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层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关于现代陶艺（论文文献综述）
李娜[1]（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郑容坤[2]（2021）在《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文中指出
汪大贺[3]（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指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关永皓[4]（2020）在《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翻译研究的方法、路径、范式在不断翻新,翻译理论也越来越丰富,翻译不应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应同时兼顾语言、跨文化交际、语篇特征等属性,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本论文认为,翻译的直接对象应该是原文语篇,而翻译的最后成果则是译文语篇。因此,本论文从语言学的视角,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句法学、语用学等的相关理论,宏观上从语法连贯、语义连贯、语用连贯三个大的角度,微观上则是从该三大角度的下位分类出发,以中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日译本《习近平国政运営を语る》两个语料为研究对象,在对照分析两个文本各自的语篇连贯的基础上,对语篇连贯在日译本中的重构进行了研究,目的在于探讨语篇连贯在汉译日翻译过程中发挥的指导性作用及应用的可能性,并以此检测译文的准确性。在语法连贯视角下,首先从照应、替代和省略、连接等多个具体的角度对日译本中的语篇连贯的重构展开了研究。在“照应”这一小节,主要探讨了第一、二、三人称及其复数的日译。在“替代和省略”小节,着重探讨了指示词“如此”、“这么”、“这样”的日译。“连接”小节里,对连词“以及”进行了研究,发现译文语篇要达到连贯重构的目的,不可过多受原文语篇的掣肘,而是应根据日语的语言特质、译文的语篇连贯特性等,作适度的增减及调整,不能简单地移植原文的结构。其次,从修辞连贯的角度对译文语篇的连贯进行了研究。具体是择取了有代表性的“排比”修辞格,从句子的排比和句子成分的排比两个角度分别展开了研究。原文语篇中的排比对译文语篇中排比的使用与否,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多数情况下按照原文中顺序翻译为日语,即可重构连贯。另外还发现,语篇中存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日译词不同的情况。为了使语篇在连贯方面更紧密,有必要对译词进行统一化处理,以提高受众的接受程度。再次从句法连贯的角度,以“被”字句为探讨研究对象展开了研究。发现原文中的“被”字句与日语被动句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多数的“被”字句可以译为日语的被动句,但也有例外,有的“被”字句翻译成日语被动态反而不自然,进行汉译日翻译时,需要同时兼顾译文的连贯性。然后是从语序的角度,包括主谓殊位、定语、状语等角度,考察了译文语篇中的连贯是如何重构的。通过对原文语篇的整体分析,发现主谓殊位主要发生在汉语的“是”字句中,数量也很少,且并未发现“是”字句以外的主谓殊位的情形。“定语”小节中,主要探讨了双重定语和多重定语的日译。整体而言,译文中多重定语的排序受到的制约因素很多,需要在译前准备阶段,译者对原文语篇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分析清楚多重定语之间的关系。最后从主位推进模式的角度探讨了一个较长篇幅语篇中连贯的重构,发现原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在译文中往往会发生变化。主位推进模式是否要调整,不仅取决于译者,还要观察译文语篇连贯性是否得以保证,以及连贯是否顺畅。语法连贯是研究《治国理政》及其他中央文献日译的根本出发点和基础,同时也是首要层次,因为翻译说到底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要处理的首先是语言,尤其在书面形式的语篇中,这一特征更为显着。在由低到高的、划分为词、句、超句体、段落、语篇的各个层级上,中央文献的汉译日都要遵守译语的语法规则和使用习惯,译语语篇中的前后句子、前后段落的连接上,要流畅自然、不带逻辑矛盾,同时体现应有的、恰当的逻辑关系,以使译文语篇的连贯得以恰当重构。在语义连贯视角下,首先从小句经验功能角度对语篇连贯在《国政运営》的语篇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及物性系统的六个“过程”（process）在翻译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论文认为,在《治国理政》的汉译日过程中,译文语篇的小句的“过程”类型的择取,要兼顾语篇的意义;其次,译文语篇的小句间逻辑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服从于译文语篇的整体意义,并同时受原文语篇中小句的“过程”类型的影响和制约;再次,由于原文语篇中的一个小句,在译文语篇中可以用两种或多种形式表达,同时为使译文语篇的语义连贯重新构建起来,小句也有可能进行分译、合译、不译,甚至有可能降至次一级的单位（词组、短语等）进行表达。其次从重复和同义性衔接两个角度,对《国政运営》中的句际语义连贯进行了探讨。通过对两个语料的对比分析,发现有的原文的衔接在译文语篇中保留下来,从而使译文语篇的连贯性比较明显;而有的例子中,衔接在译文语篇中没有完全保留下来,有衔接中断的现象,对语篇的连贯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使译文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也能清晰可见,保证语篇的连贯性,应当参照原文语篇中的语义上的连贯,使其在汉译日的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再次从同现关系的角度,对语义连贯进行了探讨。在《治国理政》的汉译日翻译中,要注意具体语义的表达,消除歧义,以确立该词的具体语义指向,消除模糊语义,重新构建译文语篇的连贯。然后从段际语义连贯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发现通常需要让译文语篇在语义连贯方面与原文语篇保持一致,一般不做改动。为了保持语义连贯、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有时需要对句子进行适当的处理,如分译、合译等。最后从深层逻辑语义的角度对两个实例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研究发现在《国政运営》语料中,有的深层逻辑语义没有翻译出来,造成译文读者难以把握原文语篇的意义,主旨不鲜明,导致翻译出现了失误,连贯发生了断裂。因此本论文认为,译者需要全面分析原文语篇的深层逻辑语义,并在译文语篇中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在语用连贯视角下,首先,对关联翻译理论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对语篇连贯重构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并从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个不同的视角,对连贯在《国政运営》中的重构进行了研究。直接和间接翻译方法使《治国理政》的日译能够顺利达到翻译目的,在译文语篇的连贯方面也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其次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对其在《国政运営》的语篇连贯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原文语篇和译文语篇在语域的三要素方面,对应清楚,所表述的主题基本一致。语场方面,原文语篇的连贯,在译文语篇中以相同的语言结构保留;语式方面,原文和译语之间对应性强,各自也都达到了语式的要求;语旨方面也符合讲话人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原文的语篇连贯在译文语篇中得以重构,达到了翻译的目的。最后从语域的角度,对其在《国政运営》的语篇连贯重构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语域包含语场、语式及语旨,三者之间关系紧密、缺一不可,任何一项的改变都会影响语言使用,从而导致不同的语域产生。