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议“ought”的用法（论文文献综述）
姜琳伊[1]（2021）在《英汉翻译中插入语的翻译策略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金枝[2]（2021）在《公民法治教育的中国模式与实现路径》文中认为“公民身份是一种强有力的理念,它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同时又重申个体行动的社会背景”。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各个国家都将道德、政治和法律元素纳入公民教育之中,通过提高公民素养以推进民主和法治的实现。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民主与法治挑战,也为满足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建设需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做出了“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2016年,教育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发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将青少年法治教育确定为“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法治建设需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法治社会的建设有赖于全体公民法治素养的提高。因而,我党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全新要求,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再次强调“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所以,为呼应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需求,亟需全面探索法治教育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塑造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本文采用了实证分析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教育模式的构建以及具体的实施路径。一、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变革与趋势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公民角色、公民身份及其价值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各国公民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各国公民教育模式的探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面临各种困境。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以及民主法治理念和价值的普遍追求,未来世界的公民法治教育呈现出公民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重、国家认同的统一性与族群的多样性兼顾以及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兼容的发展趋势。首先,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出现重大变革。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行为和交往突破了国界,一些大型的国际经济组织取代了民族国家的部分功能,并逐渐由国际惯例、条约等形成了国际秩序,推动了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世界公民意识对民族国家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公司的企业文化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了明显的侵蚀,而且,多元文化孕育催生了包括城市公民、民族国家公民、欧盟等超国家形式的半联邦公民及世界公民等多重公民身份的形成,多重公民身份对国家认同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在信息网络全球化中,多元的文化、价值、信仰以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冲突、碰撞与融合,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均受到冲击,从而使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都面临挑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模式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并引发了虚拟与现实“双重”空间的社会变革,公民在双重空间的行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乱,由此引发了对数字公民培育的迫切需求;在各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冷漠成为很多民族国家在推动民主法治实践中的巨大阻力,培养积极、主动、理性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公民”已经成为一种时代呼唤。以上变化使全球化时代各国公民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次,既有的教育思路和模式存在各种不足和困境。公民教育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公民素质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程度。由于秉承的公民教育理念的不同和培养目标的差异,不同国家所形成的公民教育模式也有所不同。在发端于西方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兴起于东亚国家的伦理主义等理念指导下,不同的公民教育模式在处于不同地域和实施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国家中粉墨登场,并打造出的“权利公民”“责任公民”“主动公民”以适应国家治理的不同需要。但是,在公民教育的实践运行中,各种公民教育模式在彰显自身教育魅力并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隐忧。再次,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各种困境,各国对公民教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并展现了未来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势。未来公民教育的趋势应该体现为公民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重、国家认同的统一性与族群的多样性兼顾、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兼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公民”的内涵具有不同的解读,从普适性的角度来看,公民内涵应该包括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定位以及公民的相关权利和责任。从特殊性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基于历史传统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公民的具体内涵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在公民教育中,应该对公民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并重,并进行客观、理性的理解与诠释。