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危机的赢家

一、转基因危机中的胜利者（论文文献综述）

李岩^[1]（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指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王彩虹^[2]（2019）在《罗宾·布莱克本唯物史观的新奴隶制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创新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它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演进规律的论证,为人类社会走向更加文明美好的未来指明方向。在对具体社会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采取客观、辩证的历史分析与哲学批判态度。对奴隶制的研究亦是如此,他们不仅给出了关于奴隶制的一般分析,而且对美洲的现代奴隶制也有所关涉。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奴隶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的独特表现形式,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一种理性分析给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带来很大的启发,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试图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借鉴其他思想资源开展关于以美洲奴隶制为代表的新奴隶制的深入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他将发生在15到19世纪,产生于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奴隶制称为“新世界奴隶制”,简称“新奴隶制”。他的新奴隶制思想从分析资本主义动态发展历史的维度出发,展开了对美洲奴隶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体等的历史化的哲学分析,从而形成一种唯物史观的新奴隶制思想,进而将对该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更为空间化的、历史化的、动态化的较为整体的视角。在布莱克本看来,美洲奴隶制度并不是一个旧世界的古老遗迹,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现代劳动力体系,它能够满足新兴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其空间拓展,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种植园奴隶制。其实,“新世界”主要是指当时资本主义发现的未被开垦、未被教化、未被资本主义统治了的美洲大陆,新奴隶制推动了殖民地向资本主义的最终走向。与古代传统的建立在“自由经济”基础上的旧奴隶制生产方式相比,新世界奴隶制度在性质上是全新的,它以“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更多地体现出商业化特征,是一种“商品经济”的形态。奴隶种植的烟草、糖和棉花促成了一个广阔的新的消费世界的诞生,新奴隶制使大西洋贸易成为16世纪到19世纪全球交易的领头羊。他强调,新奴隶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第一个最不伪装的表达。随着奴隶种植园的兴起,美国的奴隶制变成了“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产物和附属物”,奴隶制的利益是原始积累的核心,扩张的原始积累为工业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虽然奴隶种植园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但它们也不像东欧的封建庄园那样远离资本主义模式,正因为如此,研究美洲种植园奴隶制的合理路径应当从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历史来进行切入。通过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兴起、美洲大陆的奴隶制度、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新世界奴隶制下的英国工业主义的研究,布莱克本得出结论:奴隶贸易和与种植园有关的经济发展为欧洲资本主义熔炉提供了其所需要的氧气,原始积累是“延伸的”,而不是“一个插曲”,它是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个持续进行的方面。由此出发,布莱克本提出了他关于新奴隶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个连贯的、有效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从而提供了一个关于新奴隶制的发展历史及其在资本主义进程中重要意义的合理解释。与此同时,正是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启示下,布莱克本通过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形成了自己对于未来社会形态的价值预设和总体设想。他在对殖民地奴隶制基础上的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探究后,看到了理想社会形态的曙光,进而预设了他所认可的未来社会模式,即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审视布莱克本关于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思想,对于我们深化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养分。