语式方面,结构上存在对应,句式既有变化又有规整,如长句与短句的结合严密。语旨方面,译文语篇也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的讲话特色,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因此可以说,语场、语式、语旨对日译及《国政运営》的语用连贯重构有指导性的作用。通过以上三个视角的探讨和研究,本论文认为三者在《国政运営》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缺一不可;三者所构建的译文语篇《国政运営》的连贯在整体上不是线性的或单向的,而是一个互相交织的立体网络。语法连贯处于最基础维度,是汉译日翻译和译文语篇实现连贯重构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首要视角和必须正确处理的首要问题。语义连贯与语法连贯紧密相联,且处于语法连贯的上一层次。语法连贯与语义连贯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关,而是同时发挥指导作用、并行不悖的关系。语用连贯是高于语法连贯和语义连贯的一个维度,处于二者之上,《治国理政》和其他中央文献的日译,在使译文语篇的语法连贯和语义连贯的同时,也要兼顾语用连贯。通过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语篇连贯在中央文献汉译日的翻译中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译文语篇中的连贯重构具有指导性作用。语篇连贯在译文语篇中的重构,可使译文语篇更具有连贯性,同时也使语篇特征更为清晰。基于语篇连贯角度的本次研究,不再局限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是将中央文献的汉译日翻译看作是超越字对字、句对句逐一翻译、机械翻译的翻译,将研究视野拓展至语篇层次,探讨语篇层次上的译文语篇的连贯重构。本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文本对比分析法、文献综述分析、跨学科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1）视角独特。本次研究是从一个崭新的语篇连贯的视角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展开的汉译日翻译研究。从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相同或相似视角的研究,是一次有益的尝试。（2）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紧密结合。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日译本的相关数据,并以获取的数据为依据,对日译本的受众接受度进行分析,同时也是对本论文的客观性的支持;（3）紧密联系中央文献研究实际。本次的研究结果,可以为语篇连贯视角下的中央文献的汉译日实践和研究,提供一定的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所采取的视角和方法,是为了能更好地翻译和研究《治国理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同时也期待能为其他中央文献的外译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提高外宣翻译质量、助力中国声音的海外有效传播提供一定的参考。
崔佳[5]（2020）在《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性的生成与完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核心的主题。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经济学哲学批判、对资本与经济合谋的政治与哲学解构、对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判定中无不指向这一核心问题。也正是在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想历程中,马克思表达了对完满丰富的感性人性和自由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也明确地表达了立基于具体人性的审美思想。“美的规律”的理念、“劳动创造美”的观念、“音乐的耳朵”和“形式美的眼睛”的观点等具体地表达了他审美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基于具体人性论的审美思想将感性活动这一形下活动升华成审美活动的存在论根基,回应了传统审美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困境、面对了现代审美的物质主义难题,将审美真正导入到改变世界与实现人类全面自由解放的思想境遇之中。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将创造美的过程作为审美应有的内容,又使审美的既定对象复活了与生存与发展的互动关系,从根本上变革美与审美二元对立的美学范式。本文就在此意义上来展开对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以期探寻审美回归的思想路径与实践智慧。审美是美对人的感性触动,更是人对美的主体回响。审美是关乎人的心理、感官、情感和想象,是对心灵与道德的指引,对人生活的观念、存在的理解、价值的追求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性审美日常化的沉沦、大众化的享乐、抽象化的疏离、商品化的客观等事实,戕害了人的审美能力、物化了人的审美体验、弱化了人的审美批判,为资本逻辑宰制和意识形态把控创造了可乘之机。依循审美观念的思想历程、重拾审美的人性根基、重建审美的体验逻辑、追录审美的价值理想成为直面审美困境、开掘审美意蕴、生成审美能力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为,马克思的审美思想要求我们既要关注审美对象所体现出来的美的本质,又需要关注审美主体能够感受美的能力本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观念不再是分裂人的创造美和感受美这两种活动的审美范式。而是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自我理解的意义上,去创建审美的实践范式。可以说,马克思的审美思想真正走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地基,筑起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批判的塔楼,同时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社会的肯定性理解与否定性理解的辩证统一之中。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为根基,探讨马克思如何以审美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的社会、现代的历史发展逻辑,如何以审美实践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解放。形成以思想发展史为前提,哲学理论为依据,时代发展现实为背景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五章:论文的第一章在梳理西方审美观念的历史演变中透视和把握不同时期审美主体与人性生成的内在关系,在审美的思想史定位中,探析传统审美观念的思想疑难与实践困境。论文认为,从古代到近代,审美经历了从主体被赋予神性、理念和上帝的聚焦形式,导致审美主体自我迷失,形成审美观念实体化阶段;到注重感受和趣味的先在性,导致固化主体的物化审美阶段;再到将实在的理性和抽象的感性予以综合的、主体人性分裂的形上审美过程,来呈现马克思审美思想的思想史根基。论文的第二章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和立足人性观变革来透视马克思的审美思想变革,从感性活动的真实意义揭示人性的“类本性”和“类特性”,建构具体人性观的感性活动;并以感性活动为中心来理解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在人性基底中获得审美主体的感性生成。内在地敞开了一个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存在论根基的审美原则,形成了马克思研究审美的理论根基和自身理论逻辑阐发的独特维度。