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必要性（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指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郑涛[2]（2021）在《群众路线：我国城市基层自治的宪法秩序重述》文中研究说明群防群治是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自治的典型实践方式。基于"国家/社会"二元视角,将居民自治权定性为自足性社会权利的论断,显然是对相关宪制惯例的忽视。由街居制到社区制,居民自治的组织形态不断更替,但其蕴含的政治智慧一直延续。《宪法》第111条"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具体阐释应结合马克思主义自治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从群众观点和群众领导方法两个层面切入,最终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下。在被动型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行政空间与社区自治空间呈现出"行政区/社区"的交错重叠样态,基层行政发挥着消解"自治失灵"风险的兜底作用。不同类型社区治理面临不同的中心工作,但政府权责失衡和居民参与不足是共通性问题。居民自治宪制秩序的构建和完善,应在明确其国家属性的基础上,以党的领导、组织化和政治性原则为指导,通过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城市社区的直接民主。
刘彦[3]（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徐珊[4]（2020）在《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合作供给优化研究 ——以C街道社区治理项目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区制逐步代替单位制,社区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肩负起稳定和谐、实现有效治理的重担。同时多元化主体合作的治理模式也代替了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如何在党和政府构建的社区治理架构中,发挥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民众的作用,优化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合作机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本文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政社合作等概念进行界定。并详细梳理合作治理理论的内容,阐释其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载体的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研究的适用性,以奠定全文的理论基础。上海作为中国特大型城市,其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演变过程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文章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及对目前的现实背景做出介绍。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及案例研究等方法,深入研究上海市C街道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合作实践活动,勾勒其具体的合作机制,总结当前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共服务需求和资源有待进一步精准化、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低、公共服务供给中互惠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详细的概述。文章结合合作治理理论,对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进行详细剖析,包括:居委会存在避责倾向;多元参与主体间利益异质化程序较高;“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无法有效落实导致动员能力不足;政府资源匮乏与双向服务存在张力导致参与性持续无法维系;自上而下的考核机制带来的“向上看”思维。最后,文章针对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政社合作供给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即明确政府和社会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定位;多种手段并举,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度;优化评估机制,完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运行体系。
陈旭[5]（2020）在《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助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打造。而城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协商制度与实践的发展构成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为此,本文关注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问题,试图厘清协商民主如何能够更好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协商治理如何更好地在实际的城市社区环境中运作。从实践进程来看,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创新机制、丰富形式、完善制度、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尽管市民论坛、协商议事会、开放空间讨论、网络论坛等创新形式的协商在现实的运作中都不尽相同,但它们实质都是通过治理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彼此倾听、理性论辩、相互尊重等要素促进政策偏好反思,并最终产出结果意见的一种以话语交换为核心的治理路径。从既有研究来看,现有关于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问题的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理论研究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缺乏在系统剖析协商本身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实践发展与困境出路作出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反思。大多数关于协商的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某一具体协商事件上,如一次性小组讨论,同一组织或类型议题的一系列讨论。这种研究对剖析一种协商形式是有效的,但也会造成视角的缺失。基于跨学科知识运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本文从以下两个层面对城市社区中的协商治理进行新的探讨:一方面,从“结构——过程”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理路进行剖析,作为后续研究的依据与本文分析框架。首先,对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协商”分别作出解释,并通过整合与推导确定本文中的协商意涵,框定出本文研究的问题域。其次,以“话语嵌入”和“体系建构”的划分为标准,对两类既往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考察。了解其整体研究脉络、关键研究方向与未来研究趋势,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研究的局限。