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作为前提批判

一、作为前提批判的价值哲学（论文文献综述）

李佳林^[1]（2021）在《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1881-1973）于上世纪被尊誉为法实证主义代表人物,其所创立的纯粹法理论引起法理学界极大的争议。但本文对于凯尔森之研究并不完全针对其纯粹法理论,而是主要对被纯粹法理论所摒弃的相对正义观念进行思想方面的溯源研究并理解其实现方式,笔者认为对于凯尔森之纯粹法理论而言,只有清楚理解凯尔森之正义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方式,方才能够对其纯粹法学之基础理论设置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掌握。本文整体对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凯尔森之时代背景、个人学术背景,并说明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的出处以及凯尔森坚持其正义思想之原因,之后提出本文之问题所在,即凯尔森相对正义思想源头在何处、价值多元和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如何可能、以及相对正义观如何实现,最后说明本文写作之目的。第二部分从凯尔森相对正义观本体论出发,首先需要对正义进行一个主客观二元论之区分,其次对凯尔森的正义观之方法论以及预设进行说明,之后通过凯尔森运用事实与价值二元论,对作为知识之客观正义的批判,进而得出凯尔森之相对正义内涵。第三部分主要对凯尔森相对正义观进行溯源研究,首先从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历史与理论背景出发,简述了从休谟哲学到康德哲学对新康德主义的引导和阐发,其次对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之重点——事实与价值分野进行一定的总结与论述,进而能够对凯尔森相对正义观之理论基础有一个综合性的把握,最后简述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与凯尔森相对正义观之间的价值关联。第四部分研究凯尔森相对正义观之实现方式,即纯粹法理论,此部分从纯粹法理论自身出发,经过相关学者施密特、哈贝马斯对凯尔森理论的批判,提出凯尔森相对正义观实现方式之意义。第五部分为结语,提出对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研究可以作为理解其纯粹法理论之另一进路。

张玮琦^[2]（2021）在《身份犯共犯问题研究 ——兼论刑法理论的视域和论域》文中提出围绕身份犯共犯问题素来有纷繁的理论学说,不同法域内围绕身份犯共犯问题皆有着长期的讨论且至今并未得出真正意义上的共识。究其根本,身份犯共犯问题既涉及身份问题亦涉及共犯问题,且在犯罪论、刑罚论、前提性理念、外部因素等方面,不同论者在不同视域中所做出的判断皆融汇于身份犯共犯这一论域之中,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身份犯共犯问题集中地体现了刑法学中视域和论域混淆所带来的混乱。无论将重心置于身份犯理论还是共犯理论,都不能真正解决身份犯共犯问题的理论困境,因为实际上造成无法互相说服的窘境的并非仅仅是刑法学体系建构上的不同观点,更重要的是各种观点在前提性理念的把握、对外部因素的理解上具有分歧,而这些分歧在既有的理论言说中往往是被忽略或是一笔带过的。围绕身份犯共犯问题,更为有价值的探讨毋宁说是系统地对其所实际涉及的各个视域、论域予以展开,进行更为彻底的正本清源。事实与价值、存在论与规范论这样的对立始终对刑法学的理论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在身份犯共犯问题中,共犯理论与身份犯理论中作为前提性理念的各种“立场”往往正是这些对立的具象化表现。应当以价值事实统合这种对立,而非将这种对立视为无法调和的“立场”问题。对于共犯处罚依据,存在论与规范论的前提分歧表现为关于共犯独立性的争论,不同的前提预设了不同的提问方式。事实上,一方面狭义共犯自身具有值得刑法评价的行为无价值,另一方面将共同犯罪看成一个完整的规范性事实从而在此基础上对参与者予以评价亦有其必要性,两种路径分别把握到了不同的价值事实,而这种对立并非是刑法学中的“先天”构造,只不过是因为刑法将各种迥异的犯罪现象统合入“犯罪”这一概念之中,根据犯罪的类特征予以类型化地区分看待即可真正调和共犯处罚依据中的矛盾。与之类似,对于“身份”的理解路径,身份即可被理解为一种造成实际结果的原因,亦可理解成一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它们并非“二律背反”式的冲突,而只是对不同侧面的价值事实的把握,应当回归到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层面上,就现实的、刑法对不同身份者在“行为”上的要求来考虑适用问题。刑法的目的理性来自于通过刑法所要实现的社会治理的需要,由此,对刑法外部因素的理解直接影响着身份犯共犯问题中一些处理方式“合理与否”的评价。在当下我国社会,并不适合以单一的理解路径来诠释刑法所身处并面对着的“共同体”,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解方式各自对应着社会的“一部分”。“法益”、“义务”、“秩序”这类概念,即便从内涵与外延上予以明晰,也往往还是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不同语境中的这些概念所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即便准确无误地将域外理论中的这些概念的能指和所指予以本土化的挪用、化用,也还是未必能切中我国刑法的目的理性的要求。这意味着,身份犯共犯问题所涉的诸多罪名在不同法域内或许高度相似,但制度、共同体对于主体的期待现实地存在着不同,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刑法分则,类型化地区分出主要针对生活秩序的犯罪、主要针对社群与制度的犯罪、主要针对制度本身完善发展的犯罪,并各自适用不同的身份犯与共犯处理方式。犯罪论的实质化趋向意味着其不再能够仅从自身的定义体系中获取应然,在犯罪论层面的身份犯共犯理论建构上,应当充分结合刑法外部因素并破除“立场”的禁锢。在身份犯与共犯的规范本质方面,应以规范中的“谓语”为中心,以刑法条文“实际”给予社会的行为规范而非完全理念上的构想,来作为主体适用何种罪名的判断标准,亦即,当对于某一行为人的行为存在不止一个能够周延地予以表述的行为规范时,适用与其身份相对应的那一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裁判规范。对于身份犯共同犯罪中的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应结合义务犯理论和事实支配理论,在“事物自身发展逻辑”与“制度性期待”的不同层面上进行判断,亦即,无身份者在一些罪名中亦可能因事实支配而构成正犯,有身份者视相应罪名的类型来看其身份是否承载了一定的制度性期待进而决定其是否必然构成正犯。至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身份犯的间接正犯等问题,本质上仍是相应罪名中身份的限定究竟是否可被理解为特殊义务以及其在社会、政治意义上就是是什么程度的特殊义务的问题,应当在分则上进行类型化处理。刑罚论所着眼的是行为人的需罚性,这意味着其重心在于做出某种行为的“行为人”而不是行为人做出了何种“行为”。在罪刑均衡的问题上,同样应秉持着实质化、类型化的思路,对触犯不同罪名者、同一罪名的不同身份者,基于相应罪名中行为人的需罚性来进行刑罚上的对比,亦即,罪刑均衡不应当在纯粹的客观“行为”上予以考量,而应当考察具体罪名之中行为人的现实的需罚性。在主犯与从犯的问题中,应当将正犯/共犯与主犯/从犯作双层次的处理,前者对应的是事实支配与义务违反,后者则对应的是作用大小,通常而言完成支配、违反义务的都是作用较大的,但这并非是绝对的必然关系,在主犯/从犯范畴仍要围绕“行为人”进行作用上的实质考量,同时,在不同类型的犯罪中,参与者之间作用大小的比较所参照的基准亦应视刑法对于行为人的期望而有所不同。

