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

一、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顾超^[2]（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马宗亮^[3]（2020）在《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族工作给予高度的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都顺应时代环境而产生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建设过程中,在历代领导人的传承和发展之下,通过理论层面的不断完善和在现实社会中付诸实践的历程,探索出了适应中国的民族理论体系与方针政策,且这一体系继续被继承和完善。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从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发表了比较完备的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动了民族工作的发展和完善。本论文从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全新论述入手,初步探讨其有关民族工作论述的形成,以及在民族关系、民族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理论创新,深入了解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主线、目标及战略部署。民族工作要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如“石榴籽”般紧密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坚持全面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朝着统一与自治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结合的主导思想发展完善,坚持以“导”的理念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等论述,是顺应全球化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方针,也是实现复兴伟业的向导与保障。习近平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方向和对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继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就。

汪书路^[4]（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说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张志强^[5]（2019）在《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们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想认识从来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引导。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是一种人的社会意识、观念形态,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因而不同的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就参差不齐。分布于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原因,其内部多数人受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的影响,但从历史脉络及现实生活角度来看,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联系又具有显着区别。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生机勃勃、思维活跃,正处在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同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由于成长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较易受到宗教文化因素等多元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引导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成功开辟,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也证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于中国实践的正确指导意义。按照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宗教观,宗教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归根到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决定。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一种宗教观都更为正确地把握了宗教,从而实现了宗教观历史上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集中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思想之中,也反映在同时代和之后赞同并用以研究宗教问题的人们的思想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就是这一科学理论结合中国实践的赓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宗教观,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飞跃,是教育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根本遵循。“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科学世界观宣传教育,引导他们相信科学、学习科学、传播科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培养青少年树立科学宗教观作为宗教工作重点之一,作为“主要矛盾”和必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看待。通过科学理论引领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关涉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健康成长成才,关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和巩固,关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进程,关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必须要重视和落实的一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践证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宗教观重在引导。那么,如何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国家的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之间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不容忽视、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和及时解答的重要时代命题。概而言之,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问题的总体看法与时代进步相契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但也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因此,为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如何以科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与学术研究意义。除了导论,本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依据的系统阐释,通过探寻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理论进路,深切领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宗教观的科学内涵;第二章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引导实践,总结了引导实践的辉煌成就与有益经验;第三章是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宗教观念现状的调查分析;第四章在整理归纳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实证调研与学理分析,本文第五章提出了引导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时代要求与对策建议。本研究全文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紧密结合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针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对宗教等问题的观念现状及特点,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组织座谈、数据分析、文献研究等方式,既有对实践引导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凝炼,也有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思想认识现状及引导不足的调研分析,为进一步探索如何引导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从思想认识方面的主要问题、影响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利因素和引导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不足之处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所面临的考验与挑战,建议通过正确、科学、合理的协同创新与完善,以引导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郭瑞科^[6]（2018）在《列宁宗教观研究》文中提出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俄国的时代特征、现实国情、革命实践及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系统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列宁宗教观的诞生,确立了前苏联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基本体系,也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惨痛教训。