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全国各地区非农业、农业人口统计表（论文文献综述）
祝洪章[1]（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张佰发[3]（2020）在《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多维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测度城镇化率多使用常住人口单一指标,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城镇化发展状况,基于此本文以全国2851个区县为样本,使用户籍人口、土地利用遥感影像及夜间灯光遥感影像数据,计算全国区县1995-2015年的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经济城镇化率,同时将全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经济板块和东北地区、华北沿海、华东沿海、华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八大经济区域,以分析各城镇化率在不同行政单元和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人口、土地、经济三种城镇化率赋权1/3,相加后构建出综合城镇化指标,同时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行对比检验,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测度区县真实城镇化率。此外,使用行政属性（即是否为城市群、省会、市辖区及三者交互项的虚拟变量）和地理属性指标对全国各区县2015年综合城镇化率进行回归,以探究其对城镇化的影响。通过计算及分析结论如下:（1）人口城镇化呈现北方边境高值区和东部沿海高值区构成的“人字形”格局,且随着时间进一步加强。2851个区县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由1995年的27.49%增加至2015年的38.62%,年均增长率为1.71%。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拉大,但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时间缩小;（2）土地城镇化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相较于东西分异南北差异规律更为明显,位于北方的四个经济区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南方的四个经济区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51个区县土地城镇化率平均值由1995年的34.46%增加至2015年的50.37%,年均增长率为2.63%。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减小,但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着时间拉大;（3）经济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2851个区县平均值由1995年的31.22%增加至2015年的46.68%,年均增长率为3.10%。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差距逐渐拉大,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也随着时间逐渐拉大;（4）三种城镇化对比分析,发展水平方面:土地城镇化率>经济城镇化率>人口城镇化率;发展速度方面:经济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分析,人口-土地-经济三种城镇化耦合度在5个年份中均高于80%,但耦合协调度不足60%,表明高耦合低协调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特征。同时土地扩张型和效率优先型区县个数较多,均超过1000个,而人口扩张型区县占比较少,进一步表明区县城镇化存在不协调问题,且土地扩张型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效率优先型多位于中部地区和东部沿海,人口扩张型集中在西部内陆和西北边境地区;（5）综合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其东西差异按照胡焕庸线分布。2851个区县平均值由1995年的31.06%增加至2015年的45.23%,年均增长率平均值为2.67%。同时市辖区-非市辖区、省会-非省会,城市群-非城市群间和四大经济板块、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随着时间先增加后缩小;（6）与传统测度方法进行对比,2000年和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37.80%、46.65%,综合城镇化率平均值分别为33.54%、41.39%。10年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综合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平均值分别为4.03%、2.80%,表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过高、过快地估计了我国区县城镇化进程;（7）市辖区对城镇化推动作用最为明显,省会身份次之,城市群最弱。但进一步分析,位于城市群的区县城镇化水平要远高于非城市群区县,表明城市群战略对提高城镇化率、区域协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发展中要大力实施城市群战略。地理属性各指标对综合城镇化率影响差异较大,河网发达的区县城镇化率较高,而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和坡度大于15度面积比重则是限制我国区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地理因素。
王惠[4]（2020）在《潘安湖区域演变与转型发展优化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州市贾汪区是典型的因煤成矿、缘矿建城的资源型矿区,自1882年起,至今具有近一百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煤炭资源枯竭,原本充满发展活力的矿区,因矿井的关闭而逐渐沉寂,经济发展随之走入低谷。2011年,贾汪区被国家发改委评定为资源枯竭型矿区,标志其进入后矿业时代。2008年,江苏省政府提出振兴徐州老工业基地,同年,徐州市政府主导编制了《徐州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规划》。在此规划基础上,贾汪潘安湖区域被选做徐州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项目示范区。以政府引导、生态优先的矿区生态修复和经济转型的“徐州模式”由此拉开序幕。经过10年的规划建设,原本煤矿全部关闭,经济严重衰退,遗留有大面积的采煤塌陷地和其他采矿迹地的潘安湖区域,随着破损生态的修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潘安湖作为采煤塌陷积水区通过生态修复和调控成为国家级生态湿地的成功,使得这一地区生态、经济和社会均不同程度地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潘安湖考察塌陷地生态修复的成果,他夸赞贾汪转型实践做得好,现在是“真旺”了,并强调,塌陷区治理要坚持走符合国情的转型发展之路,打造绿水青山,并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但是,作为一个逐渐转型的煤矿区域,如何平衡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矛盾依然突出,如何引导区域转型合理选择路径,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以潘安湖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煤炭资源开采下其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探究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转型发展目标,明晰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从而提出相关的优化对策与建议。本研究以煤炭发展及其影响为主线,在宏观层面上将贾汪发展划分为形成期、发展期、繁荣期以及转型期。分析了煤炭发展对贾汪道路交通、城镇格局、规划引导、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具体研究了潘安湖区域的形成、发展和转型,总结了研究区域煤矿发展和以采煤塌陷地为主的采矿迹地对道路交通、城镇格局、产业发展、空间格局和规划引导等方面的影响;其次通过构建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演变的驱动力因子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自然及人文两方面定性兼定量地分析了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及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转型发展的规划目标,通过实地调研明晰了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的现状问题,讨论了类似区域转型发展的目标和原则,进而结合潘安湖的实际情况,从产业转型、基础建设、空间管控、综合社会结构网络构建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转型发展优化策略,以期对我国煤炭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该论文有图51幅,表14个,参考文献86篇。