林琳^[3]（2020）在《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工智能、区块链与物联网等技术对各领域的全谱渗透,前现代、现代、解构性后现代与建设性后现代的交汇通融,科学与人文在长期的对垒后趋向有机融合等,都对教育包括本科教育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自2019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如何在扩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和水平,这是普及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当下,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技术的打压,人才交流的封锁等都要求中国更加急迫地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真正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中一项重要的质量监测与保障举措,对打造高水平本科教育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直接关乎我国本科教学的定位与本科教学改革的价值导向。由此,基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重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对于确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新使命、新方案、新标准、新策略,具有重要的先导性意义。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有机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在人民日报《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论述到中国的确在走向生态文明,并提出怀特海的思想极富启迪。“怀特海的全集翻译与研究”被列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的研究方向,可见怀特海有机哲学思想的深刻性与洞见性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本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与怀特海都立足有机、整体与过程,他们都诉诸感性活动主体。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在主体性方面颇具特色,其根植于自身融合式的哲学体系,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改进具有启示意义。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和研究综述主要从本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概念界定以及创新之处进行阐述。从国内外本科教学评估研究综述、国内外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研究综述、国外内怀特海价值理论研究综述三大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出发,阐释怀特海本人的“是其所是”及其价值理论的“在其所在”,即怀特海价值理论产生的背景。其次,怀特海价值理论的本体意义,即价值是事件的内在实在性;价值尺度涉及“强度”、“满足”与“秩序”价值包含一种对“重要性”的判断;价值存在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之中;价值具有具体性;道德价值:道德在于支配过程;价值的三重图式包括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关系。价值的多重维度包括:善、真、美、冒险及平和;在其评价理论中认为评价是价值世界的内在活动,并具有三重特征。最后阐述怀特海价值理论的价值及局限。第三部分,在对怀特海的价值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文本进行分析,通过Nvivo12软件对国家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进行词频分析、对国家审核评估标准中的要素进行一级编码并标明参考点。对29个地方政府的审核评估标准中与教育部颁发文件不同的8个省份的审核评估标准进行文本分析,阐释其特点。对随机抽样的33所高校的审核评估标准及其自评报告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四个自编问卷《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满意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探求《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满意度》、《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所调查内容之间的关系。基于怀特海的价值理论对调查问卷的现状及各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分析并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研究结果显示本科教学评估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上存在极其显着的相关。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需求对于本科教学评估认知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之间的关系机制产生调节作用。即高需求水平下本科教学评估认知对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的预测作用强于低需求下本科教学评估认知对于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认知的预测作用。