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

一、简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论文文献综述）

宋小宁^[1]（2020）在《《资本论》中政府经济职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府则是代表履行其意志和对社会进行各方面管理的机关,具有制定法律和经济政策、稳定市场秩序等职能,对维护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经济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核心,所以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意义深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对应,政府经济职能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变迁,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要以《资本论》为指导思想,对深刻理解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的“干预过多、干预不当”等问题,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理论与实际结合法、跨学科研究法和整体性研究法,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政府经济职能思想进行了具体梳理,分析了马克思政府经济职能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理论渊源主要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政府经济职能思想;实践基础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工厂进行社会调研。重点分析了《资本论》三大卷中各卷所蕴含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主要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逻辑结构具体梳理,政府作为国家的重要构成机构,在经济领域必然要履行一系列职能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其内在机理是由资本运行规律到政府经济职能,核心内容是政府从生产、交换、分配环节维护资本的正常运行。文章最后阐述了《资本论》对新时代完善政府经济职能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看,主要阐述这一思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论述,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从实践上看,对我国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经济职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江霞琴^[2]（2020）在《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文中认为1996-2001年的日本大部制改革是日本继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国主导下民主改革后的第三次意义重大的行政改革。日本此次世纪交替之际的大部制改革是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下应运而生。在国际背景下,原来“1府22省厅”的省厅体制面临着老龄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压力;在国内背景下,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使得现有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中央省厅改革重组势不可挡。除此之外,政府过度限制市场经济抑制经济发展趋势使得国民对政府功能提出质疑,要求政府放宽限制释放企业竞争活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因此,此次大部制改革不仅仅局限于机构改革即中央省厅的重组,还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等。改革的宗旨是将政策决策形式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改革中央省厅结构,形成大部门体制,尽可能避免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等弊端的泛滥,实现追求精干小政府的目标,并且改革了诸多相关制度与之配套。鉴于我国与日本有着类似的行政背景和历史轨迹,探究日本大部制改革的潜在逻辑,总结改革经验,为我国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启示。1996-2001年,日本通过进行大刀阔斧的中央省厅改革,最终构建了“1府12省厅”的大部门体制,成为发达国家中拥有最精干中央政府核心机构的总体架构,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本文立足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整体性政府理论来研究日本大部制改革的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的建构。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阐述日本大部制改革的功能调适与结构优化两大内容,并从整体性政府理论来看日本大部制改革是如何建立结构性协同机制和程序性协同机制从而构建了整体政府。论文研究的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是介绍论文的写作情况,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中日学者对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第二章是梳理日本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根据不同的时段将其分为战后初期在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泡沫经济崩坏时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第三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以及目标指向。外部行政生态的变化以及日本政府机构内部的官僚系统腐化是推动日本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两个背景因素。通过实现发展型政府转型和建立协同机制来构建整体政府是日本此次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指向。第四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中的功能调适即如何建构程序性协同机制。主要分析日本政治体系中的过程功能:政策决策、政策咨询、政策执行、政策公开、政策完成等五项功能的完善,推动政策协同,从而达到“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分离且彼此制衡的目的。第五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中的结构优化即如何建构结构性协同机制。主要分析日本中央机构与机构、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界限的调整与规范,从而完成政府职能向“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转变。第六章是对日本大部制改革进行评价、反思以及在日本大部制改革中整体政府建构的中国启示。日本大部制改革获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具体实现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也是值得总结的。基于对日本大部制改革的整体评价进而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是何以建构整体政府的,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日本大部制改革中整体政府建构的中国启示。

