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之反思——论“各取所需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察应坤[1]（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马赫[2]（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李岩[3]（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提出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刘孟箬[4]（2020）在《成都白夜酒吧的艺术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酒吧是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出现的产物,酒吧的发展不仅与城市结构相关,也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相关。白夜酒吧作为一个典型的都市酒吧,既是文化精英的驻地也是市民的娱乐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各种活动的开展让艺术走出文化精英的圈子,进入市民的生活。而艺术活动既是一种艺术交流活动也是一场审美的活动,它的社会特征与艺术特征共同发挥作用维护着各个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第一章是对成都白夜酒吧的背景介绍,白夜酒吧是一个消费空间与艺术空间的混合体,伴随着老板身份的变化,白夜酒吧的空间布局、风格以及空间性质都发生了的变化;第二章将艺术活动看作一种艺术交流活动,通过对比白夜酒吧艺术活动的前后变化,来理解它在大众与精英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三章研究白夜酒吧中文化精英、大众与策划者之间的关系,白夜酒吧对每个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意义,他们各取所需,形成做好艺术活动的动力,最终有了白夜酒吧艺术独特的运作模式;第四章对不同语境中的艺术活动分别进行探讨,一方面考察艺术活动如何对艺术圈外的城市居民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艺术活动窥探文化精英的情志追求与生活旨趣。
连丽梅[5]（2020）在《从底层书写看“80后”女作家小说创作》文中研究说明“80后”文学在21世纪之初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代作家的成长不仅见证了传统文学在新时代的蜕变与发展,也对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80后”一代的出生、成长与成名,恰逢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历史时期,这一代人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更多可能。“80后”文学创作类型多样,随着这一代作家告别青春写作,走向“后青春”时代,他们开始从校园青春文学转向关注社会现实,从历史叙事缺失走向主动参与历史观照。底层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机遇与新挑战,“80后”作家群体中有出身于底层的写作者,也有致力于底层关怀的写作者,因此,底层书写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这一代作家关注现实、介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思想路径。本文以“80后”女作家小说中的底层书写为研究对象,在对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演进,以及代表性作家作品整体考察的基础上,从“80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历程、态势,以及整体特征等方面,全面深入分析“80后”女作家小说中的底层书写,并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她们写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客观评价新世纪底层书写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品质。本文正文分为四章。绪论部分,对“80后”文学发展状况进行整体分析,就80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及底层书写做出概述。第一章对“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不同审美样态进行梳理归纳,沿着“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发展这一脉络对其进行剖析,考察底层文学思潮对“80后”女作家小说中底层书写的影响,并从时代背景、文学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等方面,探讨了“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内外部诸多因素,进而明确“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现实意义、审美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二章从“女性意识”、“家族与家庭”以及“城乡二元并置”等方面,分析“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题材、主旨及不同文化立场,力求构建“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整体方向;第三章从“作家主体”和“小说人物主体”两个方面,通过创作主体来反观现实主体;第四章阐明“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整体特征,其创作姿态、叙事特征,美学特征,都体现出她们底层书写的新特点与价值。