针对问卷的不足采用访谈研究法,对25名被访者按照审核评估标准的科学性、人文性与关系性等问题进行访谈,基于Nvivo12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通过对审核评估标准文本的内容研究及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现状的调查研究,在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审核评估标准价值选择的取向问题包括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目标选择的实用倾向对情感的忽视、审核评估标准实现价值手段选择技术化倾向对伦理性的忽略;学生、教师主体的缺位;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的混淆、审核评估标准中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关系错位使得审核评估标准制定的价值主体缺位;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的内在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内容本身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多样与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对价值的分割,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割裂审核评估标准的实践与评价,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分野、体美劳三育维度与德智维度的疏离。第五部分,在怀特海价值理论视域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改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价值选择的整合旨趣。其一,审核评估标准价值目标选择应重视价值理性;其二,审核评估标准实现价值手段的选择应有机结合技术性与伦理性。第二,本科教学审核标准价值关系应走向有机追求。首先,融入审核评估标准以多元价值主体,包括学生、学生家长、教师、高校管理者、政府机构人员、社会第三方评估人员等审核评估利益相关者。其次,重梳自我、他者与整体性的价值关系。最后,尊重审核评估标准变革中的逻辑。通过研究学校标准变革的逻辑,有利于确立理性化的标准变革目标与对策,同时这也是确保审核评估标准变革有效性的前提。第三,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矛盾的化解。在审核评估标准的实践与评价中,审核评估标准内容中的矛盾应达到有机的统一。具体包括审核评估标准内容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接纳;审核评估标准内容多样与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接受。第四,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包括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融合;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结合以及审核评估标准实践与评价中德智体美劳五育评估维度的交融。

王然^[4]（2020）在《马克思价值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古至今,中西学者始终对价值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我国来说,马克思的价值哲学思想也对我们在各个方面产生着影响。因此,研究马克思的价值哲学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的价值哲学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思想中的价值思想,并且立足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形成的。该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价值的主体是人,主要表现在人的需要为生成价值提供了主观方面的条件,在实践中人应当遵循价值尺度,而且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属于价值关系;其二,价值生成的基础是实践,因为价值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实践连接了价值和事实,并且没有实践的话价值就不可能实现;其三,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是是否能够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价值哲学思想的立足点就是无产阶级,因此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应当以符合无产阶级利益为原则;其四,价值追求的目标是要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价值哲学思想根本上是要实现人的解放,这集中体现在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其五,实现价值的路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以此来作为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基础。马克思的价值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意义,在理论层面,该思想是对西方价值哲学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思想的同时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而当它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碰撞时,还可以迸发新的生机;在实践层面,该思想有助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助于当代人解决价值困惑,有助于我们批判错误思潮。

韩东云^[5]（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江午奇^[6]（2020）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其此在形而上学辩护时,紧紧抓住“人的有限性问题”,一再强调康德是在为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而“实现”这种形而上学之任务的关键是要揭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上进行思考的?“人的有限性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此在形而上学或此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存在与时间》的?要弄清楚这些海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必须对海德格尔哲思道路进行一番勘察。珀格勒、克兹尔等许多海学研究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从发生诠释学视角,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因素,对海德格尔从1907年获得存在问题的激发开始直至1926年《存在与时间》完成的此在现象学探索道路进行了深入考察,把此“路”揭示为自身发展自身、自身赢获自身、自身诠释自身的活生生的动态进程。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王娜^[7]（2019）在《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全面刷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人与技术之间需要协调的各种问题。