吴凯^[3]（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荣震^[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冯杰^[5]（2019）在《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权分配,究其本质,实则为一种制度安排,通过对财政资源进行配置,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分配关系。在我国,存在漫长的央地财政关系的调整实践,目的就是探索集权与分权的最优边界。随着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收紧,政府的财政支出也不断增加。对此,我国愈发对税权分配有着迫切的制度需求,由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相继三次提出明确要求可见一斑。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税权分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法经济学源起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是关注法律问题在经济学与法学两种语境下的差异与统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完美契合点。法律在其视野中,如同其他制度一样,具有经济学属性,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税权分配作为制度表现,其内涵中既具有法学理念,也具备经济学意义,因此论文选择法经济学作为研究税权分配的视角和方法,这与法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相符的。从当前的研究现状看,在法经济学领域中有关税权分配体制的研究甚显薄弱,因而本论文就此所做的学术尝试是具有创新性的。本文在研究时,基本沿袭了法经济学上“由经济到法律、再由法律到经济”的研究路径,以税权分配制度为研究对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指引下,以效率与公平为指标,定性、定量地分析税权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由税权分配所产生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以此来评判税权分配制度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分税制在实践中的运行轨迹,寻找当前分权制度中不合理的症结,据此来重塑和完善与税权分配有关的制度体系。主要形成了以下内容和观点:（1）税权之“权”蕴含了权力与权利,其客体形态决定了分税制的三种不同制度模式。从理论上看,理想的分税制制度,应当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也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激励,使得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既定的合理职权范围内各司其职,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果。但是我国的分税制实践存在现实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地方税权以及地方税系都十分薄弱,究其成因,主要是存在法律理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权力分配模式失衡。（2）为了剖析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效应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需要明确税权分配的理论前提和评价标准。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假设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及信息偏在的前提,用效率与公平为标准来评价税权分配制度。通过实证验证,税权分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的现实是由于分权的程度不够,导致税权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分税制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税收返还制度的激励,这种激励最终在结果上会造成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公平的损失。此外,还有特定阶段出现的异常税收弹性指数,证明地方政府征税行为存在扭曲,这种扭曲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有关公平的考察上,按照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等具体要求进行。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均存在起点不公平的情况;地方政府缺少具有强大财政意义的主体税种;在税收收益比例上的分配方式也无法弥补由地方主体税种缺失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缺口;现行的税收收益权分配格局很难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公平的结果。（3）针对上述税权分配中的制度缺陷,在借鉴国际及历史经验的前提下,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向导,在对税权配置的制度格局进行优化时,要厘清税权分配在价值理念、形式与实质标准、制度保证等制度要素的理论逻辑。据此设计优化方案时,一方面要发挥宪法的力量,另一方面要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借此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税权分配制度得以重塑。本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1）历史研究法。在研究税权分配问题时,有必要运用发展的眼光进行理论溯源。基于现实,回顾并评价税权分配的发展历程,只有揭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才能辨清其本质。同时,要解决当下在税权分配中存在的弊端,也需对其成因追本求源,以从根本上寻找应对之道。（2）比较研究法。论文将与税权分配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以期为实现其制度重塑寻找可靠的理论支撑;将税权的内容进行类比,考察它们在制度中运行轨迹及其关联性,探寻税权分配发挥作用的机制;将分税制以及税权分配的国际经验进行比较,以发现可供我国借鉴的国际案例参考。（3）实证研究方法。论文论证了将效率与公平作为税权分配效应衡量标准的合理性,以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方法,通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税权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4）规范分析方法。该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对税权分配提供优化建议的内容中,在充分理解税权分配的本质后,通过对其发展现状结合现有理论进行逻辑推演,找出影响税权分配效果的成因,以明确税权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方向。（5）文献调查法。通过大量研读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法学、财政学、税收学等相关学科已有的文献资料,认真梳理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既为论文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研究的框架及结论的提出,尽可能地探寻相对丰厚的理论依据。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论文运用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税权分配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在我国仅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因此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于税权分配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财政学、税收学、经济学、法学等各自的领域中,鲜有基于法经济学进行税权分配研究的成果,更遑论以此作为理论基础为税权分配提供研究思路。本论文尝试从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中探求二者的共振点,以期为税权分配的改革给予理论助益。第二,论文以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来衡量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并研究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多将税权分配问题与财政分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甚少单独针对税权分配的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更少见对税权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做出有关效率与公平的测评。本论文确立了评价税权分配制度应当以效率与公平为标准,尝试突破原有法学研究中的固有模式,以期能更有效地评估税权分配制度的效果。第三,论文按照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对税权分配制度的现状不仅进行定性分析,还从实证入手进行定量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现有的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以往的法经济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计量分析并未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本论文在探究税权分配制度的理论本相时,尝试响应经济学中对经济研究工具科学性的追求,在对税权分配制度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也进行了定量的实证分析,增加了对选题研究的科学性,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真实、可靠。第四,论文在有关税权分配的优化结论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不仅针对通过理论评估与实证测量之后发现的税权分配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建议,在构建优化路径时,还提出了优化设计思路的理论逻辑,通过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厘清,打造税权分配制度在法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通路。同时,从理念设计到评价法则直至制度重塑的过程中,始终都以转型中国作为研究情境来讨论,据此而来的进路设计框架,有创新意义。

