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青海畜牧兽医杂志》第1～6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徐成[1]（2020）在《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壬辰战争（1592—1598）是一场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的涉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性战争,不管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宣大地区的宣大将士积极地参与了援朝抗倭,尤其是日军第二次侵朝之时,宣大将士的表现尤为亮眼。既往对其东征援朝事迹的研究相对匮乏,存在可以突破之处。除此以外,宣大将士本身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深度参与了 16世纪后期的这场东亚大战争,研究宣大北兵援朝不仅是中国史的问题,也是东亚史的问题。本文利用正史、金石、谱牒、档案、方志、政书、文集、笔记等材料,佐以田野调查,梳理了两次入援的宣大北兵将领的概况,重点分析了主要参战将领的生平行历,将其历史形象修复出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并且,重点研究了宣大将士在援朝抗倭战争中具体参与过的战争事迹,如平壤开城之捷、碧蹄馆战役、稷山之战、蔚山之战、第二次蔚山之战、泗川之战,以往针对这些战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积累,但是以往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由于各方偏重不一,中国学者未尝仔细利用日方史料,日韩学者对明朝史料使用又不尽然充分,对于许多问题莫衷一是。本文综合利用明朝、朝鲜、日本方面的各类史料,尤其是回归一手史料（primary sources）,尝试厘清这些战争以及宣大将士的作战情况的相关问题。宣大将士驻扎朝鲜期间,与朝鲜当地的中央与地方官员、部队、民众也有着交往互动,对朝鲜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后世朝鲜官方对其亦有一定程度的纪念,并且宣大将士的后裔中有一部分在明清易代后迁居朝鲜,本文尝试分析其后裔在朝鲜的境遇,并与辽东将领李氏后代或其他籍贯将领东迁朝鲜的后代进行对比,分析其待遇差异与成因。而且,宣大北兵将领后裔在国内亦有存留,在其原乡亦繁衍绵瓞,但其与朝鲜的同宗血脉在针对东援祖先的文化与记忆上已发生截然相异的变化。本文比较中朝两国宣大将士后裔之不同,并分析了其成因。由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并发现宣大将士的形象在战后的朝鲜半岛和中国都逐渐归于落寞。在朝鲜半岛而言,这固然与辽兵、南兵第一次来援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有关系,但更与朝鲜王朝官方在战后对战争文化的回溯与建构的过程中对辽兵和南兵相对更加重视有关。而在中国的宣大将士子孙,由于明清易代,清朝官方对于万历抗倭援朝一事整体持否定态度,卫所的裁撤罢改与卫所制度的逐渐解体也使宣大将门失去了赖以维存的根本土壤,其抗倭援朝之功绩亦逐渐泯灭。最终造成了不管是中国还是朝鲜,都逐渐遗忘其援朝的来龙去脉。
马伟[2]（2018）在《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文中指出日本对我国东北的“农业开发”,是通过涉农会社实现的。其中,“东亚劝业会社”“满拓公（会）社”及“大连农事会社”主要从事土地掠取及农业经营、农业移民、农业金融等业务,“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满洲畜产公（会）社”“满洲猪毛工业会社”等则从事畜产品买卖、加工、输出等业务。1922年设立的“东亚劝业会社”,致力于东北土地、农产品、大米、牛肉等资源的掠取。截至1935年,该会社在“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掠取土地超过13万町,吉东地区95.32万町。其中部分土地改造为水田,以朝鲜佃农为主要劳力,获取稻谷等实物地租,部分旱田租借给我国汉族农民,以货币地租获利。1936年“东亚劝业会社”解散后,水田业务由“鲜满（满鲜）拓殖会社”接收,旱地业务则由满拓公（会）社所承继。截至1941年,“满拓公（会）社”共掠取土地2002万町,相当于日本本土耕地面积的2.2倍。对于如此规模的土地,除一小部分配给日本移民外,剩余绝大部分一方面由该公社直接采用租佃制度进行经营,另一部分则采用“掠夺型经纪”模式,雇佣土地经理人进行管理,这很大程度造成农业收入体系及分配模式混乱。同时,该公社还试图在“满拓区”内推行改良农法,办法是通过改良农具取代东北传统农具,但因数量严重不足而进展缓慢,最终造成该改良农法流于形式。1929年设立的“大连农事会社”,主要在“关东州”进行土地及农产物的垄断业务,并为日本农民迁移东北积累经验,但大规模移民侵略实施后,该会社的作用降低,但依然以租佃的形式对所掠土地进行控制。畜产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亚劝业会社”对农业资源的垄断和掠取有所节制,伪满洲国建立后,借助政治优势,始实行行业垄断。1930～1935年,“东亚劝业会社”还一度向日本海军提供东北冷冻牛肉。该会社解散后,畜产业务整合为“满蒙畜产工业会社”,从事肉类屠宰、加工等业务,并专门供应日本海军及关东军。1937年,“满洲畜产会社”获取该工业会社的全部股份,并完全垄断了伪满肉类、皮革、毛皮、羊毛等畜产物的加工、运输、输出等业务。“满蒙毛织会社”主要从事东北羊毛及澳洲细羊毛的深加工业务,并垄断了东北羊毛业务的输入。1943年升格为“满洲畜产公社”后,着重以制定价格的方式控制东北畜产资源。针对日本对我国东北,乃至东亚的殖民,本文以“结构性殖民理论”三大要素三大维度进行解读及理论提升。三大要素包括重农主义、农业移民及“国策会社”,其中,“国策会社”是核心环节,是推行重农主义和农业移民的基础和载体。而涉农会社体现“国策会社”的意志,并助推其农业殖民政策。三大维度是重农主义而非重商主义,规模性的农业移民而非零星的工业、商业移民,“国策会社”而非商业公司。三大维度处于高位,对殖民地的占有、同化及转化为“地理边疆”的可能性将处于高位。否则即处于低位。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及英国、法国对美洲殖民,日本对我国东北殖民的政策性无疑处于高位。
李文斌[3]（2018）在《王文萱与民国边政》文中提出鉴于目前涉及民国边政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政界或学界的有名人物,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边政研究、边政实践和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参与者及推动者王文萱为对象,围绕王文萱的主要边政活动展开论述,概括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政研究、边政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贡献。力图以小见大,通过王文萱这一个案,尽量展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政研究、边政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进程与成效。本文在资料方面主要使用了档案和报刊。笔者通过研究发现,1933年的西北考察,是王文萱与民国边政结缘的开始,使其加入边政的探讨与实践;1934年-1935年主持《开发西北》月刊,加深了王文萱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使其形成了初步的边政建设理念;1936-1939年任职于中央政治学校期间,王文萱继续关注和研究边政问题,对边政建设提出中肯建议;1939年出任边疆教育委员会常务秘书后,王文萱将其边疆教育理念付诸实践,推动了边疆教育的发展;1942年出任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校长及1944年出任国立西北大学边政系系主任时期,王文萱寓边政理念于教育之中,推动了边政人才的培养;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局变化,边政热潮消退,王文萱也与边政逐渐疏离。王文萱从事民国边政事务的历程,也可算是民国时期边政热的一种历程。从酝酿、发源、发展、兴盛到衰退的历史,都有王文萱的参与。探究王文萱与民国边政的关系,可管窥民国边政一隅之情况。