全文立足于唯物史观展开对布莱克本新奴隶制思想的深入研究,旨在揭示出其颇具唯物史观属性的新奴隶制思想所呈现的逻辑关系。第一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共有价值诉求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布莱克本新奴隶制思想的理论缘起。第二章主要阐释新奴隶制思想的主旨,重点说明了15世纪产生于美洲大陆的新奴隶制是国际资本主义时代殖民主义的特定产物。从其本质来看,它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交换为媒介,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新奴隶制,是一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生产方式;从其表现形式而言,新奴隶制是一种具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方式,种植园奴隶劳动构成一种明显的资本主义劳动体系,这些均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直接表达,也是布莱克本新奴隶制思想的核心。第三章重点考察布莱克本新奴隶制思想中关于美洲奴隶制运行的动力源问题。布莱克本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解释新奴隶制的驱动力,主要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扩张积累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在他看来,新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新奴隶制的利益是原始积累的核心。同时,扩张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种植园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经济效益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第四章集中论述新奴隶制的固有矛盾。布莱克本通过认真分析种植园黑人奴隶被奴役、被异化的状态后认为,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正是如同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因此,黑人奴隶必然会奋起反抗,并成为自我解放（美洲废奴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他看来,这样一种自我解放方式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新的认识以及经济活动的新的建构。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主体的存在状态和新奴隶制的未来命运的分析,才更加揭示了新奴隶制走向终结的必然结果。同时,旧结构的解体意味着必须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美洲奴隶制具体研究的启发下,布莱克本才形成了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价值预设和制度安排。因此,第五章详细探讨新奴隶制的目标指向,即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预设和未来社会主义的构建性思考。在他看来,经济民主的社会是坚持公平、民主、正义、自由的社会,因而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它将更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结语部分从四个方面对布莱克本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新奴隶制思想作出总结和审视,揭示出其新奴隶制理论体系的合理内核和价值意义。总体来看,全文是以新奴隶制为基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揭示以及对其内在矛盾的分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下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的进一步认识。将现实和具体问题回归到历史来进行考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重要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就是对现代人类存在状态之基本框架的分析,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作为一个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布莱克本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定的契合性和一致性。与传统对奴隶制的研究不同,布莱克本把新奴隶制看作是资本主义时代下的一种新的形态呈现和制度模式,将它作为资本主义研究的事实基础和逻辑起点,重点讨论的以美洲奴隶制为代表的新奴隶制这样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揭示出资本主义在快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积累和发展手段,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进而阐明它如何为未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综合来看,布莱克本基于唯物史观的新奴隶制思想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有益补充,因此,研究其思想不仅有益于深化和拓展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而且能够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思路和视野。

