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未来

一、全球化与中国未来（论文文献综述）

田琳^[1]（2020）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文中指出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也被称为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isties）,这些大学有公认的、区别于其他（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包括:（1）人才汇聚;（2）资源丰富;（3）全球参与;（4）国际声誉;（5）良好治理。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在提升一国国家软实力、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关注只增不减,但是,没有研究从对比分析和国际比较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鉴于大学功能既是大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大学实践的出发点,且世界一流大学有着不同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及特征,那么,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探索能在加深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认识的同时,有助于充实学术理论,为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开辟新的视角。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指导,采用混合研究法,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系统探索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具体而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本研究对比分析了43所世界一流大学和40所一般研究型大学四类官方文件的文本（校长寄语、使命宣言、愿景描述、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深入访谈了74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然后,研究者向世界一流大学校领导和国际（学术）专家发放了网络问卷（N=118）以对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验证。本研究围绕四大研究问题展开:（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有何差异?（2）除三大基本功能外,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特有功能?（3）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其功能上有何不同?（4）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在未来会有哪些变化?有哪些因素将会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在科学研究功能上,两类大学的差异最为明显,两类大学在科学研究的类型、内容、层次和规模上不同;在人才培养功能上,两类大学在人才培养的类型、层次、方法和途径上差异较大;在社会服务功能上,两类大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服务的范围不同。以上差异受到了大学的可用资源、理念、定位、视野等的影响,也与大学对不同外部需求的回应有关。（2）世界一流大学有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主要表现在服务全球共同利益和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两个方面,其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和全球合作。以上特征同时也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及其全球性也被不断强化。通过对比分析后发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与其三大基本功能密切相关但又存在差异,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全局性和深远性、其实践途径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已超越了三大基本功能的范畴;特有功能/特殊使命是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特有的作用和特殊的使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之所以为世界一流大学所特有与其独特优势密切相关,包括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和全球声誉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定义为全球化使命（GLOBALIZING）,即面对日趋复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全球责任、全球能力、全球声誉等独特优势,服务全球共同利益、作为全球（研究型大学）榜样,并持续强化其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本质特征,包括全球定位、全球贡献、全球影响、全球合作等。（3）中国、美国和欧洲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受到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和大学管理架构等的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千校一面”,不同大学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有着不同的结构特征,也因此在发挥各项功能上各有所长、有所差异。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和多样性的体现,这些大学共同构成了全球学术网络中的顶尖大学并利用自己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引领着全球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其所在国家以及全球社会做出贡献。（4）世界一流大学三大基本功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基本功能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在功能的发挥上会呈现多元化趋势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体现其国家和地区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未来变化将呈现为:特有功能/特殊使命的内涵将更加丰富,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将随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而被不断强化。但是,很难预测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因素包括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其中,前三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各个主要的影响因素下,还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影响因素,如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包含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1）首次提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区别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特有功能/特殊使命——全球化使命;（2）系统揭示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一般研究型大学在三大基本功能上的差异;（3）首次探索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美、欧）世界一流大学在发挥功能上的差异,阐释了历史文化、经费来源、国家/政治因素、国家发展水平、大学管理架构等所带来的影响;（4）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未来变化进行了预测并揭示了新科技/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性议题、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渐增的全球合作等对世界一流大学功能未来变化的影响。虽然本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但本研究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因素,是较为系统、全面的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功能的研究。