丛密林[4]（2018）在《契丹骑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契丹以用武立国,靠弓马长驱中原腹地,骑兵为此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业,生产生活有骑射,祭山祭祖有骑射,狩猎娱乐有骑射,军事战争有骑射,这无疑为骑兵所必备的技能提供了训练条件,而良马、弓矢、武器等装备则是构成骑兵的物质基础。骑兵与契丹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影响着契丹的军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以契丹骑兵为视角,全面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秉承前辈先贤的治学理念,深入挖掘史料,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注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契丹骑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形成及其军事素养的提升途径问题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早于中原地区,其形成是以“马的驯服”和“骑马游牧民族的出现”为标志和基础,而马具的技术革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马镫、高桥马鞍和马铠的出现,促进了重甲骑兵的产生;契丹骑兵的组建受到鲜卑及鲜卑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影响较大,对他们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契丹人生存的地理环境是骑兵形成的天然因素;狩猎习俗是维系骑射技能及骑兵军事素养的基础保障;休闲活动是提升骑射技能和骑兵战斗力的有效手段。第二章,关于契丹骑兵的相关军事制度研究。契丹在立国前,狩猎生产与军事战斗合二为一,游猎生产所需的工具即是战场上的武备,全民皆兵皆骑兵,主要以部族军为主;到了遥辇氏后期出现少量步兵,建国后逐渐增多,但仍以骑兵为主。辽朝时期中央骑兵主要有皮室军和斡鲁朵军,地方骑兵主要有“辽内四族”军、南北王军和舍利军。此外还有头下军、糺军、拽剌军、克军等。第三章,关于契丹骑兵武备相关问题的研究。契丹马是中国本土产生的草原马种,亦是蒙古马的先祖。契丹的马具在东胡、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发展,并受到唐宋的影响,使马具更加精湛,开始向精美和繁复方向创新发展,契丹鞍更是获天下第一的美誉。契丹高度发展的鞍马具文化,亦充分体现出强盛的骑兵武力。弓的种类主要依照材质来划分,契丹的生存环境为骑兵角弓的制作提供了优质材料;箭镞有15种类型,按照其功能分为兵矢、杀矢和恒矢三种;契丹骑兵的武器装备除了弓矢,还有骨朵、铁槊及长短兵器等;契丹骑兵的铠甲主要沿袭了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并随着冶铁铸铁技术的发展而日趋成熟,随着契丹王朝的壮大而走向精良,以致契丹的武器装备是契丹人最钟爱的战略物资和礼品。第四章,关于契丹骑兵战时分工及战略思想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按照骑兵作战中执行任务的类型,将契丹骑兵分为战骑、拦子马、打草谷骑和驿骑四种。契丹骑兵利于在平原上作战,主要依靠奇袭、闪击、追击、救援、迂回、包围、退却和劫粮道等方式取胜。契丹的战马、弓、弓袋、箭袋（又称胡禄或矢箙）及人马甲胄受气候影响较大,甚至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契丹骑兵之所以能发挥出作用,离不开军事将领的指挥才能和英明决策,主要体现在骑兵对外作战的战略、战术上。第五章,关于契丹骑兵的历史地位及影响问题的研究。契丹人的地理环境、游猎习俗、军事制度、精良的武备和战时思想赋予了契丹骑兵强大的战斗力,并以此征服统一北方草原诸族,进而南进中原灭后唐、后晋,夺取幽云十六州,长驱华北平原,直抵黄河流域,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至此,成为与北宋对等的国家,在当时东北亚地区地位最高,常以“主子”的姿态处理争端。从而真正凝聚成了以“游牧——农耕”为主导的“二元”正统王朝,这也正是驰骋的骑兵给契丹人带来了这种开阔的“天下”格局。与此同时,驰骋的骑兵也促进了欧亚草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王梅[5]（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牛燕军[6]（2017）在《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是新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城市作为该区域的中心,成为新疆社会经济的重要缩影。由于历史背景、自然地理、以及人文、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新疆城市演变与社会变迁进程,既经历了与沿海、内地城市相似的历史进程,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轨迹。同治朝初年以来新疆的长期战乱和外敌入侵,对城市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得乾嘉时期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出现停滞与衰退。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前后,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一系列新的治理措施的实施,城市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复兴和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和新疆新政的推行,进一步推动着边疆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启动。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控制和和经济侵略程度日益增强,以英俄为代表的外部殖民势力,为将新疆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展开激烈博弈,天山南北城镇的半殖民地化色彩不断加深。民国以降,中央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御力日趋式微,新疆地方政府长期处于半独立、半割据的状态,新疆历任军阀割据一方,实行独裁统治,使得边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印烙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对地处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的多民族城市的近代变迁展开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城市史研究领域,而且也能为当前的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教训。本文围绕新疆城市的近代变迁这一主题,以天山北路东麓的乌鲁木齐为区域对象,以1884年新疆建省至1949年的新疆和平解放共65年为时段,从空间、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入手,在较为客观、全面和系统勾勒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脉络和变迁状况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新疆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动因、历史局限性以及现实启示等,为边疆城市史研究提供典型范例。