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内蕴于技术设计的发端、创造、实现、应用过程中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以及对技术设计价值体系进程起支配和引导作用的价值原则、尺度、观念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设计领域中的价值冲突问题也日益频繁、多元、复杂,这不仅是当代技术设计中重要的现实问题,更是技术哲学和价值哲学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技术价值理论的深化发展和系统完善,还有助于确保技术发展中的正确价值方向,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良好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导向作用。本研究在阐释技术设计和技术设计价值的概念基础上,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确立,认为其含义有两层:一是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一定的技术设计价值场域中所面临的价值认知的相左、价值选择的两难以及价值行为中是与非的抗争,强调价值抗争发生的激烈程度:二是不同技术设计价值体系之间的取向性对立,同一技术设计价值体系内由于价值级序排列的难于抉择以及价值风险的存在可能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价值矛盾状态,强调价值关系不协调、对立的呈现状态。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包括冲突主体、冲突客体以及冲突中介三个方面,其本质和最终源头是一种利益冲突。在当前飞速发展的技术社会中,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在为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带来些许启发和动力的同时,更带来了技术设计价值思想和价值实践中的困惑和混乱。对此,要调适、缓和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负面效应,就要先对其形成场域、表现形态、产生根源进行科学合理的理解和认识,而后为其寻觅一种可能的思维框架和实践进路。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形成场域有三种,即道德域、知识域以及实践域。在道德域中,当人性欲望呈现出恣意冲撞态势的同时,也就颠覆了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的德性价值义务,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意志失禁、技术决策者的价值律令统治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敏感弱化。在知识域中,如果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违背了柏拉图传统知识定义中的真、确证、信念三大知识价值原则,那么也就意味着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的价值规则产生了边界变移,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认知由自、技术决策者的价值审视偏狭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反思匮乏。由于实践域隐含着道德与知识在价值方式上“由分而合”的结构化过程,如果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道德域”或“知识域”中出现某种不恰当或失度,那么也就意味着技术设计价值在实践域中将会产生某种应然抉择的现实偏离,主要表现为技术设计者的价值判断任性、技术决策者的价值选择悖谬以及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反馈缺位。本研究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表现形态进行了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划分和阐释。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宏观表现形态有三种:价值模糊、价值捆绑以及价值反弹。价值模糊是指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在面临技术设计价值原则、规范的认知、选择、判断时所产生的技术设计价值意向的困惑:价值捆绑是指技术设计价值主体以附加着其自身利益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为依据,通过对价值客体原初价值意愿和自由价值意志的强势先行篡改、追加,来达成其自身的某种价值目的的行为;价值反弹是指技术设计价值发展方向的偏移或背离,也就是技术设计的发展路径在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两个向度上发生了断裂、变移甚至颠覆。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微观表现形态也有三种:道德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知识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以及实践视角下技术设计价值冲突,即技术设计中功利性价值与道德性价值之间的冲突、目标性价值与知识性价值之间的冲突、描述性价值与实践性价值之间的冲突。另外,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产生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道德域中的经济利己、知识域中的信仰迷失以及实践域中的责任失度。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的调适是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基于此,通过论证,本研究认为对技术设计价值冲突进行合理、适度调适具有可行性,并提出调适目标在于为技术设计价值相关者构建一种以“公共善”为前提、以“道德一知识一责任”为主线的“技术设计价值妥协观”。技术设计价值妥协作为技术设计价值冲突的调适办法,是有原则、有秩序、有条件的,其顺利进行需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即作为底线原则的社会他律、作为一般原则的伦理自律以及作为美好原则的责任自觉。总之,技术设计价值活动的未来发展应当是一种“人一技术一社会”的持续良性运行与和谐美好共存,而不是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郭婷^[8]（2019）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研究》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党的理论视野和决策,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文化自信的灵魂,也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和遵循。