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分别选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协商体系—能力”框架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从而构建得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首先,从真实互动、广泛话语以及深远影响等方面,分析城市社区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其次,依据初始情境、联结情境与终端情境逻辑,思考城市社区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行内部机理,探索推动协商常态化发展的实践逻辑。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了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治理中存在的价值认知、情境供给以及行动推进等三方面的悖论,以权力逻辑、自治逻辑、市场逻辑为视角,整合得出了“真治理”还是“假把式”、“主导式”还是“循环式”以及“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等悖论背后的两难问题。另一方面,从“演绎——归纳”角度解析城市社区协商治理问题情境,在理论探究协商之可能的基础上提出现实困局的化解之道。主要采用多案例研究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所选取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创新样本通过NVivo软件进行质性研究、归纳与研判,从而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多层面上展示一副描绘社区协商的全景画面。借由案例回顾的问题情境有针对性地探求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价值认知理性培育、情境塑造的可能性与实践的可为性。最后,基于“五阶二元”的运作逻辑,提出亟需回应与有待升级的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策略。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和实践关怀切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协商问题。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经验,直面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实践、新问题、新机遇。通过对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路径的探讨,寻求相关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优化思路,能够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可操作性参考。尽管没有一种能够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完美模板”,但是对这一研究主题的关注所可能带来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变革,能够为我国城市社区乃至基层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谢琦[6]（2020）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综合表现为以公共价值的生产为目的,在执政党的领导、政府部门的负责下,涵盖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彼此合作的“一核多元”党政引领型跨部门协同。从结构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是指执政党、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结成的互动关系、合作关系,涉及权力配置、空间设定、组织安排、制度建设、环境形态等五个方面。从过程层面上来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涉及治理单元再造、民主协商开展、府际行政发包、外包服务探索、治理技术应用等方面。本文建立一个“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力求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核心要素与具体运作。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在结构、过程层面上呈现出多重趋势。一方面,从结构上来看,空间结构上呈现出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的趋势;组织结构上呈现出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的趋势;制度结构上呈现出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的趋势。另一方面,从过程上来看,呈现出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的趋势;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的趋势;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的趋势。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呈现出政党整合、社会吸纳、空间再造、技术支撑等四重逻辑。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开展跨部门协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根据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分为政府与经济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经济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以及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等四种类型。从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把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问题,综合发现:在结构层面上还存在权力配置的行政化;空间设定的管控性;组织体系的碎片化;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环境的不适应,等等。在过程层面上还存在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等等。为了将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本文选取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上海的“基本管理单元”、杭州的“上城经验”等三个典型案例,它们都是较为成熟且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创新实践,共同反映了十八大以来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以及推动跨部门协同的重要探索。这些经典案例在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技术支撑等方面能够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跨部门协同运行提供一些共性的经验启示。基于对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反思和案例总结,推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需要结合结构与过程两个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从过程层面上来说,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府俊婷[7]（2020）在《“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L社区为研究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被征地拆迁,撤销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建制而成立居民委员会,这样便在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外,产生了新型事物——“村改居”社区。