具体而言,首先,勾勒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从“双子城”的复式结构到“一城多区”的多中心结构,再到现代都市建设进程中社会空间显着重构的演变轨迹及特点。其次,以宏观历史事件为线索,将近代乌鲁木齐城市的经济发展史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和阶段,分别为晚清的起步阶段（1884-1911年）、民国前期的初步发展阶段（1912-1933年）、民国后期的曲折发展阶段（1934-1949年）。对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围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等几个方面展开具体、系统的论述。最后,选取反映城市社会变迁的典型层面进行横向的专题研究。具体以城市人口、社会阶层、衣食住行、习俗礼仪、娱乐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等方面为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近代新疆城市社会变迁的丰富图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总体思考,通过总结归纳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及动因,分析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探讨对当前新疆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总而言之,在内忧外患交困的历史背景下,多重力量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新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城市的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要转型和变迁。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多民族共存的内陆边疆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程度依旧是初步的、局部的,不同民族社会的近代化模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满汉二城对立的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旧的空间不断重组,以沙俄为主的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空间,和以维吾尔族、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空间等新的空间逐渐生成,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复杂性特征表现显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从区隔走向交融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
毛光远[7]（2016）在《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动荡不安,牧政废弛,天灾人祸接撞而至,畜牧业生产社会环境遭到破坏,中国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严重制约着军用马匹补充和农商社会经济的发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的国防危机日益加深,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紧筹划国防军备建设,在推进现代化军备建设的同时,作为冷兵器时代关系封建王朝兴衰的马政,其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了军政各界的重视,马政提上了国民政府议事日程。鉴于当时马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军马补充的困难,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马政委员会、马政局及马政司等中央马政管理机构,并派马政界官员远赴国外考察,通过借鉴东西方列强马政模式,制定了马政建设长远计划及军马管理方面相关法规,围绕着以增加产马数量和增进产马素质为中心,开始推进马政建设工作,以期解决陆军建设中的马匹配额问题,加强国防军备建设步伐,应对当时所面临的险恶国际战争环境。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产马体格能力的下降,使得适合军用马匹数量日渐减少,故推进国产马匹品种改良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主要内容之一。马种改良首要培育出足够数量优良种马,以期达到普遍改良之目的。有鉴于此,军政部创设了种马牧场和种马育成所,引进外洋优良种马,并通过洋马和国产马累代杂交,以期育成国产优良种马。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马种改良繁殖场在西部后方地区设立配种站所,推进民马改良繁殖工作。同时,为了马种改良繁殖工作有章可循,国民政府颁布了国营各牧场种马选用与马种改良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外洋种马数量有限,再加上战争环境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各牧场民马配种站所未能广泛设立,更难以达到普遍改良繁殖民间马匹之目的。尽管如此,国民政府西部地区牧政建设活动对推动边疆民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无裨益。军用马匹广泛来源在于地方民间社会,因此推动地方产马事业发展成为国民政府马政建设中心工作之一。为了增进民间产马数量及素质能力,军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奖励保护民间产养马骡相关办法,以推动地方马政建设工作向前发展。在国民政府推动地方马政相关政策的倡导下,地方各省通过设立种马牧场、推动民马配种、禁止屠宰马骡、举办马骡增产贷款及产马比赛会等方式,致力于地方马政建设工作。这不但体现了国民政府中央马政建设方案在地方的运行状况,而且对推动地方产马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由于接连不断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奖励保护地方产马政策缺乏彻底推行的良好社会环境,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是大打折扣,这在客观上又影响着地方民间社会产马业的发展。马政建设需要兽医、蹄铁等有关方面的大量人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清末民初陆军兽医学校整顿建设,使其成为培养马政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是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培养数量最多的高等学府。另外,为了解决地方畜牧兽医人才不足的问题及推动地方马政建设的需要,国民政府中央有关机构与地方各省通过举办各类短期训练班及高等学校教育等方式,加大马政人才培养力度。但由于当时畜牧兽医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对滞后,再者受传统职业偏见的影响,从业人员较少,这使得民国时期畜牧兽医人才一直处于紧缺状态。人才供求紧张状况给国民政府马政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军马补充与保育是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国民政府通过整顿原察哈尔军牧场,创设甘青地区军牧场及军马补充所等措施,试图建立起军马补充的常规性机制。