在当今社会,很多国家面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内在张力问题,那么,基于和谐秩序构建的需要,公民法治教育需要兼顾国家认同的统一性与族群的多样性,实现二者之间的融合与对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主权国家独立地位确立的需要,在公民教育中需要实现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融合发展。二、中国公民法治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当下转向在现代公民品格的塑造过程中,中国走的是异于西方的道路。这条道路艰辛异常,却也通过不断的积累和探索,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公民品格的型塑之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自然小农经济和自治的乡绅社会在忠和孝的伦理观念和礼与法的引领下,必然培育出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臣民”。忠君、道德和礼法规则意识强化了臣民们的以义务为本位的服从性。臣民性及其适应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自洽式运行,使之稳定存在了二千多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工业文明制造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思进取的满清政府及愚民政策培养出的顺民们无法突破“中体”的束缚,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图存”,还是“国民立宪”,都以失败告终,这同时也宣告着传统中国“臣民性的解构”。为此,清末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运用西学“开启民智”,去除国民的劣根性,以塑造“国民性”。资产阶级革命派借助于西学东渐、民智渐开的契机,采取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真正开启了国民性改造的历史进程。孙中山先生缔造民国以后,三民主义思想成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三民主义也就成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指南。民国已降,思想启蒙未止,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反对封建礼教、倡导新文学、新文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国民性改造奠定了社会基础。满清帝制的消亡使封建忠君思想彻底失去市场,民国建立,国民也产生了现代国家的观念。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十四年的抗战凝聚成国民性中不可缺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华民国的国民教育启蒙、通过“新国家”的教育建设来塑造“新国民”,使平民教育、民众教育得以兴起,教育锻造国民性得以实现。同时,中华民国宪法、法律和制度建设等使得国民权利意识得以唤起。不过,在蒋介石掌权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故意以曲解的儒化三民主义治国,通过“党化教育”达到重义务轻权利的法西斯式的“国民性”塑造。不过,这种塑造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便在大陆戛然而止。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性的塑造”,强化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不过人民是政治上的概念,而非法律上的概念,所以,公民教育也就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完全以政育代替法育。这种通过采取政治运动、社会教育、重视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政育”为先的“人民性”塑造,虚化了作为主体的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人民被禁锢在单位制、人民公社的体制内,既缺乏自主和独立行使权利的身份,也缺少行使权利的能力。所以,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的权利反倒被“人民”所践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适度分离,宪法也赋予了公民本应享有的权利,使得公民权利意识得以加强。国家更是通过德育、政教和法育（普法）来塑造公民性品格。但是塑造过程中,政育、德育为先的原则导致了德育、政教和法育的三元架构结构性失衡,法育处于从属地位,法治教育也就变成了法制教育,一系列普法规划也仅仅是进行了守法教育。这样的公民教育难于回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的时代要求,也无法保证公民们能够自主的保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为了实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下法治教育的时代意义与重要使命在于实现从思政主导到法治启蒙、从主人意识到公民意识、从守法教育到公民教育从守法教育的当下转向。三、公民法治教育的中国模式建构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我国必须探索与我国的法治模式相适应的公民法治教育模式。首先,公民法治教育必须遵循“一核多元”的价值主线。其中,“一核”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浓缩,也是中国人民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多元”是指多元融合的民主法治理念,其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法治的核心要素和普世价值。中国公民法治教育应该以树立公民立足国情、面向全球化的民主法治理念为目标。立足国情便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立足国情、面向全球的民主法治理念包括权力制约理念、法律至上理念、公平正义理念和人权保障理念。坚持“一核多元”的价值主线是公民法治教育模式的核心要义。“一核多元”中的“一核”与“多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相互耦合,为培养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目标相一致的法治素养提供价值指引。其次,公民法治教育必须进行结构平衡的权义定位。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权力和责任也是权利义务的特殊表现。公民法治教育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的权利义务观,摒弃“臣民”观念和“私民”观念,培养具有独立人格以及有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在当代中国,合格的公民必须具有权力与权利的平衡观念、权利与权利的平衡观念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观念,通过结构平衡的权义定位,形成规则意识,并寻求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再次,公民法治教育必须建构公私领域的两重框架。公民既是公权领域的行为主体,同时也是私权领域的行为主体,在公共生活领域,需要培养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包括民主协商能力、权利主张能力、权利维护能力以及理性自律能力,同时需要培养公民的公共伦理,以此来型塑与国家治理理念相匹配的公民精神;在私权领域,要将诚信、公平原则和平等理念作为公民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从而确立公民私人生活中的行为尺度,打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主体性人格,推动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的生成。