“村改居”不仅仅是换一块“牌子”或者是换一套“班子”那么简单,还涉及到征地拆迁和基础建设、集体资产管理、居民身份转换和城市生活融入、公共服务延伸等一系列社区治理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新论点的大背景下,研究“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对提高“村改居”社区治理水平,推动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成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宏观背景出发,在研究借鉴国内外社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村改居”社区——L社区治理的具体内容,从L社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L社区居委会工作情况和L社区各治理主体的合作协调情况三大方面入手,以B1、B2、B3三个动迁安置小区为调查研究对象,利用顾客满意理论和SERVQUAL模型来对L社区的治理情况进行总体的定性定量分析。本文通过对L社区治理现状的满意度分析,总结归纳出L社区治理现状中存在的7个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分析其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若干建议。最后,从“村改居”社区的独特性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全文进行总结而得出结论性的意见。笔者认为,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一是要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构建“村改居”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二是要突出动迁居民的主体地位,增强居民自治的参与意识,引导居民参与“村改居”社区治理,三是要创新社区服务模式,突出居委会的服务职能。本文希望通过L社区个案研究,优化升级L社区治理体系,提高L社区的治理水平,同时,也期望能够为未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成果。
董晓宇[8]（2020）在《比较视域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实践研究 ——基于城郊村X村和城中村D村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农村是重要的基层组织治理和管理单元,在新时代承载着自治、管理、服务等功能越来越多,当前村庄治理体制改革是解决村庄突出问题,实现村庄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国家宏观政策要求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向多元化和融合性方向发展,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学术界基于中国的复杂性,提出应该走差异化的道路。不同地区的村庄在改革实践中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不同的体制改革路径探索。从国家政策中的因地制宜到学术界的差异化道路再到现实乡村多样化改革实践,对于我国村庄治理体制改革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和定论。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差异性路径形成原因和是否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规律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进一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未来建立城乡生活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基于此,论文旨在探讨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路径形成及其一般性规律问题。通过比较的和实践调研的方法选取与农村城市化进程发展最接近的城中村和城郊村两种类型的村庄进行研究,且选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虽然不能代表整个乡村社会的治理体制改革情况,但是可以有针对性的从中寻找规律和思路。在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写作框架,选取领导体制、自治体制、经济发展体制和管理服务体制四个维度,对两个案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容、运行效果进行横向比较,总结两者在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积极和不足效果,进而对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征进行分析,为之后的思考与反思提供内容和材料铺垫。最后在两个案例村庄的治理体制改革比较的基础上,思考影响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因素,反思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路径形成原因,并最终归属到差异性的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一般性规律,为未来的村庄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理论来源于实践,将学术理论与农村现实考察相结合,通过比较的视角下,可以对不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中发现其差异性原因与一般性规律进行探讨与分析,认识当前村庄治理体制改革要在遵循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把握当前和今后不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思路,为更好的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黄绍杰[9]（2020）在《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研究 ——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文中认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社会治理的重心所在。老旧小区作为城市的特殊地带,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卫生环境差、居住人员构成复杂、基本没有市场化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自治委员会管理以及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意愿较低的情况,使老旧小区的治理成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本文以老旧小区的社区治理为对象,以D小区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在分析老旧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问题探讨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方案和成效。社工运用地区发展模式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以优势视角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梳理老旧小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居民的诉求和影响居民参与的因素,提出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社区治理的服务方案。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意愿、行为和方式上助力,提高居民对小区存在问题的认识,开展有利于发挥居民优势、提升参与能力以及社区认同感的活动,以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改变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并在服务中挖掘骨干居民和社区资源,搭建参与平台,以社区内生的自组织对社区进行治理,为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实践提供一般化经验。