鉴于抗战时期军马大量消耗及亟待补充的需要,军政部成立了临时购马骡机构,派员分赴后方产马各地采购军马,并通过"以马代丁"等措施从民间社会征集大量马匹,进行军马广泛社会动员。鉴于军马保健工作的需要,军政部制定了马乾、草料及兽医卫生器材的供给方式与发放标准,并建立了陆军马粮仓库、兽医卫生器材库、兽医院所等军马卫生防疫机构,加大军马保育及伤病马骡的治疗工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陆军马政建设对抗日战争胜利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起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于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边疆畜牧地带危机接踵而至,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东北及华北等产马主要区域遭到破坏,再加上西北及西南地区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下,国家中央行政不是很畅达,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马政资源不断缩减,这都给马政建设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在诸多不利因素之中,持续不断的国外内战争是制约马政最为主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马政如同国家其他建设工作一样被淹没在战争的漩涡之中,建设工作的推进面临重重困难,更难以达到预期设计的目标。
王薇[8]（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李昕升[9]（2015）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三,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三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三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张福强[10]（2015）在《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文中提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十分紧迫,东北沦陷使得西北的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在此种危机情景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于是大批考察家赴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了解边疆情况,并贡献于国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大片地区陷入日寇之手,国内重心西移,诸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北,大批考察团体、个人也深入西北边疆腹地,或开展工作,或调查研究,这期间撰写的论着,数量众多,规模空前,是民国边疆研究最为鼎盛的阶段。抗战胜利后,西北失去了在抗击外敌时的战略优势,西北研究的热度逐渐下降。甘青藏区地处西北腹地,同样,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也是民国西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上西北研究的三个阶段的特点也同样适合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期。从文本材料来看,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的研究,多沿袭前人说法,突破不大;政治、经济与交通方面,基本完整的呈现了该时期甘青藏区的事实情况;对教育卫生的关注也多强调对概貌的介绍;文化风俗与寺庙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涉及内容较为全面。从作者群体的构成上看,官员占据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鼎盛阶段,在历史、民族分布的研究上,有些作者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除介绍基本情况外,相关政治、经济、交通与卫生类的论着,在学理分析上,也更加深入;文化风俗与宗教类文章、着作依然数量众多,很多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该时期作者群体的构成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而这其中学者群体表现最为突出,经典成果倍出。如何开发甘青藏区,是多数考察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时期就此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有教育为要、交通为先等种种说法,而此种大讨论实际上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深化的具体体现。抗战胜利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有着短暂的持续。一些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尤以本地学人为最,他们在政治、宗教、人物等方面,依据文献材料或实地调查,展开论述,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可圈可点。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诸多论着的发表、出版提高了内地人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西北开发亦步亦趋,相互促进,当然也有一些缺陷,甘青藏区内部各区域、各方面内容研究的不平衡色彩很明显。另外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却也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研究命题。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自我”文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的过程,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大量涌现的过程。此种变化过程却是当时时代场域作用于作者群体及调查时间,进而再具体影响“他者”认识过程的变化。
二、2002年《青海畜牧兽医杂志》第1～6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青海畜牧兽医杂志》第1～6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两次入援的宣大将士 |
| 第一节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周弘谟、任自强、高策、宋大斌诸将考 |
| 附: 史儒考 |
| 第二节 “丁酉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一 统帅与诸将领简况 |
| 二 闻名疆场“四鞑将”:解生、颇贵、摆赛、杨登山 |
| 附: 牛伯英、柴登科考 |
| 第三节 宣大将领的来源与族属探赜——兼谈明代的“蕃将”现象与特色 |
| 第二章 宣大将士援朝战史考析 |
| 第一节 宣大将士在壬辰战争中的表现与评价 |
| 一 “壬辰倭乱”中的宣大将士 |
| 二 “丁酉再乱”中的宣大将士 |
| 第二节 宣大将士作战的特点与成因简析 |
