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并购长期绩效检验方法改进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叶小娇[1]（2021）在《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国有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然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弱、创新力不足、效益差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并购重组是国有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大量并购案例,国有企业的并购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成为学术和政策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其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对企业的长期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企业的长期投资是企业对实物资本和非实物资本进行的投资期限超过一年的投资,是企业获取长期发展能力的主要方式和保证。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的长期投资的对象只有实物资本,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不是企业长期投资的内容。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与成熟,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对企业长期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认识,它们以独立的资本形态成为现代企业长期投资的关键内容,且重要性日益提升。在企业长期资本投资中,实物资本投资是企业生产力扩展的物质载体,人力资本投资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支撑,技术创新成果则可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创新投入的共同产出,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的现实成果。并购是企业间各种资源的一揽子重组,一方面必然涉及到企业间存量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与重组,另一方面,会对并购后企业长期投资的方向和效果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并购一般都可以实现实物资本的扩大,但是,并购后是否能够对企业长期投资中的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乃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提升效应,进而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还有待实证检验。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国有控股企业并购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从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三个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我国上市国有企业并购对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相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充分运用上市公司微观企业财务数据、专利数据、人力资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主并购方的视角,通过测算获得企业层面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等指标,运用倾向匹配得分法与双重差分法（PSM+DID）相结合的微观计量方法,系统地考察分析了样本国有企业并购带来的长期投资效应。本文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投资,在国有企业并购后,技能劳动力和高学历劳动力的总量和比例均得到了显着增加,而低技能劳动力则有所下降;国有企业并购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在央企和大规模国企中更为显着;从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来看,国有企业并购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规模和实物资本—技能互补效应进而对人力资本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2）国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方面,理论推理表明,并购可以显着地提升收购方的技术创新水平,实证研究同样也验证这一结论。国有企业并购后其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专利均得到了大幅增长,而外观设计专利影响不显着,表明国有企业并购后企业的研发质量得到了大幅地提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因国有企业监管改革、企业规模大小和行业研发密集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提升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监管改革后、大规模国有企业和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中,而对国有企业监管深化改革前、小规模企业以及非研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的影响相对有限。最后,运用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人员数来替换技术创新指标后,国有企业并购的技术创新效应同样存在,即国有企业并购既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创新产出。（3）国有企业并购显着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具有显着的正向因果关系,且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具有动态持续性;影响机制的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会通过市场规模扩张、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实现了生产率更进一步的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并购的生产率效应因企业规模、监管归属不同具有显着的异质性。上述实证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国有企业并购可以产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期投资效应的理论命题成立。本文理论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一、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层面,国有企业并购政策的制定,应更多地以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技术创新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政策目标,弱化对并购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和市值提升的关注与考核,进而通过并购促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目标实现。二、企业层面,国有企业决策层应该深刻领会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主要来源于持续的人力资本的升级与积累和技术创新投入,在选择并购对象时,应更多地考虑并购对象能否带来更多的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能力提升的要素,相应淡化并购对短期财务绩效的改善作用,确立以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并购对象选择原则。
李超锋[2]（2021）在《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来,全球的并购活动日益频繁,并购已成为企业外部发展的重要战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股东的财富和价值。伴随着并购的“高失败率”,并购活动日益活跃,这一悖论已成为并购领域前沿的一个科学问题（Renneboog&Vansteenkiste,2019）,因此,如何正确评价并购绩效也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话题。截至目前,并购前后股票累积异常收益、长期股东价值及财务指标变化的方法是评价并购绩效的主流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忽略并购动机的“初心”,进而得出不完全正确的结论。明确的并购动机是企业优化配置内外部资源、实现并购目标的关键,因此,评价企业并购绩效应基于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少数学者尝试从并购动机的视角评价并购绩效,但是在衡量并购绩效的时候没有结合各类动机去评价,或者采用问卷调查、指标评议或其他赋权方法对建立的并购动机体系进行评价,这些都不能真实地体现并购活动的绩效。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和企业组织间接触的逐渐频繁,企业网络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企业间的竞争也已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企业经济网络为基于控制关系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经济网络和企业所嵌入的企业间经济网络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并购活动的实施和进行能够促使并购前后企业经济网络的整体结构、构成发生变化。通过将收购方和目标方各自节点进行结合,并购可以显着重塑组织间网络,使收购方获得目标方节点的控制权,为并购后的公司带来了更有利的结构,从而创造协同效应（Hernandez&Shaver,2019）。因此,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除了已有研究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节约之外,还有网络经济,而网络经济是企业经济网络并购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来源。近年来联盟的不稳定性、企业屡屡商誉“爆雷”、高溢价并购业绩多未达预期、企业并购的高失败率等现象实际上是企业合并的经济性认识不足、网络经济性理论和应用研究不能清晰指导企业合并实践等产生的问题。已有企业经济网络与并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通过政治联结、高管、董事、股东、创新等构成的企业间网络以及收购方在网络的位置如何促进收购方企业并购决策以及改善并购绩效,但这些网络主要聚焦企业间网络,忽略了企业内部网络,而企业内部网络属性优劣往往代表利用企业间网络的能力,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也少有研究从并购前后收购方企业经济网络变化的角度研究网络经济的协同效应。此外,缺少从影响机理的视角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进行探讨。综上,本研究从社会网络、协同效应和资源基础理论出发,构建了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的理论体系,建立了包含网络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关系的计量模型,基于2007-2019年2201起并购事件,通过构建企业内部上市公司和其子公司之间的股权网络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的产品网络,利用复杂网络的分析方法,从上市公司在网络中度和强度变化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并得到如下结论:（1）并购作为两个经济网络的合并和重塑,能够导致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变化越大,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且内部网络的促进效应显着高于外部网络。（2）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规模经济在网络经济对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影响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规模经济,变化越大,规模经济越大,但规模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3）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节点度、强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以行业数量变化、收入熵指数变化和赫芬德尔指数变化为代理指标的范围经济,但范围经济的中介效应不明显。（4）在企业内部网络中,节点度、强度的变化均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而在企业外部网络中,节点度的变化能够显着促进交易成本节约,但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明显。