谢芳芳[10]（2020）在《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居民的需求和诉求也趋于多样化发展,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最低一级组成单位,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载体。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社区,社区是缩影版的社会,是各种矛盾汇集的地方,是各类人群栖居的地方,也是各类利益交织的地方,完善社区治理是建固国家基层治理的基础。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社会工作的方法和人员出现,政府开始探索新的联动机制,如何在社区这个平台上,发挥这些组织、人员以及方法的作用,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是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向。本文以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以协同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社区自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个人访谈法和案例法,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对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进行研究,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部分是绪论,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路线;第二部分包括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第三部分对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阐述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基本运行机制和主要做法;第五部分分析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原因,通过研究,发现“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在运行中存在三个问题:“四社联动”效能发挥不佳、“四社”主体发展失衡和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经过分析主要原因有:“四社”主体的理念目标存在差距、“四社”的权责范围不清楚、“四社”联动机制不健全、“四社”功能没有有效发挥以及社会资本的缺失;第六部分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达成“四社联动”的理念共识、清晰界定“四社”主体的职责分工、建立联动机制、增强“四社”主体能力和建立社会资本,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
二、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必要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必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群众路线：我国城市基层自治的宪法秩序重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行政化”抑或“兜底化”？ |
| 二、居民自治的宪法规范解读 |
| 三、居民自治的宪制惯例解读 |
| （一）居民自治与国家发展目标 |
| （二）群众路线：居民自治的政治意涵 |
| 四．我国居民自治的宪制结构与秩序 |
| （一）居民自治的国家属性 |
| （二）居民自治的基本原则 |
| 1. 党的领导原则。 |
| 2. 政治性原则。 |
| 3. 组织化原则。 |
| （三）居民自治的实现路径 |
| 五、结语 |
（3）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重点难点、创新不足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基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 |
| (三)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 |
| (四)单位/单位制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阐释 |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社理论 |
|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三)毛泽东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四)邓小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五)江泽民的社会治理思想 |
| (六)胡锦涛的社会治理思想 |
| (七)习近平的社会治理思想 |
| 第二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实践路径(1949-1977)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际背景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国内背景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单位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主要路径 |
| (二)街居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辅助路径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路径 |
| (一)互助组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初级形式 |
| (二)合作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中级形式 |
| (三)人民公社是农村组织化治理的高级形式 |
| 四、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的反思 |
| 第三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实践路径(1978-2012)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改革运动 |
| (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改革开放的提出 |
| 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经济自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 (二)村民自治:村民自我管理 |
|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去组织化路径 |
| (一)单位制的解体:国家、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革 |
| (二)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
| (三)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社会治理下移到基层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成就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模式的弊端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反思 |
| 第四章 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2012-2020)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时代背景 |
| (一)“社会治理”的提出 |
| (二)社会再组织化的现实需要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实践路径 |
| (一)社区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主要力量 |
| (二)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 |
| 三、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实践路径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再组织化 |
