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区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一、金牛区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何梦娟^[1]（2020）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不仅是对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愿景式理论想象,还是对我国当前基层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即基层治理要朝着多元治理、关系重构和协同共治的方向迈进。很多学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突破点和关键点都在基层。基层乡镇研究,是观察我国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窗口。随着我国转型发展进程的加快,基层治理越来越复杂,基层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单薄”的管理职权与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不匹配问题最为突出,对治理中的不少问题,基层政府往往是“看得见、管不着”。从治理主体上来说,基层“条块”离散、“条条”离散、群众缺位等问题突出,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从治理过程来说,不同环节之间碎片化,导致政府职能、资源和相关服务难以直达基层,不仅影响着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改革获得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很多学者提出引导基层治理走出困境的方法,如强镇扩权、简政强镇、项目化运作模式等以期实现权责对等、机构重整、纵横联动的条块关系。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基层政府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如网格化治理、“互联网+行政审批”、“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一系列将技术应用于基层治理的效果日益显现。本文以互联网技术嵌入基层治理为研究视角,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案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以互联网技术搭建的“政务服务平台”对解决基层治理离散化困境的重要意义。对“互联网+”时代基层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以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协同治理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协同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分析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包括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的条块分割;派驻部门之间的条条分割及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政社分割。通过分析互联网技术对政府治理的重要意义得出互联网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其次,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案例。先是提出“四个平台”建设的启动背景。从当前乃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县乡治理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分析入手:一是事权矛盾。二是条块分割,“两张皮”的问题普遍存在,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基层政民关系日渐“疏远”问题。浙江省提出建设“四个平台”,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再者通过解构“四个平台”,剖析其组织架构、技术手段、考核机制、运作机制及问题反思。最后,分析“四个平台”对基层协同治理的成效。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基层政府服务能力显着增强;二是基层执法效能显着提升;三是基层群众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最后,对“互联网+”时代基层协同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强化技术嵌入与制度创新的有效融合;三是建构虚拟平台,优化整合治理资源。

李婷威^[2]（2019）在《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加速,村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村庄空心化带来了农村经济、社会、政治等一系列要素的变化,既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出现了农业产业衰落、基层民主虚置、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等不良现象。与此同时,国家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新时期工作的重点,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扶持“三农”的发展。如上的一系列环境的变化为我国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作为我国政权组织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直接服务于农村广大群众,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行政生态学理论认为,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落实离不开其所处的行政生态环境。对于村庄空心化的地区来说,行政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为乡镇政府原有的职能提出了挑战,对乡镇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当前村庄空心化地区的乡镇政府职能亟待转变。本文通过对皖西S镇的个案调研,基于行政生态学理论,分析当前乡镇政府所面临的行政生态要素的变化,得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困境,为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可行路径。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从政策设计和现实需要的层面分析了当前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并对农村空心化和乡镇政府职能的研究做了文献梳理,反思了当前学界在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研究上存在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系统地阐释了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观点,通过对我国基层政府职能演进的考察论证行政生态学理论对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解释力,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解析行政生态环境对于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选取了皖西一个典型的村庄空心化乡镇——S镇为个案,对S镇村庄空心化的表现及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从机构设置、职能表现两个方面解析当前S镇的政府职能;第四章,结合我国村庄空心化地区的实际,从行政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分析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行政生态要素的转变以及在这样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其职能转变的必要性、方向和困境;第五章以个案分析和理论解读为基础,从组织支持、制度支撑、运行保障三个层面系统地讨论了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和对策。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方平^[4]（2015）在《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在养老、卫生、医疗、社区服务等社会公共服务各个领域的购买服务积极开展了探索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不断推进过程中,政府购买会计服务作为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深化公共财政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越来越受关注。在村镇财务管理方面,浙江省从2000年开始推行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村镇会计委托代理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趋于成熟,自推行实施以来,规范了村级财务管理,完善了村级财务公开制度,提高了村级会计人员专业化水平,强化了对村级财务的监督,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随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在委托代理制的运行和实施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委托代理机构性质不明、会计信息合法性受质疑;村会计信息不对称、村自主理财困难;监管主体不明确、行政干预明显;会计队伍力量薄弱、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等。文本的研究是基于政府大力推广公共服务购买的背景下,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和临安市两地开展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向诸暨市和临安市财政局、农经总站、乡镇政府三资管理中心、代理机构等相关人员发放回收119份调查问卷,同时,还对临安市和诸暨市农经总站进行了实地访谈,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现行村镇会计委托代理制现状,探讨村镇财务治理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对现行村镇会计委托代理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的可能性,并对其购买方、提供方、监督方的性质与关系,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类型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论主要有:（1）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是村镇会计委托代理制度发展的方向,随着政府推进公共服务购买和会计市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村镇财务治理的方式将由购买会计公共服务的方式替代会计委托代理机制;（2）在现行预算管理制度和村镇治理条件下,分析了购买方、提供方、监督方的性质与关系,构建了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的八种类型,并遴选了其中两种类型,认为现阶段可以采取县（市）政府作为购买方,现行会计委托代理机构作为提供方,县（市）政府财政部、审计局、农经站等作为监督方的类型,以后采用乡（镇）政府作为购买方,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作为提供方,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作为监督方的类型;（3）分析了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的运行机制,其操作流程是要做好购买之前的准备工作、购买过程中的管理、购买后的管理以及在既定服务期限对服务项目进行检查评估。推行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的建议:（1）第一阶段,建议在浙江省选择个别县（市）进行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再进行全省推广。在试点过程中,具体要做好制定整体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购买的具体实施等。（2）第二阶段,在会计市场逐渐成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和运行不断完善之后,加强对提供方的遴选,扩大选择范围,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选择优质的会计服务机构,加强有效的监管和绩效评估,使村镇财会信息质量得到保障,进一步推进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