刘秀珍[6]（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蒋萍[7]（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孙葳[8]（2017）在《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传媒的迅猛发展,在传媒资本的驱动下,主要依托网络媒介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类型文学迅速崛起,言情类型小说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型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论文对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通过对其生产方式、文本模式等方面的深度把握,力图揭示这一文学和文化现象所表征的时代症候与性别诉求,发现蕴藏在这种新形态大众文学中的新的文学可能。论文的绪论简要梳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网络文学如何完成了向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西方类型学理论、类型电影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以盛大集团为代表的大型资本介入文学市场客观上促使了网络文学类型化趋势,近五年来移动终端的参与又一次改变了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生态,类型文学完成了从免费到付费,从多种体式并重到以长篇小说为主要形式的变化。第一章主要把言情类型小说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考察,简要追溯我国言情小说发展的历史: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晚清狭邪小说,到上世纪初“革命+恋爱”与海派言情,再到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与以琼瑶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网络文学创作潮流,都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第二章深度把握在资本、媒介、已有的文学传统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所呈现出的特定的文本结构特征。显然,言情类型小说在新世纪的海量作品呈现出高度类型化的文本特征,这体现在小说的时空体式、情节和人物设置以及话语风格等多个层面。无疑,文本结构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下青年读者情感结构契合,又表征了当代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乃至性别权力等权力形态之间关系配置的变动。本文的第三章则是通过对一些典型文本的细读及特殊类型的剖析,力求揭示出言情类型小说话语中暴露出的个体如何在当下复杂的权力结构中想像自我、认知现实。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主要是女性,本文第四章集中探究这一类型小说所彰显出的围绕性/别权力的抵抗问题。应该说,大多基于爱情神话的性/别抵抗是暧昧不清的,在爱情神话的虚饰下无法隐藏的又往往是对父权制的仰视与屈服,由女性作家创作的言情类型小说中却潜藏着大量的男权中心主义视角,这与言情类型小说的固有的写作传统不无关联,也是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曲意迎合。作为一种主要由媒介资本操控的文学生产,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显然是症候式阅读的范例,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话语空间可能出现的对既有权力结构尤其是性/别权力机制的抵抗,当然,这种抵抗显得如此微弱,但还是在话语戏仿、经典解构以及新媒体语境下读者的生产式参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本文第五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
陶艳兰[9]（2016）在《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教育问题开始重新得到了来自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建议父母运用科学育儿方法培育“理想儿童”,是贯穿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发展方案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相关研究主要从结构层面探讨育儿问题,比较忽视文化的面向;政策建议较多,理论研究不足。基于此,在社会批判论的立场上,这篇论文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家庭育儿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变迁意涵。通过对创刊于1980年的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及少量其他形式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各种话语建构及其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杂志文本建议父母培育“聪明的接班人”、“高素质儿童”和“快乐的孩子”等不同的理想儿童形象。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明显的变化。三十多年以来,儿童正在变得越来越珍贵和情感无价;母亲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杂志建议父母养育理想儿童的标准从20世纪八十年代“培养聪明的接班人”,到九十年代“培养高素质的儿童”,变化为近十年以来的“养育快乐的孩子”。育儿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在亲子关系方面趋向民主化,在育儿方法方面趋向技术化或专业化,在育儿观念和方式方面逐渐趋向商品化。父母被建议以孩子为中心,遵从专家指导,投入时间、情感和金钱去养育快乐的孩子。第二,育儿知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多种话语所建构。