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以后,关于列宁宗教观的巨大争议始终存在。在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重新全面深入研究列宁宗教观,既为了固本清源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科学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宗教工作不断前进。列宁宗教观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俄国化、实践化、系统化和大众化,体现了俄国特色并具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品质。它主要由“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宗教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根据它的理论主题（“社会主义与宗教”或“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后者可分为“列宁政教关系理论”和“列宁宗教意识形态理论”两部分。列宁政教关系理论涉及到“宗教与政权”、“宗教与政府”、“宗教与政党”等多重关系的处理,旨在解决宗教作为“社会实体”产生的问题,在价值诉求上不仅要实现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还要实现人的解放。列宁宗教意识形态理论旨在解决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产生的问题,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着本质联系,且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巩固和建设。列宁宗教观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宗教观,只有揭示它的哲学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整体上深层次把握其精神实质。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研究内容和逻辑框架上做了如下安排。首先,从总体上分析列宁宗教观的形成条件、发展历程、核心概念、逻辑框架和基础理论。其次,在列宁政教关系理论部分,先是梳理该理论的理论和历史起点;接着具体阐述它的理论架构,即其在宗教与政权、政府、政党等关系问题上的主要原则和观点;最后揭示其理论特点和现实诉求。再次,在列宁宗教意识形态理论部分,先是从宗教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联系中揭示该理论的逻辑进路;接着从信仰观、政治观、世界观、道德观角度解读该理论的内容体系;最后从问题向度、理论路径、哲学基础、政策实践等方面分析它的理论创新,并从摧毁宗教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和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分析它的实践意义。论文主体部分最后一章,则从整体上分析了列宁宗教观的理论品格、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邹俊娟^[7]（2017）在《《民报》中的哲学世界》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报刊在中国出现和发展,对于中国哲学的传播媒体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变化。现代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家、中国哲学发展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因此,现代报刊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文本。《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最有影响力的时政—思想性报刊之一,它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民报》的撰稿人当中,集中了一大批革命派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如孙中山、朱执信、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也集中了一批投身革命的有学问的经学家,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这一思想群体在《民报》上阐发“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时,不仅直接涉及到政治哲学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甚至上升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高度,章太炎就是在《民报》上建立了自己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因此,本文以《民报》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提炼并探析《民报》中的哲学世界,力图通过这一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视域深入理解和把握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哲学的开展,展现《民报》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考察《民报》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探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国家构建问题,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和探讨。《民报》对于现代民族国家问题的探讨广泛而深入。孙中山形成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理论;陈天华形成了反帝、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主张;章太炎在批判代议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建国理论。汪精卫提出了鲜明的排满建国主张。《民报》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探讨,引起了《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驳斥,双方进而围绕“排满建国”还是“合满建国”、民主共和在中国是否可行,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不仅使革命派的民族国家理论得以修正,而且更加深入人心。《民报》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探讨,推动了 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形成,启迪了后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对民族国家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二章主要考察《民报》对革命问题的探讨。“革命”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时代主旋律。革命派思想家在宣传革命时,激活了古代革命观念的合理内涵,又融入西方现代革命理论,形成了现代革命观念,孙中山在《民报》上,形成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使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层层深化、逐渐丰富充实起来。陈天华对“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进行了区分,体现出对现代革命的性质、目标、前途比较清楚、深刻的理解;朱执信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进行了辨析,体现出现代革命对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追求;章太炎对“革命”与“道德”关系的阐释,体现出现代革命异于古代革命的价值追求。《民报》对革命的宣传和思考,标志着中国人在革命观念上的转变和飞跃,实现了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第三章主要考察《民报》对民生主义的探讨。孙中山在《民报》上第一次把民生主义鲜明的表达出来。它是孙中山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独特思考,它以平均地权为内涵,体现了革命派对平等的追求。孙中山主张,中国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这引发了《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与《民报》撰稿人,围绕民生主义展开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革命派进一步阐明了社会革命必行、可行、能行。由于孙中山将民生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他在宣传社会主义时,尤其推崇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了《民报》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译介和传播。这一传播,较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前进了一大步。《民报》对民生问题探讨,是革命派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建设的初步思考。这一思考为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四章主要考察《民报》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在看待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取法西学与“保存国粹”的并存、互立的新特点。《民报》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讨就显示了这一新特点。孙中山在《民报》上提出了“取法乎上”的,主张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民报》撰稿人积极宣扬西方政治学说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理性地面对西学的冲击,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保存国粹”的主张。