蒋姗^[5]（2015）在《成都市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案例研究》文中指出教育问题是有时代性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会使某些教育问题凸显出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矛盾的焦点。教育均衡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积累起来的,现在已成了教育界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党和国家实施统筹城乡战略背景下,实施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总体上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无论在财力、物力还是教师资源方面的配置均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其中,在影响教育运行和发展的诸种要素中,教师资源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校际之间配置不均衡的问题相当突出,必须尽快加以解决。近年来,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绩,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有效地缩小了全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校际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本文拟通过罗尔斯正义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教育公平为逻辑起点,从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相关概念和理论界定入手,在研究分析国家及地方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历程和实践方式基础上,结合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背景,全面、系统地分析、归纳及总结成都市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方式、实施效果和典型经验,为其它区域在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进一步实施教师资源配置提供借鉴及参照蓝本,为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均衡发展及教育公平化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杨健^[6]（2015）在《利益表达视角下当前农村政治稳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稳定从动态的角度讲是政治系统在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的过程中发展政治,从静态的角度讲是通过一系列指标对于现实政治状况作出的判断。虽然农村政治只是“低级政治”,但是农村政治稳定同样是一个与外界政治环境相协调的过程,而且农村政治稳定还需要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稳定相互协调。农民利益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一个最大变量,在当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愈加强烈,利益主体化愈来愈凸显的情况下,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能力是维护农村政治稳定的应有之义。在利益表达视角下,当前农村政治稳定的状况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虽然建立了三十多年,但是真正运行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权利意识逐渐加强的农民与非理性的维权方式。这些困境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背后都有着同样的原因,那就是农民利益表达的失衡。农民利益表达失衡怎样对于农村政治稳定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农村公共政策的形成为分析支点,进行了探讨。良性的公共政策对于农村政治稳定能起到促进作用,而恶性的公共政策无疑会破坏农村政治稳定的状况。决定一种公共政策良性与否的关键就是利益表达是否充分。而农民利益表达是农村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当前维护农村政治稳定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构建均衡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均衡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传统利益表达机制中的积极成分,另一方面还需要扩大农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的自主性。主要的做法有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拓展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完善的利益表达回应体系。

姚永强^[7]（2014）在《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是实现均衡发展目标的方法、途径和模式的概括,一定的教育发展方式既适应于特定的教育发展目标,又会产生相应的教育发展结果。受动力因素、体制因素、经济因素和教育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教育环境下,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教育发展方式。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发展方式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探索与完善。在公共产品理论、公平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法规政策及实施措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当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不断完善教育政策法规；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入,积极构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大力改善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着力缩小城乡和校际差距；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竭力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努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断支持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着力推进学校布局调整,全力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等特征。随着县域内资源配置的基本均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随之发生转移,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学校多元发展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又一新的阶段性目标。发展目标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转变,但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认识上的偏颇、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办学条件等同于办学水平观念的误导以及社会意识的偏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重教育经费投入,轻资源有效利用；重外在条件改善,轻内在质量提升；重政府外在推动,轻自我内在驱动；重规模经济效应,轻教育自身规律；重同质发展,轻特色办学；重城市和示范学校发展,轻农村和一般学校建设,这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现实需求和目标要求不相适应。因此,要在2020年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整体提高区域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就必须从注重教育资源投入、依赖政府力量驱动、强调同质发展和过度规模发展的均衡发展方式转变为以质量提升为中心、依赖学校自我发展驱动、注重多元发展和适度规模发展的均衡发展方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创新发展观念,厘清发展思路；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保障学校主体地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实施多元评价,鼓励学校特色发展,才能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