曹晓云^[3]（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孙天蕾^[4]（2018）在《乔纳森·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文献,以生产力的相关论述作为着力点,运用整体主义方法、功能主义分析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需要,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形成了较为独到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休斯的挖掘和构建丰富了当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休斯在构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力图广泛运用各种方法,面面俱到地触及每一个相关的论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的思想体系。休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构建自己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深入挖掘和全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丰厚的生态思想,为我们处理好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休斯把生产力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从生产力的解释性、规范性、革命性出发,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以生态良性的发展方式,从定性维度使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获得了更明确的规范性。一方面,回应了环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诘难,另一方面,力图弥合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从而维护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指导性权威。休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概念,马克思正是运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能够容纳这一崇高目标的社会结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科学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热情地赞扬: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人类需要的有效满足,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客观创造能力的增强,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解释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信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有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又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向往的社会,向往它是因为它具有更多正义、更少异化,是一种按需分配的社会。按需分配必须具有厚实的物质基础——生产力足够发达、物质产品足够丰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能够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物质产品,这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积累着物质基础。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时,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就成为了历史必然。休斯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用其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最终落脚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贯穿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的核心论题。休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这一核心论题出发,探究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和规范性作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独立于人的过程,而是人们理性选择的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这就使其具备了破坏、促进和变革的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方式首先受到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规约,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生态依赖的原则规约了生产力发展应当具有生态效应。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并非凭空而出,其提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该思想是在人类自身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的现实背景中,在诸如“左翼—唯心主义者”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否定,本顿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的批判,布莱克本对生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是否存在生态思想上的断裂等学术批判和争论中,休斯回归经典着作,潜心研究而形成的。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的关注和研究,正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火如荼地发展中开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通过深入研究而挖掘出的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生态思想,成为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的直接来源。这一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构建,如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的“自然的控制理论”、本·阿格尔（Ben Agger）的“异化消费理论”、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双重危机理论”、乔尔·科沃尔（Joel Kovel）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特德·本顿（Ted Benton）的“自然极限理论”、瑞尼·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统治自然理论”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深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等理论,都为休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启发了休斯的相关研究。休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坚信人类依赖自然环境,他们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承认这一事实,他们还把人对自然的依赖、自然影响人类的事实理论化,纳入到自己的政治规划之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劳动是永恒的自然条件,劳动的永恒暗示着外部限制不能被废除等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自然,在人与自然互动中探求生产力的发展,围绕生产力发展来解释和剖析人类历史。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具有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预测是包含生态效应的。这一观点并不与人类改造环境的行为相矛盾,人类依赖着非人自然物的同时,能够以生态的方法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生产。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是能够促进生态良性发展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广义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野,坚持自然、社会与技术相互联系的观点,反对还原主义,运用整体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方法看待生态问题和自然限制,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提供了方法支撑。在休斯看来,将生产力导向生态良性的发展方向不能任意实现,必须依赖合适的社会结构,技术发展的范围和方向受到所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社会和物质状况,社会问题和人的需求也会不同,这些都与生态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关系密切。从此出发,休斯认为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技术进步有利于环境保护,并能有效地控制意外发生,因为,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新的社会结构能够更好地将新技术导向生态化的发展方向。休斯指出,人类生存条件看似存在矛盾:“人类必须生存”是无条件的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人类生存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自然的依赖。要解决这一矛盾,只能依靠发展生产力来赢得人类生存的空间,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必须是生态良性的,这样人与自然才可以和谐相处,否则自然与人的关系会趋向紧张乃至对立,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关系的三大原则:生态依赖原则、生态影响原则和生态包含原则。生态依赖原则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生态良性的,只有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才能在促进人类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避免出现生态危机,从更长远意义上,保障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休斯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能够回应生态问题,一方面,生产力并不等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外延更大、内涵更丰富,科学技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带来的生态问题,就把所有责任归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发展标准具有或然性,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要求技术发展考虑生态效应,把生态效应作为技术发展的标准之一;再一方面,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要求把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各个因素都纳入到生态效应当中,从而避免和解决生态问题。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与人类的需要有关,不同的技术发展形式会有不同的生态后果,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生产力发展,也会有不同的生态后果,连接这些发展形式和生态结果的正是人类的需要和欲求。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有真假之分,真正的需要是人类发展的内驱力,虚假的需要则不同,往往是异化的结果。需要往往表现为欲求,而并不是所有的欲求都是真正的需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不同需要,这些不同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才能满足人类排除异化的真正需要,实现人类健康永续发展的生态良性的生产力发展模式才是有利于人类繁荣的理性选择。从人类繁荣的前提出发,人们才能区分自己的真正需要和错误认知的虚假需要,生态上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生存发展内在的真正需要,许多被操纵的需要如无限制的消费是人们错误认知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生态的可持续性是人的真正需要,这一真正需要会规范生产力的发展,使之取向生态良性。生态良性的生产力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生态可持续性的真正需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休斯构建的“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当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反击了绿色评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诘难,扞卫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发言权。我们也要看到,该思想还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在扞卫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未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思想体系尚需进一步系统和深化等。我们力求客观评价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的成就与不足,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与反思,以期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些许启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树立起正确的自然观,以之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技创新生态化转向,大力促进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平衡与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创新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生产力生态良性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

