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加入WTO的“学费”？

一、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入世“学费”?（论文文献综述）

陈宇^[1]（2020）在《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然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化的大潮中日新月异,其中来华留学生教育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历经七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成为中国敞开国门,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论文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演进进行系统考察,并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为研究背景,从各个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内容入手,以来华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为依据,结合广泛的统计和调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分析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历程及特点,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的目的。论文首先按照历史分期,概述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伴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从强调扩大规模到注重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创立、开放探索、调整规范和提升完善等各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并突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招生和管理两个重要方面的政策演进的研究。在总结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全球发展、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的特征进行提炼,系统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演进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即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招生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留学资费由援助向收费转变,招生模式由计划向开放转变;管理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管理手段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国际化实际发展要求论述得更加充分,论文基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优势、地缘、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水平等各项因素,选择并集中描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概况及政策特点,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和影响因素,以及演进特点的分析,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总体政策高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社会服务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质量、完善社会服务、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和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等。最后,论文就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对未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期待。

李国敏^[2]（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黎黄瑛^[3]（2019）在《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研究 ——以TM汉语培训中心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汉语教育和培训的国际化、市场化格局已基本形成。目前,越南已经有500多家汉语培训机构,包括公立、私立以及民办教育机构。汉语一直以来都是各所外语大学的热门专业,无数家庭也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汉语学习。大大小小的汉语培训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这些汉语培训中心为学习者提供非常多样化的教学服务。河内总共有50多家开设汉语教学的培训机构。河内汉语培训市场渐渐处于一种高速增长之中。因此抢占汉语培训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汉语培训开始步入微利时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通过降低成本、保证教学服务质量、不断开发新的教学内容与模式,从而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才是赢得市场的唯一出路。在一定意义上说,形成办学品牌是汉语培训中心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培训中心如果失去了质量和品牌信誉,最后终将会失去市场。尽管河内的汉语培训中心已近50家,而且其中不少汉语培训中心已经办了很长时间,但是面对当下越来越激烈的汉语培训市场竞争,不少汉语培训中心对经营品牌之路仍然感到非常困惑,部分汉语培训中心在市场营销中无法保持自己原本的特质,不停地做各种促销以吸引消费者,这种盲目的市场定位不但浪费金钱而且也非常浪费人员的精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典型的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TM汉语培训中心为例,对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进行系统研究。因为在河内知名汉语培训中心品牌中,TM汉语中心品牌已经处于成熟阶段,其成功的品牌管理经验对其他小中心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借鉴性的。本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个案研究法对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进行研究,既注重国家政策和企业层面的宏观关怀,也注重学校机构层面的中观和个体层面的微观研究,其具体的论文框架如下:绪论,主要确定研究的问题,对问题的提出进行简要介绍,阐明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并结合研究的需要,对品牌管理、教育品牌管理以及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进而拟定出具体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第一章,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背景与理论依据。本章首先对涉及的研究对象,例如品牌、品牌管理、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等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从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国家企业背景、学校机构背景和个体背景出发,探讨市场化竞争激烈背景下的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现状分析。本章首先根据品牌的生命周期理论对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并分析其特殊性及差异性所在。从汉语培训中心的基本概况概述了 TM汉语培训中心的现状,并对TM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现状和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第三章,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本章通过TM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现状的调查结果对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主要是品牌管理意识相当薄弱、品牌差异化定位不突出、品牌传播途径较为狭窄三个方面,并分析了影响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越南IMAP教育培训品牌管理的经验借鉴。主要介绍越南IMAP教育培训品牌,深入分析越南IMAP教育培训品牌在其初创时期的成功品牌管理经验,从越南IMAP教育培训的品牌差异化定位,其独恃的品牌传播策略以及成功的品牌延伸等方面论述。第五章,加强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的对策建议。本章从如何从差异化的品牌定位、明确品牌规划、强化品牌核心价值、加强品牌传播渠道和重视品牌延伸等方面具体阐述了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品牌管理策略。