本研究将复杂网络拓展应用到并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网络协同的角度独到解释了并购的“高失败率”与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悖论这一前沿问题。其次,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证据,从企业内、外部网络节点的度、强度的变化出发,构建了企业内部上市公司与其子公司股权网络以及企业外部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司的产品网络。最后,本研究丰富了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引入企业经济网络和并购产生的网络经济,并结合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节约从机理上对企业并购动机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探讨。本研究有有助于企业并购行为理性,有利于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及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此外,企业并购的网络经济性研究也将促进包括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这样的宏观经济网络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并购、重组等活动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闫盼盼[3]（2021）在《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跨境并购不仅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加强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推进,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持续增长。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近十年的年度交易金额均在300亿美元以上,跨境并购活动保持活跃状态。然而,在如火如荼的跨境并购热情下,高溢价率和经营亏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的同时,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以实现“走得远、走得顺、立得住”,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跨境并购研究领域的实践焦点与理论热点。围绕着“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进行解答。学者们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客观因素,虽然制度、政治关系、文化差异、地理距离、行业特征等因素会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既定”的约束,企业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而微观层面因素的探讨则更有助于找出企业在面临相同并购环境时所呈现出差异化行为的症结所在。在微观企业层面,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众多,但企业管理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管理者在企业跨境并购前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境并购决策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治理行为。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企业权利结构的重要实体,是企业并购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控制部门,其特征和行为与企业跨境并购息息相关,其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直接影响。而董事的个人特质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高效率地履行职责。我国各级政府在加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陆续出台并提供了一系列引智引才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国际化人才进入董事会。海归背景人才的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往往使其拥有广泛的境外关系网络、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的管理技能等资源与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都已促使海归背景人才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具体到微观层面,上述优势作为一项弥足珍贵的资源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董事的海归背景能够促进董事会有效发挥职能,会对企业的绩效、创新、审计、战略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董事会作为企业跨境并购的决策和实施监督部门,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目前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海归背景董事这一视角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跨境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海归背景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作用的强弱是否受制于具体的决策情境?尽管前期探讨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关系的研究已经辨识了一系列情境因素（Laufs等,2016;李竞等,2017）,但这些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目前从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出发,对何种情况下海归背景董事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较强、较弱乃至无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的海外经历及董事会职位赋予董事不同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拥有直接经验和实质性话语权才有能力和动力做出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那么,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否因其海外经历的类型及职位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2009-2017年发生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并购交易前的跨境并购发起、并购交易中的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交易后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海归背景董事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凭借其自身积累的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提升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能力,降低企业与跨境并购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帮助企业以较小的成本识别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所存在的并购机会,增强企业发起跨境并购获取潜在收益的动机。而且,海归背景董事还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不利影响。从而当企业意图并购时,海归背景董事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2）海归背景董事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并购溢价。在企业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帮助主并企业更好地开展尽职调查,提高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降低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的风险,优化跨境并购定价谈判策略,从而提高企业跨境并购定价效率,降低跨境并购溢价的支付。（3）海归背景董事可以促进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海归背景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企业跨境并购整合提供额外信息渠道和解决问题新视角的同时,还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在跨境并购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低效率行为,以此促进企业跨境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最终带来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的整合能力路径。（4）主并企业所处地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股权性质可以调节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的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决策情境的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促进作用更显着;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提升的增量贡献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大。（5）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其海外经历类型及职位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海归背景董事的分类检验发现,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归背景董事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更显着;相较于普通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关键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和跨境并购绩效的边际效用更大;相较于具有海归背景的执行董事,具有海归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更显着。综上分析,基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海归人才的社会资本积累;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实施;完善外派留学人员的现行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建设;完善有关董事会的制度。其次,从企业角度,企业不仅应引入海归背景董事,加强对董事会的建设,健全现行董事会治理机制;还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进一步优化跨境并购。最后,针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其在考虑投资对象时可以将主并企业董事会中是否存在海归背景董事作为考量标准之一,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王言[4]（2021）在《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素市场化配置在发展中被视为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改革逐步加快,并购重组成为实现国企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国企具有受政府干预的特殊属性,国企并购也同样受到政府推动的影响。经过实践发现,与民企相比,国企并购较多,但并购绩效仍然有待提升,故研究国企并购可能性及效果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国企改革中,越来越需要股东做出科学决策,机构投资者股东作为国企引入的重要股东类型,其对国企并购的影响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相关研究大多只关注机构投资者股东个体,如持股比例高低,不能充分说明机构投资者股东为什么会对国企并购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对机构投资者股东个体研究进行突破,考虑机构投资者股东间的关联关系,认为由同一机构投资者投资不同企业和同一企业受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相互交错会逐渐形成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拥有更多的资源,可能会对国企并购产生更强的影响。