张剑[5]（2020）在《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与居留意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现象,社会发展水平在地区之间的差距,使得各地区无形中具有不同的吸引人口迁入的拉力和导致人口迁出的推力。统计数据显示,到2018年初,就省区而言,全国仅东北地区常住人口较2010年有所减少,且有研究预判,2010-2050年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表现为持续下降趋势。人口变动,特别是机械变动,对东北地区发展存在显着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探究东北地区流出人口基本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省外居留意愿和返乡回流意愿等问题,对解决当前东北地区存在的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东北地区流出人口在流入地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东北地区流出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上海和海南等省市区,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且气候对地区流入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显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北地区流出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和返乡意愿现状,以及影响居留意愿和返乡意愿的相关因素。总体来看,有近七成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从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层面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就业单位性质、现在的住房性质和每月的生活成本对其居留意愿有显着的影响;在流动经历层面中,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居留时间、总流动时间和流动原因对流动经历变量中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较为显着的影响;社会关系方面,在流入地具有中等社会关系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对较高。从返乡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看,年龄对返乡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在20-49岁年龄组中,年龄越大,返乡意愿越高。经济生活因素对流出人口返乡意愿呈现出多样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住房支出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有反向影响,住房成本较高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较低;现有住房性质中,“单位、雇主、政府提供房”的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返乡意愿;从流动人口总流动时间来看,流动人口自身总流动时间越长,其返乡回流的意愿就越低。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对居留意愿值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居留意愿值的空间分布与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不具有特定的关联性。从影响居留意愿地区差异的因素来看,经济生活消费因子、自然气候因子、二产就业贡献及失业水平因子、城市环境因子和人均医疗设施水平因子对各地区居留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流动行为的发生以及流入地区的选择,更多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赵娜娜[6]（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通[7]（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杨智鉴[8]（2019）在《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城镇化过程中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到城镇就业,同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引起农村人口非农化,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产业结构合理化支撑了城镇化。无论城镇化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都引起了农村人口收入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在提高时,国家统计局于2016年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5,反映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旧严重。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产业服务化倾向不足的问题,不利于农村人口收入提高。同时城镇化提高了外部成本,加剧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中服务化倾向不足。在现有的文献中,从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研究不够深入。而且湖北省作为中部崛起重要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研究湖北省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首先,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概念的界定,分别阐述了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相关理论。其次,根据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省农村统计年鉴数据对湖北省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进行描述。再次,通过理论及相关文献结合现状,加强了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理论上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假设。然后,本文样本选取为湖北省13个地级市2005年到2016年156组面板统计数据。运用中介变量、构建交互项量化分析方法。从农村非农化衡量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角度,实证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间影响路径更为清晰,实证结果符合本文假设。提高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将产业结构调整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利,同时产业结构高度化受城镇化影响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利,产业结构合理化加强了城镇化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议:在缓解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上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继续突出农村优先发展。