最后,公民法治教育必须注重制度理念的层级安排。在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法治素养是长期养成的,公民法治教育在内容设计以及理念培养方面需要体现层级性安排。在内容上,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宪法是培养公民法治素养的源泉、国家秩序建构的根基、实现国家整合的制度性平台以及国家法律体系和谐统一的基础,通过宪法教育,培养公民对宪法的敬畏感,增强宪法权威,从宪法相关知识扩展到部门法的认知与掌握;在教育阶段上,应当根据受教育对象在不同成长时期的认知能力逐步培养对法律常识、法律制度和法治原则的认知、理解与内化,最终形成法治理念;在教育方式上,根据受教育对象的不同年龄段,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重点在于提高教育效果。而且,公民性品格和法治素养的形成需要长期的过程,因此,公民法治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等全部教育阶段都必须将公民法治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公民法治教育的功能机制与实现路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法治进程在不断推进,但也面临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公民性品格和法治素养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公民法治教育的功能,为法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公民法治教育的核心功能是认同与接纳,一是国家认同,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是维系国家稳定与团结的基础和前提,经济的全球化、多元的价值冲突以及改革开放中的各种矛盾使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因此,公民法治教育的核心功能是国家认同。二是制度认同,基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我国实行的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制度,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外势力以各种方式对我国的各种制度进行质疑与否定。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文化创新方面都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中国的各项制度的构建都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因此,通过公民法治教育增强公民对社会主义制度背后的理论、理念的认同,并由此而认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三是文化认同,文化是民族性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不断走向强大的精神源泉。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面临各种挑战与冲击,通过公民法治教育,文化认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内在动力。公民法治教育除了核心功能外,还有重要的四维功能机制,即导引功能机制、耦合功能机制、驱动功能机制和反思功能机制。其中,导引功能机制表现为对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的导引。法律制度的灵魂是法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公民法治教育能够使公民形成正确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通过立法过程导引法律的良善品质的形成;耦合功能机制表现为公民通过法治教育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选择的法治理念与现行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即公民的法治理念注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而公民基于对法律制度的价值认同而自觉的遵守法律,二者是互动耦合的关系;驱动功能机制表现为公民基于法治教育所形成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其对权利的主张能够驱动相关立法的产生与完善,另一方面,公民对权力的监督意识能够驱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反思功能机制表现为公民法治教育能够提高公民对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审视以及理性评价与批判的能力。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具有法治素养的公民通过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评判以及相关建议的提出能够推动“良法”的制定与完善。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公民对现行法律制度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评判或不认真对待相关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现行法律制度的制定或实施存在问题,进而引起对相关制度的反思。公民法治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多元协同的实施路径,首先是进行德育、普法与法育的体系整合。确立法育的独立地位,以德育滋养法育,强化“普法”对“法育”的实际效能,保证公民法治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真正落实及其实质作用的发挥;其次是构建国家、社会与学校的多元平台机制。通过顶层设计、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以及社会民主法治氛围的营造和具体课程安排,全方位推进公民法治教育的实施;再次是通过多维途径强化法治观念、促进法律行为的养成以及提高法律实践的能力。应该改变传统的宣教和灌输的思路,而是通过建构更多观察、体验和参与式的方式进行公民法治教育途径的创新,以提高教育实效;最后是通过强化党在公民法治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和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健全公民法治教育的评价体系等措施,为公民法治教育模式的践行以及核心功能与四维功能的实现提供条件保障。
高亮[3]（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高玮蔚[4]（2020）在《《翻译、大脑和计算机》选译报告（第三章）》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悄然出现在人类日常生活之中,机器翻译软件的兴起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但是机器翻译只能按照相应程序机械地处理词汇意义与句子结构,无法传递语言文化的言外之意。因此,借助于人工智能在机器学习方面的技术进展,提高机器翻译系统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成为了相关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鉴于此,本翻译实践以《翻译、大脑和计算机》一书第三章作为翻译文本原文,旨在为我国机器翻译的研究者展示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该书第三章讲述了如何在心理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处理机器翻译中的语言歧义现象。基于本翻译实践的翻译报告首先介绍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应用及未来趋势,而后详述了本次翻译实践译前准备、译中翻译和译后校对三个阶段,并对原文语言特征加以分析。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本翻译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通过分析翻译案例,说明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直译、意译、句子拆解和重组等翻译策略和技巧理据,描述了翻译过程中遇到专业术语和法语词等难点问题的解决方式。最后在反思此次翻译实践的得与失中总结了技术文本翻译的基本原则,以及翻译软件在人工翻译中的辅助作用。