论文在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复杂网络理论,主要研究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及并购绩效是否发挥了作用、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本文通过归纳总结现有学者对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并购绩效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和机构投资者股东影响企业并购等相关研究文献,根据复杂网络、委托代理、股东积极主义、信息不对称、资源和要素市场等相关基础理论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构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及界定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的基础上,从其参与国企治理的角度,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并找到国企并购动机、并购行为作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作用路径,从融资约束、市场行情、内控有效性、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等视角分析了其对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硏究结论,从机构投资者、其他投资者、上市国企、政策制定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并对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做出阐述。本文从定性方法入手,逐渐展开模型建立、实证分析等步骤,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同花顺i Fin D以及Wind数据库,指标变量经手工整理、计算得到,综合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回归、倾向值得分匹配（PSM）、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修正、工具变量、替代变量等方法对所要研究的内容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本文研究发现:（1）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降低了国企发生并购的可能性。相比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发生的抑制作用显着;相比国企作为出售方式发起的并购,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更能显着降低国企作为买方发起并购的可能性。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通过减少第一、二类代理成本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从而降低国企并购发生的可能性。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的国企,越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抑制国企发起并购的可能性;不同市场行情对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降低国企并购可能性的影响较不明显。（2）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提高了国企并购的完成率。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网络中心性都对国企并购完成率产生显着正向影响,且相较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更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完成率;相较于中央国企,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有利于提高地方国企并购完成率。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主要是通过降低并购溢价实施行为从而增加国企并购的完成率,而不能通过减少关联并购决策行为对国企并购完成率的提高发挥作用。在内控存在缺陷的环境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提高作用将受到抑制;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的国企,越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提高作用的发挥。（3）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提高了国企并购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相比于银行和保险,证券和基金网络中心性更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财务绩效;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网络中心性都有利于提高国企并购市场绩效;在中央国企样本中,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并购财务绩效的提高作用不再显着。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通过降低国企行业同群并购决策行为和高杠杆并购实施行为,从而增加了国企并购财务绩效,而没有证据表明增加了国企并购市场绩效。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进一步提高国企并购绩效;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可以更有效的提高金融发展程度低地区的国企并购财务绩效,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可以更有效的提高金融发展程度高地区的国企并购市场绩效。本文的研究意义和贡献在于:（1）理论意义。本文以国企并购和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为切入点,丰富了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治理、国企并购的相关理论。1)从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特征探讨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范围。2)以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的中介效应为视角,研究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关系,对现有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并购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3)围绕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进行探讨,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内容。（2）现实意义。1)为降低国企盲目并购、提升国企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提供解决路径,从而有助于国企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进一步改革实践;帮助国企高管层判断是否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怎样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2)试图引导广大投资者更好的理解机构投资者股东及其网络位置对国企并购的作用以及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投资者知晓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特征对国企并购动机、并购行为和并购发生及效果的影响,为投资者进行有效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建议。本文创新性在于:（1）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是否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并对机构投资者股东异质性进行划分,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研究结论。（2）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与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的关系,找到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影响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作用路径,解释了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为什么能通过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影响国企并购发生及效果的问题。（3）提出融资约束、市场行情、内控有效性、信息不对称程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金融发展程度是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并购完成率、并购绩效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解决了如何通过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进一步降低国企盲目并购、提高国企并购完成率和并购绩效的问题。（4）系统、全面、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国企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分类问题,为今后机构投资者股东参与国企并购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同时提供了相关研究的数据支撑。
张莹[5]（2020）在《CEO声誉与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并购是企业实现外延式成长和扩张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我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自2014年以来,我国颁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与并购有关的政策,以引导企业并购行为,实现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战略。然而,在实践中,并购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成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却伴随出现了大量的损害公司价值以及违背政策初衷的并购现象,比如,并购后长期绩效为负、并购后商誉大额减值、并购行为背后的利益输送以及政策套利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如何规范和引导企业并购行为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厘清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并购过程中的内在影响机理。学术界将并购后的价值损毁归因于委托代理问题。并购行为的初衷是追求协同效应,但是由于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导致企业很多的并购行为是无效的、盲目的。行为动机往往决定了行为的后果,以自利动机为出发点的并购行为,无论在并购前的尽职调查、目标筛选,还是在并购交易结构设计的环节,都存在导致最终并购价值损毁的因素。CEO是企业并购行为的决策主体,其效用函数与股东的效用函数不同,作为“理性人”追求薪酬和权力的动机,会直接扭曲企业的并购决策。因此,如何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缓解CEO在并购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改善并购绩效,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课题。纵观从管理者激励视角研究企业并购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的薪酬等显性激励和管理层权力、晋升等隐性激励的角度,探究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对并购全过程的影响。从货币薪酬的激励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大部分CEO的薪酬设计与企业规模等因素相关,因此会诱发CEO的短期行为、盲目并购,扩大企业规模。而晋升激励,特别是国有企业中高管的政治晋升机会让高管面临较大的成长压力,促使高管选择并购来快速实现企业成长,但是会造成交易中并购溢价水平较高,并购后长期绩效较低的经济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货币性薪酬和晋升在并购过程中对CEO的激励是无效的。对CEO进行适当的长期激励是解决并购悖论的有效方式之一,对CEO提供限制性股票期权激励能够影响企业并购决策,并且激励强度与并购绩效正相关,严格的激励条款能够促进契约的有效执行。但是,一方面,激励条款越详尽,契约的执行成本越高;另一方面,激励条款越严苛,契约的监督成本越高。值得一提的是,当管理层权力过大时,无论是货币性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所发挥的激励效果都会大打折扣,CEO会追求控制权带来的私有收益而发起并购。