杨瑞芳^[8]（2014）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是人口与资本聚集的过程，亦是亿万农民融入市场化，从农民变成市民的历史进程。故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必然结果。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民的田地被征用变成了失地农民，他们的持续性生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性恶性事件的发生。因此，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就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采用调查问卷与访谈的方式，从征地补偿情况、失地后的就业情况、收入及生活状况、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对山西省吕梁岚县部分失地农民进行了深入调查，归纳总结出失地农民利益保护方面存在的征地补偿数额偏低、征地补偿方式单一、再就业困难以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然后，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征地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导致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包括征地补偿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征地程序设计不合理、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偏低，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不到位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陷等；最后，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第一，在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制度方面，建议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具体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明确土地征收法律责任、借鉴发达国家土地补偿方面的有益经验。第二，在有效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方面，建议加强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失地农民创业扶助贷款。第三，在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建议加快农村保障与城镇保障体系的衔接，放宽失地农民申请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和廉租房政策，加大养老、失业等保险的覆盖力度，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的脱钩，保障失地农民可持续性生计。第四，在提高失地农民自治组织化程度方面，建议成立失地农民代表协会、畅通和拓宽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本文创新之处是提出了放宽失地农民申请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和廉租房政策，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的脱钩等合理化建议，但由于研究资料及本人能力有限，有些建议仍有可商榷之处。

周望^[9]（2012）在《中国“政策试点”研究》文中提出“政策试点”，是中国治理实践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具体类型包括各种形式的试点项目、试验区等。作为标识中国政策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关键词，“政策试点”是被运用得最为频繁的改革工具之一。在中国各个层级、各个地区里分布着大量各式各样的政策试点实践。中国政策实践中所广泛存在的“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促面、点面结合、逐步推广”等特有词汇和术语亦是根源于此。“政策试点”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鲜明的特质，给本土政策过程带上了中国风格的深刻印记，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整个策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项治理策略和方法论工具，“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试点”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主动探索。在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洗礼之后，“政策试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被大规模地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了深深根植于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性机制。同时，伴随着这一演化过程，“政策试点”在发展主线、内容构成、作用方式、运行规范等方面亦产生了相应的规律性变化。“政策试点”发展至今天，其相关要素、主要特征已基本确定下来，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框架。在组成类型方面，可以将“政策试点”划分为两大类七小类：第一个大类型是试点项目，具体又可分为探索型试点、测试型试点和示范型试点等三个小类型；第二个大类型是试验区，具体又可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部省共建试验区、国务院部委指导建设的试验区、地方自建试验区等四个小类型。在运行过程方面，“政策试点”在实践操作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程序和自成系统的做法，可以将其归纳为“两阶段十环节”，它具体是指“先试先行”和“由点到面”这前后两个阶段，以及分别与之对应的选点、组织、设计、督导、宣传、评估以及部署、扩点、交流、总结等共计十个环节。而在这些一般性步骤及环节的背后，还可以进一步将“政策试点”运行过程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抽象为“吸纳—辐射”，其实质是在于强调将试验点的探索权限与上级政府及时有效的控制权限进行充分结合，这是隐含于“政策试点”技术性操作过程背后的精妙逻辑所在。从出现到发展至今，“政策试点”所展现出的生命力与活力，与其在各种治理实践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政策活动中所施展出的功能密不可分。这首先体现在“政策试点”对制度变迁及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内容供给”方面有着相应的贡献，即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呈现出“要素整合”这一特点，而“政策试点”作为致力于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需要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容支持。同时，“政策试点”还为确保整个过程稳步前行而提供了重要的“形式保障”，这具体包括控制改革风险、化解推行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成功几率等。“政策试点”的存在及演化是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综合而成，“均衡性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均衡性逻辑导向，则是这其中最为基础和根本的一个影响因素，是制约“政策试点”的深层次逻辑渊源。“均衡性治理”指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功能及行为等诸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地遵循着均衡性这一逻辑，基本实现形式则是通过确保“正式”的制度性模块与“准正式”的机制性模块这两大板块之间维持着动态的均衡性，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来优化治理模式，提高治理绩效。“均衡性治理”昭示着整个治理架构致力于在彼此相异的治理模块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和补充，也即“制度性”、“实体性”要素集合与“准正式性或非正式性”、“软体性”要素集合之间的对立统一，使它们构成中国国家治理总体特征的一体两面。正是出于保持和维系这一均衡性的考虑，一系列对照于正式制度设置的“准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机制和工具应运而生，“政策试点”便是其中之一。“政策试点”以其特定的优势及作用形式，服从服务于这一治理导向。这一逻辑导向传递到了“政策试点”的内涵与外延等各个层面，并且随之带来了各种衍生性影响，包括政策时差、政策势差等。以这一逻辑认识为起点和基础，可以对未来“政策试点”的总体发展思路做出相应的考量。