习近平在十八大召开后的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指出:要将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融入在现实生活的行为和实践中,“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工夫。”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和个体活动的微观现实场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是国家价值目标落细、落小、落实的体现,其融入的程度也决定着国家主导价值话语能否真正的、最大化地发挥作用。日常生活伴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领域而凸显。马克思、卢卡奇、列斐伏尔、许茨和赫勒等哲学家置身于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日常生活进行了阐释。在日常生活自在图式依然存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将主导价值观融入并引导提升日常生活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应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论文以当前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为背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个体与国家社会等多个维度,回溯核心价值观和日常生活在理论视野的产生、发展、融入困境、互构互塑等问题,希望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为当前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的现实问题有所助益。论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思路、创新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等;正文共六章,全文共约15万字,是文章的主体部分;结语对文章做了整体性总结。第一章:概念准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作为融入内容和融入对象,是贯穿论文的两条主线。文章分别从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日常生活的理论阐发,从价值、价值观念、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对两者的概念及理论进行梳理、分析、评价,初步形成深入论述的基本概念框架。第二章:关系省察。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的基础性问题,是能否、何以融入的理论前提。在元理论层面,价值观产生于日常个体的精神需求,存在并超越日常生活的自在性,最终回归到日常生活并赋予其新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根植于当前阶段人们的日常精神需求和价值期待,以构建美好生活为旨归。第三章:融入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层面。融入意味着潜移默化的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价值向度,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引导。融入的最终目的在于最大化地实现日常生活中个体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故以个体的价值认知、情感和交往作为融入的基层层面和切入点。第四章:融入困境分析。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力宣传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认同还存在很大差距。原因一方面在于日常生活自身的自在、实用等活动图式和核心价值观自觉、超越的特征有着天然的差别,加之当前日常生活中大众文化的普及和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使得核心价值观在融入过程中遭遇困境。第五章:资源借鉴。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礼俗濡化等途径为封建社会二千多年超稳定的结构提供了精神支撑,是本文研究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吸收外来。无论是价值观理论和实践已比较成熟的美国,还是为华人世界价值观建设作出表率的新加坡,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资源。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忽视与失误,也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第六章:途径构建。从实践层面回答如何融入。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即普遍共性的理论如何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多样的认知和行为。在心理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凝练简洁易记的核心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话语,融入在各种文化形式和融媒体传播方式中;在情感内化层面,应关切人们日常需求,通过环境营造、仪式和身边榜样,家风家训唤起美好情感;在行为外化层面,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制度,融入日常规范和治理,融入日常交往和事件的同时,日常个体也应自觉回应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使之外化为自觉的价值行为。

桑建泉^[9]（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文中提出当今国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利益共生点不断增加、基本共识区域日益拓展、命运交融程度持续加深,人类在发展的依存性层面已经成为融合的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善型公共生活结构在当下还不具有成熟稳定性,倡导与践行共同价值,正是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当下走向更为符合人类价值期待的应然状态。基于此,系统地探究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理论实践基础与现实关照,不仅有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魅力,更有助于全面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合理性。理解价值是开展共同价值研究的理论起点。洛采首次在规范化的理论体系中提高了价值的形而上地位,马克思则主张价值应在具体现实而非抽象推演中得到理解,为此他还批判了瓦格纳的抽象概念演绎法。