综合以上的研究,虽然学者们试图寻求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引导CEO以协同效应为并购动机,减少无效、盲目的并购活动,但是现有来自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都难以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Fama认为“时间”可以无成本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长期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利用“声誉效应”激励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即使没有显性激励契约,代理人迫于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长期的职业发展考虑也会努力工作。外部经理人市场通过强化CEO对个人声誉的关注来约束CEO的行为,从而发挥激励作用。相比于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经理人市场的声誉机制与股权激励作用的长期性具有相似之处,但激励成本更低。一方面,由于股东与CEO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CEO的行为不能完全被观测到,仅通过薪酬、晋升等内部激励契约来约束CEO行为需要较高的执行与监督成本,并且容易产生激励偏差,而CEO声誉来自于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是CEO自发的、为了不被取代而努力工作的动因,声誉这种隐性激励机制不但节约了执行与监督成本,更能够促进内部激励作用的实现。另一方面,高声誉不仅可以给CEO带来高薪酬、高权力以满足其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还能满足其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这是影响个体决策的内在驱动力,其价值更为稳定和持久。考虑到契约的不完全和显性激励的不足,本文从CEO声誉这一隐性激励机制的视角,探究CEO声誉对企业并购决策、支付方式、并购溢价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CEO声誉激励能否发挥治理作用影响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2）CEO声誉如果能够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及绩效,影响机理是什么?作用机制又如何?（3）在企业并购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情境下,CEO声誉的治理效应是否会表现出异质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遵循如下研究思路:本文遵循的研究路径为“背景介绍与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与述评→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CEO声誉对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研究结论与建议”。首先,通过对CEO声誉和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界定CEO声誉的概念、确定CEO声誉的度量方式,并归纳总结出CEO声誉发挥激励作用的理论依据,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CEO声誉对企业并购决策、支付方式、并购溢价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再次,检验CEO声誉影响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情境下CEO声誉治理效应的异质性。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CEO声誉影响并购行为的中介机制,并结合并购行为的影响情境,综合检验在产权性质、成长性等不同情境中,CEO声誉治理效应的异质性分析。最后,以实证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研究部分:第一,理论基础研究部分。包括本文第1章、第2章和第3章。其中,第1章为绪论。包括本选题的现实背景以及理论背景,选题价值,研究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目标,为实现该研究目标所遵循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第2章为文献综述,本部分对CEO声誉和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关于CEO声誉的相关研究,包括声誉的内涵,CEO声誉的形成,CEO声誉的度量,和CEO声誉的治理效应四个方面,厘清了 CEO声誉的概念、度量以及CEO激励效应发挥的机制。对国内外关于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总结了企业并购动因,并根据研究主题从管理者激励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管理者激励对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查找现有激励机制对并购行为的治理作用发挥的不足之处。再针对CEO声誉在企业投资中的影响进行重点梳理。对CEO声誉和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总述与评价,并引出本文的研究方向。第3章为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本部分对CEO声誉激励相关的理论和并购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后,对本文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第二,CEO声誉影响企业并购行为的实证检验部分。包括本文第4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通过理论演绎法和逻辑推理法推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并分别实证检验CEO声誉对并购决策、支付方式、并购溢价和并购绩效的影响。其中,并购决策主要指并购意愿,包括是否并购以及并购规模;支付方式包括现金支付的概率以及现金支付金额占总并购金额的比例;并购溢价包括企业实际的并购溢价水平以及经过行业标准化的并购溢价;并购绩效包括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短期并购绩效主要使用并购宣告前后短期市场反应来衡量,长期并购绩效又区分为长期经营绩效与长期市场绩效。第三,CEO声誉影响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检验以及CEO声誉治理效应发挥的情境检验部分。包括本文第4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的进一步分析。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CEO声誉影响并购行为的中介机制,并结合并购行为的影响情境,综合检验在产权性质、成长性等不同情境中,CEO声誉治理效应的异质性分析。最后,第8章总结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治理效率的提升和经理人市场声誉评价机制的完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结论一:CEO声誉与企业并购决策研究部分。大多数企业并购后都难以创造价值,但并购活动仍然频繁发生,学术界将其归因于并购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这里既包括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又包括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即管理层自利动机与大股东掏空动机是解释现有并购活动违背初衷的两个主要原因。本文认为高声誉的CEO为了避免声誉受损会谨慎的选择并购项目,减少出于自利动机盲目扩张的并购活动;同时降低与大股东的合谋,减少大股东出于套利动机发起的有损企业价值的并购活动。研究发现,首先,相比低声誉的CEO,高声誉的CEO企业并购概率较低,并购规模较小。其次,本文检验了 CEO声誉降低并购决策的作用机制。高声誉的CEO出于对声誉的维护会减少盲目性和投机性并购活动,本文以关联并购和无关多元化并购来衡量无效并购,发现CEO声誉与关联并购概率和无关多元化并购概率负相关,从源头上控制了企业的无效并购。再次,受到微观企业特征、个体生命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CEO声誉与并购决策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异质性。具体而言,国有企业担负着更多的政策性目标,因此,在国有企业中CEO声誉与并购概率、并购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减弱;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CEO声誉与并购概率的负相关关系减弱,但与并购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增强,说明高声誉的CEO更为谨慎,在不可避免进行并购的情况下会控制企业的并购规模;随着年龄的增长,CEO声誉与并购概率和并购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减弱;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下,CEO声誉与并购概率、并购规模的负相关关系减弱。最后,双重差分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检验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CEO声誉与并购决策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成立,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结论二:CEO声誉与并购支付方式研究部分。现有并购活动的并购方式主要为现金支付、股权支付以及现金和股权混合支付,并且现金支付所需的现金主要来自于债务融资。CEO选择现金支付还是股权支付取决于在控制权被稀释的风险和企业举债能力之间进行权衡。本文认为高声誉的CEO较为谨慎,更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规避控制权被稀释的风险以及股权支付带来的审批风险与潜在的竞争风险;同时,高声誉的CEO能够提高企业的举债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研究发现,首先,CEO声誉与现金支付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低声誉的CEO,高声誉的CEO在并购总价中的现金支付比例更高,相比股权支付,更倾向于现金支付的对价方式。其次,本文检验了高声誉CEO偏好现金支付的传导机制。高声誉的CEO有能力缓解并购方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举债能力,从而保证企业选择更具有竞争优势的现金支付方式。再次,受到并购方产权性质和成长性的影响,CEO声誉与现金支付方式的关系表现出了异质性。具体而言,国有产权促进了 CEO声誉与现金支付比例和现金支付概率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抑制了 CEO声誉与现金支付比例和现金支付概率的正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替换了并购支付方式的度量以及变换了对应的实证模型,替换了 CEO声誉的度量方式,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CEO声誉与现金支付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成立,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结论三:CEO声誉与企业并购溢价研究部分。我国企业并购溢价水平普遍较高,而高溢价并购是引发并购价值损毁的主要原因。高并购溢价一方面是源于并购方大股东以套利为目的“有意而为”,另一方面是源于并购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无意而为”。本文认为,在声誉机制的约束下,CEO会减少与大股东通过并购合谋套利的动机;同时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估值信息,提高估值的准确性。研究发现,首先,CEO声誉与并购溢价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低声誉的CEO,高声誉的CEO企业并购溢价水平较低,将并购溢价进行行业标准化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次,本文验证了 CEO声誉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并购后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以及高声誉的CEO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降低并购溢价的作用机制。再次,受到并购方产权性质和成长性的影响,CEO声誉与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异质性。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中,CEO声誉与并购溢价的负相关关系减弱。在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中,CEO声誉对并购溢价的抑制作用降低。最后,本文按照公司进行cluster、替换CEO声誉的度量方式以及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自选择效应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结论四:CEO声誉与企业并购绩效研究部分。大量研究证实并购并没有为并购方股东创造财富,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并购方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和大股东掏空动机发起的无效并购,另一方面是并购整合能力欠缺导致的整合失败。第4章我们已经证实,声誉可以发挥治理作用,减少管理层发起的盲目和无效并购活动,而是以并购方价值创造为出发点,尽可能选择有利于实现协同效应的并购标的,从并购的源头加以控制。在此基础上,并购绩效的高低取决于并购后的整合能力。本文认为并购整合的关键在于文化、人力资源整合以及业务整合,高声誉的CEO具有较高的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实现文化整合、人力资源整合以及业务整合。研究发现,首先,CEO声誉与长期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对短期并购绩效无显着影响。其次,本文检验了 CEO声誉影响并购绩效的作用机制。高声誉的CEO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长期并购绩效。再次,受产权性质和CEO年龄的影响,CEO声誉与并购绩效的关系表现出了异质性。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中,CEO声誉与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随着CEO年龄的增长,CEO声誉与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最后,本文替换了并购绩效和CEO声誉的度量法方式,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了自选择问题后,CEO声誉与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成立,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简而言之,CEO声誉对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的影响表现为:CEO声誉与并购概率、并购规模负相关;CEO声誉与现金支付概率和现金支付比例正相关;CEO声誉与并购溢价水平负相关;CEO声誉与并购后长期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正相关。