赵露露^[5]（2017）在《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在学术论文翻译中的应用 ——以《政治象征的二次元解释》的汉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该理论提出翻译作为一种人类行为,是一种有明确目的和意图的行动。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要遵循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三个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最主要的,忠实原则从属于连贯原则。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论要求译者必须根据翻译目的选定翻译方法,并强调译文要实现其交际目的,即满足目标语读者对信息的期待。本翻译实践文本笔者选择的是一篇政治类学术论文,正如所知,学术论文是呈现学术成果的一种重要途径,对于了解某一领域的知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传递作者研究成果和观点,从这点来看,学术论文的翻译也是为了实现交际目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适合指导学术论文的翻译,并以此为指导,对学术论文的翻译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政治象征的二次元解释——以日本大米危机为例》进行翻译,并针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点,结合翻译目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本翻译实践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介绍翻译文本;第二部分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并分析其对学术论文的指导作用;第三部分笔者重点阐述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是如何处理学术论文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并分析了笔者为何要采取这样的翻译方法及这些方法是否符合理论要求等。第四部分是对本次翻译实践报告的总结。

刘文丽^[6]（2016）在《《羚羊与秧鸡》中的科技伦理反思研究》文中认为科技伦理反思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反面乌托邦生态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于《羚羊与秧鸡》的文本细读,深入剖析技术统治下人类之“爱”的沦丧或迷失。无论是“小爱”的缺失,还是“大爱”的沦丧,都源于在进步意识形态所追求的科技无限进步之中存在的科技狂人的技术统治、科学技术的滥用、科技伦理的扭曲或背离。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呈现了基因科技极端发展所导致的真爱缺失的阴郁的未来人类生活图景,呈现了乌托邦世界在技术统治下的瓦解与变异,表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写作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乌托邦世界的深刻忧虑,体现了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寻爱于《羚羊与秧鸡》”深入解读阐释了反面乌托邦生态小说《羚羊与秧鸡》中“爱”的摧毁与缺失,其中既有“小爱”的摧毁与缺失——父子情变成“局部”式的,母子情成为“距离”式的,爱情变质,友情不再纯粹;又有“大爱”的摧毁与缺失,人与人之间的爱变得“陌生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爱变得“非自然化”。第二章“爱的沦丧——科技狂人的技术统治”剖析了《羚羊与秧鸡》中“爱”的摧毁与缺失的深刻根源。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在合乎科技伦理的合理运用中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成为科技狂人统治世界的武器,给自然和人类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在技术统治下,科技狂人一方面统治自然,导致物理环境破坏、基因变异,带来生态伦理与“伦理缺场”危机;另一方面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人类进行强制性全景式监督,其利益化统治、精神统治与科技幻想严重背离了人类不断推进科技进步的初衷,导致人类社会对于未来的乌托邦幻想变异为可怕的反面乌托邦。第三章“爱的回归——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结合对于《羚羊与秧鸡》中“爱”的摧毁与缺失的剖解反思科技伦理与技术统治,探析小说中所蕴含的女性与自然之爱、男性与自然之爱以及女性对于男性技术统治导致的科技伦理扭曲及其带来的异化的反抗,呼唤爱的回归。阿特伍德的生态女性主义立场可以说是呼唤爱的回归的钥匙之一。《羚羊与秧鸡》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深刻反思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统治,表现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形象地呈现了科学技术必须摆脱“技术至上主义者”给它的定位,从“至理”走向“至善”,使被摧毁的、缺失的爱回归人类的生活之中的深刻主题。

王赓武,魏玲,巴里·布赞,周桂银,罗伯特·基欧汉,曲博,贾庆国,刘德斌,陈岳,陶坚,张睿壮,陈志敏,苏长和^[7]（2015）在《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文中研究说明2015年9月14日,作为庆祝外交学院建校六十周年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会议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隆重举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全球治理酝酿改革,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挑战,国际秩序的构建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本次会议旨在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探究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及其动力机制,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建的关系,探索中国如何更好地建设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上午的高端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着名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受邀做了主旨演讲。王赓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对比了东西方秩序,他认为其中一些有生命力的体系比如东方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布赞教授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秩序进入了转型期。美国正逐渐失去其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未来世界将向权力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方向发展,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世界将变得更加区域化,而代替超级大国的,正是区域力量。基欧汉教授从"竞争的多边主义"出发,在阐释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在全球均势变动的条件下,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力量上的,而且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也会运用新的或者替代的多边主义来挑战或者改变既有的主导的多边制度。"尽管几位学者文化背景、代表学派各不相同,但他们一种基本的共识是,武力与战争不应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选项,和平与合作是当代国际秩序建设的唯一途径。下午,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院系的领导和学者,围绕当今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就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展开了热烈探讨。征得几位国外学者的授权并经他们审阅,本刊汇集主旨演讲并译为中文,同时以会议发言为基调,约请部分中方与会者参加笔谈,共同成就这组"国际秩序的构建"的主题讨论。诚如一篇活动报道所言,这一主题讨论可谓"开启了我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界学科带头人与世界顶级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在新形势下,这种对话和交流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创新"。这一主题讨论的筹划和顺利推出,得到了外交学院领导、参加院庆活动组织安排的相关机构以及许多老师和同学的热忱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盛事华章,谨记慎思;纵横天下,着意宏远。

