的形态和运动,在他那里空间不仅在地理学和宇宙学意义上被谈论,它也意味语言空间、身体空间、赛博空间、全球化空间等等,这些空间都能够以根茎为模型,在去层化和解域的过程,绘制出一条逃逸线,不断流动、开放、生成。他所制造和重新阐释的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可以将力和强度投射到任何领域,并且形成一架游牧机器,突破和抵抗着各学科中的强势话语。在赛博空间时代,根茎为数字文学所具有的超文本型、交互性、融入性等特征提供了哲学阐释；在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少数族裔等话语批评领域,无器官的身体打破了主体空间的界限和牢笼,视身体为充满着欲望和强度的机器配置,通过生成——弱势游牧于容贯的平而上,以此抵抗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在全球化的超空间时代,平滑空间、纹理空间、战争机器等概念既能为分析资本主义帝国秩序提供利器,又为认知和反抗找寻到可能之途。无论是在前人的着述还是日常实践生活中,我们都能够发现后现代空间诗学的肥沃上壤。后现代空间诗学将促使我们突破文学研究范式和对象,并且有助于理解身份的构建、城乡差距、生态环境等间题,从而拓展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网络批评、地理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路径。

王刚^[5]（2012）在《帝国政治的逻辑建构——哈特、奈格里《帝国》论评》文中指出哈特、奈格里所着《帝国》一书发表后在思想界引起巨大轰动。帝国作为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产物的全球化的主权形式,帝国的权力范式是规训社会之后控制社会的生命政治本质,帝国的生产形式是与工业劳动不同的非物质劳动,帝国的革命主体是取代传统产业工人的大众。帝国、生命政治、非物质劳动和大众正是帝国政治逻辑建构的四维。《帝国》的方法论是欧美中心主义,叙事逻辑是现代帝国主义向后现代帝国主义转变的过程,其意义是预见了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新特征。

宋晓杰^[6]（2011）在《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与革命政治学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奈格里早期的政治本体论不仅确定了其后来政治批判理论的核心构架与方法论前提,而且构成他创建后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关健切入点。奈格里致力于通过挖掘传统形而上学的政治内涵,并以形而上学-政治学-历史情势之间的链接关系,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建构。对他而言,本体论以去目的论、决定论、超验论和辩证法为基本前提,它并不追溯事物的超验起源和基础,而是将视角专注于无限开放的历史创构过程,以从中筹划指向差异和未来的自由解放空间。他重建本体论的目的不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固定在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而是旨在革新关于静态抽象的存在或本质的传统本体论构架。他通过发掘传统形而上学潜隐的政治权力配置,从理论根基处将它们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连接起来,以彻底清除激进革命线索中的资本主义遗毒。首先,他始终基于劳动-资本的阶级对抗逻辑,将传统本体论的超验-等级-表象、调解-平衡-综合的内在机制,激进化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配置,然后再强调创构性的本体论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学对它的总体拒绝和二者之间彻底的政治决裂。其次,他又在无产阶级被解放时间的一元空间中,强调其多样性-主体性、集体性-生产性-创构性的内生性机制,进而在时间性的即将到来的本体论视域中,积极建构无产阶级自由和欲望的革命筹划。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本体论其实就是奈格里批判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基石。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以及五月风暴和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为现实背景,以《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斯宾诺莎和尼采在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当代复兴为理论资源,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从纯粹客观的结构层面,拉回政治性话语中的革命主体性。它主要包括具备逻辑递进关系的双重语境,第一个语境体现出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运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中寻求新政治主体和社会本体力量的努力。他建基于对劳动和劳动力的持续关注,彻底颠倒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关系,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激进政治解读,重建以阶级构成的政治性和主体性构架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心结构,重组列宁的主体和组织理论及其当代化视域,以此消除正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幻象和革命乌托邦残余,这些方面都构成他政治理论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基石。第二个语境则是奈格里基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为新的政治主体所确立的本体论视域。福柯的逾越哲学和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奠定了其政治本体论的逻辑基础。他深入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揭示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马克思与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的对抗逻辑,以辨识出真正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形而上学筹划:内在性平面、创构性力量、个殊性事件和绝对民主。第一重语境以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为现实背景,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性-主体性话语,第二重语境则赋予这个政治主体以根本属性和出场方式。奈格里对政治问题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其实是对政治本体论视域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延伸。这个思想推进过程同样主要包含双重递进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侧重分析宏观层面的政治哲学命题,它以政治-社会、国家-宪政、革命-民主为主题,以作为主体性创构力量和开放性革命筹划的制宪力为核心,深入剖析了制宪力-永恒革命-绝对民主和宪制权-国家-宪政体系-主权权力的对抗语境。从本质上来说,制宪力就是创构性本体论和激进政治主体的另一个称谓,它代表着绝对的永久革命性、开放的力量创建原则、个殊性和偶然性的内在性事件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为奈格里的后社会主义解放理论确立了总体的政治宣言、革命纲领和行动准则。第二条线索则聚焦于现实层面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问题,它以后福特主义背景下劳动形式和无产阶级劳动力、资本主义权力实践和主体性生产模式的根本改变为现实基础,以绝对的内在性和平滑的政治学为理论前提,以身体政治和游牧政治为核心线索,积极建构了以诸众、游牧革命和激进民主为主题的后现代主义政治革命理论,以此来寻求马克思与后马克思思潮的历史连续性,协调求批判性-解构性与建构性-伦理政治性的内在统一。总体而言,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是一个以差异、主体和事件为构架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以主体性和革命性、内在性和创构性、偶然性和差异性为根基的事件哲学,是一个以开放性、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为基础的激进政治模式,是一个以活劳动-力量-欲望、制宪力-诸众-绝对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主体理论,是一个以唯物主义批判、绝对内在性和共产主义为本质的激进革命传统。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摇摆在唯物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民主,是晚期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混合物,最终因对主体性维度的偏执、对历史过程的简化和对历史本质论的拒绝,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简军波^[7]（2006）在《权力与合法性 ——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困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现代政治合法性理论入手，概括了现代政治权力满足合法性所需遵循的条件，再以此为分析工具和视角，对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揭示了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在后冷战时代严重稀缺的情形，并探讨了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国际权力的合法性困境以及产生这一困境的原因。本文的基本假设是：任何权力都会遭遇权力对象的合法性诉求，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际权力正遭遇来自民族国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诉求；在合法性诉求面前，美国将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中：追求与排斥合法性都不利于其国际权力的维持与扩张，在对外政策中则表现为追求合法性与排斥合法性并存的“两面性”特征。本文的基本任务将去证明这些假设，从合法性角度揭示和阐释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的有限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国际权力”概念只是对权力的描述，不包含先验的价值判断。为此，本文主要分两部分进行论述。前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国际权力概念及其现代合法性条件；后一部分则运用前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探讨美国国际权力的合法性现状、合法性困境及其原因。具体而言，在第一部分，本文在现代政治合法性内涵与条件基础上，阐述了国际权力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动力（包括国际权力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社会日益提高的反思与质疑国际权力的能力），总结了现代国际权力合法性的三个条件：程序上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价值上尊重主权原则、国际民主和文化多样性；功能上向国际社会提供丰富和高效的国际公共产品，以及提升国际公共福利水平。在第二部分，文章首先分析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问题产生的两大前提：一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势的国家，在国际社会具有无可比拟的国际权力，且它趋向于不恰当使用其权力；二是，继续存在的民族国家和日益勃兴的全球市民社会构成了反思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的两大主体。接着本文考察了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严重稀缺的状况：程序上，单边主义行为冲击着国际法和国际制度：价值上，其人道主义干涉与军事行动侵害他国主权，忽略国际社会对国际民主的期待和要求，其文化帝国主义正侵蚀本土性文化的基础；功能上，继续维持和巩固国际经济旧秩序，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并且在促进全球安全与合作方面没有提供足够丰裕和高效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稀缺状况遭到了民族国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垢詈与抵抗，日益增多的针对美国的反全球化运动和反美主义力量便是这种质疑与反抗的明证。简言之，美国的国际权力合法性问题在后冷战时代日益凸显。最后，本文探讨了在其国际权力合法性稀缺背景下，美国所选择的帝国或领导权策略皆难有太多成功的可能性，因为美国无论采取何种策略，都会使其权力的运用陷入合法性困境，即它长期追求合法性会损害国家利益，而摆脱合法性束缚的努力又会遭致各种反抗以及消耗过多资源，遵守和摆脱合法性条件都将使美国陷入不利的境地。这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同时存在帝国与领导权两种策略成份，具有寻求权力合法性与摆脱权力合法性的政策并存或有时交替出现的“两面性”。