20世纪八十年代的国家话语建构了以“培养聪明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化所需人才特别是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技术性型人才的渴望,隐含了科学技术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素质话语和性别话语共同建构了以“培养高素质的儿童”为核心的育儿知识,反映了国家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一步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程中对竞争型人才的需求,隐含了市场竞争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21世纪以来,建构称职父母和理想儿童的话语从国家话语、素质话语转变为今天多元话语并存协商,国家话语和素质话语之外,专家话语、商品话语,个体及平等的话语以及性别话语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当前育儿知识的建构。第三,育儿知识生产及转变的背后隐藏了政府、市场、家庭与性别之间的冲突和协商。强调家庭及个体责任的政府治理模式逐渐取得合法性,某些社会问题逐渐被界定为家庭问题和亲职问题。育儿知识的建构体现了部分优势阶层拥抱全球化并通过育儿现代性巩固阶级地位的热切盼望,还体现了政府希望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儿童的同时也希望培养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接班人的双重愿望,充满了精英对大众、专家对父母的支配,市场对家庭的入侵,以及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第四,表面来看,当前中国的育儿话语正在朝向一种去政治化、去工具化、重视独立的个体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不能对育儿话语的转变做线性的理解。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压缩现代性的发展特征。压缩现代性意味着国家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更意味着快速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及其带来的现代的元素与传统的元素、全球的元素与在地的元素之间发生着竞争、冲突和混合。透过育儿知识的生产能看到此种发展不均衡。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亲职话语转变的现有解释框架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力问题。对于亲职话语转变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现代化的结果、童年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以及文化传播的结果。本文讨论了这三种理论都难以较好地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亲职话语的变化,并提出压缩现代性的理论可以较好地理解这种现象。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国性与现代中国性,纷纷在育儿问题上投射和共存。政府希望儿童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坚守并忠诚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能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育儿领域成为消费主义、专家技术主义、女性主义、民主化与威权化进行话语争夺的重要地点。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还回应了近代以来儿童与现代性研究领域的己有成果。相关研究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从20世纪之交到改革时代,在关心儿童的背后有一种强烈欲望,那就是通过儿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一种工具化的儿童观念。二是,中国当前的育儿文化体现出重视儿童自主性和个体性的特征。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本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论证了这种将儿童进行工具化定位倾向的延续。但是,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我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父母必读》文本中弥漫着的浓重的国家发展与现代化论述,在进入世纪之后逐渐消失,代之以一种虚幻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论述。整个话语阐述模式发生改变。这可以看作是儿童与国家之间的关联在大众文化领域分离。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儿童工具性定位的现象正在发生某种复杂的变化。政治领域在部分地延续,但是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在转变。就第二种观点而言,重视作为个体的儿童及其自主具有一定片面性,它更多地建立在儿童的表达、情绪,以及情感需要的满足的基础之上,杂志中描绘的自主的个体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股具有积极涵义,而是整个社会文化越来越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产物。
许剑峰[10]（2016）在《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太阳花运动为个案,探究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所扮演角色,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梳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机理,思考信息时代媒体和社会历史宏观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本文采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研究问题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路径作出分析,并最终回到研究问题进一步讨论。