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解释价值本质,破除了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之间的理论“壁垒”,指出实践过程中主体改造客体的价值关系是理解价值现象的基础。与价值相一致,共同价值应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而非纯粹思辨中得到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共同价值是反映人类命运与共状态中共同需要关系、共同利益的价值规范。它既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具体的价值理念,也包含着人类追求美好公共生活的积极价值倾向、正确价值选择与良善价值目标。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精心包装的“普世价值论”早已背离了自由等理念的本真意涵,共同价值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普世价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初步提出到拓展与深化,始终表达了关怀人类文明前行的价值倾向,而类主体性、利益共生性、风险共同性不仅让共同价值成为深刻现实,更让其成为联结当代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是在扬弃市民社会中得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描述,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态度,即对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给予积极肯定,同时对资本主义给亚非拉等殖民地带去的深重灾难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矛盾不断调和以至最终统一的过程,“自由人联合体”是其价值理想。在当下,共同价值需要承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世界历史”价值视野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以增强其理论解释与理论批判力。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范畴,其由中国提出有着逻辑必然性。七十年来,新中国尽管在发展中曾经遭遇过挫折,但整体上从未偏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坚持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探索中作出了开放发展的价值抉择,通过平衡国内国际责任承担了责任发展的价值担当。当代中国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发展、开放发展、责任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实践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同样离不开责任大国的引领。今日中国之所以能提出共同价值,是基于自身实践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体悟;今日中国之所以要提出共同价值,是为了更好地扞卫人类当下利益与实现人类命运的当代改善。共同价值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现实关切,是完善全球治理的规范性价值导向。共同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合作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因此二者在全球治理中的“携手共治”应得到正确理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不能简单推演到国际关系领域,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展开激烈对抗进而战胜并埋葬资本主义是“斯大林话语体系的表达”。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全球性问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应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携手合作。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嵌入共同价值的主张,立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人类社会重大矛盾的科学认知,倡导全球事务各国共同治理、国际交往“义利并行”。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新时代中国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但中国不会牺牲核心国家利益,而是在国家发展与人类利益中寻求统一。当今的霸权主义国际格局同人类命运的改善背道而驰,是阻碍全球治理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威胁,从霸权主义国际格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共同价值嵌入全球治理的逻辑演进必然。共同价值在理论优势、实际推进、整体构建三个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质在于其当代性,共同价值则为各国追求当代利益提供了价值规范,它倡导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主张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共赢,可见共同价值在利益属性的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优势的发挥。其次,“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其在目标维度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未来发展中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同价值引领下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推进。再次,共同价值不仅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容,而且规范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发展方向,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性构建,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充实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含。共同价值是人类整体发展中责任与义务的有机统一。从当今国际的基本现实而言,共同价值是各主权民族国家的发展权益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践行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只能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将人类发展命运的决定权交还给各国人民,让人民在理性思考与实践中深刻体悟“自我”的真实责任与义务,全球人民才能在普遍的价值共识中携手构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也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共有的地球家园。