| 第三章 壬辰战后宣大将士后裔与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战后留在朝鲜的宣大将士后裔及其文化传承问题 |
| 第二节 留居雁北与塞上的宣大将领家族个案分析 |
| 第三节 中朝两国历史记忆中的宣大将士形象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所用概念及史料解析 |
| 四、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设立的历史及资源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口政策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日本之满蒙特殊地位”产生的思想根源 |
| 第三节 我国东北的农业资源禀赋及其特点 |
| 第四节 日本涉农会社及其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东亚劝业会社”及其对“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农业资源“开发” |
| 第一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设立及股权变动 |
| 第二节 1906～1922年日人的土地盗买 |
| 第三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土地掠取活动 |
| 第四节 “东亚劝业会社”的农业经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满拓公社”所控土地管理及农耕技术 |
| 第一节 土地经理人制度与“满拓区掠夺型经纪”模式 |
| 第二节 农具与东北垄作耕法 |
| 第三节 “北满改良农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连农事会社”对“关东州”农业资源掠取 |
| 第一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设立及农业移民 |
| 第二节 “大连农事会社”的土地掠取 |
| 第三节 日本移民的农业经营及“大连农事会社”的地租收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满洲畜产会社”对东北畜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 第一节 东北畜产资源数量考析 |
| 第二节 “东亚劝业会社”“满蒙畜产工业会社”对畜牛资源的掠取 |
| 第三节 “满蒙毛织会社”的设立及对东北羊毛资源的垄断 |
| 第四节 东北猪的养殖及日人对猪毛资源的控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日本涉农会社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结构性殖民理论”的构建及日本式殖民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策会社”满铁关系会社及其涉农机构 |
| 第三节 日本涉农会社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
| 结语 |
| 附录一 东北古今县名对照表 |
| 附录二 日本在中国东北“农业开发”大事记 |
| 附录三 东三省各县及“关东州”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 |
| 附录四 东三省各县家畜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3）王文萱与民国边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王文萱参与民国边政的缘起 |
| 第一节 赴日留学 |
| 第二节 关注西北 |
| 第三节 出任《开发西北》主编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编《开发西北》月刊 |
| 第一节 负责《一月来之西北》栏目 |
| 第二节 编辑《舆论选辑》 |
| 第三节 对西北各省的调查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任教中央政治学校时期的边疆研究和边政活动 |
| 第一节 王文萱的边疆研究及民族观 |
| 第二节 王文萱的边疆教育改进建议 |
| 第三节 王文萱的战时移垦边疆主张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文萱与边疆教育委员会 |
| 第一节 王文萱与边疆教育委员会 |
| 第二节 王文萱的边疆教育理念 |
| 第三节 王文萱的边疆教育实践及主张 |
| 小结 |
| 第五章 筹备和执掌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
| 第一节 王文萱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筹办 |
| 第二节 王文萱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教学设置 |
| 第三节 王文萱与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的运营 |
| 小结 |
| 第六章 逐渐疏离边政 |
| 第一节 主持国立西北大学边政系 |
| 第二节 受聘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教授 |
| 第三节 主笔《经世日报》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王文萱编年事辑 |
| 附录二 ：王文萱论着目录 |
| 致谢 |
（4）契丹骑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契丹骑兵的形成及其军事素养的提升途径 |
| 第一节 骑兵的产生与发展 |
| 一、马的驯服是骑兵产生的先决条件 |
| 二、以骑马为标志的游牧民族出现是骑兵形成的基础 |
| 三、马具的技术革新促进了骑兵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契丹骑兵的形成 |
| 一、从契丹族的历史演变追溯契丹骑兵的形成 |
| 二、地理环境是契丹骑兵形成的天然因素 |
| 第三节 骑射技能在契丹人生活中的积累 |
| 一、契丹的游猎生活维系和提升了骑射技能 |
| 二、辽朝的“四时捺钵”延续和强化了骑射技能 |
| 三、休闲训练是提高骑射技能和军事素养的有效途径 |
| 第二章 契丹骑兵的相关军事制度 |
| 第一节 建辽前期的相关军事制度 |
| 一、契丹古八部时期的松散酋帅制度 |
| 二、契丹大贺氏时期的双重统治制度 |
| 三、契丹遥辇氏时期的军事首长制度 |
| 四、契丹的统兵官职：夷离堇、于越、挞马 |
| 第二节 辽朝时期的相关军事制度 |
| 一、中央的护卫骑兵：皮室军、斡鲁朵军 |
| 二、地方的部族骑兵：部族军、舍利军 |
| 三、中央与地方结合性质的骑兵：头下军、糺军、克军、拽剌军 |
| 第三节 军事制度的发展变革对契丹骑兵的影响 |
| 一、契丹骑兵统兵机构及官职的变革 |
| 二、契丹骑兵数量的变化 |
| 三、契丹骑兵由部族军向常备军的转变 |
| 四、由全军骑兵向以骑兵为主的多元兵种发展 |
| 第三章 契丹骑兵的武备 |
| 第一节 契丹的战马 |
| 一、战马的品种、特征 |
| 二、战马的类型 |
| 三、战马的数量与来源 |
| 第二节 契丹骑兵的马具 |
| 一、游牧民族马具的发展演变对契丹骑兵的影响 |
| 二、契丹骑兵的马具特征 |
| 第三节 契丹骑兵的武器装备 |
| 一、弓的种类及功能 |
| 二、箭镞的形制及特征 |
| 三、骑兵的长短兵器 |
| 四、骑兵的甲胄 |
| 第四章 契丹骑兵的战时分工及战略思想 |
| 第一节 骑兵的战时分工 |
| 一、侦察敌情的拦子马骑 |
| 二、粮草补给的打草谷骑 |
| 三、传递公事的驿骑 |
| 第二节 骑兵的战时特点 |
| 一、契丹骑兵的战时特点 |
| 二、气候环境对契丹骑兵作战的影响 |
| 第三节 契丹典型的军事思想家及其战略战术 |
| 一、耶律阿保机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
| 二、耶律休哥的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