卢苏宁^[8]（2015）在《终极》文中提出自由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黑格尔1、EA病毒星期一中午,黎媛和卫东俩人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7203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前往美国。黎媛身穿高档巴洛克套装,意大利名牌高跟鞋,身背LV时尚包,步履优雅从容穿过机场候机大厅,表情在平静中显出尊贵,目光在无意之中流露出自信,看上去像个阔太

罗理章^[9]（2014）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动力。社会阶级是社会的基本范畴,不运用阶级分析法而要理解社会是绝不可能的。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由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转移。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全球的地位,与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相伴相生的是跨国工人阶级的逐渐形成。跨国阶级的形成是全球化的核心,它包含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因此,过去那种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分析方法已经变得狭隘和不充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限制,在整个全球范围和背景中来考察跨国性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空间转向,即从民族国家阶段转向跨国国家阶段。总之,跨国阶级或全球阶级的概念是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阶级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如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和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提出并系统建构了他们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既有其现实基础,也有其思想渊源。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其实是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依附性积累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思想等理论谱系和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克莱尔和罗宾逊。斯克莱尔与罗宾逊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论述与其全球体系理论是分不开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他们分析全球体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斯克莱尔看来,全球体系被定义在以下三个层次最为恰当: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与此相对应,跨国公司、跨国资本家阶级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思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在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是主导性的制度力量和全球化的驱动力量;在政治层面,跨国资本家阶级出现,其力量就来源于跨国公司;消费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一整套的信仰和行为方式,是保持跨国资本家阶级体系稳定的基本价值观。而罗宾逊跨国阶级形成理论则包含跨国生产、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三个维度。罗宾逊认为,生产的跨国化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创造了物质基础,跨国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并掌控跨国国家机构进而谋求世界霸权。尽管斯克莱尔与罗宾逊的全球体系理论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背景、历史条件、基本内涵、基本构成、阶级目标和实践机制等方面的认识大体一致。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时代背景;生产的全球化和跨国国家的建立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历史条件;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在某些领域里成为跨国统治阶层;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跨国公司经理、正在被全球化的官僚与政客、正在被全球化的专业人员和消费主义精英所组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以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谋求全球霸权为其阶级目标;跨国资本家阶级自发地试图解决自身带来的社会两极化危机和生态不可持续性危机等。跨国资本家阶级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国家资本家阶级。不过我们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虽然通过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攫取雇佣劳动阶级的剩余价值,但他们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分支,因此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所归属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全球社会发展而言,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也就没有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也就没有全球无产阶级与全球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博弈,也就不会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就不会在人类解放进程的地域性和国际性之间产生互动式效应。因此,对于跨国阶级问题,我们既要看到问题的实质,增强对全球化运作的规范意识;同时也应看到,阶级关系的跨国化为劳动阶级联合起来创造希望的空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着诸多危机和矛盾,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界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资产阶级与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尽管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全球化在当前时代的主导形式,但由于他们不能解决自身造成的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危机和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危机,社会主义全球化理应成为全球化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总体来看,斯克莱尔和罗宾逊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的差异在于:对“全球化”概念的理解不同;对跨国资本家阶级成熟程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相比之下,罗宾逊的理论有着更为激进和更加偏激的色彩。概括地说,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具有发展性、现实性、批判性的特征。该理论不仅解释了全球社会分裂及其经济危机的原因和机制,而且本质上它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和抗议,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最新发展。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跨国阶级理论对“跨国国家”概念的解释不确切,存在“超帝国主义”之嫌;对跨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不够深入,相对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其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性,提出了历史资本主义的新见解,但隐匿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变革资本主义的阶级力量及其道路等缺少科学分析和精辟论述。