彭晓伟^[10]（2012）在《中国共产党的城乡关系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城乡关系问题是城乡差别、城乡对立产生之后,人类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城乡混沌一体、城乡分离对立、城乡对立加剧、城乡对立消灭最终走向城乡差别消失、城乡融合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条件,并设想了达到城乡融合的具体途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及变革旧中国城乡尖锐对立面貌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必然性。选择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原理,具体分析旧中国城乡关系结构性特征的必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其成果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累的经验”、“创造的条件”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需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必然性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形成了以“城乡兼顾”为核心原则的城乡关系思想,进一步丰富毛泽东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党的城乡关系政策先后围绕“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一化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展开,曾为城乡社会的共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改革开放之后营建城乡良性互动局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自1953年开始实施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我国在农业产出剩余有限和工业化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选择了赶超型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1953～1978年城乡之间逐渐由开放交流走向封闭隔离,特别是1958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统购统销、二元户籍、人民公社、城镇社会福利保障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体制,把城市和乡村割裂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实行“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致使城乡差别显着扩大,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背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初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许多正确城乡关系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前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教训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城乡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建设道路创新的新进程,形成了以“在改革中实现城乡互动”为核心的城乡关系理论。通过实施以打破城乡隔阂、实现城乡互动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党的城乡关系政策实践改变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商品流通和价格制度,松动了对劳动力流动和农民落户城镇的限制,使城乡之间的互动活跃起来。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乡镇企业的起飞和小城镇的勃兴成为城镇带动乡村的重要动力等,是十年改革促进城乡互动,拉进城乡空间距离,缩小城乡差别的主要成效,也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和积累。但改革中存在着国家投资结构上的不合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排农”的城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未加触动等问题,从而不利于城乡差别的缩小和城乡协调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以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剖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中的问题和难题的基础上,结合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情况,逐步形成了以“城乡协调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城乡关系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建设道路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使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阻隔进一步被打破,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信息等在内的要素在城乡之间加快流动,农业、农村获得了较大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显着提高；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获得快速发展,吸纳和引领乡村发展的能力增强；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由于渐进性改革的不及和缺陷,“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而以新的形式出现,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提升“三农”发展能力成效有限,“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目标未能全面实现。党的十六大初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制定和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新中国以来的“城乡兼顾”原则、“城乡互动”思想、“城乡协调发展”理念加以综合提升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内容,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建设道路的内容。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通盘考虑的重大创新：它在内容上要求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它在原则上要求坚持整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两手”结合调节等原则；它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空间建设重点、把工业化城镇化互动作为统筹的有效途径、把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统筹的关键、把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探索作为示范窗口。可以说,将近十年的统筹城乡发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未来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目前就是包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城乡关系的基本主张和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的历史过程留下的基本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把握城乡关系的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和处理我国城乡关系问题；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坚持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和融合；它启示我们,未来需要继续以实践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

二、金牛区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牛区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成都市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利益表达视角下当前农村政治稳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政策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的城乡关系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牛区扎实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D]. 何梦娟. 浙江财经大学, 2020(04)
• [2]村庄空心化地区乡镇政府职能转型研究 ——基于行政生态学视角[D]. 李婷威.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村镇财务信息公共服务购买研究[D]. 方平. 浙江农林大学, 2015(07)
• [5]成都市统筹城乡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案例研究[D]. 蒋姗. 电子科技大学, 2015(03)
• [6]利益表达视角下当前农村政治稳定问题研究[D]. 杨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 [7]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姚永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8]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护研究[D]. 杨瑞芳.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9]中国“政策试点”研究[D]. 周望. 南开大学, 2012(06)
• [10]中国共产党的城乡关系理论与实践[D]. 彭晓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2(10)

标签：治理理论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农村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农村教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