笔者认为,品牌管理研究对于促进汉语培训中心的发展十分有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实施中心品牌管理还能帮助中心优化品牌战略,并拓展中心品牌的推广渠道,从而提升学习者对中心品牌的认可度以及忠诚度,有助于汉语培训中心建立独特的中心文化,使汉语培训中心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希望这些建议能促进TM汉语培训中心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从而为自身品牌在汉语培训市场竞争中赢得卓越的竞争力,同时也期望能给其他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品牌的创建与管理带来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付正^[4]（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柳玖玲^[5]（201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20世纪80年代跨国教育地兴起,教育被视为服务产品纳入世界贸易范畴。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行境外办学,细分国际教育市场,与此同时,南亚等地区亦扩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2003年11月,国际上首次提出“跨境教育”概念,这标志着各国对教育内在性质逐步达成共识。基于国际市场导向与国内开放发展要求,同年,我国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5月,国务院决定取消高等院校境外审批条款。教育部依据国务院指示,随后废止《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定管理方法》,进一步落实“放管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指导、规范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已然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运用横断面分析、案例分析、国际比较等方法,系统研究国内高等职业院校典型合作案例,提炼境外办学形式。针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所处困境,开展个案研究,总结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教育境外办学经验,提出流程建议及提升策略,以期为意在“走出去”的高等职业院校提供具有参考性的境外技能供给路径。本研究认为:第一,境外办学所指向的跨境项目与跨境机构虽同属跨国（边）教育的内容范畴,但在机构管辖权、课程管理、师资委派等实践过程中存在内在差异。第二,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呈现政府主导、校际合作、产教协同三种境外办学形式。同一所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随主体间投资份额占比的变化可能存在境外办学形式的重叠或变更,但无论是校际合作形式还是产教协同形式,其在推进境外办学的过程中,皆会寻求政府的支持。第三,境外办学形式的选择会影响到沿线国区位、境外合作者等的选择,需考虑院校战略计划、运营计划、内部政策和外部挑战等要素,综合评估境外办学行动的可行性。第四,针对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部分存在的外部条件缺位、内部动力不足等窘境,参考国际上注重境外项目质量、扩大本国高等教育影响力、引入社会资源办学等成功举措。

刘建丽^[6]（2018）在《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及其制度逻辑》文中指出中国正在崛起的国有跨国公司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纵向历史法和过程-事件分析,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脉络,力图揭示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演进的阶段特征及其制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始终伴随着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符合传统的渐进演化规律,在推进速度上又表现出超常规、非线性的特征;国有企业国际化的特殊历程根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大容量内需市场的特殊制度环境。当前,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现代跨国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行为,才能使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以更加合法合规的姿态,更好地实现国家使命和企业战略目标。

梅诗晔^[7]（2017）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三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飞速发展。伴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大幅提升,制造能力逐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被誉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但是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来看,中国离制造业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加工制造优势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是服装、纺织、鞋、玩具等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而出口高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占较高成分,国内增值部分较低,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中国制造业面临各种内外部压力:在内部,受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弱、对外依存度高、核心竞争力缺乏、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在外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以矫正制造业“空心化”,寄希望于产业政策调整来扭转经济颓势。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不是回归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业,而是发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依托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再升级,以培育先进制造技术、发展高端制造业来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抢占先进制造业新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正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通过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实现产业升级、技术积累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因此,提升我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刻不容缓。针对以上背景,本文提出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全球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是怎样的?中国的贸易地位如何?（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哪些?（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应该遵循怎样的升级路径?（4）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动力是什么?本文采用结构观视角,通过四个子研究逐一回答上述问题:子研究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格局。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可视化工具,直观的展示全球主要国家之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全景图,便于清晰的识别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及变迁。子研究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测量、国际比较及实证分析。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国际市场份额（IMS）、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四个“量”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以及产品出口复杂度、经济复杂性两个“质”的层面竞争力评价指标,全面测度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入比较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在产业上的差距,并实证检验影响经济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子研究三: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基于Hidalgo等（2007）的产品空间理论,建立计量模型,比较中国、美国、韩国、印度、阿根廷五个典型国家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不同升级模式,以便为中国选择合适的产业升级路径;并识别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的潜在竞争对手,以及最具升级潜力的产品。子研究四: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动力。