| (二)农村基层政权和村委会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基础力量 |
|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
| 四、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评价与思考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优势 |
| (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面临的阻力 |
| (三)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的思考 |
| 第五章 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经验总结 |
| 一、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 |
| (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与国情紧密结合 |
|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要根据国情变化适时转变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选择的启示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不断创新 |
| (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长久之计策 |
| (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解放思想 |
| 四、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制度保障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 |
| (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制度的内在本质要求 |
| 五、基层社会治理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参与 |
| (一)基层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二)基层社会治理要始终依靠人民群众 |
| (三)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改善和增加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合作供给优化研究 ——以C街道社区治理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概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
| 2.1.2 政社合作供给 |
| 2.1.3 社区治理项目 |
| 2.2 合作治理理论及其对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研究的适用性 |
| 2.2.1 合作治理理论的内容 |
| 2.2.2 合作治理理论的适用性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 城市社区服务合作供给的现实背景 |
| 3.1.1 单位制的解体 |
| 3.1.2 社会结构的多元化 |
| 3.1.3 行政化供给模式的内卷化 |
| 3.2 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历程 |
| 3.2.1 行政化供给阶段 |
| 3.2.2 政社合作供给阶段 |
| 3.3 上海市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概况 |
| 3.3.1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 |
| 3.3.2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
| 3.3.3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范围 |
| 3.4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项目化载体..社区治理项目 |
| 3.4.1 社区自治部门发包的治理项目 |
| 3.4.2 基层其他部门发包的治理项目 |
| 第4章 C街道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1 C街道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合作存在的问题 |
| 4.1.1 公共服务需求和资源有待进一步精准对接 |
| 4.1.2 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较低 |
| 4.1.3 公共服务供给中多元主体互惠机制不完善 |
| 4.1.4 公共服务供给中评估结果的科学性有待提升 |
| 4.2 原因分析 |
| 4.2.1 居委会职责存在避责倾向 |
| 4.2.2 多元参与主体间利益异质化程度较高 |
| 4.2.3 “双报到”、“双报告”制度无法有效落实导致动员能力不足 |
| 4.2.4 政府资源匮乏与双向服务存在张力导致参与持续性无法维系 |
| 4.2.5 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机制带来的“向上看”思维 |
| 第5章 优化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政社合作供给的对策 |
| 5.1 明确政府和社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定位 |
| 5.1.1 加强清单制度建设,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和社区自治工作职责 |
| 5.1.2 依托“资源清单”和“需求清单”设计公共服务项目 |
| 5.2 多元手段并举,提升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 |
| 5.2.1 做实“双报告、双报告”制度,增强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 |
| 5.2.2 以互联网+党建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为社会主体参与提供便利 |
| 5.2.3 加强资源整合,打造趣味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吸引主体参与 |
| 5.3 完善激励机制,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度 |
| 5.3.1 准确把握社区中驻区单位和人员需求 |
| 5.3.2 加强多元化手段激励,强化参与主体的共同体意识 |
| 5.4 优化评估机制,完善社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体系 |
| 5.4.1 提升居民代表性,不断提高其在服务评估中的作用 |
| 5.4.2 引入第三方机构,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效能 |
| 5.4.3 服务评估满意度与相关工作人员绩效挂钩 |
| 结语 |
| 参与文献 |
| 附录A C街道领导访谈提纲 |
| 附录B C街道某驻区单位负责人访谈提纲 |
| 致谢 |
（5）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界定 |
| (一)理论层面的“协商”民主 |
| (二)实践层面的“协商”治理 |
| 三、章节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章节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
| 一、文献回顾 |
| (一)话语嵌入向度:抽象把握与制度互动 |
| (二)体系建构向度:通向现代协商的不同道路 |
|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
| 二、理论支撑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商体系—能力”框架 |
| (四)社会学习理论 |
| 三、基于已有资源的归纳研究: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一)协商行动变迁的“三维”内生变量 |
| (二)协商系统化运作的空间资源依赖 |
| (三)协商常态化运行的内部机理:“五阶二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悖论:一个两难的话题 |
| 一、协商价值认知:“真治理”还是“假把式” |
| (一)信任尊重的程度不高 |
|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欠缺 |