李晨飞^[6]（2019）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融合,是我国当前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家监察制度是上述两套监督制度的结合,二者各司其职,密不可分。党内监督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基础,法律监督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二者在改革历程中的分分合合,是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线索构成了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各自恢复重建,共同应对“经济犯罪”等权力腐败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权力监督制度随之重建。重建权力监督体制的初心,是为改革开放创造安定团结的良好政治局面。在职能划分上,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分别构成这一时期监督制度的“内围”和“外围”。前者负责整顿党内秩序、监督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后者负责恢复国家法制秩序,监督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各自较为独立,虽在案件管辖上有所区分,但在办案程序上则配合协作。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7年,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在纪委组织协调下衔接配合的工作体制逐渐展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如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严峻的腐败形势,也逐渐成为突出问题。这一时期权力监督制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手段在反腐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仅法律监督制度建设发展迅速,而且党内监督也呈现出法治化、规范化的趋势。而在制度设计上,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将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成为反腐败的重要目的。上述两种思路的交织,形成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表述的“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的反腐败体制机制。第三阶段:1997年“纪委组织协调”的反腐败体制正式形成后,权力监督制度沿着两条基本线索继续发展:一是加强党内纵向监督;二是完善民主法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反腐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展开。这一时期权力监督的根本理路与上一阶段相比并没有改变,而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局部调整。具体来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败工作的难度日益加大,以往的“纪检监察”权力监督体制呈现出左右两难的局面。就法律监督制度而言,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导致法律监督难以落实,其权威性不足;就党内监督而言,现有的党内监督制度对党内政治纪律的维护能力也需要提高。因此,将法律监督的规范性、专业性优势与党内监督的政治性优势相结合,便能发挥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党的纪委与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逐渐融合,成为十八大以后权力监督体制的新模式。本文研究得出结论,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体用互补”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这一理路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新时代正式在国家监察制度中充分呈现。这也正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具体落实。

徐淑云^[7]（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周长友^[8]（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指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陈霞^[9]（2016）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从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家自主性理论为理解和考察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回归国家学派充分挖掘国家自主性用于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确立了国家在社会政治分析中的核心性位置,发展形成了以国家自主性为基础分析概念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理论广泛运用到不同领域和诸多现象的分析之中。论文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国家自主性为基本分析概念,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论文在比较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演变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国家自主性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最终尝试性地提出未来中国国家自主性构建的基本目标及重塑路径。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绪论部分首先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背景入手,引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这一研究主题,并阐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最后,归纳论文可能的贡献和不足之处。论文第一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梳理和国家自主性概念的阐释。主要目标在于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脉络以及概念界定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和认知。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思想和韦伯国家思想。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是国家自主性研究范式的开启者,其核心代表人物波朗查斯和密里本德各自发展出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回归国家学派在批判、继承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相对国家自主性思想的基础上,把国际因素、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来解释国家自主性,逐渐确立了以“国家自主性”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论文第二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论文从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条件和适用性语境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战略领导、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遵从国家权威的文化传统等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和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转型对国家引导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挑战、社会转型对国家自主性优势的销蚀以及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对国家能力的挑战四个方面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中国适用性语境。