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三一重工、沈阳机床、华为、联想四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访谈、调研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通过企业官网、企业年报、媒体报导、公开出版物等渠道获取相关资料作为补充,基于知识基础观,采用扎根理论严谨的编码程序,深度剖析案例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竞争力提升的逻辑,提出相关命题来构建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实现竞争力提升的理论。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贸易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外贸易量快速攀升,贸易地位、贸易影响力、控制力均明显增强,跻身核心国家之列。（2）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有了大幅提升,在部分领域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竞争实力,中国出口品中的国内技术增值部分正在增加,但总体而言竞争力较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现出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在一些尖端技术行业仍然较为落后。实证检验表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不利于经济复杂性提升,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对经济复杂性有一定的作用,创新能力对经济复杂性有明显影响,制度质量是影响经济复杂性的关键环境要素。（3）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遵循基于比较优势的渐进式道路,必须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尤其是中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作为产业升级的坚实基础,同时在新兴技术以及高端制造业领域适度赶超。（4）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前提是核心技术资源的积累。核心技术资源的形成首先来自不依附于发达国家、自主创新的信念,通过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取得突破性自主创新。跨国并购是迅速获取前沿技术的高效途径,通过赋予被并购企业高度自主权,保证平稳过渡、维持被并购企业创新能力,得以实现技术获取目标。后发企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并购发达国家企业、设立海外研发基地、建立海外合作企业等是快速提升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全球本土化等途径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掌握话语权。本文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量”的层面和“质”的层面全面评价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资源基础观并加入制度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了影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拓展了资源基础观的应用;第二,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实证分析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路径,明确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产业升级的边界;第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知识基础观,深入剖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后发技术密集制造企业成功实现技术追赶的典型案例,发掘后发企业独特的竞争力提升动力,丰富了国际企业管理理论。本文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提升产业技术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将前沿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加快资本积累速度。第二,产业升级应当坚持以比较优势为主导方向,在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以及新兴技术产业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适度偏离比较优势。完全遵循比较优势会导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难以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偏离比较优势的跨越式升级建立在扎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这种升级路径适合发达国家,不适合中国这样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第三,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深刻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企业必须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技术能力薄弱阶段可以通过嵌入式参与全球价值链来学习并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以便积累技术能力;当形成一定的技术基础后,逐渐过渡到构建以我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摆脱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端锁定”的困境,将自主创新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刘永平^[8]（2016）在《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之,产业安全问题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越来越突出,我国连续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频招安全审查,给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亦对外贸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影响超越了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媒体、外交、政治领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影响到全球利益的再平衡,中国希望和平崛起,就必须防范不安全因素的发酵。当前,维护产业安全已成为国家的战略性任务。相对于现实的需求,产业安全理论中关于政府监管的部分还缺乏系统的研究,落后于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监管实践和需要。因此,本文的选题目的,就是尝试填补在我国产业安全领域,政府监管体系理论研究的空白。产业安全作为经济安全的核心,受到经济安全因素的覆盖；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分支又受到国家安全因素的覆盖,导致产业安全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庞大的系统。所以,有关产业安全的研究,相应地涉及广泛的理论范畴和社会活动领域。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参阅产业安全基础理论、产业安全政府监管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产业安全的特点,以系统论为基本研究方法,广泛融入管理学、经济学、贸易理论、竞争力理论、产业经济学、运筹学、博弈论等理论成果中的观点和思想,引用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并援引大量案例和事实,尝试以新的视角,搭建对产业安全成因、演化轨迹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采取了实证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性地解析了产业安全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并借鉴各主要国家产业安全监管实践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完善和提高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根据查新结果,国内外对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尚有很多的空白需要填补。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涉及多个方面。首先,以系统论的方法确立了产业安全系统,认定国内产业的存在是因国家的存在所至,将政府作为产业安全主体之一纳入系统,确立了以产业和政府共同作为系统主体的“双主体”结构。揭示了产业竞争的内生性,说明了产业安全问题源于产业的对外竞争,产业竞争也会通过国家竞争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把系统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竞争关系作为产业安全的监管对象,监管范围覆盖了贸易竞争、投资竞争、要素竞争、环境竞争和危机竞争,明确了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研究揭示了产业竞争以国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竞争中国民利益发生减损即构成了产业安全问题；揭示了对国民利益的保全,即构成了产业安全系统的基本特征之目的性。依据系统论的开放性、目的性、多维度、突现性、反直觉行为原理,发现了与之对应的产业安全系统的涉外性、国民性、多元性、整体性和逆转性特征。根据产业安全系统特征的内在关系,深入解析了产业安全监管体系面临的各种竞争关系。其次,分析了产业安全问题的演变规律。以“双比较”模式解析了贸易摩擦的成因；以“产业微笑曲线”归纳了产业纵向要素竞争与产业转型的关系,揭示了横向要素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关系；以“要素流动性结构”分析了各种要素流动性的不均衡,是造成产业竞争力差异性的根源,并揭示了要素流动结构的演变规律。