| 第五章 契丹骑兵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骑兵的战斗力增强了契丹的征服性 |
| 一、骑兵是契丹武力强盛的决定因素 |
| 二、骑兵是维持契丹生存发展与实现草原一统的牢固基础 |
| 三、骑兵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军事战略及当时的政治格局 |
| 第二节 驰骋的骑兵给契丹人带来了开阔的“天下”格局 |
| 一、骑兵促进了契丹民族凝聚成“游牧——农耕”的“天下”正统 |
| 二、驰骋的骑兵促进了欧亚草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插图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5）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 关于社会救济史的整体研究 |
| (二) 关于甘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西北及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区域研究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标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拟解决问题及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第一节 青海的自然环境 |
| 一、地貌 |
| 二、气候 |
| 三、土壤与植被 |
| 四、河流 |
| 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 |
| 一、多民族聚居和传统地方社会的多元化 |
| 二、宗教氛围浓厚、寺院林立 |
| 三、近代因素的发轫与地方社会 |
| 第三节 近代青海的行政区划及建置的沿革 |
| 一、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建置 |
| 二、近代以来青海的基层行政组织 |
| 第二章 济贫事业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民族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及其发展 |
| 第二节 官方的济贫活动 |
| 一、官办救济机构 |
| 二、救济机构以外的官办救济事业 |
| 第三节 民间的慈善救济 |
| 一、血缘组织下的互助与济贫(汉族的宗族、撒拉族的孔木散、土族的舍房、藏族的“日科尔”) |
| 二、地缘组织(村落、藏族部落内、城镇会馆组织)下的互助济贫 |
| 三、宗教组织的慈善救济 |
| 四、民间社会团体的慈善救济活动 |
| 五、融入民间习俗中的济贫行为 |
| 第四节 西方教会的慈善救济 |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发展情况 |
| 二、教会在医疗和助学方面的济贫活动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济贫事业的成效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灾荒救济 |
| 第一节 灾荒概况 |
| 一、灾荒概述 |
| 二、灾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官方救灾 |
| 一、近代国家和青海地方的救灾机构及其制度建设 |
| 二、灾前预防 |
| 三、临灾赈济 |
| 四、灾后善后 |
| 第三节 民间救灾 |
| 一、防灾备荒的探索 |
| 二、民间赈灾款物的筹集与对政府救灾的支持 |
| 三、民间的应灾举措 |
| 第四节 西方传教士的救灾 |
| 第五节 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政府救灾活动的成效及评价 |
| 二、民间力量救灾活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反映的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特点 |
| 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
| 二、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辅 |
| 三、多层次和多样化 |
| 第二节 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国家—地方—民间的互动关系 |
| 一、中央与地方的互动 |
| 二、地方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有关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的部分法规 |
| 附录二 近代青海自然灾害发生统计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图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基本史料 |
| (一) 汉文文献 |
| (二) 外文文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上篇 空间演变篇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 |
| 第二节 人文背景 |
| 第二章 从“双子城”到“一城多区”——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初步转型(1759-1933年) |
| 第一节 复式城市空间的建构(1759-1884年) |
| 一、迪化城的初建与扩建 |
| 二、巩宁城的修建 |
| 三、破坏与重建:战乱对城市的影响 |
| 四、城市各民族的形成与分布 |
| 第二节 “一城多区”:多重力量驱动下城市空间的区隔(1885-1933年) |
| 一、满汉二城的合并与城市空间的初步整合 |
| 二、贸易圈与领事馆:沙俄势力的渗透与与城市空间的异化 |
| 三、会馆与庙宇:城内汉族社会空间的塑造 |
| 四、清真寺与巴扎:城外少数民族商业空间的生成 |
| 五、城市民族结构与居住格局的演变 |
| 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面貌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政建设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1934-1949年) |
| 第一节 市政规划的出炉与城市空间的延展 |
| 一、市政机构的完善与城市功能分区 |
| 二、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
| 第二节 市政建设的展开与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 |
| 一、城墙的拆建 |
| 二、街道的改扩建 |
| 三、城市房屋的拆迁 |
| 四、城市新式公共空间的辟建 |
| 五、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与市民生活空间的演变 |
| 第三节 区隔下的混融:市政建设对城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影响 |
| 一、城内汉族聚居区的散居化 |
| 二、南关穆斯林商业社区居住格局的重构 |
| 三、贸易圈的杂居化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经济发展篇 |
| 第四章 晚清乌鲁木齐城市近代经济的萌芽(1884-1911年) |
| 第一节 新疆建省前乌鲁木齐经济的发展概况 |
| 一、传统农业的开发 |
| 二、传统手工业的兴起 |
| 三、传统商贸活动的活跃 |
| 第二节 城市近代经济萌芽的具体表现 |
| 一、清末新政与近代工业的发轫 |
| 二、“八大商帮”的形成与城市商业的复苏 |
| 三、开埠通商与对外贸易的畸形繁荣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杨增新、金树仁时期新疆的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杨增新时期的政治危机及其应对 |