论文的第三章从马克思的自身理论把握其审美思想的内涵,构建以感性活动、现实历史和自由个性为核心概念的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内在逻辑。作为审美存在论根基的感性活动,不再是外在于审美的附属性内容,而构成了审美的内在环节和要素。审美所体现的不仅是关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对象意识”,更是关于自身存在状态和价值追求的“自我意识”。审美直观与个性的生成在根本上呈现为一种历史性关系,在全面把握人类审美活动的复杂构成中,实践活动既是人类性与自由个性的结合,又具有审美的自由意境和构成了“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形上追求。论文的第四章力图在自由、全面解放和发展中建构马克思的审美理想,并从“美的规律”的审美实践,超越受现代意识形态形塑的认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审美观念。在人的双重属性和审美关系的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中,构建审美的内在规范,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将审美作为人生存的本质维度。使人能够从直观、体验和移情等审美环节中看到人性的更高存在和理想存在,实现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论文的第五章以现代性批判回应现实时代,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审美思想同时是一种审美现代性批判。不仅展开了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对当代西方审美思想的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审美现代性批判建立审美实践的当代视野,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批判、社会批判,重建现代社会的审美现代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审美状况和发展趋向的重要思想参照。
蒙媛媛[6]（2020）在《淄博市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实践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我国乡村“空心化”与“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乡村发展问题重重,乡村文化更是难以传播与传承。乡村公共空间的保护与发展则是传承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们对乡村关注度逐渐增多,在此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不断发展,经济活力得以提升,促使乡村文化公共空间产生了新内容。如何利用当前的这些变化,保护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以蝴蝶峪村为研究对象,以优化乡村公共空间、满足当下蝴蝶峪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为目的,通过对该村自然资源、村落特征、建筑空间现状等多方面的梳理整合,分析蝴蝶峪村当下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从而认识到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另外,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分析方法以及对国内外优秀实践案例的整理分析,对现有蝴蝶峪村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以及使用人群对乡村公共空间的真实反映和需求,从保护地域文化、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蝴蝶峪村的公共空间设计相关策略,以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来展示和延续乡村精神,重塑乡村公共空间,激发乡村发展新活力。同时,希望能为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洪诗莹[7]（2020）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促进文化品格素养培养的策略研究》文中指出2017年,英语学科课程标准修订完成。本次修订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强调立德树人对促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作用,与高考综合改革相衔接。无论是课程方面对培养目标的调整,还是落实在学科课程标准方面的具体改变,都强调了核心素养在素质教育中对培养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重要作用。由此可看,我国教育目标已将立德树人与核心素养相结合以应对新世纪的人才需求。而教材是价值取向、知识、技能的载体,是呈现课程知识内容的重要文本。将教材落实到各学科实际教学成果中,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亦是当前教育的诉求。自古以来,语言与文化便是相互依存的。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科,与文化的学习密不可分。高中英语新课程标准加强了学生语言文化的学习要求,与核心素养价值理念相交融。在英语教学实践的探索中,学科的核心素养逐渐衍生以适应新课标下核心素养发展要求的课程建设指导。而现有的实际问题是教材本身的学科素养在转化为实际的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存在对学生文化意识教育薄弱性的问题,教育者亦未能将核心素养与课程有效结合。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将围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课程建设问题,以文化品格素养为切入点,结合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必修1-5册）中每单元的第一篇阅读篇章为研究对象,围绕“新课程标准下文化品格素养是何种内涵?阅读篇章中内容的文化品格表征?现阶段下如何改革完善阅读教学策略方能迎合新课程标准英语学科文化品格素养下的培养目的?”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出教材中所体现的文化品格要素的特点、现存问题及原因等价值取向,进而对高中英语教材促进学生文化素养形成的实现机制给予多层面的可行性途径。关于第一部分“新课程标准下文化品格素养的何种内涵”,主要以文献法为辅助媒介,兼顾新课程标准理念与文化视角,站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从培养世界公民的立场出发,对本文中教材研究下的文化品格素养的要义给予划分。在此相关的文化品格表征研究基础上,对人教版高中英语阅读教材分别从整体与主题两个方面进行文本分析,较清晰完整地揭示所研究教材主语篇阅读中的文化品格的表征现状与问题,对于积极呼应此次新课程标准颁发实行,指导英语教材的课程理念与学科素养相适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作为一项基阅读于教材与学科素养下文化品格素养维度的质的研究,本论文主要采取了文献法与文本分析法。在研究中,此两种方法之间成为互证工具,使本研究更有意义。本论文包括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问题的起源、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并对本论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正文部分主要由四大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文化品格素养价值加以论述;第二章在第一章对文化品格素养划分维度的基础上,详细的从整体和主题两个部分对教材阅读文本的文化品格表征进行内容分析,结合新课程理念与英语课程培养目标探析教材中现存的文化品格素养的特点与问题;第三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分别从教材本身建设、教学机制的适应性调整以及阅读教学学业评价三个方面,对所研究的英语阅读教材提出如何使培养学生的文化品格素养贯穿于整个英语课程学习的完善机制。