姚影影[5]（2019）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汇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语词汇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漫长过程,地下文献的问世爲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资源与研究空间,《清华简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于2008年7月由香港入藏清华大学,是目前已发现的战国简牍文献中数量最多的。作爲战国时期楚国珍贵的历史文物,《清华简》最高程度地保存了先秦时期典籍的原始面貌,这对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经专家近十年整理研究,《清华简（七）》在2017年得以出版,尽管问世时间较短,但成果颇丰,涉及领域广泛。本文以《清华简（七）》全体动词爲研究对象,通过穷尽式搜索、整理,来揭示战国时期汉语动词的具体使用情况。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对《清华简（七）》中的动词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分四节。第一节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说明《清华简（七）》动词研究的意义。第二节介绍了《清华简（七）》研究现状以及出土文献动词相关研究。第三节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语料以及对行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说明。第四节凡例部分,对本文的体例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确定了《清华简（七）》动词判定的标准。本文以李佐丰的动词判定原则爲依据,主要采用语法和意义相结合的判定方法,将《清华简（七）》中的动词进行穷尽式搜索、整理和归类。第二章对《清华简（七）》所有动词进行分类、汇释。首先将动词分爲能愿动词和基本动词。其中能愿动词又分爲“表示可能性、可行性”“表示必要、应该”和“表示意愿、态度、希望”三类。基本动词又分爲特殊动词和普通动词两类。特殊动表示等同、比较、存现、使令等关系。普通动词按语义特征分爲动作动词、状态动词、趋止动词以及感知动词四类。在每个词条下进行频数统计后,首先对於简文中所使用的字形与隶定字形不同的,分析字形之间的关系;对於有争议的疑难字词,在该词条下汇总各家之说,并给出按语;其次列出《说文解字》释义,再依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确定该词的意义来源,并列出简文中包含该词的例句,标明出处。第三章归纳出《清华简（七）》中的新词新义以及动词特点。第四章是《清华简（七）》对《汉语大词典》的补正,从补充词条、补充义项、补充或提前书证三个角度进行展开论述。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语部分。在这一部分对本文探究的问题做纲要式总结。
封全龙[6]（2018）在《小议动词不定式的特殊用法》文中研究指明我们在平时学习和复习备考时,除了理解动词不定式的基本常识和一般用法,还要掌握其特殊的用法。一、不定式的否定式动词不定式的否定形式,通常是在不定式符号的前面加上否定副词not或never等。如果是不带to的不定式,就直接在动词原形前面加上否定副词not或never等。
朱德威[7]（2017）在《《芮良夫毖》集释》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以下简称《清华叁》）由中西书局出版。《芮良夫毖》即为其中收录的一篇简文,共有二十八支简,满简书写三十字左右。有十四支简残断,经拼缀後,仍有七支残断。《芮良夫毖》由赵平安先生首先进行了整理及研究,主要内容是周万王时的大臣芮良夫针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所作的训诫之诗。简文先述周万王时的情势,次载芮良夫作毖的内容,涉及君王应敬畏天常、体恤民意、德刑兼施、勿用奸佞以及君臣莫贪利享乐、应谨奉慎守等方面的治国之道。《清华叁》发表以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各家在隶定、释字、训释、断句、对读等方面多有成果发表。现在,我们拟汇集整理诸位学者对《芮良夫毖》的研究成果,撰写《<芮良夫毖>集释》。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为"研究综述",对《芮良夫毖》的基本研究情况进行概述,并简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考释意见。第二章为"释文"部分。第三章为"集释",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在搜集归钠整理各家观点意见的基础上,按时间先後进行排列,并对某些问题以按语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
李善熙[8]（2017）在《汉韩词汇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以人体词语义扩展为例》文中认为不难发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生活中,词汇并不仅仅表示一种语义,而是作为多重语义被使用。即词汇与其语义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多数对应的关系。例如指称人体部位的人体词并不仅仅只有指代人体部位的原始语义,也被用于指代、理解周边的事物、空间、时间和现象。因此本论文聚焦于此类现象,以汉语和韩语的人体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对其语义扩展过程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前的汉语和韩语人体词对比研究具有以下三点不足:一、主要集中于惯用语层次;二、仅仅局限于部分人体词进行了研究;三、单纯的阐明了对应不对应关系。鉴于此类不足,本论文阐明了两种语言的人体词在语义扩展中展现出的特征,进而对隐喻和转喻现象的特征展开了全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人体词作为展示语言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代表性例子,在任何语言中都具有使用频率较高,大多数由固有词构成的特征。因此人体词是非常多产的,并形成了多样的语义扩展。人体词语义扩展对比是研究人体词具有的语言普遍特性,汉语和韩语所固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和差异的重要研究对象。本论文以人体词单独产生语义扩展和人体词作为构成语素,结合其他单词产生语义扩展的两种情况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了具体事例。在此过程中首先在将汉语和韩语词典中的义项对比为基础,就在两种语言的词典中收录和没收录哪些义项进行对比,再对虽然字典中没有收录,但在日常语言生活中使用的用法,通过重新进行语料库语料和新闻检索,体系地将其扩展语义进行目录化。