侯琳琳^[2]（2020）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学界、文化界、政界乃至商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马克思在其论着中虽然未曾直接使用过“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但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体系中又的确包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特别是其关于“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以及“世界历史”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发掘。本文关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有以下两个主旨:其一,本文旨在从思想史的视角来勾勒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基本结论;其二,本文旨在从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对当代的经济全球化问题进行全面的审视。基于这样的考量,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探究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历史发展;2.阐释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理论实质;3.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4.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观照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纵观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史,我们可以大致将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萌芽期。在《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着作中,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史,察觉到了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初步认识到了经济关系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二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形成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两篇文献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入探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发展动力和变化趋势,正确地把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诸如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基础性问题。三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深化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于经济学的视域,深入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了经济全球化“何以可能”等现实问题。四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丰富期。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及“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研究”等文稿中,马克思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历史源头探究了人类的世界历史性联系;通过分析世界历史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度解剖。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发展脉络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是不断深化的,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理论内涵、理论架构以及理论视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不仅科学地揭示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动力、规律、趋势等内容,更提供了人们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进程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立场。特别是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与矛盾,我们需要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对其进行辩证地分析与批判。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出发去评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研判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产生的影响,进而科学地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制”关系和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更要与现实的中国相结合,运用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探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总之,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深入地彰显这种生命力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李天惠^[3]（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认为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范瑞滨^[4]（2020）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准确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以来探索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世界历史具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并注重把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研究世界历史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把握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凭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我们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论文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揭示和阐述;接下来以大历史的长焦距,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历史性的审视,意图勾画出经200年来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新中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结构性改革,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变化历程的时代画卷,阐明中国现代化独特的特征和规律,揭示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此基础上,论文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及其独特样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并揭示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关系。中国现代化作为一项旷古未见之宏大事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论文分别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及其历史型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布展,以及在新的历史时代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等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核心要素入手,来分析和揭示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成就的独特结构和本质特征,意图通过这种结构性分析,揭示和阐释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揭示出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遵循和发展。“引言”和“结语”之外,论文正文分为六章。论文的“引言”主要简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现代化问题成为诸多相关学科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梳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两种范式,即“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通过对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的评析,揭示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简要论述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第一章阐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以及运用其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确定了世界历史的科学内涵,阐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借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可有效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方向,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把握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作用,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第二章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本论文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阐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和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阐明了民主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提供的政治保障。然后,本论文依次剖析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独立自主的进行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剖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本论文在阐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运用和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点,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一步开创了多样化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第四章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把握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阶段论思想的基础上,本论文剖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阶段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及它为中国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探索所奠定的基础。同时,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成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本论文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理论基础,有效把握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两制关系,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利用资本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注重驾驭资本、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同时强调了利用和驾驭资本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本论文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利用和驾驭资本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创造性贡献。第六章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本论文在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剖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关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途径。在“结语”中,对论文分析和阐述的观点和逻辑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在阐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的基础上,揭示本论文的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背景与具体的条件,历史性透视表明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无法真正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闭关锁国、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的顺利推进不可能缺乏中国的现代化;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态。

王伟^[5]（2020）在《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对全球市场扎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本文首先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力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境流动,这是由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推动而形成,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内在必然性;在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影响和规范这种跨境流动的规则、国际秩序和社会结构,这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状态以及一国内部的政治博弈结果所决定。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规则及秩序的供给需要适应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水平,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规则的演变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意味着当规则、国际秩序以及社会结构与全球经济的现实发展相脱节时,便会阻碍经济要素的跨境流动,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为本文接下来分析前两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竞争性均势共同塑造了国际秩序,国际合作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大国的理性自利。在丛林法则理念的影响下,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建立在殖民扩张基础上的、单向和被动的全球化,金本位制充当着核心保障机制,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了中心-外围式的分工体系。欧洲帝国主义作为全球化主要的政治结构,完全主导了后者的发展方向,作为结果,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进程的高度不稳定以及利益分配结果的显着不对称。均势秩序在欧洲地区的成功反而埋下了经济全球化自我毁灭的种子。在对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本文强调了规则及其构建的制度基础是全球化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显着特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纷繁复杂的国际机制设计,塑造了一套基于安全联盟、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多边合作体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合作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显着特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发展中国家也第一次成功地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正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国际制度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一条规范化的路径。在随后分析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时,本文确证了规则一方面充当着全球化发展的“自动稳定器”,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不稳定的根源。规则的非中性带来了了国际层面上权利及收益分配的不平衡,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的不足,导致后者长期被规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不平衡还蔓延至一国内部,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缺乏完善社会保障的普通民众,暴露在国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国外竞争的冲击中,各国国内财富差距普遍扩大,成为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借由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催生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民粹主义成为威胁经济全球化的首要因素。本文认为,持续的全球性危机弱化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合法性,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升了对新理念的诉求,因而推行以包容共赢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缓解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不平衡问题。文章对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全面发展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各国有良好的全球化参与路径,在国别层面上表现为市场开放的收益能均衡地惠及每一个阶层。同时,本文还探索了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路径,涉及加强国别层面的制度建设、完善区域层面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塑造全球层面的包容性国际秩序。此外,新理念的扩散需要推动者,而中国的崛起为自身承担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本文在讨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过程中,还将关注如何将中国崛起的现实转化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随后的章节主要围绕着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构建路径展开。本文认为,推行以全面发展为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国别层面上有针对性的加强南北国家的制度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可以增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先于制度变革的市场自由化会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不足,因而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进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位次的提升,以规则的调节和完善为切入点,发挥本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放宽市场准入并提升引资能力、提高贸易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加强法治和标准建设。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抑制民粹主义的经济根源,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以应对收入停滞,推动全球化的“入嵌”以缓和经济不平等,并调整政府和私营部门过于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层面上,本文认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还有赖于通过管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来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跨境公共劣品的泛滥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但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性供给困境,当前的经济治理体系在区域层面缺乏有效的覆盖,影响了管理全球化“不良后果”的成效。在丰富了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内涵后,本文认为,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全球化的“中国叙事”中关键一环,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中国应联合地区成员增加稀缺性区域公共产品的供应,整合过剩公共品,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全球层面上还需要塑造包容型国际秩序来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环境。考虑到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发展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本文认为全球化的形成和深化依托于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其发展特征及利益分配结果深受国际秩序的影响和约束。文章随后从理论层面上构建了国际秩序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机理。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国际规范、主导价值观以及国际制度安排,与有着扩张属性的资本以及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刻画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征。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式微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困境,中国应当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发展,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基础,塑造一个由包容的价值规范和开放多元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组成的无界的国际秩序。