第四章主要是此项研究的一些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本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中英语阅读文本的内容基本涵盖文化品格的表征;第二,高中英语阅读文本中对培养学生文化品格素养的形成不够全面,呈现向目的语文化方向倾斜的趋势;第三,高中英语阅读文本中对培养学生文化品格素养的呈现方式上略显单一。针对研究结论二和三,本论文建议以培养学生的文化品格素养为根本出发点,依托高中英语阅读教材文本内容,改善教学过程,完善课后学生学业评价机制以此提高学生在英语阅读学习中的警惕性,贯彻新课程标准下英语学科的文化品格素养培养,提出相应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祁文博[8]（2020）在《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文明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经济财富增加、人生存境遇的改善、社会的持续进步。但现代人环顾四周,在感受到现代化带来身心喜悦的同时,却不断受到各种风险的威胁。城市作为现代性文明最突出的展现,本应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诗意栖居”,但却不断遭遇城市风险的威胁。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人类应该选择何种方式去规避客观存在的城市风险?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本研究聚焦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尝试通过复合且独特的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何为复杂现代性理论?复杂现代性理论与城市风险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城市风险呈现样态的生成之因是什么?怎样构建城市风险治理的展开路径?围绕这几个核心叩问,本研究通过建构“复杂现代性-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框架,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哲学思辨法展开研究,并结合当前风险治理实践,深度把握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治理问题。绪论部分就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研究问题以及方法与框架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综述。第一章是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主要基于复杂现代性分析范式与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城市风险是复杂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复杂现代性在认知向度、制度架构、风险规避层面为认识、治理城市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二者互相建构。第二章是城市风险的呈现样态,城市生态失衡带来人的生存之困、城市权利失衡带来人的发展之困、城市意义迷失带来人的存在之困。第三章是现代城市风险的成因,科学与技术构成了城市风险生成的客观原因,资本逻辑在城市空间的强势运行所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人本价值背离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异化,社会系统转型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所带来的政府、媒体、公众、抽象体系等次级系统的不合理运行。第四章是城市风险治理维度,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与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风险治理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城市伦理规约、滋养、涵育城市制度,而完善合理的城市制度能够支撑、保障城市权利的实现,三者之间是相互统一的,为构建复合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提供伦理指向、行动方向与价值指引。第五章是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治理理念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深度植入城市伦理、城市制度以及城市权利之中,推进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在治理结构上,从科技伦理转型、资本逻辑规塑与社会系统逻辑规约三个方面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城市风险治理最终应实现共同体治理,通过不断减少空间区隔与结构固化、调整运行规则、实现文明自觉,在多重向度上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最后是研究结论,即在中国复杂现代性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逻辑,在利用与规塑资本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在引领中国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同时,也为世界城市发展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此外,针对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作者将在分析框架、实践案例与主题内容三个方面予以完善,以期对城市风险治理研究完成更为深度的挖掘。
邵思源[9]（2020）在《影像政治：雅克·朗西埃电影美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勒兹之后,当代电影理论出现了哲学转向思潮,电影理论研究呈现出美学、哲学、文学相互交织的学科特征。影像概念的扩展了电影的边界由此成为朗西埃美学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构成。在电影理论哲学转向与当代美学视觉转向的双重语境中,影像以流动生成的力量为电影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说空间。可感性分配作为朗西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联结着艺术与政治,前者通过艺术审美体制对再现体制的反叛彰显平等之力,后者则以“歧感”为理论基点为“无分之分”的言说提供场所。朗西埃对电影的研究从电影本体出发最终指向影像所承载的平等意涵。论文以朗西埃电影美学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影像政治为中心,考察影像政治形成的思想进路、表达机制以及实践逻辑这三个维度。在朗西埃的艺术体制当中,电影的“不纯”属性作为电影民主化倾向的首要特征。由于摄影机的自动机制将导演意志与影像无意识相连,因此,影像无法被视作一以贯之的存在,异质元素被自动纳入影像作为标记电影政治的元素。同时,在艺术美学体制的观照下,电影跨越了艺术与艺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艺术的呈现主体与表达机制被中心建构。面对古典电影与现代电影之间的断裂朗西埃在影像内部以电影的“矛盾寓言”予以指认。电影的诗性时刻与再现符码相抗衡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影像政治的运行逻辑。情节-寓言指向电影的叙事机制,“矛盾寓言”旨在说明影像中再现体制与美学体制的共存,电影的矛盾阻止影像成为纯粹展示事件的艺术。电影的美学力量来自与纯粹感性影像所表达的诗性时刻。电影作为美学时代的艺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日常事物的感性肌理,从而接续文学为平凡之物留出空地,原本非艺术的元素在影像中被识别为艺术。朗西埃借黑格尔对乞儿自在状态的描述重述卓别林塑造的夏尔洛所显露的小人物的微光。维尔托夫则接续惠特曼在书写《草叶集》时的笔触,通过一段加速的蒙太奇将城市的一切纳入影像的平等运动。图像-句子这一概念的出场将影像与语言二者的关系重新定义。戈达尔的《电影史》作为运用图像-句子的代表作品,其思维方式从辩证冲突走向了象征救赎的路子,朗西埃批判了戈达尔的这种救赎倾向,并借此阐释了美学政治伦理转向的限度:救赎倾向、不可再现物与走向共识。不可再现物将电影的讨论推向了关于大屠杀及其相关问题的影像伦理场域,而走向共识则显露出对“外人”的拒斥,它们共同指向政治的缺失,因此,政治之维重新在美学中的安置成为朗西埃关心的重要问题。朗西埃以歧感为理论方法对此困境进行突围,无分者借助感性经验重申其作为政治主体的立场,人民的言语不再被当作噪音受到忽视,而是借助歧感提供的场所拥有了言说空间。影像作为美学政治的艺术范例成为表述这种复杂感性逻辑的有效手段,介入已经被书写好的宏大历史,无分者的在场干扰了既定的等级秩序,影像对底层人民的书写也在此找到了一种表达范式。