| 二、金树仁时期矛盾与危机的激化以及哈密事变的爆发 |
| 三、从“认庙不认神”到南京国民政府统合新疆努力的失败 |
| 四、新苏关系的确立与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渗透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缓慢发展期(1912-1928年) |
| 一、官办、商办工业的初步发展 |
| 二、各族商人群体的崛起与商业发展的新趋势 |
| 三、对外贸易的萎缩及重启 |
| 四、近代银行的初设与旧式票号、典当业的并存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的全面衰退期(1928-1933年) |
| 一、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中断 |
| 二、商业贸易由盛及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时期乌鲁木齐城市经济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盛世才、国民党时期新疆内、外部形势概述 |
| 一、从亲苏容共到反苏反共盛世才的政治投机之路 |
| 二、国民党势力入新与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的爆发 |
| 三、新疆省联合政府从成立走向破裂 |
|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发展的“黄金期”(1934-1942年) |
| 一、两期“三年计划”中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 |
| 二、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 |
| 三、城市金融业的大力整顿 |
| 第二节 波折与动荡中前行的城市经济(1942-1949年) |
| 一、工业建设的失调 |
| 二、商业贸易一蹶不振 |
| 三、财政金融濒于崩溃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社会变迁篇 |
| 第七章 城市人口和社会阶层的演变 |
| 第一节 人口的变迁 |
| 一、人口数量的变动 |
|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 |
| 三、人口迁移及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阶层的变动 |
| 一、新式政府职员的形成 |
| 二、新兴产业工人的出现 |
| 三、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
| 四、新型知识分子的涌现 |
| 五、边缘阶层的膨胀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日常生活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碰撞与交汇:物质生活的变迁 |
| 一、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交织 |
| 二、饮食的多元荟萃 |
| 三、建筑风格的中西杂糅 |
| 四、交通工具的新旧并行 |
| 第二节 良莠混杂:精神生活的近代转型 |
| 一、习俗与礼仪的变革 |
| 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
| 三、思想观念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城市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
| 一、清末近代教育的起步 |
| 二、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 |
| 第二节 近代图书报刊事业的转型 |
| 一、图书报刊业的初创阶段 |
| 二、图书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思考及启示 |
| 一、乌鲁木齐在新疆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性 |
| 二、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动因 |
| 三、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局限性 |
| 四、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现实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史料运用说明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的缘起 |
| 一、马匹在国防军备方面的重要性 |
| 二、产马数量锐减与体格能力的退化 |
| 三、军用马骡补充困难 |
| 第二章 中央马政机构与马政计划 |
| 一、中央马政机构演变与事权的集中 |
| 二、中央马政机构的播迁 |
| 三、全国马政建设计划 |
| 四、军马选定与保管规则 |
| 第三章 种马牧场与马种改良 |
| 一、马种改良预期标准 |
| 二、抗战前种马牧场建设与马种改良 |
| 三、抗战开始后的种马场所建设与民马改良 |
| 第四章 军牧场与军马培育 |
| 一、军牧场整顿与建设 |
| 二、军牧场马匹构成与军马培育 |
| 三、军牧场垦殖工作 |
| 四、军牧场与地方社会的纠纷 |
| 五、军民合作放牧协定办法的出台 |
| 第五章 提倡地方产马与地方马政建设 |
| 一、国民政府地方产马助成办法 |
| 二、地方各省马种改良繁殖 |
| 三、地方产马比赛会 |
| 第六章 马政人才培养与军马卫生防疫 |
| 一、马政人才培养 |
| 二、军马卫生防疫机制 |
| 三、陆军兽医卫生器材供给机制 |
| 第七章 国民党军队军马补充与草料补充机制 |
| 一、军马补充所与补充处 |
| 二、军马采购临时机构与相关问题 |
| 三、"以马代丁"措施与民众负担 |
| 四、"献马运动"与民众反抗 |
| 五、军牧场育成军马调拨 |
| 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骡输入 |
| 七、马粮仓库与军马草料补充机制 |
| 八、军政部保护产马与军用马骡保育 |
| 第八章 国民政府马政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困境 |
| 一、马政建设起步迟滞 |
| 二、马政模式与相关困境 |
| 三、马政资源萎缩 |
| 四、牧政基础设施薄弱 |
| 五、军用马骡频繁征调与农家役畜短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创新和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南瓜的起源与传播 |
| 第一节 南瓜在美洲的起源与传播 |
| 一、美洲是南瓜的起源中心 |
| 二、南瓜在欧亚的传播 |
| 第二节 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 |
| 一、南瓜传入中国的时间 |
| 二、南瓜传入中国的路径 第二章 南瓜的名实与品种资源 |
| 第一节 南瓜名称考释 |
| 一、南瓜的主要名称 |
| 二、南瓜的其他别称 |
| 第二节 南瓜属作物与南瓜品种资源 |
| 一、南瓜与笋瓜、西葫芦 |
| 二、南瓜的品种资源 第三章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一节 南瓜在全国的引种路线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南瓜在各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一、南瓜在东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二、南瓜在华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三、南瓜在西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四、南瓜在西南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五、南瓜在东南沿海的引种和推广 |