| (三)协商影响的发挥有限 |
| 二、协商情境供给:“主导式”还是“循环式” |
| (一)强制性话语倾向 |
| (二)竞争性话语贫弱 |
| (三)网络性治理失衡 |
| 三、协商行动推进:“结果论”还是“过程论” |
| (一)话语趋同资源的匮乏 |
| (二)获取结果质量的乏力 |
| (三)协商评估机制的缺失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断裂与合续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理性的培育 |
| 一、内生变量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新的行为习惯 |
| (二)案例回顾:一个社区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价值共识之可能:协商价值正当性来源的解释 |
| (一)“议题-观点-论辩”的三维真实 |
| (二)“代表-观点-平台”的广泛扩展 |
| (三)双重结果的追求及限度 |
| 三、理性培育之可为:基础理念的主观“自愈” |
| (一)协商承诺内化 |
| (二)公共价值与自愿精神的复归 |
| (三)共同体话语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单一与多元之间:城市社区治理中协商情境的塑造 |
| 一、空间资源视角下的实践 |
| (一)从政策供给的让渡空间开始 |
| (二)案例回顾:一种前行的过渡状态 |
| 二、场域重构之可能:协商空间框架的释因 |
| (一)话语融合形成的初始情境 |
| (二)媒介渗透形成的联结情境 |
| (三)权力交互形成的终端情境 |
| 三、情境塑造之可为:资源整合的客观“包容” |
| (一)治理资源依赖的网络路径 |
| (二)共营机制的无缝联结 |
| (三)责任延伸与适应性角色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碎片与相依之间:城市社区协商治理行动的改善 |
| 一、常态运行视角下的实践 |
| (一)基于分步工作法而设计机制 |
| (二)案例回顾:一种有针对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
| 二、亟需回应之对策:协商活动碎片化瓶颈的破解 |
| (一)“信息--秩序”并重 |
| (二)“论理—产出”并行 |
| (三)“复合—动态”相济 |
| 三、尚待升级之策略:协商内嵌治理的多维建构 |
| (一)明确协商主体与协商内容 |
| (二)设定协商期待并预测结果 |
| (三)强化论据阐释的协商过程 |
| (四)促进偏好聚合的协商输出 |
| (五)实现动态检验的协商结果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关于“协商”的典型案例 |
| 附录二 2003年——2017年度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 |
| 附录三 近三年(2018——2020年)部分城市社区协商治理典型案例分析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 |
|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理念原则 |
|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分析 |
| (四)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问题 |
| (五)跨部门协同与城市社区治理 |
| (六)对既有研究的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城市 |
| (二)社区与城市社区 |
| (三)城市社区治理 |
| (四)跨部门协同 |
| 二、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二)跨部门协同理论 |
| (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四)资源依赖理论 |
| 三、分析框架:一个结构和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结构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过程 |
| (三)结构与过程的关系 |
| 第二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结构层面 |
| (一)空间结构:从封闭式治理走向开放式治理 |
| (二)组织结构:从党社一体化走向“一核多元” |
| (三)制度结构:从非正式制度走向正式制度为主、非正式制度为辅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过程层面 |
| (一)从指令式治理走向协商治理 |
| (二)从政党全能型治理到党建引领型治理 |
| (三)从管理式治理到服务式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发展的“体用”机制 |
| (一)常规机制为体:党政的科层化运作 |
| (二)辅助机制为用:小组机制、外包机制、竞赛机制、项目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的意义、逻辑及类型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意义 |
| (一)有助于推动公共服务的再生产 |
| (二)有助于克服社区治理的碎片化 |
| (三)有助于应对棘手问题的复杂性 |
| (四)有助于提高部门能力的进阶性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逻辑 |
| (一)政党整合的逻辑: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 (二)社会吸纳的逻辑: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
| (三)空间再造的逻辑:再造新的治理单元 |
| (四)技术支撑的逻辑:运用各种治理技术作为辅助 |
| 三、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类型 |
| 第四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结构层面 |
| (一)权力配置的行政化:行政主导下的治理错位 |
| (二)空间设定的管控性:刚性空间下的弹性不足 |
| (三)组织体系的碎片化:条块分割下的合力不足 |
| (四)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治理情境下的规范不足 |
| (五)治理环境的不适应:治理调适下的相对滞后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问题分析:过程层面 |
| (一)治理重心下移过程中的责任转移 |
| (二)社区协商议事过程中的保障不足 |
| (三)府际行政发包过程中的基层失范 |
| (四)外包服务探索过程中的行政主导 |
| (五)治理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流于形式 |
| 第五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案例分析 |
| 一、研究设计:案例选择与资料来源 |
| (一)案例选择:北京、上海、杭州 |
| (二)资料来源:实地调研与网络搜集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典型案例 |
| (一)案例一: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
| (二)案例二:上海的“基本单元管理” |
| (三)案例三:杭州的“上城经验” |
| 三、案例总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经验启示 |
| (一)党建引领 |
| (二)政府负责 |
| (三)社会协同 |
| (四)技术支撑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 |
| 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结构层面 |
| (一)优化权力配置,推动城市社区赋权增能 |
| (二)推动空间治理,提高城市社区治理弹性 |
| (三)弥补组织缝隙,探索条块协同保障机制 |
| (四)完善制度体系,确保治理体系规范运作 |
| (五)保持治理调适,适应动态化的治理环境 |
| 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路径:过程层面 |
| (一)厘清纵向行政链条的责任分配 |
| (二)保障社区协商议事的规范开展 |
| (三)加强府际行政发包的过程规制 |
| (四)优化外包服务中的政企社合作 |
| (五)推动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融合 |
|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结论: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 |