傅福龙[6]（2020）在《并购支付方式对科技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华为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后来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科技一直受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科技公司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也有很多科技公司走向了海外,而并购是科技公司做大做强的一个有效途径。回顾一些大公司的发展历程,都有并购交易活动伴随着其发展,几乎没有企业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是没有发生过并购交易活动的。随着我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趋向于成熟,上市公司并购的支付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所以,研究科技公司不同的并购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有助于科技公司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并购支付方式和制定合适的并购策略,同时有助于为监管者和政府提供重要的公司并购绩效参考。本文从并购交易环节中的并购支付角度来研究不同的并购支付方式下,科技公司在并购前后的绩效变化,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并购绩效和并购支付方式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采用了财务研究法,以2014年和2015年,A股中华为产业链发生并购交易活动的科技公司为研究样本,并采用并购当年和并购前后两年共五年的一系列财务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比较了现金支付、股票支付和混合支付三种支付方式下,科技公司并购前后的综合绩效变化。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后面使用了回归分析法作为补充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现金支付对科技公司并购后的绩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股票支付在并购当年跟并购后一年有负的影响,这种负的影响到并购后两年才有所改善,混合支付在并购当年跟并购后一年有比较小的正的影响,但到了并购后两年,对并购绩效反而开始有负的影响。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学术界理论研究的结果,为科技公司提高并购绩效和推动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
王稳凯[7]（2020）在《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来,进行并购重组的公司越来越多,监管政策的支持尤为重要。对于A股上市公司来说,在停牌前重组内容信息是保密的,停牌后发布的公告包含了此次应披露的全部信息。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为了资本市场有序运行,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外部治理,交易所自2014年底开始发放问询函,对上市公司各种事项进行问询。本文以2015年1月到2018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完成的475次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回归模型对并购绩效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企业,收到问询函后长短期绩效都有所降低。短期时间内投资者由于关注度有限,在企业收到问询函后会降低对企业的信任度,因此收函会对企业的短期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同时问询函的信息含量也会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交易所问询函问得越详细,透露的问题越多,市场的负向反应也就越大。长期来看,收到问询函的企业可能会传递出代理问题严重或者存在公司治理风险,长期并购绩效也有所下降,起到了风险警示作用。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的企业在收到问询时对绩效的影响更大。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提出以下建议: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应该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避免并购前期信息的泄露。交易所与证监会应该统筹协作,以便完善目前的监管体系,提高证券交易所的执法地位和监管作用。同时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并公告应该保持持续关注,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保持信心。对于并购中的公司解释信息不清的可以多次问询,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王艳,何竺虔,汪寿阳[8]（2020）在《民营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可以实现吗?》文中认为受天然资源禀赋劣势和获取资源要素的影响,外延式并购成为民营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战略选择。本文以2003-2015年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以2002-2018年为实际研究期间,实证检验了主并公司股东获得的短期超额收益和目标公司股东获得的并购溢价形成的并购协同效应利益捆绑机制对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1）并购溢价代表着民营企业获取了优质资源要素,并购溢价可以协同并购短期超额收益形成并购协同效应的利益捆绑机制,促进并购长期绩效提升。（2）全要素生产率在并购协同效应与并购长期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民营企业通过并购溢价获得的优质资源要素会促使并购整合中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为企业创造并购价值。（3）凸显地缘文化特质并呈现和谐多样的"方言差异"对"并购溢价"不完全契约有治理功能,会对民营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产生调节作用,当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方言差异较小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会加强,反之,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会不成立。本文立足于新兴加转轨的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从并购溢价与企业资源配置的关系和方言文化的不完全契约治理功能上拓展了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文献。
刘俊霞[9]（2020）在《基于平衡计分卡的S集团并购R酒店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十年来,随着公司制的发展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购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发展模式的必要选择和关键一环。如今我国的企业之并购规模日渐扩大,各个行业的公司皆尝试以并购其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方式实现并购重组,并购市场发展迅速,这也解释了当下并购绩效评价研究成为专家学者热议并深究话题的原因。本文选用酒店行业中S酒店集团中的S酒店对R酒店的并购案例进行绩效评价研究。2015年,S酒店着手并购R酒店,并于2016年成功完成并购。在此之前,S酒店的净利润呈现低迷的现象,S酒店试图通过并购R酒店来完善产业布局,以获取利益和后期协同为前提让业务板块吸取更多酒店资源,包括固定资产、品牌效应和团队运作水平。本文选用酒店企业的并购案例,引入平衡计分卡理论（以下简称BSC理论）进行绩效评价。BSC理论创造性的从财务、客户、内部营运、学习与成长四个层级对企业并购的绩效进行研究并作出战略评价。对于酒店行业这种服务型企业,其主要经济来源为客户消费等,因此本文的绩效评价中首次引入BSC这种评价工具,可以有效避免重财务而忽略其他影响的片面评价。通过定性分析,更加针对的作出每个指标的发展趋势和给公司带来的效应。基于结论中衡量情况比较模糊,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本文将构建BSC理论基础下的评价体系,为各个指标进行赋值权重与综合评分,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最终得出准确评分与准确级别定位,得出S酒店并购R酒店的并购活动成为S酒店的发展的助力器。
马勇[10]（2020）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并购是国有企业实现提高资本积累率、剥离落后产能、优化资本结构等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并购绩效则是对并购效率和效果的集中体现。在当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增强驾驭厚重资本的能力、提升并购绩效水平,成为国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相对于国有股东而言,非国有股东的利益目标较为单一,更加关注投资的经济效益。向国企中引入非国有股东,使其积极参与治理活动,发挥相应的监督、制衡作用,可能成为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围绕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影响途径,以及不同情境下两者关系的差异性表现等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和探究。首先,本文从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两个角度出发探究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下,非国有股东可以利用股东大会的决策机制来表达利益诉求,以股权制衡的方式发挥治理效应。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利机构,企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各种意见分歧最终要通过股东大会的投票机制进行解决。当政府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干预企业并购决策,牺牲经济效率来换取政绩时,非国有股东可以其所持股份为基础在股东大会的表决中表示异议,增加政府实施干预行为的成本。同时,相对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越高,非国有股东在公司治理和经营决策方面的影响力越强,有利于缓解国有股东“所有者缺位”引发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约束并购过程中的高管自利行为,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另一方面,非国有股东以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制衡、监督作用。获得足够话语权是非国有股东发挥治理效应的前提,单纯的持股并不总是能够保证非国有股东具有实质影响力。如果非国有股东在国企中仅拥有小部分股权,则很难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这一渠道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此时,以委派董事的形式为非国有股东的“发声”提供保障,将有利于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其次,本文基于并购行为过程角度,从事前的并购目标选择和事后的并购整合两个方面,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并购活动是一个涉及多种管理环节和事项的复杂行为过程,并购绩效则是对并购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集中体现。