由此,《民报》也成为“保存国粹”主张的宣传阵地。《民报》上取法西学与保存国粹主张的并存,共同推动了 20世纪初年中西文化观的演进,共同影响了“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共同实现了中西文化观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第五章主要考察《民报》对历史观问题的探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形成了改良派的渐进进化观、革命派的激进进化观、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进化观。革命派的激进进化观在《民报》中得到了集中的阐扬。《民报》撰稿人将进化视作“公理”,以进化言说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人力”在革命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发挥众人的革命意志,加速进化的进程。在革命派宣扬激进进化的同时,章太炎开始对直线向上的进化产生质疑,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俱分进化论”。他以“俱分进化论”为理论根据,批判西方的政治制度,主张重建革命道德,认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革命派的激进进化观适合救亡危机的时代要求,但也存在弊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不仅对这一弊端进行了反思和修正,而且在中国科学主义思潮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开启了 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民报》对进化问题的探讨,将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进化观念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第六章主要考察《民报》与章太炎的“真如”本体论。《民报》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这一标志就是,章太炎在《民报》上建立起了“真如”本体论。“真如”本体论是章太炎以唯识宗的“八识”、“三性”、“四分”作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这一本体论将宇宙视为非有,提出世界皆是意志的表彰,主张“真如”变现世界万物。“真如”本体论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倡“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原则。章太炎力图以此重塑国民道德,重建近代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时代效果。探求其中的原因,与他构建的“真如”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和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真如”本体论,启发着后来的思想家,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它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重要一环。通过对《民报》哲学问题的研究,可见《民报》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民报》中的哲学探讨推动了 20世纪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显现了现代报刊与20世纪哲学开展的密切联系,展现了学术视域与政治视域之间的内在张力。这对深化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赵同良^[8]（2017）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力求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的结构框架是,先从基本理论开始,从整体上辨别厘清文化、政党文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介绍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然后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归纳、总结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不同特点、内容及变化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并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概括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整体特色和价值取向;由此进一步展开分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最后基于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现状,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建设路径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对策。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束语三个部分,正文由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国内外本专业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逻辑框架、论文的研究难点重点和创新点等。第一章主要阐述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政党文化、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基于“文化研究”的方法,本文从多学科、多维度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解读。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性的整合概念,从内部看它是习得的、共识的意义符号体系,从外部识别上可以从“符号表征”、规范、价值观三个层面去分类。具体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从外部视角看它就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组织的“标识”、规范、价值观等,从内部视角看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成员达成的意义共识体系。通过与党性、党风、中国共产党精神等一些相似概念的比较,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含义和内容。第二章主要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对其形成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从历时性的纵向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历史变化过程,总结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显着特征,概括每一时期的不同内容,并分析了每一历史时期“文化何以如此”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维度层面,考察对于形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几个关键因素,主要是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治精英的主体性贡献、对外来文化资源的批判借鉴等。第三章在整体上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取向进行论述。笔者从政治性、实践性、民族性、人民性、革命性等维度对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一个塑造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树立和弘扬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价值观体系过程中,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的。笔者从根本价值取向、基本价值取向、整体价值取向、核心价值取向、终极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概括和阐述。第四章主要在具体层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丰富多样的,论文从三个层面分别列举了部分内容作为例证并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所使用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表达的语言特色;通过一个建筑风格的举例,解释了潜藏于其中的规则和价值观。对于党内规范,论文不仅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党内规范体系,而且还对党内非正式规范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在列举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外,还分析了那些不易被发现却又发挥巨大影响的隐蔽的“深层次文化结构”。第五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困境和难题,并根据当前的具体现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应对思路。笔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要继承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要进行价值观建设,除了要弘扬与引导,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实际状况激发人们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分析阐述政党文化建设的三个重点,即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和贯彻群众路线。结束语部分,以加强政党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给予进一步思考。