| 二、进一步讨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再思考 |
| (一)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理论研究 |
| (二)认真对待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跨部门协同的实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L社区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关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村改居”社区 |
| 二、社区治理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社会治理理论 |
|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顾客满意理论和SERVQUAL模型 |
| 第二章 L社区治理现状和满意度分析 |
| 第一节 L社区概况和治理现状 |
| 一、社区概况 |
| 二、治理现状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数据统计性分析 |
| 一、调研时间 |
| 二、问卷设计 |
| 三、抽样方法 |
| 四、回收和审查 |
| 五、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
| 六、问卷信度分析 |
| 七、配对T检验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问卷调查的居民对L社区治理现状的满意度分析 |
| 一、L社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情况 |
| 二、L社区居委会工作情况 |
| 三、L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及合作协调情况 |
| 第三章 L社区治理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动迁居民对治理现状普遍不满 |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到位 |
| 三、社区居委会角色错位 |
| 四、居民自治参与不积极 |
| 五、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 |
| 六、社会组织成效不显着 |
| 七、各治理主体协调性差 |
| 第四章 “村改居”社区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损 |
| 二、对党建的必要性认识不全面 |
| 三、社区居委会职能转变不到位 |
| 四、居民自身主体意识缺位 |
| 五、物业服务企业体制问题 |
| 六、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 |
| 七、城市化推进过程有些关系失调 |
| 第五章 提高“村改居”社区治理水平的若干建议 |
| 一、以服务为核心,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
| 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
| 三、深入推广和创新“中心+社区”模式,完成社区职能转变 |
| 四、落实民主权利,发挥“村改居”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
| 五、完善物业管理市场化改革,提高物业服务水平 |
| 六、规范社会组织行业,提高社会组织服务水平 |
| 七、加强“村改居”社区各治理主体协调合作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二、突出居民主体,增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 |
| 三、创新服务模式,突出居委会的服务职能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问卷调查 |
| 致谢 |
（8）比较视域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实践研究 ——基于城郊村X村和城中村D村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所在及是否存在一般性规律?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样本介绍 |
| 1.选择城中村与城郊村作为样本的原因 |
| 2.两个案例村庄的基本情况概述 |
| 一、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村庄治理体制 |
| 2.村庄治理体制改革 |
| (二)理论基础——治理理论 |
| (三)村庄治理体制改革路径的争论及何为有效的治理体制改革 |
| 1.学界对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道路的争论 |
| 2.何为有效的治理体制改革 |
| (四)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考察维度 |
| 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动力比较 |
| (一)村庄经济发展——各自经济发展难题需解决 |
| 1.城郊村X村:村办企业发展困境及村庄经济负债 |
| 2.城中村D村:底不清与账不明造成干群经济矛盾 |
| (二)村庄治理结构——党领导下的治理结构需创新 |
| 1.城郊村X村:“政经合一”难以保障村民的各类权益 |
| 2.城中村D村:村庄自治缺乏有效监督及干部腐败 |
| (三)村庄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难落实 |
| 1.城郊村X村:因利益带来的村民矛盾纠纷多及服务不到位 |
| 2.城中村D村:村民多样性强带来的管理与服务难度大 |
| 小结 |
| 三、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内容比较 |
| (一)领导体制:构建党建引领型体制 |
| 1.城郊村X村:村社融合型党组织领导体制 |
| 2.城中村D村:村庄服务型党组织领导体制 |
| (二)自治体制:创新多层次型自治体制 |
| 1.城郊村X村:构建社区—村庄—小组的自治体制 |
| 2.城中村D村:构建村两委—村民小组及代表—村民的自治体制 |
| (三)管理服务体制:强化功能及主体多元的管理服务体制 |
| 1.城郊村X村:管理上提与服务下放相结合的管理服务体制 |
| 2.城中村D村:“一站四会”与群众参与的管理服务体制 |
| (四)经济发展体制:建立集体经济股份化运行体制 |
| 1.城郊村X村:以经济实体及租赁为主的集体经济运行体制 |
| 2.城中村D村:以出租及租赁为基础的集体经济运行体制 |
| 小结 |
| 四、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效果比较 |
| (一)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积极效果 |
| 1.治理结构及体制层面:社区治理转型VS自治结构完善 |
| 2.管理服务层面:管理服务社区化VS干群协同管理服务 |
| 3.经济层面:解决负债实现增收VS保障村民经济权益 |
| (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不足之处 |
| 1.治理结构及体制层面:政经关系仍旧模糊VS自治权力过度集中 |
| 2.管理服务层面:形式化显着VS矛盾未消且服务缺失 |
| 3.经济层面:缺乏风险防控VS经济增收受限 |
| 小结 |
| 五、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共性特征及差异性特征分析 |
| (一)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共性特征 |
| 1.通过政经分离构建村庄社区生活共同体 |
| 2.重构党领导下的多层次村庄治理结构 |
| 3.细化管理强化服务成为村庄转型的重要内容 |
| 4.实施集体产权改革实现多种类股份化经济运行方式 |
| (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特征 |
| 1.多村联合型社区治理VS强化原有村庄自治 |
| 2.投资经济实体VS强化集体资产监管 |
| 3.以社区为核心综合服务供给VS村庄党群协同服务供给 |
| 小结 |
| 六、思考与总结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路径何以形成及改革的一般性规律 |
| (一)影响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因素思考 |
| 1.经济发展条件 |
| 2.村庄形态与原有治理基础 |
| 3.农村文化与认同 |
| 4.地方政策推动 |