论文第三章内容的核心是用比较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以国家自主性为分析基础,具体比较历史环境的变化、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并分析国家自主性形态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首先,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国内环境方面,以国家指令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陷入发展困境。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其次,比较考察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点,执政危机意识驱动中国国家形态从绝对自主转向有限自主,追寻基于经济绩效的执政合法性。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是以行政权力和国家单位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和国家社会同构局面。改革开放后的有限国家自主实现了以家庭/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单元转换。国家有限自主催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分权化改革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创新力。最后,比较考察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地方自主性是理解和判断央地关系的基本变量。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权化改革,地方自主性形态体现出封闭性自主向约束性自主的转变特征。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自主状态。经济剩余分享者和政治权力竞争者的双重身份构成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在驱动力。政治绩效激励传统和中央集权结构特征的官僚组织体系,再加上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塑造了以创新和发展为特征的地方自主性。受市场引导和双重激励驱动的地方政府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并没有将所有注意力仅仅放在分权与经济发展之上,而是同时一直寻求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平衡性。中央通过财政收权和人事制度控制两个途径实现了在央地博弈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维系。论文第四章内容的核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失衡困境和经济发展附带的社会代价。改革开放进程中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困境,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中国呈现出发展与断裂并存的景象。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理念的失衡。另一方面源于国家自主性失衡的困境,即国家专断性权力的过度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专断性权力的过度往往与掠夺型政府相关联,而基础性权力的不足往往与俘获型政府相关联。在中国的深化改革进程中,要警惕种种由于国家自主性失衡困境而导致的政府行为异化问题。二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自主性定位。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定位是形成新的增长共识。新的增长共识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背景,以经济发展质量为导向,兼顾生态效益、质量效益、民生效益。以社会公平为导向,更具有保护性、补偿性、发展性、平衡性和包容性。新时期国家自主性重塑的基本目标是限制国家专断性权力、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从而实现两者的平衡性。三是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重塑路径。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治理困境及其挑战,还是重塑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关键因素均取决于政治体制的调适和重塑,而调适和重塑的实现包括理念（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变迁）和实践（制度结构的重塑和完善）两个部分。分解来说,应当从转变国家治理理念、提升社会自主性、重塑地方自主性、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和增强国家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入手。（1）在价值理念引导层面,转变国家治理理念,调整国家权能定位。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立足于建构一个由国家、社会和市场协同发挥作用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结点,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2）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提升社会自主性。从社会治理结构层面而言,需要通过提升不同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以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从国家角色层面而言,需要国家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培育路径等不同途径嵌入社会以改造原来的国家社会关系,以提升社会的自主性。（3）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重塑地方自主性。通过上层改变地方政府激励组合和变革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以制度为依托,遵循“权、责、利”三者的相统一原则,规范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和职能分工。（4）在国家权力制约层面,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要解决中国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创新。从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而言,有效制约和引导政府行为、规范国家权力运行必须依托于合理的制度框架,以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为基本方略建构现代化制度约束体系。（5）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增强国家能力建设。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制度建设”都是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关键。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更多的与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自律逻辑的形成相关。因此,国家能力建设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围绕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不断增强国家再分配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王君君^[10]（2015）在《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当下正在中国不断推进的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希望通过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范与约束。它有利于为政府行政权力套上制度的枷锁、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政府行政权力以清单式、制度化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将政府机构打造成为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置于阳光下,接受各类社会主体的监督与制约。2005年,河北省邯郸市公布了全国首份市长权力清单,掀开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发展序幕。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采用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正面权力清单的逆向管理思维,将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向新的高潮。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从宏观层面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的建构与运行提出意见。南京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要求做了具体的努力,将全市51个部门纳入行政权力清理范围。其中,6个部门无行政权力事项,2个部门为涉密单位未列入公布,其余43个部门公布行政权力事项5122项（含许可事项194项）。