现有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会造成国企在并购目标选择过程中出现行为偏差,表现为更多地参与非相关多元化并购;同时还容易造成企业在并购整合方面的管理松懈,甚至整合失败,进而导致并购绩效受损。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可能抑制上述两类因素的作用,纠正国企并购中的行为偏差,从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最后,本文围绕可能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内、外部因素,探究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决定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强弱,可能影响其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效果。从外部治理环境角度来看,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越高,一方面,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越低,非国有股东为提升企业经济效率而参与治理的动机越强;另一方面,法律对投资者所享有的各项经济权利的保障程度越高,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能力越强,因而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越明显。从内部治理机制角度来看,企业各项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制衡控股股东和约束高管自利行为等方面可能发挥协同作用。完善的内部监督和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降低内部人控制问题,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和高管越权行为,从而降低非国有股东参与企业治理的成本和障碍,提升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七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内容与方法以及可能实现的创新等内容加以介绍。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全面回顾股东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并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在述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本文的继承性与突破性。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对并购动因、政府干预、高管自利以及股东治理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分析其对研究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的支撑作用,并构建本文的逻辑关系图。第四章,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检验。本章从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两个角度研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积极性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与国企并购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作用效果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国企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作用果差异。第五章,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检验。本章将基于并购行为过程角度检验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该路径作用于并购绩效。在进一步分析中,将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能否通过减少企业并购中的政策性负担和高管私有收益来提升并购绩效,排除替代性解释,检验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效果差异,以及不同类型国企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果差异。第六章,基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分组检验。本章将分析和检验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目标选择和整合质量的影响效果差异,以及不同内部控制水平和信息环境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第七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本章将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并购绩效的相关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将指明本文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加以展望。本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本文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能够显着提升国企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尽管地方政府的放权意愿会同时提高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和国企并购绩效水平,但并未对两者关系的可靠性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二,非国有股东在年度股东大会和涉及并购事项的股东会议中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越高,其治理效应发挥得越充分,国企并购绩效越好。第三,非国有股东股权制衡程度和委派董事比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不显着。第四,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机构投资者和民营股东的股权制衡均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外资股东因股权制衡程度偏低而未起到显着作用;三类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均对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发挥了积极影响。第五,非国有股东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较为明显,而在央企中表现不明显。（2）本文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显着降低了国企选择非相关多元化并购目标的可能性,提高了企业并购整合质量,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非国有股东以股权制衡和委派董事的方式参与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企并购中的政策性负担、抑制高管私有收益,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第二,尽管地方政府的放权意愿会同时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程度以及国企并购的事前目标选择和事后整合质量,但并未对两者关系的可靠性造成实质性影响。第三,不同性质的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相比外资股东和民营股东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委派董事能够更加明显地降低国企选择非相关行业并购目标的概率,提升并购整合质量。第四,非国有股东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较为明显,而在央企中表现不明显。（3）本文以分组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并购绩效关系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明显;内部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程度更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以及内部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程度更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质量的作用效果更明显。第二,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环境质量较高的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更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丰富了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围绕国企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干预（潘红波等,2008;方军雄,2008;黄兴孪和沈维涛,2009;潘红波和余明桂,2011）和高管自利（陈仕华等,2015;赵妍和赵立彬,2018）两个方面。少数学者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国有”非实际控制人委派董事能够促进国企并购绩效的提升（周绍妮等,2017;逯东等,2019）。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各类非国有股东能否通过制衡控股股东、监督高管,发挥治理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并购绩效水平,为国企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第二,从多个角度检验非国有股东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现有文献大多未对股东治理影响并购绩效的途径进行直接检验。少数学者按照经济行为导致经济后果的思路,探讨了股东参与治理如何纠正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行为偏差（逯东等,2019）,从而间接验证了作用路径。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三步法（温忠麟等,2004）、自助法等方法直接检验了并购目标选择和并购整合的中介传导效应;同时,分析并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如何通过降低政策性负担和高管私有收益,进而提升并购绩效水平,使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第三,在多种治理情境下探索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差异。国内外学者已经在分析各类企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对股东发挥治理作用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影响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动机和能力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将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机制、内部控制质量以及信息环境质量等纳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并购绩效的分析框架,检验不同治理情境下两者关系的差异性表现,增进了对理论边界条件的认识。
二、企业并购长期绩效检验方法改进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并购长期绩效检验方法改进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并购的概念与类型 |
| 一、并购的概念 |
| 二、并购类型 |
| 第二节 并购的动因与相关理论 |
| 一、传统并购理论 |
| 二、国有企业并购理论 |
| 第三节 企业长期投资的内涵演变 |
| 一、投资的基本含义与企业长期投资 |
|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三、技术创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企业长期投资内涵的扩展 |
| 四、企业长期投资对象的演变 |
| 第四节 并购与企业长期投资的关系 |
| 一、企业长期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 |
| 二、企业并购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
| 三、企业并购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
| 四、企业并购对企业生产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与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逻辑与研究假说 |
| 第四章 并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 |