| 六、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的生产和发展 |
| 一、南瓜在全国的生产概况 |
| 二、南瓜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四章 南瓜生产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栽培技术的积累 |
| 一、播种育苗 |
| 二、定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病虫害防治 |
| 五、采收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生产技术的改进 |
| 一、选种育种 |
| 二、播种育苗 |
| 三、定植 |
| 四、田间管理 |
| 五、病虫害防治 |
| 六、采收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生产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五章 南瓜加工、利用技术本土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奠基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改进 |
| 一、贮藏 |
| 二、食用 |
| 三、药用 |
| 四、饲用及其他利用方式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南瓜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 |
| 一、1949-1978年的发展 |
| 二、1979-2014年的发展 第六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因素 |
| 一、生态适应性 |
| 二、生理适应性 |
| 第二节 救荒因素 |
| 一、南方地区 |
| 二、北方地区 |
| 第三节 移民因素 |
| 一、西南移民潮:“湖广填四川”与“改土归流” |
| 二、东南棚民潮:“客家棚民”与“江西填湖广” |
| 三、东北大移民:“招民开垦”与“闯关东” |
| 第四节 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 |
| 一、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 |
| 二、中国古代夏季蔬菜的品种增加的原因 |
| 第五节 经济因素 |
| 一、南瓜的相对经济优势 |
| 二、南瓜加工、利用的经济优势 |
| 三、南瓜其他利用方式的经济优势 第七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救荒、备荒的影响 |
| 一、全国性的救荒影响 |
| 二、六大区的具体救荒影响 |
| 第二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一、改变了蔬菜作物结构 |
| 二、影响了农业种植制度 |
| 第三节 对经济的影响 |
| 一、直接南瓜贸易对经济的影响 |
| 二、南瓜子对经济的促进 |
| 三、南瓜众多深加工产品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 |
| 四、南瓜与养殖业发展 第八章 南瓜引种和本土化对科技文化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
| 一、基本性状的描述 |
| 二、同食相忌 |
| 三、具体应用 |
| 第二节 南瓜与文化 |
| 一、南瓜精神 |
| 二、南瓜民俗 |
| 三、南瓜观赏文化 |
| 四、南瓜名称文化 |
| 五、南瓜饮食文化 |
| 第三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二、民国时期的文学创作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危机中的起步：1931-1936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西北开发与甘青藏区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三) 教育卫生 |
| (四) 文化习俗与寺院 |
| (五) 各类着作 |
| 四、调查研究群体之构成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全面抗战中的繁盛：1937—1945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重心西移与甘青藏区之调查研究 |
| 二、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地理 |
| (二) 民族分布与人口 |
| (三) 政治、经济与交通 |
| (四) 教育卫生 |
| (五)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六) 各类着作 |
| 三、作者群体构成的多样化 |
| (一) 个人 |
| (二) 团体 |
| 四、甘青藏区开发意见的大讨论 |
| (一) 教育为要 |
| (二) 交通为先 |
| (三)“宜垦”还是“宜畜” |
| (四) 工业论、政治论与综合说 |
| 六、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 |
| (一) 自然科学 |
| (二) 社会科学 |
| (三) 观察与研究方法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动荡中的持续：1946—1949年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
| 一、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和甘青藏区研究的持续 |
| 二、调查研究成果述论 |
| (一) 历史与民族分布 |
| (二) 政治经济与交通卫生 |
| (三) 文化习俗与宗教 |
| 三、作者群体之分析 |
| 四、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1931-1949年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成果目录 |
| 附录B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2002年《青海畜牧兽医杂志》第1～6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壬辰战争中的宣大将士相关问题研究[D]. 徐成. 山东大学, 2020(09)
- [2]日本涉农会社中国东北“农业开发”研究（1906～1945）[D]. 马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5)
- [3]王文萱与民国边政[D]. 李文斌. 云南大学, 2018(01)
- [4]契丹骑兵研究[D]. 丛密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5]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近代乌鲁木齐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884-1949年）[D]. 牛燕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7]南京国民政府马政建设研究[D]. 毛光远.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8]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9]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6)
- [10]民国时期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综论（1931-1949）[D].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