本文使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层面综合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在分析时主要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进行“全样本”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论述。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中天新闻、TVBS新闻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表;新闻e论坛和运动主办组织黑岛青脸书专页为新媒体的代表,分析它们对太阳花运动的内容呈现和报道框架,提炼“媒介镜像”层面的新旧媒体特点;之后从内容层面、行动层面对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做出分析,讨论这种互动与内容生产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提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体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分析视角切入,分析太阳花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与文献的不断对话,梳理出导致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特殊呈现的宏观影响因素。本文最终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新旧媒体在对太阳花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报道框架和立场,社会运动“媒介镜像”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第二,新旧媒体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中,有着不同的内容生产逻辑;同时呈现出不对等的互动影响模式,新媒体处在弱势地位;第三,传统媒体深度作用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并通过建立“聚焦”、“造神”、“监督”、“促进权力集中”等方式影响运动结果;在此过程中,新媒体更多是作为运动现场的“组织”和“构建小众认同”的角色而存在;第四,社会运动重视传统媒体远超新媒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在各方面有意利用和迎合传统媒体的需求和逻辑;第五,宏观社会政治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因素,对社会运动有着巨大的催生作用,并影响和形塑了运动过程中的诸多呈现。在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运动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无解矛盾,导致二者间难以改变的相互依赖和不对等图景;同时,新媒体作为“参与式实践”在构建认同、凝聚小众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角色;最后本文以社会运动为切口提出和讨论了信息时代下存在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以及新媒体本身的悖论;呼唤一种对新媒体技术更加中立的“辩证技术观”的回归。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问题的由来、研究意义,并结合文献提出了“社会运动”的定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仔细梳理了现有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和发展,以及我国新媒体和社会运动研究概况,确立本研究的位置和理论储备;第三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以及对相关概念的廓清;第四章开始进入主体部分,对中天新闻、TVBS新闻、新闻e论坛和黑岛青脸书内容做了全样本分析,呈现出它们各自不同的报道框架和“运动镜像”;第五章是从中观层面对新旧媒体和运动之间互动的讨论,并结合运动发展过程特点分析出新旧媒体不同内容生产逻辑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与角色;第六章从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角度分析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因素,讨论其在运动产生和呈现面上的巨大影响;第七章是结语,一方面对上述经验分析做简单回顾,另一方面对社会运动与媒体,以及新旧媒体在当今时代下的特点做出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几点不足和未来研究可能。
二、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之反思——论“各取所需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之反思——论“各取所需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4.1 流行文化 |
| 1.4.2 明星偶像 |
| 1.4.3 偶像崇拜 |
| 1.4.4 青少年 |
| 1.4.5 失范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综述 |
| 1.5.2 国内文献综述 |
| 1.5.3 评述 |
| 1.6 研究理论依据 |
| 1.6.1 功能论 |
| 1.6.2 结构分析 |
| 1.6.3 亚文化理论 |
| 1.7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框架 |
| 1.7.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中国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演变 |
| 2.1 中国流行文化发展历程 |
| 2.1.1 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
| 2.1.2 改革开放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1978年-1992年) |
| 2.1.3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至二十世纪末(1992年至1999年) |