在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协调发展上全面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施益军[9]（2018）在《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方针,可以说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新常态背景下国家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和实现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地域广大,区域差异显着,城镇化水平也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超前和滞后型地区并存。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是对各城镇现阶段综合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总体评价,通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区域内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方面可以可以全面的认识我国当前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揭示当前阶段各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演化特征,从而为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协调有序的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对策。因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科学有效的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方法的构建对制定未来城镇化战略有着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是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研究基础的夯实和拓展。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出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对本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本文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做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发展的基础研究、城镇化发展实证及评价研究和城镇化空间效应的研究三个方面总结和梳理了目前关于城镇化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尺度,同时从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及发展问题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目前城镇化发展现状;构建了基于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发展规模评估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QS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和动态分析模型（DCLM）。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空间权重,构建以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差异模型为主的空间效应分析模型,并基于此进一步构建了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模型和驱动力分析模型。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基于构建的理论模型对全国286个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规模、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样本城镇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指数、偏离度指数和向好速率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对全国286个样本城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进行分析,通过空间差异性分析对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实际变化进行了分析。此基础上,通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化驱动机制分析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力。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总结本文研究主要结论,提出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启示和建议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并根据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下一步研究推进和深化做出展望。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全国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规模整体较为稳定,变化幅度较小,但地域间差异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2）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质量水平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区间,但个别年份受到具体政策因素和宏观环境影响存在波动,不同区域间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差异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3）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维持在稳定区间内,整体上下浮动较小,并且整体协调水平在逐步提升,但区域间协调水平差异仍较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4）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来看,城镇化进程中“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方式有所改变,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改善明显,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在不断提高;（5）全国各样本城镇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和地区辐射效应;（6）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差异变化较小,收敛趋势和发散趋势均不明显;（7）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协调水平整体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演化的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在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演变中,内源力是首要影响因子,其次是行政力水平和投资力水平的影响较大,市场力和外向力影响次之。
吴越菲[10]（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二、2000年全国各地区非农业、农业人口统计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全国各地区非农业、农业人口统计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耕地 |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 二、变量解释 |
| 三、数据来源 |
| 四、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 二、变量与数据 |
| 三、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表附录 |
| 图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多维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数据来源 |