王胜男^[6]（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指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徐征^[7]（2020）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文中提出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终止后同步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经济改革内容,其对世界经济最终的贡献始终存在争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不同于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参与持续降低关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始终以渐进推行为第一原则,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既需要进一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寻找经济的新增长点,国际社会也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产生新要求。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表文章建议加速资本账户开放,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但针对这一提法,大量专家学者关心中国在国内一系列改革尚未完成情况下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产生何种程度的成本,引起了学界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普遍讨论,并延续至今。在国内外改革要求和学界争论的背景下,理清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产出的作用机理,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情况,提出帮助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建议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总结和相关理论的思考,赞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双向效应”,即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因资本账户开放造成的资本流动体量与方向的改变产生抑制经济平稳发展的成本,一个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环境是否超过阈值决定了资本账户开放的最终净效用,不赞同一些研究对资本账户开放作用做单向判断的做法。在分析资本流动变化后发现高收入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结果整体优于非高收入国家后,表明各国异质性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借助美国、德国、日本、拉美三国和泰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经验,证明了国内经济与制度等“拉动因素”与外部经济环境与压力等“推动因素”都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最终结果。为构建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还分析了经济与金融周期和美元周期的判定与划分方式,并总结了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情况和中国的外部压力情况,为实证分析和针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分析提供研究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基础回归证明了样本期内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其他低收入国家作用并不显着,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改变资本账户开放指数衡量方式做稳健性检验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用实际资本账户开放指数替换法定资本账户开放指数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方面的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直接投资与其他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实证研究的第二部分利用门限回归模型验证资本账户开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部门比较优势、外汇储备和制度环境方面均存在门槛效应,其中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最为显着。实证分析的第三部门利用分组回归方式探究外部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结果证明在美元处于弱势期时,资本账户开放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无论世界经济周期处于繁荣或衰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均有利于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在经济衰退期不利于非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各国资本账户开放既受国内诸多“拉动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推动因素”影响,同时证明了高收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期望收益大于其他非高收入国家。本文最终将研究标的锁定在中国后,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际收支平衡表所记录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发现随着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行,资本流动体量显着增加,但资本外逃和资本流动净收益率长期较低等问题开始显性化。在分析中国制度与金融改革尚需进行,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到窗口期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中、短期内应保持资本账户开放的渐进原则,让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滞后于中国内部的制度优化与金融改革,“三元悖论”也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汇率改革,同时建议应充分考虑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所承受的外部压力对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并提出可以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进行有限的资本账户内容互补性合作,如资本账户开放内容的试点试验,在效果理想的情况下扩大到面对全世界的资本账户开放。