| 2.1.4 二十一世纪至十八大(2000年-2012年) |
| 2.1.5 十八大至新时代(2012至今) |
| 2.2 中国偶像崇拜现象的历史变迁 |
| 2.2.1 英雄偶像的时代 |
| 2.2.2 明星偶像的主流化 |
| 2.2.3 选秀、草根偶像的崛起 |
| 2.2.4 流量、养成偶像的到来 |
| 2.3 小结 |
| 2.3.1 影响中国流行文化的主要因素 |
| 2.3.2 中国偶像崇拜的嬗变 |
| 第3章 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 |
| 3.1 青少年偶像崇拜基本现状 |
| 3.1.1 偶像崇拜的泛化与较高卷入度 |
| 3.1.2 明星偶像与二次元偶像 |
| 3.1.3 崇拜中的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 |
| 3.1.4 自我认知上的主动性 |
| 3.1.5 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 |
| 3.2 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比较研究 |
| 3.2.1 问卷调查的比较 |
| 3.2.2 网络调查的比较 |
| 3.3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 |
| 3.3.1 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 |
| 3.3.2 技术进步与推动 |
| 3.3.3 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 |
| 3.3.4 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 |
| 3.3.5 粉丝类型的多元化 |
| 3.3.6 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
| 3.3.7 明星偶像崇拜的正功能 |
| 3.3.8 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显现 |
| 第4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表征 |
| 4.1 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 |
| 4.1.1 偶像符号异化与消费主义 |
| 4.1.2 粉丝消费 |
| 4.1.3 奢侈生活、虚假需求与拜金主义 |
| 4.2 自我的丧失 |
| 4.2.1 象征性权力的偶像崇拜与权力分层 |
| 4.2.2 泛偶像化下的假偶像与精英主义 |
| 4.2.3 自我认同的偏差——社会化的障碍 |
| 4.3 狭隘性 |
| 4.3.1 新媒体与传播技术下的盲区 |
| 4.3.2 明星偶像崇拜的文化趋同现象 |
| 4.3.3 价值观的偏差与替代 |
| 4.4 非道德化 |
| 4.4.1 非理性的偶像崇拜 |
| 4.4.2 偶像崇拜的非道德化 |
| 4.4.3 暴力化的蔓延(语言、行为等) |
| 4.5 娱乐极端化 |
| 4.5.1 日常生活化的娱乐至死 |
| 4.5.2 肤浅化与浮动性 |
| 第5章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与解析 |
| 5.1 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原因 |
| 5.1.1 文化与认同 |
| 5.1.2 个体与组织 |
| 5.1.3 制度与科技 |
| 5.2 明星偶像崇拜及失范的解析 |
| 5.2.1 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 |
| 5.2.2 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 |
| 5.2.3 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 |
| 第6章 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重构路径 |
| 6.1 政府层面 |
| 6.1.1 价值:社会文化的建设 |
| 6.1.2 规范:制度的建设 |
| 6.1.3 行为:政府的监管 |
| 6.2 多元社会层面 |
| 6.2.1 学校教育的引导与创新 |
| 6.2.2 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 |
| 6.2.3 明星公司、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 |
| 6.2.4 粉丝社群的管理 |
| 6.3 个人层面 |
| 6.3.1 家长与家庭的角色 |
| 6.3.2 偶像的角色 |
| 6.3.3 传媒者的角色 |
| 6.3.4 青少年粉丝的角色 |
| 第7章 结语 |
| 7.1 回视偶像崇拜 |
| 7.2 本研究的结论 |
| 7.3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4）成都白夜酒吧的艺术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与酒吧相关的研究 |
| 二、对公共空间的研究 |
| 三、关于文化沙龙对艺术的影响 |
| 第三节 理论及方法 |
| 一、理论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白夜酒吧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白夜酒吧的创立 |
| 一、作为会客厅的“老白夜” |
| （一）老板的双重身份 |
| （二）非自觉的经营模式：借由艺术活动盈利 |
| （三）艺术活动面向少数人 |
| 小结:一个消费空间与艺术空间的混合 |
| 二、老白夜的空间与布局 |
| 第二节 搬迁后转型的白夜酒吧 |
| 一、搬迁后白夜酒吧的转型 |
| （一）老板身份的变化 |
| （二）经营模式现代化：细致且专业的分工 |
| （三）艺术活动大众化 |
| 小结:艺术活动与消费活动的分离 |
| 二、新白夜的空间与布局 |
| 第二章 从“沙龙”到“艺术活动” |
| 第一节 老白夜“沙龙”的消失 |
| 一、什么是白夜酒吧中的“沙龙” |
| 二、“沙龙”消失的原因 |
| 第二节 艺术活动的新形式 |
| 一、替代“沙龙”的“艺术活动” |
| 二、“艺术活动”出现的原因 |
| 小结:艺术交流新形式带来的“双赢” |
| 第三章 精英、大众与活动策划者——为艺术活动“造血” |
| 第一节 新白夜酒吧艺术活动的定位 |
| 一、艺术活动的本质:生命力动过程的交流 |
| 二、文化精英的共同追求 |
| 第二节 白夜酒吧“艺术活动”的运作体系 |
| 一、主要的直接参与者 |
| 二、次要的直接参与者 |
| 三、艺术活动的间接参与者 |