陈诚[10]（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提出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深层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关于现代陶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层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关于现代陶艺（论文提纲范文）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 4.3.1 总体性原则 |
| 4.3.2 辩证性原则 |
| 4.3.3 历史性原则 |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写作思路 |
| 上编 身份和话语的重建 |
| 第一章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一节 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叙事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政策调整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转折 |
| 第三节 政策转折期的知识分子题材热 |
| 第二章 独立话语的探寻——从人道主义到文学主体性 |
| 第一节 “人”的话语确立及其论争 |
| 一、禁区的突破 |
| 二、话语的发生和讨论的焦点 |
| 三、权威话语的介入与讨论的转折 |
|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及其论争 |
| 一、人道主义的美学化 |
| 二、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建构及其论争 |
| 三、“偏移”的文论与启蒙的理想 |
| 第三章 躲避崇高——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边缘化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一、知识分子的分化 |
|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
| 第二节 话语的分裂——重建共识与去中心化 |
| 一、反物化的启蒙话语 |
| 二、“去中心化”的立场 |
| 小结 从“人的觉醒”到“主体的跌落” |
| 下编 观念与形象的嬗变 |
| 第四章 由“苦难”而“神圣”——知识分子叙事的英雄想象 |
| 第一节 归来的英雄 |
| 第二节 升华的苦难 |
| 第五章 从“人性”到“个性”——知识分子叙事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从“大写的人”到“个体的人” |
| 第二节 复苏的情与欲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的书写 |
| 一、生命感性的浮现 |
| 二、生命激情的迸发 |
| 第六章 知识分子的主体萎缩与精神困顿 |
| 第一节 消退的理想 |
| 第二节 升腾的欲望 |
| 一、物欲:从困顿到迷失 |
| 二、情欲:爱与性的分离 |
| 第三节 文化的迷茫与现代化的焦虑 |
| 结语 时代·文学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调查问卷概要 |
| 1.3.2 问卷问题说明 |
| 1.3.3 问卷调查结果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 1.6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语篇溯源及界定 |
| 2.2 衔接与连贯 |
| 2.2.1 衔接 |
| 2.2.2 连贯 |
| 2.2.3 衔接与连贯的关系 |
| 2.3 语篇连贯与翻译及外宣翻译 |
| 2.3.1 语篇连贯 |
| 2.3.2 语篇连贯与翻译 |
| 2.3.3 语篇连贯与外宣翻译 |
| 2.4 语境及翻译语境 |
| 2.5 国内外中央文献翻译及翻译研究的概况 |
| 2.5.1 《治国理政》以外的中央文献日译及研究概况 |
| 2.5.2 《治国理政》的日译及研究概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语法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1 衔接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1.1 照应视角 |
| 3.1.2 替代和省略的视角 |
| 3.1.3 连接视角 |
| 3.2 修辞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3 句法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3.1 “被”字句的范围 |
| 3.3.2 “被”字句的日译 |
| 3.4 语序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4.1 语序变化 |
| 3.4.2 常位与殊位 |
| 3.4.2.1 主谓殊位 |
| 3.4.2.2 定语 |
| 3.4.2.3 状语 |
| 3.5 主位推进模式与《治国理政》日译 |
| 3.5.1 主位与主位结构 |
| 3.5.2 主位推进模式 |
| 3.5.3 主位推进模式在《国政运営》中的重构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1 小句经验功能 |
| 4.2 句际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2.1 重复 |
| 4.2.2 同义性衔接 |
| 4.3 同现关系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4 段际语义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5 深层逻辑语义与《治国理政》日译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语用连贯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1 关联翻译理论 |
| 5.1.1 直接翻译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1.2 间接翻译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2 语境 |
| 5.3 文化语境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4 语域与《治国理政》日译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2 中央文献日译方略 |
| 6.2.1 语法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2.2 语义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2.3 语用连贯视角下的方略 |
| 6.3 研究展望 |
| 图目 |
| 表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录 |
| 附录二 调查问卷原文 |
| 日本语要约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
| 二、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西方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传统审美观念的局限与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开启 |