| (二)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性路径形成原因 |
| 1.国家宏观政策为改革的差异性探索提供自主性空间 |
| 2.村庄差异性使得治理体制改革呈现特色实践逻辑 |
| 3.村庄内生力量影响农村治理体制改革的差异化推进 |
| (三)村庄治理体制改革的一般性规律 |
| 1.改革理念: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未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 |
| 2.治理结构: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结构 |
| 3.运行方式:建立开放性和市场化的政经分类运行机制 |
| 4.发展方向:构建公共生活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型社区治理体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科研情况 |
（9）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研究 ——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5 理论依据 |
| 第2章 案例介绍:广州市D老旧小区居民参与概况 |
| 2.1 D老旧小区的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
| 2.2 D老旧小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 |
| 2.3 影响D老旧小区居民参与的因素分析 |
| 第3章 社会工作助力D老旧小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 |
| 3.1 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3.2 社会工作助力居民社区参与的方案 |
| 3.3 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D老旧小区治理的服务内容 |
| 3.4 社会工作助力D老旧小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评估 |
| 第4章 总结与反思 |
| 4.1 研究结论 |
| 4.2 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 、选题的背景 |
| 2 、选题的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内相关研究 |
| 2 、国外相关研究 |
| 3 、文献评述 |
| （三）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 、研究方法 |
| 2 、技术路线 |
| （四） 创新之处 |
| 二、 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
| （一） 基本概念 |
| 1 、社区 |
| 2 、社区治理 |
| 3 、四社联动 |
| （二） 基础理论 |
| 1 、协同治理理论 |
| 2 、社会资本理论 |
| 3 、社区自治理论 |
| 三、 榆阳区实施“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一） 榆阳区实施“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
| 1 、榆阳区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 |
| 2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
| （二）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可行性 |
| 1 、榆阳区社区基本情况 |
| 2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可行性 |
| 四、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基本运行机制和主要做法 |
| （一）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基本运行机制 |
| 1 、两社联动机制 |
| 2 、三社联动机制 |
| 3 、四社联动机制 |
| （二）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的主要做法 |
| 1 、“三轮驱动”，推动“四社联动”工作 |
| 2 、“四抓”措施，做实“四社联动”工作 |
| 3 、“五化同步”提高“四社联动”工作效果 |
| 五、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1 、“四社联动”效能发挥不佳 |
| 2 、“四社”主体发展失衡 |
| 3 、社区居民参与不足 |
| （二） 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1 、“四社”主体的理念和目标存在差距 |
| 2 、“四社”的权责规范不清楚 |
| 3 、“四社”的联动机制不健全 |
| 4 、“四社”功能没有有效发挥 |
| 5 、社会资本的缺失 |
| 六、 提升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运行效果的对策 |
| （一） 达成“四社联动”的理念共识 |
| 1 、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达成契约精神 |
| 2 、宣扬提议“助人自助”的理念 |
| （二） 清晰界定“四社”主体的职责分工 |
| 1 、政府成为“有限政府” |
| 2 、社区成为服务项目的落地平台 |
| 3 、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的传递者和承载者 |
| 4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调查员 |
| 5 、社区志愿者成为社区治理的候补力量 |
| （三） 建立联动机制 |
| 1 、建立“四社联动”参与机制 |
| 2 、搭建“四社联动”沟通协商平台 |
| 3 、创建“四社联动”信任机制 |
| （四） 增强“四社”主体的能力 |
| 1 、社区厘清职能范围改变社区工作机制 |
| 2 、优化提升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和动力，加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
| 3 、提升社区工作人员队伍专业性，建立自然增长机制和激励机制 |
| 4 、完善社区志愿者制度，组织合适服务活动，营造良好氛围 |
| （五） 建立社区社会资本，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 |
| 1 、丰富活动的形式内容，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 |
| 2 、开拓社区的自治空间，提高居民参与效能感 |
| 3 、建立居民邻里坊，培育社区居民关系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必要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群众路线：我国城市基层自治的宪法秩序重述[A]. 郑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2020卷）, 2021
- [3]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社合作供给优化研究 ——以C街道社区治理项目为例[D]. 徐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3)
- [5]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共识、场域重构与路径优化[D]. 陈旭. 吉林大学, 2020(01)
- [6]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跨部门协同研究[D]. 谢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以苏州高新区L社区为研究对象[D]. 府俊婷. 苏州大学, 2020(03)
- [8]比较视域下村庄治理体制改革实践研究 ——基于城郊村X村和城中村D村的考察[D]. 董晓宇.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1)
- [9]社会工作助力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治理的研究 ——以广州市D小区为例[D]. 黄绍杰. 广州大学, 2020(07)
- [10]榆阳区“四社联动”治理模式研究[D]. 谢芳芳. 延安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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