| 四、艺术场域视角下“艺术活动”参与者的权力关系 |
| 小结:白夜酒吧特殊性——作为当代艺术载体的白夜酒吧 |
| 第四章 白夜酒吧中的艺术活动 |
| 第一节 三种情境中的艺术活动 |
| 一、娱乐类艺术活动 |
| 二、宣传类艺术活动 |
| 三、教育类艺术活动 |
| 第二节 艺术活动的特征 |
| 一、自足性——生活情趣的寄托 |
| 二、创新性——贯彻始终的艺术追求 |
| 三、反思性——浪漫主义的理想与超越 |
| 小结:精英艺术如何影响城市生活 |
| 结语 艺术活动参与城市文化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从底层书写看“80后”女作家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80后”这一AI写作作者 |
| 二、“80后”女作家的成长轨迹 |
| 第一章 底层文学视野中的“80后”女作家小说创作 |
| 一、“底层书写”的出现 |
| (一)底层概念的来源与应用 |
| (二)底层文学的创作实践与发展 |
| 二、“80后”女作家与底层书写 |
| 三、“80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
| (一)文学创作现状 |
| (二)学界研究及评价 |
| 第二章 “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三个维度 |
| 一、女性意识:苦难、认同与救赎 |
| (一)觉醒与牺牲——以马金莲为例 |
| (二)病态与救赎——以孙频为例 |
| 二、家庭与家族:解构、实验与建构 |
| (一)家族解构与代际冲突——以颜歌为例 |
| (二)家族试验与都市背面的人生——以张怡微为例 |
| 三、城乡并置:理想与现实的嬗变 |
| (一)深圳和留州的精神叩问——以蔡东为例 |
| (二)城市和乡土的人性碰撞——以宋小词为例 |
| (三)都市和海市的虚实相接——以周嘉宁与文珍为例 |
| 第三章 “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双重主体 |
| 一、底层书写中的“作家主体” |
| (一)“过客”与“底层逃离” |
| (二)“见证者”与创作转型 |
| (三)“代言人”与底层关怀 |
| 二、底层书写中的“人物主体” |
| (一)底层女性的立体生态 |
| (二)家族人物群像 |
| (三)时代大潮中的众生百态 |
| 第四章 “80后”女作家底层书写的总体特征 |
| 一、渐进式与经典化 |
| (一)从感性走向理性 |
| (二)从局限走向开阔 |
| 二、苦难与温情并存 |
| (一)苦难叙事 |
| (二)温情叙事 |
| 三、“真实感”与“在底层” |
| (一)在场的写作 |
| (二)在底层的写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有关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 三、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四、基本内容与研究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的西方文化思潮 |
| 第一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概貌 |
| 第二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渊源 |
| 一、“文化霸权”理论与文化领导权 |
| 二、“民族文化”理论的民族性 |
| 三、“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理论 |
| 四、“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谱系 |
| 一、萨义德的“东方”解构与文化反“中心”姿态 |
| 二、斯皮瓦克“属下”、“认知暴力”及女性“他者”的弱势立场关注 |
| 三、霍米·巴巴“文化杂糅”的文化互动性与文化身份认同 |
| 第四节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主题与特质 |
|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关系”主题研究 |
| 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抵抗-批判特质 |
| 三、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 第二章 文化霸权压抑与本土文化重建 |
| 第一节 本土文化重建的阻力：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
| 一、“欧洲中心论”与文化霸权的话语转型 |
| 二、现代文化扩张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改写 |
| 三、传播权力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深化 |
| 第二节 文化重建的困境：“他者”之问 |
| 一、“他者”概念的历史语境 |
| 二、“他者”解构性与去“中心”化的方法论建构 |
| 第三节 本土文化重建的中国文化语境 |
| 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问题 |
| 二、文化重建中的“国民性”问题 |
| 三、文化重建的条件性因素问题 |
| 四、“中心”之外的多元选择问题 |
| 第三章 全球化趋势与异质文化冲突 |
| 第一节 构成文化冲突的因素 |
| 一、文化冲突的思想、历史转型考量 |
| 二、文化冲突中“人”之主体性需求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诱发可能 |
| 一、文化的民族性对主权、利益意识的强化 |
| 二、文化的开放性的双刃剑效应 |
| 三、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 |
| 四、全球化时代多种文化的碰撞 |
| 第三节 文化冲突起因的认识差异 |
| 一、文化冲突的源起与“现代”冲击 |
| 二、文化冲突的情感辨识与历史发展观 |
| 第四节 化解文化冲突的“和”与“不同” |
| 一、社会冲突与文化冲突的互动 |
| 二、中西文化背景下文化冲突的相异诠释 |
| 三、不同历史语境下“和而不同”的理论局限 |
| 四、修“和”之短以化冲突之“不同” |
| 第四章 现代化进程与“自我”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控制借助全球化加速演变 |
| 一、文化全球化“现代”意蕴与民族文化“自我” |
| 二、文化控制模式的“帝国”演变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内涵与“他者”幻象 |