阐释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参与国际分工为前提,实施全产业链产业安全监管的意义；分析了内外环境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将危机竞争作为常态化的存在纳入了产业安全监管的范畴。根据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产业安全问题将长期存在、竞争和合作将相互依存的原因,说明“竞合”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基本趋势；自贸区的建设是全球化趋势的应有过程。第三,总结各国实践,分析了全球化的影响,研究了反直觉行为对竞争关系的调节作用,并用以完善产业安全监管体系。以促进创新作为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宏观的配套措施；以推动法治经济为出发点,系统地提出了“嵌入式”改良现有政府监管体系的建议；给出了敏感度评估模型用以评估产业安全措施的有效性,为监管措施的改进提供了方向；依托云计算新技术、大数据管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对监管体系进行信息化、数据化改造以提升预测预警能力的建议；对监管主体决策模式,提出了开放性、聚能式改革的建议,以全面提升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的效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是产业安全系统的构成部分,为了给监管体系定位,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其与产业安全系统的关系；并介绍了美欧印和我国产业安全监管的做法,明示其现实存在的可能状态。政府在产业安全系统的监管地位一经确定,同时也就定位了各具体产业等分系统在产业安全监管领域的位置。全系统定位对各分系统的超越,提供了解决产业安全问题的广阔视野,更有利于产业安全隐患的早期预警；也为管控危机、捕获危机和提供机遇,展现了更多的选择性。本文共使用图12幅,表5个,参考文献227篇。

牟岚^[9]（2014）在《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在很多行业都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人才。自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中欧货物贸易额高达4255.8亿美元,是1975年的185倍,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首要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欧盟对华投资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2008年欧盟对华投资规模为49.9亿美元,是1986年的28.6倍,欧盟成为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地。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从2005年的1.9亿美元扩大至2008年的2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5.2%。可见,中欧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能够促进中欧双方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动,对拉动中国与欧盟经济增长意义重大。中欧经贸关系在经过多年持续、稳健的发展后,在2009年末遭遇了严峻的挑战。2009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并在短期内扩散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的发生,不仅令欧元区重债国的经济发展岌岌可危,而且干扰了欧元区甚至欧盟整体的正常经济秩序,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和失业率上升等现象。欧债危机的发生、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何影响?如何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发展中欧经贸关系?中欧经贸关系将呈现何种发展趋势?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欧债危机下的中欧经贸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概括,并指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为理论综述。这一章主要介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经典理论,为下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分析了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本文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欧经贸关系分成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入世”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入世”后、欧债危机发生前的发展阶段,以及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发展阶段。这一章主要回顾了前三个阶段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情况,并对每阶段中国与欧共体主要成员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经贸关系进行了简要分析。第4章分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程、原因和影响。这一章首先按欧债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其分为爆发期、扩散期、深化期和缓和期,并就每一阶段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简要概括。之后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角度分析了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本章还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欧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欧盟经济而言,欧债危机一方面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为欧盟审视自身的制度缺陷提供了机会,具有两面性；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欧债危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动荡局势,加速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风险。第5章深入分析了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贸易。文中分析了中欧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对欧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情况,得出欧债危机后中国商品竞争力下降的结论；探讨了欧债危机背景下影响中欧贸易的主要因素；最后对中欧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认为从长期看,中欧贸易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欧盟经济的不确定性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制约着中欧贸易的发展。第6章重点分析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问题。文中描述了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欧盟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欧债危机削弱了欧盟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并通过贸易途径对欧盟在华直接投资造成了负面影响；最后,本章在投资规模、地域结构和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展望了欧盟对华投资的发展趋势。第7章是对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分析研究。文中介绍了中国对欧盟及五个重要投资目标国的投资现状。欧债危机发生后,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流量有所波动,但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比重却持续上升。在投资结构上,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区域以英国、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和瑞典为主,投资的行业结构更加分散,而且各行业的投资规模和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波动。本章还以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框架,分析了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并展望了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发展趋势。