属于市级行使的行政权力699项,属地行使的行政权力4423项。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创造了权力清单制度史上的新记录。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拟从当前中国政府正面权力清单制度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两个层面入手,针对相关试点地区的行政权力改革经验进行梳理与分析,冀望能为深化、完善中国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提供参考选择。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在于:（1）系统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内容与框架,丰富其理论基础。通过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概念界定、权力清单主体、客体、目的的系统分析;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区别及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运行机制的梳理,力图从各地的试点工作中,总结出可供借鉴的系统框架,为今后相关工作提供参考。（2）有助于推动政府行政职能与权力监督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政府的各项改革工作已迈入“深水区”。政府的每一次尝试与努力都牵涉到政府权力利益、社会资源的重组,涉及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博弈。政府权力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权力下放,真正还权于市场、社会,这等于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研究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保证各权力规范和有序运行。（3）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行政权力改革由正面清单制度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职责与使命是为市场与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政府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市场与社会活力,尽可能利用市场调节机制与社会自治力量实现“善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有助于给政府行政权力“减负”与“松绑”。本文通过系统的研究发现:（1）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出台是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权力力量博弈的结果。从政府自身角度而言,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与权力腐败;从市场角度而言,过度的、错误的或不当的政府权力干预会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加剧市场投资、交易成本;从社会角度分析,政府权力在社会领域的肆意干预不仅有可能扭曲公共意愿,甚至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因此,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势在必行。（2）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政府行政权力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无法保证将政府权力完全罗列,并不能完全有效地约束政府的不当行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制度化形式明确市场主体的各类参与行为,以更灵活的管理方式激发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减轻政府行政负担,强化政府监督职能。（3）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有序运行需要结合责任清单制度,才能有助于实现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约束,有利于推进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政府治理需要正面清单厘清政府权力边界,也需要负面清单明确“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管理理念,给予市场更灵活、自主的参与空间,更需要责任清单对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行为开出行政“罚单”,更好的规范、制约政府权力的发挥,使政府真正成为公共利益代理人与执行者。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主要是运用学术数据库与搜索引擎查找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为本文的理论研究打下基础。历史分析法主要是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历史与社会维度审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制度的发展脉络。实证分析则是通过对正面权力清单制度的东、中、西部试点实践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的试点工作进行深度剖析,以探索适合中国的发展路径。比较分析法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系统考察政府权力制约模式的演变轨迹及不同国家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差异。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1）厘清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的内涵。通过梳理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资料发现,国外尚无“权力清单”的明确提法,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内涵含混不清。因此,本研究着力明确权力清单的内涵与外延,为今后研究做理论准备。（2）提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从上述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三个主体之间的权力运作关系。现有的研究资料很少有系统的剖析框架,全方位的研究政府行政权力所涉及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博弈。因此,本研究通过三维分析模型系统研究权力清单的本质与内容,彻底厘清政府行政权力边界问题。（3）系统进行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的双重实证研究。根据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前国内学界尚未对正面清单制度与负面清单制度同时进行双线研究。本文希望能从相关试点地区的工作入手,为当前的实证研究积累素材。本文的研究不足:（1）囿于本人有限的学术能力。本文在研究深度与广度层面,尚存在诸多不足。（2）有限的研究资料。当前关于正面清单制度的研究资料较少,关于负面清单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相关国家的研究,本土性不强。因此,进一步深化本研究需要克服资料短缺的瓶颈。（3）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本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更深层次的研究需要今后不断拓展。

二、简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中政府经济职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论文提纲范文）

（3）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简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中政府经济职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 宋小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D]. 江霞琴.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3]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分税制下税权分配的法经济学分析[D]. 冯杰.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
•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D]. 李晨飞.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 ——基于改革开放前后比较视角的研究[D]. 陈霞. 吉林大学, 2016(08)
• [10]政府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研究[D]. 王君君. 南京大学, 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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