本论文的目标为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础,在语言与文化等各个角度,说明汉韩人体词语义扩展的差异,首先就个别人体词进行探索,进而利用归纳法将汉韩全部人体词语义扩展的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综合,对人体词的语义扩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对汉韩两种语言中的人体词语义扩张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分析。以Heine的概念域的等级为基础,更为具体的划分范畴,以“人>动物>植物>事物>动作>空间>时间>数量>抽象”的顺序着手展开研究语义扩张现象。为了更方便地区分,本文如下划分:第二章是头部人体词（头、脸、眼、鼻、口、耳、下巴）;第三章是躯干人体词（颈、肩、胸、腰、腹、背）;第四章四肢人体词（手、腿、脚）,语义扩张是把一个单词本身所指示的对象和一些相似、邻近的其它对象加以命名而产生的结果。人体词的语义扩张是把人体词所对应的身体部位的位置、形状、功能以及构成的特征的其它概念进行命名,阐明语义扩张的机制和引申基础及途径的过程。第五章人体隐喻的进一步考察。以前文中的研究基础,主要讨论了人体隐喻的普遍性、人体词与方位词的组合中的隐喻两个问题。通过人体隐喻,建构了大量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通过各种联系,构成了庞大的人体隐喻系统。通过这样的过程,首先阐明语言基于身体经验,并与人的认知过程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发现我们周边的事物中都是由距离自己近的到远的、由具体到抽象、由生命体到非生命体的顺序产生语义扩展。其次,可以得知隐喻和转喻在语义理解和扩展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之前语言学中将隐喻和转喻看作为从正常用法中脱离出来,为了达到特殊的文体效果而使用的语言现象的观点不同,由此可以得知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和转喻与我们的认知活动和身体经验具有很深的关联性,作为语义扩展的机制被使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是通过对人体词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的产生进行分析和说明,通过对语言在语义扩展过程中产生的认知上的性质、特征、规律性进行研究,对中韩两国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过程中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进行了分析。这对于阐明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丰富认知语义论的理论知识、词汇教育、词典编辑、通翻译、中韩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莹[9]（2016）在《《孟子》助动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时期是我国古汉语发展的源头,对先秦时期助动词的研究有助于理清助动词发展历史的脉络及分支。本文选取《孟子》这一先秦典范作为语料,通过对《孟子》助动词系统的概括与分析,力争能够为先秦助动词研究乃至整个助动词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些许资料。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一,对孟子其人与《孟子》其书进行概括与阐述,《孟子》一书既生动的反映了战国时期的语言风貌,又是我国两千多年书面语的滥觞,是古汉语研究宝贵的语料库;第二,对助动词研究现状进行归纳与总结,考察其名称、词性、分类标准及助动词+VP性质等问题。重点对先秦助动词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三,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助动词判定标准。第二部分,《孟子》助动词分类研究。分为可能类6个:可、可以、能、足、足以、得;意志类5个:敢、忍、欲、愿、屑;应该类2个:当、宜。采用穷尽统计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每一个助动词的句法结构、语义、语用进行详细分类,并且举例分析,基本清晰展现了《孟子》助动词系统的概况。第三部分,《孟子》助动词比较研究。首先,对《孟子》助动词系统中语义、语用相近的各组助动词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异同;其次,对《孟子》中三大类助动词进行总体比较,发现可能类助动词出现频率最高,应该类助动词出现频率最低。最后,将《孟子》助动词与其它作品助动词进行比较。《孟子》助动词与先秦时代其它作品进行比较:发现在先秦时代,可能类助动词发展最为充分,"可"、"能"出现频率最高;意志类助动词基本发展成熟,"欲"、"敢"出现频率最高;应该类助动词比较少见。《孟子》与后世中古时期助动词进行比较:可能类助动词仍然占据最大比重,"克"、"堪"逐渐消亡;意志类中"欲"发展的更为成熟;应该类助动词获得极大发展,不仅出现新的助动词,在频率上也迅速增加。第四部分,结语。总结全文,助动词系统内部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新生、有消亡,体现了"趋简性与繁复性并行不悖"的原则。
冒晓飞,周华[10]（2016）在《初中英语总复习词块整理分类小议》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教学实践,探讨初三总复习阶段如何整理词块,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实现词块知识的记忆和内化,梳理整合相关词块,促进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
二、小议“ought”的用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小议“ought”的用法（论文提纲范文）
（2）公民法治教育的中国模式与实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变革与趋势 |
| 第一节 全球化对各国公民教育的挑战 |
| 一、世界公民意识对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 |
|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的认同危机 |
| 三、网络化智能化对数字公民的迫切需求 |
| 四、政治参与对“积极公民”的时代呼唤 |
| 第二节 既有公民教育模式的困境 |
| 一、共和主义公民教育模式的不足 |
| 二、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模式的难题 |
| 三、社群主义公民教育模式的隐忧 |
| 四、多元主义公民教育模式的局限 |
| 五、伦理主义公民教育模式的迷茫 |
| 第三节 当今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 |
| 一、公民内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并重 |
| 二、国家认同的统一性与族群的多样性兼顾 |
| 三、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兼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公民法治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当下转向 |
| 第一节 中国公民性品格塑造的历史溯源 |
| 第二节 封建社会“臣民性”的培育与近代危机 |
| 一、臣民及“臣民性” |
| 二、“臣民性”的培育及其历史价值 |
| 三、近代民族危机与“臣民性”的解构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重义务轻权利的“国民性”塑造 |
| 一、“国民”与“国民性” |
| 二、三民主义:“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指南 |
| 三、“国民性”塑造 |
| 第四节 新中国政治语境中“人民性”的定位与塑造 |
| 一、人民的涵义 |
| 二、政治语境中“人民性”的定位 |
| 三、“政育”为先的“人民性”塑造 |
| 第五节 立足公民品格的法育转向与法治中国建设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普法规划中的守法教育 |
| 二、立足公民品格的当下法育转向与法治中国建设 |