第8章是对前7章的总结,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对欧债危机下的中欧经贸关系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现有文献中虽然有不少关于欧债危机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的研究,但大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本文尝试对中欧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研究,并尽可能分析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力争对中欧经贸关系进行全方位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对欧债危机下中欧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危机如何影响中欧贸易规模,但缺乏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而本文则全面剖析了影响中欧贸易规模的因素,并对欧债危机下中国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分析；三是现有文献缺少对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对华投资研究,本文试图从投资国的角度,论述欧债危机对欧盟在华投资的影响,并分析未来欧盟对华投资的发展趋势,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虽然对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在研究方法上,文章没有利用计量模型对中欧贸易或投资进行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欧债危机发生至今仅有四年的时间,而对中欧贸易及投资的影响因素却很多,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的难度非常大。（2）在研究内容上,文章尚有不完善之处。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对中欧双方投资现状的研究尚不全面,如中国对欧盟投资的企业性质问题,这一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因笔者无法搜集到准确数据,而成为文章的缺憾。此外,文章缺少对中欧贸易和中欧相互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也需要笔者今后再进行尝试和探索。

史其禄^[10]（2012）在《国际证券投资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在演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随着这一趋势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给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场所——国际证券市场的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使得证券市场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各地证券市场发展的一种潮流。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成为世界上对国际资本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中国证券市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注入巨大活力,也为多渠道引进国际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在更高的战略架构、更广的业务领域、更深的合作层次加快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水平。本文把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与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以新的视野,秉持普遍联系的观点,综合、系统、动态地考察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有关问题。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对国际证券投资的相关背景进行简要概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关系,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国际化的相关问题,以及中国利用国际证券投资的现状及展望,并且阐述了论文研究的意义和创新点。第二章,国际证券投资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一般理论及评述。主要对国际证券投资的概念、基本特性和类型给予了说明,介绍了国际证券投资的一般模型,评述了有关国际证券投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主要包括古典国际证券投资理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等。第三章,国际证券投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直接影响。应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国际证券投资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直接影响,从中可以看到,国际资本流动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国际资本大量、快速、直接地流入或流出证券市场时,会引起证券市场的市值规模迅速膨胀或萎缩,使证券市场价格大起大落,极易造成金融动荡。第四章,国际证券投资对中国证券市场的间接影响——联动机制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当国际资本不能直接进入证券市场时,国际资本可以通过对汇率、利率、外汇储备、资本形成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来间接影响证券市场。本章和第三章以详实的资料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证券投资出现的新特征,进而阐述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证券市场格局及发展的重大影响。第五章,国际证券投资与中国证券市场非理性行为----基于行为金融学和博弈论的分析。主要采用新的以人为中心的生命范式去代替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突破现代金融理论只注重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进行简单测度的范式,以“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实际决策心理的视角为出发点,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规律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以期更透彻、真实地刻画证券市场。第六章,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基础、制度环境、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开放理念的差异,各国证券市场分别采用了完全直接开放、有限直接开放和间接开放等不同国际化模式。本章结合中国国情具体探讨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模式选择。回顾总结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发展状况及其必然性,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目标、阶段和基本原则,借鉴国外证券市场国际化模式,对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模式做出选择,并对QFⅡ、QDⅡ、B股市场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方向和定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入世“学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入世“学费”?（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研究 ——以TM汉语培训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5）“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及其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际证券投资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100亿美元:中国企业入世“学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D]. 陈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越南河内汉语培训中心品牌管理研究 ——以TM汉语培训中心为例[D]. 黎黄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4]《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5]“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境外办学实践研究[D]. 柳玖玲.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 [6]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及其制度逻辑[J]. 刘建丽.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10)
• [7]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构观视角[D]. 梅诗晔. 武汉大学, 2017(06)
• [8]我国产业安全政府监管体系研究[D]. 刘永平. 北京交通大学, 2016(10)
• [9]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研究[D]. 牟岚.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10]国际证券投资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研究[D]. 史其禄. 西南财经大学, 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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