| 一、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探索阶段(1978-1992 年) |
| 二、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突破阶段(1992-2002 年) |
| 三、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2011 年) |
| 四、国有企业监管制度改革的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 |
| 五、国有企业制度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并购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企并购对国企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方法 |
| 三、计量模型 |
| 四、人力资本的度量 |
| 五、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创新的度量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并购对技术创新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企并购对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研究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计量模型 |
| 三、生产率的测算 |
| 四、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倾向匹配得分估计结果 |
| 二、平衡性检验 |
| 三、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基准回归结果 |
| 四、国企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效应 |
| 五、分组检验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七、机制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并购样本公司明细 |
| 附录B:生产率逐年匹配结果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2.1 并购动机 |
| 1.2.2 企业经济网络的定义 |
| 1.2.3 企业经济网络的类型 |
| 1.2.4 网络经济 |
| 1.3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意义 |
| 1.3.2 研究创新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基于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相关研究 |
| 2.2 并购协同效应的来源 |
| 2.2.1 规模经济的解释 |
| 2.2.2 范围经济的解释 |
| 2.2.3 交易成本节约的解释 |
| 2.2.4 网络经济的解释 |
| 2.3 不同网络与企业并购相关的研究 |
| 2.3.1 政治关联与企业并购 |
| 2.3.2 高管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3 董事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4 股东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5 创新网络与企业并购 |
| 2.3.6 企业集团业务和价值链的联结与企业并购 |
| 2.4 已有研究不足 |
| 3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机理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社会网络理论 |
| 3.1.2 协同效应理论 |
| 3.1.3 资源基础理论 |
| 3.2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基本逻辑 |
| 3.2.1 网络经济与协同效应 |
| 3.2.2 网络经济带来的资源优势 |
| 3.2.3 网络经济与规模经济 |
| 3.2.4 网络经济与范围经济 |
| 3.2.5 网络经济与交易成本节约 |
| 4 基于网络协同的企业并购动机实现程度的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实证模型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样本选择 |
| 4.3 基于内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3.2 主回归结果 |
| 4.3.3 异质性检验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4.4 基于外部网络的实证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
| 4.4.2 主回归结果 |
| 4.4.3 异质性检验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进一步分析:对协同效应来源的检验 |
| 5 规模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实证模型 |
| 5.2.2 变量定义 |
| 5.3 实证结果 |
| 6 范围经济的中介作用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实证模型 |
| 6.2.2 变量定义 |
| 6.3 实证结果 |
| 7 交易成本节约的中介作用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实证模型 |
| 7.2.2 变量定义 |
| 7.3 实证结果 |
| 8 研究结论及其应用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结论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海归背景董事相关文献回顾 |
| 2.3 跨境并购相关文献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高阶理论 |
| 3.2 资源依赖理论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影响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点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 |
| 1.2.2 并购可能性、完成率及绩效 |
| 1.2.3 并购动机和并购行为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文章结构安排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并购可能性、完成率及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1.1 并购可能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2 并购完成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1.3 并购绩效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2 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 |
| 2.2.1 机构投资者网络类型分析 |
| 2.2.2 机构投资者网络产生的经济后果 |
| 2.3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3.1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一般企业并购 |
| 2.3.2 机构投资者股东与国企并购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复杂网络理论 |
| 3.2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股东积极主义理论 |
| 3.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5 资源和要素市场理论 |
| 4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的构建及分析 |
| 4.1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形成机制 |
| 4.2 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二模网络构建 |
| 4.3 机构投资者一模网络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可能性的影响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内生性分析 |
| 5.4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作用分析 |
| 5.6 拓展性分析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8 本章小结 |
| 6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完成率的影响 |
| 6.1 研究假设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3.4 内生性分析 |
| 6.4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作用分析 |
| 6.6 拓展性分析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7 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说明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主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3.4 内生性分析 |
| 7.4 异质性分析 |
| 7.5 机制作用分析 |
| 7.6 拓展性分析 |
| 7.7 稳健性检验 |
| 7.8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性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CEO声誉与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关于CEO声誉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声誉的内涵 |
| 2.1.2 CEO声誉的形成 |
| 2.1.3 CEO声誉的度量 |
| 2.1.4 CEO声誉的治理效应 |
| 2.2 国内外关于并购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并购动因理论的相关研究 |
| 2.2.2 管理者激励对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 |
| 2.2.3 管理者激励对并购交易过程的影响研究 |
| 2.2.4 管理者激励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3 CEO声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 3.1.2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3.1.3 声誉理论 |
| 3.1.4 效率理论 |
| 3.2 概念界定 |
| 3.2.1 CEO声誉 |
| 3.2.2 企业并购行为 |
| 4 CEO声誉与企业并购决策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4.4 实证结果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基本的实证回归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进一步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CEO声誉与并购支付方式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基本的实证回归分析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4.5 进一步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CEO声誉与企业并购溢价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4.3 基本的实证回归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4.5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CEO声誉与企业并购绩效研究 |
| 7.1 引言 |
| 7.2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3.2 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相关性分析 |
| 7.4.3 基本的实证回归分析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4.5 进一步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并购支付方式对科技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华为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的概念界定 |
| 1.2.1 并购的界定 |
| 1.2.2 科技公司的界定 |
| 1.2.3 并购支付方式的界定 |
| 1.2.4 并购绩效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并购绩效研究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的研究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3 并购支付方式选择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基于信号传递的理论分析 |