| 第六节 当下法治教育的时代意义与重要使命 |
| 一、从思政主导到法治启蒙 |
| 二、从主人意识到公民意识 |
| 三、从守法教育到公民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民法治教育的中国模式建构 |
| 第一节 “一核多元”的价值主线 |
|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
| 二、多元融合的民主法治理念 |
| 三、“一核”与“多元”的内在契合 |
| 第二节 结构平衡的权义定位 |
| 一、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利义务观 |
| 二、法治教育中的权义结构平衡 |
| 第三节 公私领域的两重框架 |
| 一、横纵交融的框架设计 |
| 二、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参与 |
| 三、私人生活中的行为尺度 |
| 第四节 制度理念的层级安排 |
| 一、以宪法教育为核心 |
| 二、层级化的内容安排 |
| 三、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公民法治教育的功能机制与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公民法治教育的四维功能机制 |
| 一、导引功能机制 |
| 二、耦合功能机制 |
| 三、驱动功能机制 |
| 四、反思功能机制 |
| 第二节 认同与接纳：公民法治教育的核心功能 |
| 一、国家认同 |
| 二、制度认同 |
| 三、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多方协同的实现路径 |
| 一、体系整合:德育、普法与法育 |
| 二、平台机制:国家、社会与学校 |
| 三、多维途径:观念、行为与实践 |
| 四、条件保障:领导、引导与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翻译、大脑和计算机》选译报告（第三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1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
| 2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
| 2.1 Introduction of the Source Text |
| 2.2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Source Text |
| 2.3 Preparation before the Translation Task |
| 2.3.1 Parallel Text Reading |
| 2.3.2 Term Base Building |
| 2.4 Post-Translation Management |
| 3 Guiding Theory and Examples Analysis |
| 3.1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
| 3.2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
| 3.3 Translation Strategies |
| 3.3.1 Literal Translation |
| 3.3.2 Free Translation |
| 3.3.3 Division |
| 3.3.4 Conversion |
| 3.3.5 Translation of French Words |
| 4 Conclusion |
| 4.1 Lessons Gained from the Project |
| 4.2 Suggestions on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
| Bibliography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A Term Base |
| Appendix B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汇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语料说明及研究方法 |
| (四)凡例 |
| 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概述 |
| (一)动词的界定标准 |
| (二)《清华简(七)》动词分类标准 |
| (三)《清华简(七)》动词数量 |
| 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汇释 |
| (一)能愿动词 |
| (二)基本动词 |
| 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系统研究 |
| (一)《清华简(七)》动词的新词新义 |
| (二)《清华简(七)》动词特点 |
| 四、《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对《汉语大词典》的补正 |
| (一)爲《汉语大词典》补充词条 |
| (二)爲《汉语大词典》补充义项 |
| (三)爲《汉语大词典》补充或提前书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单音动词索引表 |
| (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复音动词索引表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7）《芮良夫毖》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凡例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芮良夫毖》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丙良夫毖》的释字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芮良夫毖》断句及破读概述 |
| 第三节 《芮良夫毖》分段概述 |
| 第四节 《芮良夫毖》其他方面概述 |
| 第二章 《芮良夫毖》释文 |
| 第三章 《芮良夫毖》释文集释 |
| 参考文献 |
（8）汉韩词汇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以人体词语义扩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隐喻 |
| 一、概念隐喻的定义及本质特征 |
| 二、概念隐喻的类型 |
| 三、概念隐喻的工作机制 |
| 四、概念隐喻与文化 |
| 第二节 概念转喻 |
| 一、概念转喻的定义以及本质特征 |
| 二、概念转喻的类型 |
| 三、概念转喻的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转喻和隐喻的相互作用 |
| 第四节 范畴化隐喻 |
| 第五节 认知对比语言学 |
| 第二章 汉韩“头部人体词”的语义扩展对比 |
| 第一节 “头/首”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头/首”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头/首”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头/首”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头/首”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头/首”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六、“头/首”与“(?)(?)”向时间域的扩展 |