高思^[8]（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一种潮流和趋势。世界历史发展表明,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在融入全球市场之后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全球贸易进入低迷期,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抬头,逆全球化的挑战与日俱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爆发,等一系列的情况出现使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籍此,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想和理论研究仍然是当前时代的重点问题。追根溯源经济全球化理论,19世纪,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形成了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所以,为了更好的回答时代拷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鉴于此,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紧密围绕着经济全球化,循序渐进,扎根经典文本,力图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时代性、创新性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本文将理论研究时空定位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19世纪的欧洲。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实践来源即时代背景。同时,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的维度上溯源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来源。充分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形成的合理性、必要性,以此观其革命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第二部分（第3,4,5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既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规律,同时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殊性规律。第3章从动因、一般表现、影响、趋势几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一般性的分析。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一般性,虽然社会制度不断更替,但是其本质的、内涵式的规定始终具有问题解释力。第4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第5章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制度变迁关系的思想。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思想逻辑,经济全球化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瓦解封建社会,实现向未来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部分（第6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其他理论家,始终站在不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哲学—历史—经济—社会学”的多学科综合的分析工具,形成了极具深刻性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济全球化问题分析的“开启者”,他们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等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第四部分（第7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当代启示。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研究,形成了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前进性和曲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从无产阶级立场、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百年”目标实现的重要交汇期,必须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为融入经济全球化奠定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发挥国家作用,在波云诡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好本国的发展利益。同时,中国还要发挥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并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散见于着作中,但其思想内容具有全面性、深刻性、预见性,不仅关注了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关注了社会制度变迁,人类解放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真理光芒愈加闪耀。

赵跃^[9]（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张超^[10]（2020）在《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引起了人类大变革,全球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和交往上愈加普遍,全球化现象遂凸现出来。在全球化沛然不可阻挡的背景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资格等理念面临着重新思考的必要。教育如何帮助公民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种种变化与挑战,成为教育领域最为迫切的研究问题之一。这就要求各国不但要坚持培养公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而且要注重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怀,最终培养在全球化社会中具有竞争力的全球公民。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实施全球公民教育计划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培养负责任的全球公民,这是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新使命。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之一,教师娴熟,设施完善,学生的表现接近国际评估的最高水平,研究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特别是自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来,对我国学生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基于三个渐进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本体论之思,即“是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热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设置、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第二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目的论之思,即“为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反思性研究,研究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探讨了其产生的理论根源。第一,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历史演进。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民族国家成立以来,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发展脉络。二是与全球公民教育相关的全球化理论、公民资格理论和共同体理论。本研究认为全球化是全球公民产生的直接动力,全球公民教育课程是教育全球化的最新发展形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其次,通过对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从全球公民的演变、认同、权利、责任等方面阐述了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观点。第三个维度是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的方法论之思,即“怎么样”的研究。本研究对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进行了评价性研究,梳理了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实施效果和特点,最后得出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民教育课程的启示。本研究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创造性地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关系。本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厘清全球认同问题及其在民族国家实施的可能性,有助于追踪、分析和科学研判全球公民教育,有利于拓展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课程研究的“全球视野”,丰富和充实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理论的研究,探索全球公民教育课程在我国的“本土生长”。有利于探讨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融入世界提供教育智慧,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预防极端暴力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类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共同责任上达成的广泛共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公民”不再是一个高山仰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坚持“理解、宽容、合作、共生”理念和全球公民教育来实现的目标。

二、全球化与中国未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化与中国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1）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0）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球化与中国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世界一流大学的功能研究[D]. 田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2]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当代观照[D]. 侯琳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D]. 范瑞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5]通往全面发展之路 ——新型经济全球化构建路径研究[D]. 王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7]资本账户开放的双向效应与内外部条件研究[D]. 徐征. 吉林大学, 2020(08)
• [8]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思想研究[D]. 高思. 辽宁大学, 2020(01)
• [9]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10]加拿大中小学全球公民教育课程研究[D]. 张超.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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