| 一、 古代“实在主体”与审美感性的拼接 |
| （一） 仰视“神性”的审美观念 |
| （二） 分有“理念”的审美观念 |
| （三） 回归“上帝”的审美观念 |
| （四） 实体审美的主体迷失 |
| 二、 近代“经验主体”与审美感性的回归 |
| （一） “形式性-主观式”的审美转向 |
| （二） “认识论-感觉论”的审美逻辑 |
| （三） “经验论-人性论”的审美趣味 |
| （四） 物化审美的主体固化 |
| 三、 德国古典哲学“形上主体”与审美感性的抽象 |
| （一） 审美判断力与人性的完善 |
| （二） 审美教育与人格的健全 |
| （三） 审美理想与人性的自由 |
| （四） 形上审美的人性割裂 |
| 第二章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人性奠基 |
| 一、 直面存在本身的具体人性观建构 |
| （一） 超越唯心主义的感性回归 |
| （二） 扬弃“类本质”的人性回归 |
| （三） 立基感性活动的“具体人性观” |
| 二、 审美主体的感性生成 |
| （一） “感性活动”的形上意蕴 |
| （二） “感性存在”的审美欲求 |
| （三） “审美主体”的现实生成 |
| 三、 具体人性论的审美原则 |
| （一） 重置审美的社会根基 |
| （二） 变革审美的内在旨趣 |
| （三） 确立审美的实践追求 |
| 第三章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内涵逻辑 |
| 一、 “感性活动”：审美的存在根基 |
| （一） “感性活动”的存在论翻转 |
| （二） “感性活动”的审美体验 |
| （三） “感性活动”的双重统一 |
| 二、 现实的历史：审美的实践逻辑 |
| （一） 审美直观的双重指向：对象与主体 |
| （二） 审美反思的存在意境：自由 |
| （三） 审美批判的现实存在：感性世界 |
| 三、 “现实的历史的人”：审美的形上追求 |
| （一） “美的规律”的审美实现 |
| （二） “自由个性”的审美生成 |
| 第四章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实践理想 |
| 一、 “实践观点”的审美观念 |
| （一） 认识主义审美观的逻辑基底对实践的拒斥 |
| （二） 心理主义审美观的物化基底对实践的物化 |
| （三） 实践观点审美观的人性基底对实践的回归 |
| 二、 人性解放的审美实践 |
| （一） 审美的过程与人性解放的历程 |
| （二） 审美能力的解放与人性的解放 |
| 三、 自由劳动的审美理想 |
| （一） 劳动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现实化 |
| （二） “第一需要的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第五章 马克思审美现代性的审美批判 |
| 一、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的三个维度 |
| （一） 审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 审美活动的物象化逻辑批判 |
| （三） 审美追求的个人主义批判 |
| 二、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现代性张力 |
| （一） 和解超越性与世俗性的现代审美观念 |
| （二） 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代审美活动 |
| （三） 表达自然感受与自由追求的现代审美体验 |
| 三、 马克思审美思想的当代视野 |
| （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审美批判与审美生产 |
| （二） “艺术之为感性活动”与审美重建 |
| （三） “生命感觉异化”与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淄博市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实践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乡村公共空间相关概念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典型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乡村公共空间功能与价值分析 |
| 一、常规功能 |
| 二、价值分析 |
| 第二节 乡村公共空间相关案例研究分析 |
| 一、陕西:太行村公共生活空间 |
| 二、浙江:桐庐先锋云夕图书馆 |
| 三、安徽:尚村竹篷乡堂 |
| 四、山东:王家疃村柿园民宿 |
| 五、江苏:蒋山渔村老宅 |
| 六、重庆:虎溪土陶厂 |
| 第三节 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典型案例的设计启示 |
| 一、设计原则 |
| 二、设计方法 |
| 三、设计流程 |
| 注释 |
| 第三章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源起 |
| 第一节 蝴蝶峪村基本概况 |
| 一、地理位置 |
| 二、历史沿革 |
| 三、地质地貌 |
| 四、气候条件 |
| 五、周边旅游资源 |
| 第二节 蝴蝶峪村村落特征 |
| 一、村落布局 |
| 二、建筑分布及其特征 |
| 第三节 蝴蝶峪村发展现存问题认知 |
| 一、村落发展动力不足 |
| 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
| 三、旅游接待能力不足 |
| 第四章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现存问题分析 |
| 一、公共空间缺失、空间利用率较低 |
| 二、公共空间形态单一、村民与空间交互性弱 |
| 三、部分新建公共建筑与传统村落风貌不协调 |
| 四、公共空间缺乏文化传承 |
| 第二节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主要使用人群以及需求分析 |
| 一、受访者属性分析 |
| 二、关于“乡村公共空间”需求调查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
| 第一节 公共空间设计中对地域文化元素的挖掘提取 |
| 一、物质文化元素的提炼 |
| 二、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提炼 |
| 第二节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原则 |
| 一、以人为本优化设计原则 |
| 二、艺术性有机更新设计原则 |
| 第三节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
| 一、改善公共空间现存功能 |
| 二、构建人性化公共空间 |
| 三、打造公共空间独特艺术魅力 |
| 第六章 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实践 |
| 第一节 蝴蝶峪村价值再认识 |
| 一、历史文化价值 |
| 二、建筑艺术价值 |
| 三、社会传播价值 |
| 第二节 蝴蝶峪公共空间设计具体方案 |
| 一、方案选址 |
| 二、平面布局与功能分区 |
| 三、公共空间设计效果图展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乡村公共空间需求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淄博市蝴蝶峪村公共空间实践与研究方案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录 |
（7）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促进文化品格素养培养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一、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文化品格素养价值 |
| (一)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文化品格素养的内涵及构成 |
| 1.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文化品格素养的要义 |
| 2.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文化品格素养的构成 |
| (二)文化品格素养导向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旨在达到文化理解 |
| (三)文化品格素养导向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旨在形成文化自信 |