PHAM QUANG TRUNG（范光忠）^[9]（2017）在《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对包括越南在内的诸多国家的思想、艺术、生活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存在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由留学欧洲的越南知识分子引进和传播,并且在越南快速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存在主义文化运动。20世纪60—70年代,存在主义直接影响了越南南方的思想、文学、绘画、音乐,引起了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他们就存在主义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各种学术期刊和文艺杂志陆续发表了关于存在主义的大量文章,存在主义成为了当时越南南方学术和艺术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存在主义对越南南方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嬉皮、反战、女权等运动因此而兴起。然而,自1975年至19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越南开始反对和排斥存在主义。1986年后,随着越南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越南社会生活重新受到了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的影响,越南学术界和艺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存在主义对越南社会所产生的多维影响。由于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涉及的领域广、问题多、社会心理较复杂,所以全面评估存在主义对越南的影响有利于越南思想、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越南存在主义思潮的源头。存在主义融入越南的过程长,表现形式独特。在1954—1975年间,越南社会沉浸在战争、死亡、痛苦、仇恨之中,这为存在主义在南越扎根和广泛传播提供了现实土壤。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1963年前,存在主义在越传播初期。（2）1963—1975年,存在主义对越深刻影响期。（3）1975—1986年,存在主义在越受排斥期。（4）1986年以来,存在主义在越重受关注期。在这个时期,存在主义重新引起了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对越南社会影响逐渐回升,尤其是在文学创作和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主义在越南的接受过程主要表现为四个特点:第一、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第二、丢失了反唯理主义的本质;第三、成为1975年前西贡政府的思想工具;第四、有吸收其他流派的思想并与之交叉的趋势。在思想上,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主要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授们,他们热衷于在越南传播存在主义。其中,阮文忠接受和传播的主要是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陈太鼎接受和传播的主要是有神论存在主义。然而,虽然他们都接受存在主义,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并不一致,甚至产生了各种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神论存在主义与有神论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这些争论促进了越南本土思想与存在主义的迅速交融。在文学方面,存在主义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大。因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与此相关的创作题材更加丰富,文学作品数量倍增。其中,较为典型是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在其他艺术方面,存在主义对越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音乐和绘画上。天才音乐家郑公山以及被视为绘画色彩大师的宝趾堪称越南存在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成为郑公山和宝趾创作的灵感泉源之一。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郑公山的音乐创作和宝趾的绘画创作在表现现实世界的荒谬以及对人类生存的诘问等方面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美国所扶持的西贡政府统治阶段,存在主义思潮引发了越南南方嬉皮、女权、反战等运动。它们深刻地影响了 1975年前的南越社会。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嬉皮生活方式和女权运动对越南社会生活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其影响蔓延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青年人和文艺界人士的影响巨大。但因社会环境、风俗习惯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南越嬉皮潮流与欧美国家嬉皮潮流存有差异。在越南的现今阶段,存在主义对年轻人生活也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激励着青年人去追求自由、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另一方面,也因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关注而造成了对道德和法律的漠视。

文育兵^[10]（2017）在《新中国前17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前17年党和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与国际形势,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开展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思想教育运动,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运动。全文主要内容分为绪论、正文及结语等三个部分,绪论主要内容讲的是选题的缘起、选题的研究现状、论文写作的研究方法及本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研究创新与不足。其中正文的主要内容一共有五章,第一章,主要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兴起,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神论思想、无神论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含义;第二部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信仰的背景;第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及提高科学人文素养的必要性;第二章,主要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以党员干部、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为教育对象;第三章,主要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开展以学校思想政治课、报纸、杂志、广播、影视、戏曲、编写无神论小册子及翻译外国无神论着作等为教育宣传形式;第四章,主要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以传承中国无神论思想,批判有神论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宣扬科学知识,破除封建鬼神迷信为内容;第五章,主要写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成效与不足,成效是弘扬中国无神论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批判封建迷信,提高科学和人文素养。不足是无神论教育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因地域环境与知识结构差异,宣传教育难度大,神学思想并未彻底清除等,最后为结语。经此次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真正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我党与人们大众思想上的指导地位,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提高了党与人民大众的科学人文素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但也应该看到此次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运动受历史与现实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封建鬼神迷信思想并未彻底清除,应该对其客观评价,总结经验教训。

二、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论文提纲范文）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5）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列宁宗教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民报》中的哲学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前17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基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3]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初探（2013-2019）[D]. 马宗亮. 兰州大学, 2020(01)
• [4]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5]西北少数民族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D]. 张志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6]列宁宗教观研究[D]. 郭瑞科. 华侨大学, 2018(12)
• [7]《民报》中的哲学世界[D]. 邹俊娟. 武汉大学, 2017(06)
• [8]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赵同良. 武汉大学, 2017(06)
• [9]存在主义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D]. PHAM QUANG TRUNG（范光忠）.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10]新中国前17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研究[D]. 文育兵.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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