王天韵^[10]（2014）在《全球治理民主化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和国际体系转型,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需求和动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机遇,也造成大量需由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由此应运而生。全球治理有赖于世界各国和广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因此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民主化提高合法性,进而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全球化也引发国际体系的转变,单边主义的失败导致美国丧失霸权合法性,新兴国家的发展促进多极化进程,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全球治理,这些因素导致国际体系结构转变,形成以国家为中心行为体的多层网络体系。对民主合法性的需求和国际体系的变化,共同成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强大动力。选择恰当的全球治理民主模式,是实现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关键。当前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理解和诉求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要求实现国家间的民主化；部分西方人士力主在全球范围内输出自由民主制度,确保“民主国家”对全球治理进程的控制；部分欧美学者则主张建立去国家化的全球公民社会,或提倡超国家的世界主义民主。按照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对民主内涵和对当代国际体系特征的不同认识,是决定采取何种全球治理民主模式的两个变量。本文认为民主的本质内涵是人民权力的实现,但因时空条件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实现模式,不存在唯一、完美、永恒的民主模式。全球治理民主模式必须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主体,同时必须与当代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行为体的多层网络结构特征相适应。因此,全球治理民主化就是以国家作为人民的主要代表,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反映民众多样化诉求的代表,构建以国家问民主为核心、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在不同国家和人民间实现平等、公正、包容的价值原则。其中国家问民主的基本标志是：国家间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在经济领域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合作机制。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现实进展,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国家间民主是全球治理民主模式的核心,对此本文选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人权理事会创立和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在一定场合、议题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所加强,但国际制度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平等协商机制,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间权力分配等深层问题上,实现国家间民主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而通过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集束弹药联盟的活动以及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等案例,可发现国际非政府组织以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介入全球治理进程,显示其独特优势和影响力。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严重不平衡,以及国际社会对其代表性、透明性、可问责性的质疑,对其民主价值造成很大制约。

二、转基因危机中的胜利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基因危机中的胜利者（论文提纲范文）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2）罗宾·布莱克本唯物史观的新奴隶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乔纳森·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在学术论文翻译中的应用 ——以《政治象征的二次元解释》的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羚羊与秧鸡》中的科技伦理反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8）终极（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全球治理民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转基因危机中的胜利者（论文参考文献）

• [1]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2]罗宾·布莱克本唯物史观的新奴隶制思想研究[D]. 王彩虹. 山西大学, 2019(02)
• [3]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乔纳森·休斯“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思想研究[D]. 孙天蕾.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5]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在学术论文翻译中的应用 ——以《政治象征的二次元解释》的汉译为例[D]. 赵露露. 吉林大学, 2017(09)
• [6]《羚羊与秧鸡》中的科技伦理反思研究[D]. 刘文丽. 河北师范大学, 2016(08)
• [7]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J]. 王赓武,魏玲,巴里·布赞,周桂银,罗伯特·基欧汉,曲博,贾庆国,刘德斌,陈岳,陶坚,张睿壮,陈志敏,苏长和.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5(06)
• [8]终极[J]. 卢苏宁. 辽河, 2015(02)
• [9]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跨国资本家阶级理论研究[D]. 罗理章.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4)
• [10]全球治理民主化研究[D]. 王天韵.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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