| (四)文化品格素养导向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旨在实现文化提升 |
| 二、高中英语阅读语篇中的文化品格表征 |
| (一)高中英语阅读语篇中的文化品格分布 |
| 1.阅读语篇中可促进文化品格培养内容的整体分析 |
| 2.阅读语篇中可促进文化品格培养内容的主题式呈现与分析 |
| (二)高中英语阅读语篇中文化品格培养的特征 |
| 1.所蕴含文化品格素养内容的价值多元化 |
| 2.所蕴含文化品格素养内容的世界性 |
| 3.文化感召彰显文化育人价值 |
| (三)高中英语阅读语篇中可促进文化品格素养培养内容的文化性缺失 |
| 1.跨文化意识体现不够 |
| 2.母语文化的品格特征不明显 |
| 3.本土文化意识还应加强 |
| 三、文化品格素养培养导向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策略调适 |
| (一)阅读前(PRE-READING)——依托文本,实现文化延伸的阅读教学策略 |
| 1.以交融性为取向,教师对高中英语阅读文本内容的加工选择 |
| 2.以直观性为侧重,教师对高中英语阅读文本内容的引导呈现 |
| 3.以递进性为导向,教师对高中英语阅读文本内容的主题设计 |
| (二)阅读中(WHILE-READING)——完善阅读教学机制,促进文化升华的阅读教学策略 |
| 1.阅读教学中文化互生的教学模式建构 |
| 2.阅读教学中文化境遇创生的教学方法选择 |
| 3.阅读教学中文化意义产生导向的教学设计 |
| (三)阅读后(POST-READING)——辅以阅读教学评价,巩固文化习得的阅读教学策略 |
| 1.基于文化品格素养培养的阅读教学学业评价的标准制定 |
| 2.基于跨文化要素的阅读教学评价内容选择 |
| 3.基于多元文化价值核心的阅读教学评价方式运用 |
| 四、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评价 |
| 一、国外关于风险的研究概况 |
| 二、国内关于风险、城市风险治理的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问题 |
| 一、核心概念 |
| 二、研究问题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理论检视 |
| 第一节 复杂现代性的风险追问 |
| 一、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 |
| 二、反思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 三、复杂现代性及其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城市发展的风险追问 |
| 一、城市风险的历史演变 |
| 二、现代城市风险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复杂现代性 |
| 一、城市风险与复杂现代性相互建构 |
| 二、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生成逻辑 |
| 三、复杂现代性的城市风险多维面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风险 |
| 第一节 生态失衡与生存之困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生态风险 |
| 二、城市生态失衡:城市生态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生态失衡风险与人的生存之困 |
| 第二节 城市权利失衡与社会风险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权利观 |
| 二、城市权利失衡:城市社会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城市权利失衡与制度规约乏力 |
| 第三节 城市意义迷失与文化风险 |
| 一、复杂现代性视域下的城市文化风险 |
| 二、城市意义迷失:城市文化风险的当代呈现 |
| 三、城市文化危机生成之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成因 |
| 第一节 城市风险的科技逻辑成因 |
| 一、高科技时代的全面到来 |
| 二、技术成因 |
| 三、科学成因 |
| 第二节 城市风险的资本逻辑成因 |
| 一、空间的资本化生产 |
| 二、空间的结构性失衡 |
| 三、资本逻辑的强势发展 |
| 第三节 城市风险的社会系统成因 |
| 一、政府成因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
| 二、媒体的传播机制与放大效应 |
| 三、公众风险意识淡薄与社会参与乏力 |
| 四、抽象体系失信与专家系统的利益导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维度 |
| 第一节 城市伦理:城市风险治理的道德维度 |
| 一、城市伦理何以重要? |
| 二、城市伦理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伦理的实现与发展 |
| 第二节 城市制度:城市风险治理的行动维度 |
| 一、城市制度何以重要? |
| 二、城市制度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制度建构的原则与方向 |
| 第三节 城市权利:城市风险治理的价值维度 |
| 一、城市权利何以重要? |
| 二、城市权利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权利生产的实现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
| 第一节 城市风险治理思想现代化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要性 |
|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三重逻辑 |
| 第二节 城市风险治理结构现代化 |
| 一、科技伦理转型 |
| 二、资本逻辑规塑与城市制度 |
| 三、社会系统逻辑规塑与城市权利 |
| 第三节 城市命运共同体与风险治理 |
| 一、构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
| 二、城市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与功能 |
| 三、城市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影像政治：雅克·朗西埃电影美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影像政治的生成语境 |
| 第一节 电影的民主假设 |
| 一、不纯:影像的积极属性 |
| 二、影像:言说平等的情境 |
| 三、民主:电影政治的标识 |
| 第二节 电影的美学体制 |
| 一、寓言-再现关系的式微 |
| 二、影像-语言关系的重构 |
| 三、对电影艺术现代性的反思 |
| 第二章 影像政治的表达机制 |
| 第一节 电影的矛盾寓言 |
| 一、电影的双重诗学 |
| 二、挫败寓言的特质 |
| 三、纯粹感性时刻 |
| 第二节 艺术场景中的电影 |
| 一、影像之中无差别的容纳 |
| 二、机器及其光影 |
| 三、影像平等运动 |
| 第三节 图像-句子:语图关系的呈现 |
| 一、新的艺术尺度 |
| 二、异质元素的并列 |
| 三、辩证蒙太奇与象征蒙太奇 |
| 第三章 影像政治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当代艺术的伦理批评 |
| 一、救赎倾向 |
| 二、不可再现物 |
| 三、走向共识 |
| 第二节 电影对美学政治的介入 |
| 一、歧感:再现的出口 |
| 二、无分者现身 |
| 三、重塑观众主体 |
| 第三节 人民:影像表达的主体 |
| 一、影像突破宏大历史的桎梏 |
| 二、底层的微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关于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宏观指导 |
| 一、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南 |
| (一) 马克思政治理念文明思想 |
| (二) 马克思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
| (三) 马克思政治行为文明思想 |
| (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归属,是发展协商民主终极价值的指针 |