| 一、文化认同及“现代”认同的单一性 |
| 二、文化认同与“东方”“他者”的局限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危机与化解 |
| 一、自我认同危机引发“自我”重建诉求 |
| 二、他者认同危机提供“差异他者”反向借鉴 |
| 三、化解危机的探索与创建“新型文化” |
| 第五章 东西方文化对话与重树民族文化自信 |
| 第一节 文化自信“何以实现” |
| 一、文化自信的主体性、信念导向性与融合性 |
| 二、文化自信的驱动因素与文化重建 |
| 第二节 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建构 |
| 一、文化身份确认的“他者”性与“自我”追寻 |
| 二、中西“他者”互视下的文化身份迁移 |
| 三、发挥文化主体作用的中国诠释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功能与民族文化自信 |
| 一、“知识分子”文化功能与批判性“自我”确认 |
| 二、精神守望与“边缘”位置的文化选择 |
| 三、文化主体能动性与重树文化自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网络文学、类型文学与言情小说 |
| （一）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
| （二） 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 （一）“类型文学”：理论溯源与概念辨析 |
| （二） 国内研究状况：网络文学到类型文学的范式转换 |
| （三） 国外研究状况简介 |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 （一） 研究意义 |
| （二） 写作路线与方法 |
| 注释 |
| 第一章 生产与传播：言情类型小说的前世今生 |
| 一、言情类型小说的前史 |
| （一） 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 |
| （二） 现代传媒与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 |
| （三） 革命年代言情的“潜在书写” |
| （四）“后革命”与港台言情的流行 |
| 二、网络时代言情小说的勃兴 |
| （一） BBS、同人站点与言情的可能 |
| （二） 商业网站与言情类型的产生 |
| （二） 频道细分与言情小说的繁荣 |
| （四） IP时代、影视衍生与经典化 |
| 注释 |
| 第二章 文本与结构：言情类型小说的文体特征 |
| 一、故事场景与时空想象 |
| （一） 虚拟历史：穿越、架空与重生 |
| （二） 封闭空间：宫宅、职场与校园 |
| （三） 另类现实：玄幻、仙侠与“吸血鬼” |
| 二、人物设置与情节模式 |
| （一） 暴君与霸道总裁：王子遇见灰姑娘 |
| （二）“高干男”与“凤凰男”：爱情的阶级差异 |
| （三） 玛丽苏与白莲花：多男恋一女，圣母独钟情 |
| 三、话语与风格 |
| （一） 文体风格的两极：“甜宠”与“虐” |
| （二） 以现实逻辑为标准：“小白文”与“中二病” |
| （三） 以艺术真实为尺度：“正剧”与“谐剧” |
| 注释 |
| 第三章 多重力量的交锋：个体想象与现实隐喻 |
| 一、匿名的他者与“主体”质询 |
| （一） 职场空间与个体想象 |
| （二） 古典生活与自我装扮 |
| 二、内向生长的“身体美学” |
| （一） 情爱书写与身体消费 |
| （二） 欲望空间与脆弱的“异托邦” |
| 三、无处可逃：苍白的乌托邦 |
| （一）“种田文”与现代隐逸 |
| （二）“异次元”与末世情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暧昧的抵抗：爱情神话与性/性别权力 |
| 一、爱情神话掩饰下的权力意识 |
| （一） 父权制的魔力 |
| （二） 症状表达：直男癌、厌女症与偏执狂人格 |
| 二、女性主义的诉求与反叛 |
| （一） 网络女性主义叙事伦理 |
| （二）“女性向”言情的性别革命 |
| 三、性别的置换与位移 |
| （一） 耽美同好社群的话语实践 |
| （二） 百合文隐匿的身份确认 |
| 注释 |
| 第五章 微弱的可能：戏仿、自反与读者生产 |
| 一、戏仿与解构：在典雅与流俗之间 |
| （一） 对“红楼世界”的解构 |
| （二） 对琼瑶式言情的戏仿 |
| 二、反穿越、反言情与文体突破 |
| （一） 言情类型小说内部的自反性 |
| （二） 文体的突破性尝试：快穿文 |
| 三、作者的权力与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 （一） 互动生产中的作者 |
| （二） 作为生产者的读者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国内育儿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育儿知识与社会变迁 |
| 第四节 育儿杂志与亲职建构 |
| 第五节 儿童、父母与国家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章 80年代:培养聪明的接班人 |
| 第一节 促进孩子智力与品行的发展 |
| 第二节 父母共同育儿 |
| 第三节 为国教子的话语阐述模式 |
| 第四节 八十年代育儿知识生产的社会背景 |
| 第五章 90年代:培养高素质儿童 |
| 第一节 重视素质教育 |
| 第二节 改造母亲:九十年代新母亲的形成 |
| 第三节 九十年代育儿知识生产的社会背景 |
| 第六章 21世纪:养育快乐的孩子 |
| 第一节 重新发现童年世界 |
| 第二节 爱的教育 |
| 第三节 新父母时代 |
| 第四节 21世纪以来育儿知识生产的社会背景 |
| 第七章 育儿知识生产的政治 |
| 第一节 “称职父母”的话语建构 |
| 第二节 “理想儿童”的话语建构 |
| 第八章 压缩的现代性:改革开放以来亲职话语的转变 |
| 第一节 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互动 |
| 第三节 全球与在地之间的互动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亲职话语转变的理论解释 |
| 第三节 儿童与现代性 |
| 第四节 后续研究的建议 |
| 附录:研究文本 |
| 参考文献 |
|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为什么选社会运动? |
| 二、为什么从媒介切入? |
| 三、什么是社会运动? |
| 四、为什么是太阳花?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回顾 |
| 一、社会运动研究 |
| (一) 集体行为论 |
| (二) 资源动员论 |
| (三) 政治过程论 |
| (四) 政治机会论 |
| (五) 框架建构论 |
| (六) 新社会运动论 |
| (七) 国家与社会运动 |