黄晓武^[8]（2004）在《帝国的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4年5月底-6月初,《帝国》（Empire）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耐格里来华访问,在上海和北京两地作了多场讲座和报告会（其间,两位作者应本刊编辑部邀请,与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座谈）。本期《文化理论》栏目组织了相关的四篇文章,意在深入理解《帝国》一书的精神实质,促进国内学界及广大读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黄晓武^[9]（2004）在《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文中研究指明 在本栏目上期文章中,意大利着名学者安东尼奥·耐格里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法哲学教授达尼罗·佐罗探讨了《帝国》一书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的概念问题。在本期文章中,他们将继续探讨“帝国的辩证法”问题和大众革命的可能性。帝国的辩证法 佐罗:我认为您的帝国理论中有一个方面有点问题,那就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式的典型的历史辩证法。

黄晓武^[10]（2003）在《帝国与大众（上）——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文中认为英刊《激进哲学》第120期（2003年7—8月号）发表了安东尼奥·耐格里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法哲学教授达尼罗·佐罗关于《帝国》一书的访谈。以下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二、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2）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生命政治视野下劳动主体、社会矛盾及解放路径的转型 ——哈特和奈格里的激进政治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走向“后现代空间诗学” ——以吉尔·德勒兹的空间思想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5）帝国政治的逻辑建构——哈特、奈格里《帝国》论评（论文提纲范文）

（6）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与革命政治学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权力与合法性 ——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帝国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9）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10）帝国与大众（上）——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四、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D]. 张玉倩. 外交学院, 2021
• [2]奈格里与哈特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D]. 付友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生命政治视野下劳动主体、社会矛盾及解放路径的转型 ——哈特和奈格里的激进政治哲学研究[D]. 张早林. 南京大学, 2019(11)
• [4]走向“后现代空间诗学” ——以吉尔·德勒兹的空间思想为个案[D]. 陈广春. 广西师范大学, 2014(11)
• [5]帝国政治的逻辑建构——哈特、奈格里《帝国》论评[J]. 王刚.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6)
• [6]政治主体性、绝对内在性与革命政治学 ——奈格里政治本体论研究[D]. 宋晓杰. 南京大学, 2011(06)
• [7]权力与合法性 ——冷战后美国国际权力合法性困境研究[D]. 简军波. 复旦大学, 2006(02)
• [8]帝国的逻辑[J]. 黄晓武. 国外理论动态, 2004(08)
• [9]帝国与大众（下）——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J]. 黄晓武. 国外理论动态, 2004(01)
• [10]帝国与大众（上）——耐格里论全球化的新秩序[J]. 黄晓武. 国外理论动态, 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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