| 二、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行动纲领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建立巴黎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 |
| (二)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探索 |
| 三、毛泽东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指导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理论的探索 |
| (二) 探索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径 |
| (三)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蕴含着两种民主形式 |
|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
| 四、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指针 |
| (一) 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做主 |
| (三) 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 (四) 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 |
| 五、习近平政治文明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快速发展的理论指导 |
| (一) 坚持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 |
| (二) 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是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显着特征 |
| (三) 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党际关系 |
| (四)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终极价值 |
| 六、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三)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第二章 文化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一、“和而不同”理念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
| (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
| (二) 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文化的多重意蕴 |
| (三) “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
| (四)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文化滋养 |
| 二、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协商因子赋予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本土化的内涵 |
| (一) 中国古代时间轴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
| (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民主因素和协商因子产生的基石 |
| (三) 中国古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启示 |
| 三、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 |
| (一) 从民本思想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
| (二) 从多元协商意识到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传承性和当代创新性 |
| 四、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 |
| 第三章 领导优势:中国协商民主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
| 一、中国两种民主形式的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积累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经验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二、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
|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深化 |
| (二)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
| (三) 以党内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的新变化 |
| (一)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
| (二) 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
| (三) 人民政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 |
| 四、和国外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比较优势 |
| 第四章 制度和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 一、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自上而下多层次发展 |
| (一) 高层协商体制:常态化发展 |
| (二) 社会协商:逐步走向规范化 |
| (三) 基层协商:在发展中寻求创新 |
| 二、制度和法律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内在支撑 |
| (一) 高层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文明互鉴:中外协商民主的个案比较研究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深层意义上的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关于现代陶艺（论文参考文献）
- [1]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闽南民间信仰的社会治理支持功能研究[D]. 郑容坤.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4]基于语篇连贯视角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日译研究[D]. 关永皓.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马克思审美思想研究 ——审美实践的人性意蕴及其现代性批判[D]. 崔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淄博市蝴蝶峪村公共空间设计实践与研究[D]. 蒙媛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0(08)
- [7]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促进文化品格素养培养的策略研究[D]. 洪诗莹. 西南大学, 2020(01)
- [8]复杂现代性视域下城市风险治理研究[D]. 祁文博. 苏州大学, 2020(06)
- [9]影像政治：雅克·朗西埃电影美学问题研究[D]. 邵思源. 兰州大学, 2020(01)
- [10]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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