| 2 城镇化研究综述 |
| 2.1 城市化概念 |
| 2.2 城市化与城镇化 |
| 2.3 城镇化发展规律与理论综述 |
| 2.4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 |
| 2.5 理论基础 |
| 2.5.1 系统论 |
| 2.5.2 不平衡增长理论 |
| 2.5.3 人地关系理论 |
| 2.5.4 诺瑟姆曲线理论 |
| 3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格局演进 |
| 3.1 人口城镇化时空演进格局 |
| 3.1.1 人口分布基本格局 |
| 3.1.2 人口城镇化率测度及差异分析 |
| 3.1.3 小结 |
| 3.2 土地城镇化时空演进格局 |
| 3.2.1 土地分布基本格局 |
| 3.2.2 土地城镇化测度及差异分析 |
| 3.2.3 小结 |
| 3.3 经济城镇化时空演进格局 |
| 3.3.1 数据处理 |
| 3.3.2 模型检验 |
| 3.3.3 经济城镇化测度及差异分析 |
| 3.3.4 小结 |
| 4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发展类型探索 |
| 4.1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耦合度分析 |
| 4.2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分析 |
| 4.3 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类型探索 |
| 4.4 小结 |
| 5 综合城镇化分析 |
| 5.1 综合城镇化测度及差异分析 |
| 5.2 对比常住人口城镇化分析 |
| 5.3 小结 |
| 6 回归因素探究 |
| 6.1 行政属性因素探究 |
| 6.2 地理属性因素探究 |
| 6.3 小结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创新点 |
| 7.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潘安湖区域演变与转型发展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2 研究基础概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国内外煤炭资源型地区转型研究进展 |
| 2.3 国内外采矿迹地再利用研究进展 |
| 2.4 理论研究论述 |
| 3 煤炭资源矿区贾汪的发展演变 |
| 3.1 城市形成期(1880-1948年) |
| 3.2 城市发展期(1949-1977年) |
| 3.3 城市繁荣期(1978-2000年) |
| 3.4 城市转型期(2001年-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4 潘安湖区域发展演变 |
| 4.1 潘安湖区域发展概况 |
| 4.2 潘安湖区域煤炭发展沿革 |
| 4.3 行政区划的调整变迁 |
| 4.4 潘安湖区域发展演变 |
| 4.5 本章小结 |
| 5 潘安湖区域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 |
| 5.1 潘安湖区域发展演变特征 |
| 5.2 发展演变驱动力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
| 5.3 发展演变数据收集与整理 |
| 5.4 驱动力因素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优化策略研究 |
| 6.1 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 |
| 6.2 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目标与原则 |
| 6.3 潘安湖区域转型发展优化策略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与居留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一)东北地区 |
| (二)流动人口 |
| (三)居留意愿与回流意愿 |
| 三.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四.数据来源及样本选取 |
| (一)数据来源介绍 |
| (二)样本选取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一.人口迁移相关理论 |
| (一)莱文斯坦(E.G.Ravenstein)迁移规律论 |
| (二)推—拉理论 |
| (三)托达罗(M.P.Todaro)预期收入理论 |
| 二.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相关研究 |
| (一)人口迁移及分布相关研究 |
| (二)人口迁移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三)人口迁移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 |
| (四)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相关研究及评述 |
| 三.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相关研究 |
| (一)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相关研究 |
| (二)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
| 一.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格局 |
| (一)东北地区流出人口基本特征分析 |
| (二)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格局 |
| 二.东北地区人口流出影响因素探讨 |
| (一)区域经济发展因素 |
| (二)社会因素 |
| (三)政策、制度和其他因素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居留意愿分析 |
| 一.流出人口目的地居留意愿及返乡意愿状况分析 |
| (一)居留意愿与返乡意愿总体状况 |
| (二)居留意愿与返乡意愿特征及其群体性分异 |
| 二.流出人口目的地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模型、变量选取及其赋值 |
| (二)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分析 |
| 三.流出人口返乡回流意愿影响因素探究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 |
| 一.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分析 |
| 二.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变量选取 |
| (二)相关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 |
| (三)因子显着性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总结探讨 |
| 三.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城镇化 |
| 二、产业结构调整 |
| 三、城乡居民收入 |
| 第二节 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 |
| 一、城镇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三、收入差距理论 |
| 四、本节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
| 第一节 湖北省城镇化现状 |
| 第二节 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
| 第四节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关联性 |
| 第五节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关联性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
| 第一节 城镇化效应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高度化在城镇化中效应 |
| 第四章 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样本选取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产业结构高度化效应实证分析 |
|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在城镇化中效应实证分析 |
| 三、城镇化效应实证分析 |
| 四、产业合理化效应实证分析 |
| 五、控制变量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稳定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
| 二、继续突出农村优先发展 |