周波^[10]（2019）在《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学是高校教师的首要职责,无论何种类型的高校教师都应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自身的根本使命。然而,当前高校教师存在着忽视、放逐、遮蔽教学等教学价值自发现象,进而导致高校教学质量的下滑等教学危机。本研究以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发为研究问题,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调查法,从高校教师的内在维度探讨了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缺失的表现、成因与实现理路,以引导和促进高校教师从教学价值自发走向教学价值自觉。本研究从生命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立场与视角提出和分析了人是实践的价值性生命存在。认为生命价值是人的根本价值追求;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超越性的活动,是人的生命价值实现与提升的根本途径,进而建立“实践与人的生命价值”的分析框架,并系统分析了人的生命特征与生命价值追求,奠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教学实践和高校教师生命价值的内在关系,探讨了自觉的内涵与特征、教学本质与教学价值、教学价值自觉的生命价值意蕴、特征与主要判断标准等。认为教学是高校教师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和生命价值实现与提升的重要途径,生命价值是教学内在价值的重要内容,是影响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探讨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应遵循的维度与立场;生命价值实现与提升应是高校教学的本源之意和根本价值追求。教学价值自觉以具有明确的生命价值取向、崇高的生命价值理想、高扬的生命价值主体性和生动的教学实践等为主要判断依据,具有“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相统一、内在动力推动、坚定的生命价值立场、清晰的生命价值意识、教学的自由自觉性、教学主体生命的共同成长等特性。分析了生命价值和教学价值自觉的内在关系,描绘了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的图景,为理解高校教学的应然状态提供了“样板”。通过调查发现,部分高校教师存在着教学内生动力不足、教学意愿与主动性不强、教学投入不够等教学价值自发现象;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缺失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在因素对其影响更具有根本性。导致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缺失的主要内在因素包括:一是认识上的偏颇,主要包括教学本质及其价值认识的肤浅化、传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对高校教师角色认识的迷失等;二是高校教师教学理想信念的缺失,主要包括远大教学价值目标的虚无与短视化等;三是生命立场的缺位,主要包括高校教师生命意识淡薄、生命价值的缺失、生命主体性的缺失等;四是工具理性的横行,主要包括高校教师教学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经验主义、虚无主义的盛行等。实现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发走向教学价值自觉:一是深化对高校教学的科学认识,包括深入认识教学的本质及其价值、深刻理解和扮演好教学者角色、树立教学学术理念;二是自觉树立崇高的教学理想,包括引导高校教师充分认识教学理想的重要性、自觉加强教学反思、提高教学自信、加强高校教师教育;三是坚定高校教学的生命立场,包括理解高校教学的生命尊严、唤醒高校教师教学的生命意识、激发高校教师教学的生命成长需求、增强高校教师教学的生命体验;四是增强高校教师教学认同,包括增强教学者角色认同、教学专业认同、教学情感认同、教学价值认同;五是扎根教学实践积极主动作为,包括在教学实践中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培育教师主体性、提升教学能力;六是营造与构建高校教师潜心教学的文化,包括构建良好学术生态、培育高校教师教学专业文化与学习型高校教师文化、健全高校教师重视教学的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

二、作为前提批判的价值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作为前提批判的价值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身份犯共犯问题研究 ——兼论刑法理论的视域和论域（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价值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作为前提批判的价值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凯尔森相对正义观研究[D]. 李佳林. 沈阳师范大学, 2021(12)
• [2]身份犯共犯问题研究 ——兼论刑法理论的视域和论域[D]. 张玮琦.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8)
• [3]我国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标准的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怀特海价值理论的审思[D]. 林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4]马克思价值哲学思想研究[D]. 王然. 大理大学, 2020(05)
• [5]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6]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D]. 江午奇. 山东大学, 2020(08)
• [7]技术设计价值冲突问题研究[D]. 王娜.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研究[D]. 郭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D]. 桑建泉.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高校教师教学价值自觉研究[D]. 周波.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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