| 3.2 基于公司控制权的理论分析 |
| 3.3 基于自由现金流假说的理论分析 |
| 3.4 本文的研究假设 |
| 4 并购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实证研究设计 |
| 4.1.1 实证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1.2 并购绩效的评价指标 |
| 4.1.3 样本的选取 |
| 4.2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绩效研究过程 |
| 4.2.1 因子分析法的相关性检验 |
| 4.2.2 实证研究的数据处理过程 |
| 4.2.3 因子分析法的结果分析 |
| 4.3 回归分析法补充研究 |
| 4.3.1 建立回归模型 |
| 4.3.2 变量相关性检验 |
| 4.3.3 回归结果分析 |
| 5 政策建议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制度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3 有效市场理论 |
| 2.2 问询函的研究现状 |
| 2.2.1 问询函的效应研究 |
| 2.2.2 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 |
| 2.2.3 问询函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
| 2.2.4 问询函研究小结 |
| 2.3 并购绩效的研究现状 |
| 2.3.1 并购绩效的计量方法 |
| 2.3.2 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3.3 并购绩效研究小结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2 研究假设 |
| 3.2.1 问询函对短期并购绩效的影响 |
| 3.2.2 问询函对长期并购绩效的影响 |
| 4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 |
| 4.2 变量定义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设计 |
| 5 实证结果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检验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问询函对企业并购短期绩效的影响 |
| 5.3.2 问询函对企业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5.4.2 更换选择日期的检验结果 |
| 5.4.3 更换指标选取的检验结果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研究建议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民营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可以实现吗?（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三、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
| 四、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基本回归结果 |
| (三)异质性检验 |
| 1.按并购支付方式分组检验 |
| 2.按目标公司产权性质分组检验 |
| 3.按主并公司股权制衡程度分组检验 |
| 4.分年度检验 |
| (四)稳健性检验 |
| 1.改变衡量并购长期绩效的方法。 |
| 2.采用双重调整标准误和控制双重交互固定效应。 |
| 3.模型拟合度检验。 |
| (五)内生性检验 |
| 五、机制检验 |
| 六、进一步分析 |
|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
（9）基于平衡计分卡的S集团并购R酒店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平衡计分卡的研究综述 |
| 1.3.2 关于企业并购的研究综述 |
| 1.3.3 关于平衡计分卡评价并购绩效的研究综述 |
| 1.3.4 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平衡计分卡相关理论 |
| 2.1.1 平衡计分卡的主要内容 |
| 2.1.2 平衡计分卡的实施可行性 |
| 2.2 企业并购相关理论 |
| 2.2.1 企业并购的概念界定 |
| 2.2.2 企业并购绩效的概念界定 |
| 2.2.3 企业并购的绩效评价理论 |
| 2.2.4 企业并购绩效评价方法 |
| 第三章 S集团并购R酒店案例背景 |
| 3.1 企业概况 |
| 3.1.1 并购方——S集团简介 |
| 3.1.2 被并购方——R酒店简介 |
| 3.2 并购动因分析 |
| 3.2.1 并购方S集团动因 |
| 3.2.2 被并购方R酒店动因 |
| 3.3 并购实施过程及整合情况 |
| 3.3.1 并购实施过程概览 |
| 3.3.2 并购实施后整合情况 |
| 第四章 基于平衡计分卡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
| 4.1 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
| 4.1.1 设计战略目标 |
| 4.1.2 体系设计原则 |
| 4.2 绩效评价体系指标选取 |
| 4.2.1 财务维度 |
| 4.2.2 客户维度 |
| 4.2.3 内部运营维度 |
| 4.2.4 学习与成长维度 |
| 4.3 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
| 4.3.1 权重确定方法——层次分析法 |
| 4.3.2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过程 |
| 4.3.3 构建评价模型赋分 |
| 第五章 基于平衡计分卡评价S集团并购R酒店的绩效 |
| 5.1 并购前后绩效对比分析 |
| 5.1.1 财务维度对比 |
| 5.1.2 客户维度对比 |
| 5.1.3 内部运营维度对比 |
| 5.1.4 学习与成长维度对比 |
| 5.2 构建体系评价S集团并购R酒店绩效 |
| 5.2.1 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2.2 构建模型量化打分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经验总结 |
| 6.2.1 并购前明确企业战略定位,谨慎选择并购目标 |
| 6.2.2 并购中合理选择支付方式,降低资金风险 |
| 6.2.3 并购后有效整合企业各类资源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绩效评价指标调查问卷 |
（10）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实现的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股东治理相关文献回顾 |
| 2.1.1 大股东与两类代理问题 |
| 2.1.2 参股股东与股权制衡 |
| 2.1.3 非国有股东治理作用 |
| 2.2 并购绩效相关文献回顾 |
| 2.2.1 股东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
| 2.2.2 并购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
| 2.2.3 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述评 |
| 2.3.1 股东治理文献述评 |
| 2.3.2 并购绩效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 |
| 3.1 并购动因相关理论 |
| 3.1.1 并购的经济动因 |
| 3.1.2 并购的非经济动因 |
| 3.2 政府干预相关理论 |
| 3.2.1 市场失灵理论 |
| 3.2.2 政府失灵理论 |
| 3.3 高管自利相关理论 |
| 3.3.1 委托代理理论 |
| 3.3.2 内部人控制理论 |
| 3.4 股东治理相关理论 |
| 3.4.1 股权结构理论 |
| 3.4.2 股权异质性理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效果检验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国企“并购绩效悖论”产生原因 |
| 4.1.2 非国有股东股权制衡与国企并购绩效 |
| 4.1.3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国企并购绩效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4.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性结果与分析 |
| 4.3.3 多元回归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内生性修正 |
| 4.4.2 变量替换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排除政府放权意愿的替代性解释 |
| 4.5.2 非国有股东投票积极性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检验 |
| 4.5.3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并购绩效非线性关系检验 |
| 4.5.4 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差异检验 |
| 4.5.5 不同类型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差异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途径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并购目标选择 |
| 5.1.2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并购整合质量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5.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2 相关性结果与分析 |
| 5.3.3 多元回归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内生性修正 |
| 5.4.2 变量替换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中政策性负担的影响检验 |
| 5.5.2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并购中高管私有收益的影响检验 |
| 5.5.3 排除政府放权意愿的替代性解释 |
| 5.5.4 不同类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差异检验 |
| 5.5.5 不同类型企业中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的作用效果差异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分组检验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分析 |
| 6.1.2 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分析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 6.2.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进一步分析 |
| 6.4.1 对并购目标和并购整合质量的进一步检验 |
| 6.4.2 基于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环境的分组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不足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合理引入非国有股东,保障其参与治理的权力 |
| 7.2.2 加强并购过程控制,提升并购管理质量 |
| 7.2.3 改善外部治理环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在读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企业并购长期绩效检验方法改进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有企业并购的长期投资效应研究[D]. 叶小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基于网络协同的并购动机实现程度及影响机理研究[D]. 李超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D]. 闫盼盼. 吉林大学, 2021(01)
- [4]机构投资者股东网络中心性对国有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D]. 王言.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CEO声誉与企业并购行为及绩效研究[D]. 张莹. 东北财经大学, 2020
- [6]并购支付方式对科技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华为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为例[D]. 傅福龙. 浙江大学, 2020(02)
- [7]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D]. 王稳凯.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8]民营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可以实现吗?[J]. 王艳,何竺虔,汪寿阳. 会计研究, 2020(07)
- [9]基于平衡计分卡的S集团并购R酒店绩效评价研究[D]. 刘俊霞.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10]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企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D]. 马勇. 东北财经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