| 七、“头/首”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八、“头/首”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九、“头/首”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二节 “脸/面”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脸/面”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脸/面”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脸/面”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脸/面”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五、“脸/面”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六、“脸/面”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七、“脸/面”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三节 “眼/目”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眼/目”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眼/目”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眼/目”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眼/目”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眼/目”与“(?)”向动作域的扩展 |
| 六、“眼/目”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七、“眼/目”与“(?)”向时间域的扩展 |
| 八、“眼/目”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九、“眼/目”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十、“眼/目”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四节 “鼻”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鼻”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鼻”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鼻”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鼻”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五、“鼻”与“(?)”向时间域的扩展 |
| 六、“鼻”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七、“鼻”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五节 “口/嘴”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口/嘴”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口/嘴”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口/嘴”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口/嘴”与“(?)”向动作域的扩展 |
| 五、“口/嘴”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六、“口/嘴”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七、“口/嘴”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八、“口/嘴”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六节 “耳”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耳”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耳”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耳”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耳”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耳”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六、“耳”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七、“耳”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八、“耳”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七节 “下巴”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下巴”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二、“下巴”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三、“下巴”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四、“下巴”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三章 汉韩“躯干人体词”的语义扩展对比 |
| 第一节 “颈/脖子”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颈/脖子”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颈/脖子”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颈/脖子”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颈/脖子”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颈/脖子”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六、“颈/脖子”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七、“颈/脖子”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二节 “肩”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肩”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肩”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肩”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肩”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五、“肩”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六、“肩”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三节 “胸”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胸”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胸”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胸”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胸”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五、“胸”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四节 “腰”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腰”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二、“腰”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三、“腰”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腰”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五、“腰”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六、“腰”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五节 “腹/肚子”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腹/肚子”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腹/肚子”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腹/肚子”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腹/肚子”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五、“腹/肚子”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六、“腹/肚子”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六节 “背”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背”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二、“背”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三、“背”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四、“背”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五、“背”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四章 汉韩“四肢人体词”的语义扩展对比 |
| 第一节 “手”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手”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手”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手”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手”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手”与“(?)”向动作域的扩展 |
| 六、“手”与“(?)”向时间域的扩展 |
| 七、“手”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八、“手”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九、“手”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二节 “腿”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腿”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腿”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腿”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四、“腿”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五、“腿”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三节 “脚/足”与“(?)”的语义扩展对比 |
| 一、“脚/足”与“(?)”向人域的扩展 |
| 二、“脚/足”与“(?)”向动物域的扩展 |
| 三、“脚/足”与“(?)”向植物域的扩展 |
| 四、“脚/足”与“(?)”向事物域的扩展 |
| 五、“脚/足”与“(?)”向动作域的扩展 |
| 六、“脚/足”与“(?)”向空间域的扩展 |
| 七、“脚/足”与“(?)”向数量域的扩展 |
| 八、“脚/足”与“(?)”向抽象域的扩展 |
| 九、“脚/足”与“(?)”的语义扩展特征 |
| 第五章 汉韩人体词语义扩展的认知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人体词语义扩展的普遍性 |
| 第二节 人体词语义扩展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汉韩人体词语义的隐喻、转喻性 |
| 一、人体词扩展于人域 |
| 二、人体词扩展于动物域 |
| 三、人体词扩展于空间域 |
| 四、人体词扩展于数量域 |
| 第四节 人体词与方位词的组合中的隐喻 |
| 一、表示空间概念 |
| 二、表示时间概念 |
| 三、表示其它抽象概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孟子》助动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孟子》及其相关研究 |
| 一、孟子及《孟子》其书 |
| 二、《孟子》文献研究简述 |
| 第二节 助动词研究概述 |
| 一、助动词总体研究 |
| 二、先秦助动词研究概况 |
| 三、本文助动词判定标准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孟子》助动词分类研究 |
| 第一节 可能类助动词 |
| 一、可 |
| 二、可以 |
| 三、能 |
| 四、得 |
| 五、足 |
| 六、足以 |
| 第二节 意志类 |
| 一、敢 |
| 二、忍 |
| 三、欲 |
| 四、愿 |
| 五、屑 |
| 第三节 应该类 |
| 一、宜 |
| 二、当 |
| 第三章 《孟子》助动词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孟子》相近助动词比较分析 |
| 一、可与可以 |
| 二、足与足以 |
| 三、欲与愿 |
| 四、可与能 |
| 五、能与得 |
| 第二节 《孟子》各类助动词使用情况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孟子》与其他作品助动词的比较研究 |
| 一、《孟子》与同时期(先秦)作品助动词比较研究 |
| 二、《孟子》与中古作品助动词比较研究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初中英语总复习词块整理分类小议（论文提纲范文）
| 一、依据话题整理词块 |
| 1.教材单元话题词块 |
| 2.热点话题词块 |
| 二、依据词语搭配整理词块 |
| 三、依据语用整理词块 |
| 四、以词块整理凸显多义词 |
| 五、以词块整理复习相似用法 |
| 六、以词块整理区别相似结构 |
| 七、以词块整理复习同义词 |
| 八、依据语篇功能整理词块 |
| 九、依据对应关系整理词块 |
| 十、整理谚语习语 |
四、小议“ought”的用法（论文参考文献）
- [1]英汉翻译中插入语的翻译策略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翻译实践报告[D]. 姜琳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1
- [2]公民法治教育的中国模式与实现路径[D]. 李金枝.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4]《翻译、大脑和计算机》选译报告（第三章）[D]. 高玮蔚.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七）》动词汇释[D]. 姚影影. 辽宁师范大学, 2019(10)
- [6]小议动词不定式的特殊用法[J]. 封全龙.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18(12)
- [7]《芮良夫毖》集释[D]. 朱德威. 吉林大学, 2017(01)
- [8]汉韩词汇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以人体词语义扩展为例[D]. 李善熙.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9]《孟子》助动词研究[D]. 李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6(06)
- [10]初中英语总复习词块整理分类小议[J]. 冒晓飞,周华. 教学与管理,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