| 三、全面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9）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 研究背景 |
| 1.1 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和转型期 |
| 1.2 我国城镇化协调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 |
| 1.3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国家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 |
| 1.4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是城镇化研究的基础 |
| 2 研究意义 |
| 2.1 理论意义 |
| 2.2 实践意义 |
| 3 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
| 3.1 研究目标 |
| 3.2 主要内容 |
| 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城镇化发展相关研究及评述 |
| 1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1 概念界定 |
| 1.2 理论基础 |
| 2 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基础研究 |
| 2.1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 2.2 城镇化发展内容研究 |
| 2.3 城镇化发展方向研究 |
| 2.4 城镇化发展经验总结研究 |
| 2.5 小结 |
| 3 城镇化发展评价及实证相关研究 |
| 3.1 城镇化规模评价 |
| 3.2 城镇化质量评价 |
| 3.3 城镇化水平评价 |
| 3.4 城镇化协调性评价 |
| 3.5 小结 |
| 4 城镇化空间效应相关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及城镇化发展现状 |
| 1 研究范围和研究尺度界定 |
| 2 我国城镇化发展概况 |
| 2.1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 |
| 2.2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2.3 当前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理论模型的构建 |
| 1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理论模构建 |
| 1.1 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体系构建 |
| 1.2 城镇化发展规模测度体系构建 |
| 1.3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与权重确定 |
| 1.4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 |
| 1.5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分析模型 |
| 2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效应及其格局演化驱动力分析 |
| 2.1 空间权重的确定 |
| 2.2 空间相关性分析模型 |
| 2.2.1 空间全局自相关模型 |
| 2.2.2 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 |
| 2.3 空间差异性分析模型 |
| 2.4 时空格局演变及主要驱动力分析 |
| 2.4.1 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分析 |
| 2.4.2 时空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
| 1 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与分析 |
| 1.1 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测度 |
| 1.2 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分析 |
| 1.2.1 整体变化趋势 |
| 1.2.2 水平值区间划分及分布 |
| 1.2.3 地域空间分布 |
| 2 中国城镇化发展规模测度与分析 |
| 2.1 城镇化发展规模的测度 |
| 2.2 城镇化发展规模的分析 |
| 2.2.1 整体变化趋势 |
| 2.2.2 水平值区间划分及分布 |
| 2.2.3 地域空间分布 |
| 3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
| 3.1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耦合度测度与分析 |
| 3.2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
| 3.2.1 整体变化趋势 |
| 3.2.2 水平值区间划分及分布 |
| 3.2.3 地域空间分布 |
| 4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动态分析 |
| 4.1.1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路线拟合 |
| 4.1.2 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指数 |
| 4.1.3 城镇化协调发展偏离程度指数 |
| 4.1.4 城镇化协调发展向好速率指数 |
| 第六章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效应及其驱动力分析 |
| 1 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和确定 |
| 2 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效应分析 |
| 2.1 城镇化发展空间相关性分析 |
| 2.1.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1.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 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
| 3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
| 3.1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分析 |
| 3.2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
| 3.2.1 城镇化协调发展演变动力机制探讨 |
| 3.2.2 理论模型与变量选取 |
| 3.2.3 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演变驱动力实证分析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启示及展望 |
| 1 主要结论 |
| 2 主要启示和建议 |
| 2.1 稳步推进城镇发展规模的有序增长 |
| 2.2 推进城镇发展提质升级,着力提升城镇发展质量 |
| 2.3 提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促进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 |
| 3 可能的创新点 |
|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 各类数据及代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四、2000年全国各地区非农业、农业人口统计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多维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D]. 张佰发. 河南大学, 2020(02)
- [4]潘安湖区域演变与转型发展优化策略研究[D]. 王惠.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5]东北地区流出人口目的地空间分布与居留意愿研究[D]. 张剑.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7)
- [6]“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8]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 ——以湖北省为例[D]. 杨智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D]. 施益军. 南京大学, 2018(06)
- [10]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标签：社会流动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论文; 农业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