| (八) 抗争政治 |
| 二、社会运动与媒体 |
| (一)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二) 新媒体与社会运动 |
| (三) 新旧媒体关系 |
| 三、国内相关研究 |
| (一) 新媒体研究 |
| (二) 国内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研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 分析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过程 |
| (六)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章 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 |
| 一、中天新闻的“检视”建构 |
| (一) 违法乱纪:霸占“立法院” |
| (二) 政院事件:破坏者形象构建 |
| (三) 政院延续:警察VS学生的双面建构 |
| (四) 凯道游行:负面底色下的褒贬中立 |
| (五) 检视增加:漏洞百出的运动 |
| (六) 暴力因素:对“破坏”的关注与放大 |
| (七) 造神运动:学运领袖的神化与批判 |
| (八) 运动退场:对追责的强调 |
| (九) 服贸协议:多层次说理相挺 |
| (十) 对“中天”的小结 |
| 二、TVBS:流动的框架 |
| (一) 318之夜:狼藉与混乱建构 |
| (二) 框架首转:从质疑到中立 |
| (三) 二次转变:对“占领政院”事件的报道 |
| (四) 逐渐三转:过渡时期的TVBS报道框架 |
| (五) 凯道游行:支持与切割的微妙操作 |
| (六) 框架四转:对立、退场与质疑 |
| (七) 运动退场:话题刺激性炒作 |
| (八) 五转与切割:退场之日与包围中正一 |
| (九) 对警察、服贸议题及花边新闻的特殊报道 |
| (十) 对TVBS的小结 |
| 三、新闻e论坛:对运动空间的实时民粹化展演 |
| (一) 草根视角:媒体不报,我们来报 |
| (二) 政院之夜:突出警察暴力的实时播报 |
| (三) 凯道之前:支持立场的延续 |
| (四) 330凯道:跟随式直播 |
| (五) 退场前夕:双重标准下的正负建构 |
| (六) 退场之日:确认与升华运动价值 |
| (七) 抗争再起:连接运动框架的正面建构 |
| (八) 运动领袖:平凡化操作框架 |
| (九) 对“新闻e论坛”的小结 |
| 四、黑岛青脸书:运动核心的跟随式“喉舌”框架 |
| (一) 运动初期:实时播报的动员框架 |
| (二) 政院事件:及时切割与声援利用 |
| (三) 凯道前夕:转守为攻 |
| (四) 激情消退:改变策略维持动能 |
| (五) 退场之时:对运动的极尽讴歌 |
| (六) 路过中正一:切割与声援 |
| (七) 运动领袖的“集权”建构和警察“暴力”建构 |
| (八) 对“黑岛青”的小结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动的“战场”:新旧媒体与运动的多面互动 |
| 一、内容层面 |
| (一) 旧媒体上的新媒体 |
| (二) 新媒体上的旧媒体 |
| 二、行动层面 |
| (一) 新旧媒体之间 |
| (二) 新旧媒体与运动之间 |
| 三、“互动”对内容生产的影响 |
| (一) E论坛:徘徊于“游击”与“正轨”之间 |
| (二) 中天:内部高度一致下的组织保证 |
| (三) TVBS:收视率挂帅下的无奈 |
| (四) 黑岛青:随运动阶段变化的内容生产 |
| (五) 作为在场的“新媒体” |
| 四、对媒体与运动的最终讨论 |
| (一) 318夜晚:“没有组织,怎么冲?” |
| (二) 政院事件:内外困境和控制不足下的悲喜剧 |
| (三) 退场转折:330凯道后的衰落 |
| (四) 传统媒体:聚焦、造神、监督和权力集中 |
| (五) 新媒体:根植于运动内部的建设性角色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变迁、结构、话语下的太阳花 |
| 一、财团化、贫穷化、少子化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
| 二、国家性质与社会性质 |
| (一) 历史因素及其发展背景 |
| (二) 国家性质与社会运动 |
| (三) 社会性质与社会运动 |
| (四) “结构”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
|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太阳花 |
| (一) 国族认同焦虑和“反中国因素” |
| (二) 反黑箱服贸的民主诉求 |
| (三) 反自由贸易论述与“泛左”思想 |
| (四) 世代正义与青年参与 |
| (五) 对“话语”与框架建构论的讨论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一、得出的几点结论 |
| 二、结论基础上的几点讨论 |
| (一) 社会运动发展与媒体的矛盾与困境 |
| (二) 信息时代社会运动中新媒体的“参与式实践” |
| (三) 关于“媒体悖论”的讨论 |
| (四) 对辩证技术观的呼唤 |
| 三、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讨论 |
| (一) 不同视角下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观感 |
| (二) 研究进场和资料获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女性主义批评策略之反思——论“各取所需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2]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3]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4]成都白夜酒吧的艺术活动研究[D]. 刘孟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5]从底层书写看“80后”女作家小说创作[D]. 连丽梅. 山东理工大学, 2020(02)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8]新世纪言情类型小说的生产与表征[D]. 孙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11)
- [9]培育理想儿童：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1980-2014）[D]. 陶艳兰. 南京大学, 2016(05)
- [10]当新旧媒体相遇：太阳花运动的媒介镜像[D]. 许剑峰. 南京大学, 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