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开始——下岗女工的故事

一、从头再来——一位下岗女工的故事（论文文献综述）

高祎博^[1]（2021）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文中提出本论文试图对“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从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发生入手,对小城叙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其历史价值和文学意义,也关注其小城镇叙事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即“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对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的文学呈现、记录以及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复杂多样的人文体验、美学特征。第一章,着重考察“70后”作家成长背景。小城镇是相当一部分“70后”作家少年时期的成长之地与当下的生活空间。小城镇和“70后”作家之间有着天然的关联,这是“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的先天性优势。“70后”作家对小城镇书写多是从日常生活切入,以商街和工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城市化不断拓进的当代社会,小城镇正在成为都市的模仿者,但有限的生活区域增强了对于外部世界无限的想象。第二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即小城镇青年群体。徐则臣、石一枫、阿乙等作家塑造出一批漂泊的“城市异乡人”形象;田耳、张楚等作家塑造了那些不曾离开故乡的“在地者”形象。小城镇青年群体中有命运跟随国家改革政策而起落的青年工人,也有坚持文学梦想不曾放弃的写作者,他们以火车、地图、星空、望远镜为象征符号展开想象,他们的身与心在故乡与世界之间徘徊不定。第三章,主要探讨“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对于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关系的思考。在“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感受到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性的消费主义对小城镇人际关系的冲击。对父子、夫妻关系的影响、塑造,对边缘群体的叙事隐含着“70后”作家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摆脱传统伦理关系带来的精神束缚,又呼唤传统伦理秩序回归。第四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当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关系。“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是面向当代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文学书写。“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事以社会事件作为切入点,站在底层视角,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人生痛点与精神疑难,用细密的笔法描绘出时代变迁中小城镇变化:从物质生活到价值观念乃至思维观念的骚动、渐变。以房伟和马笑泉的作品为例,透过个体命运,折射出国企改革、城镇化建设等大的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理想化的人文情怀。第五章,主要分析“70后”作家小城叙事与现代主义即先锋文学的关系。70后作家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忠实读者与文学精神的继承者,在城镇叙事中,他们用充满象征与隐喻的叙事策略,营造出小城镇作为闭合环境的荒诞氛围。本章以金仁顺、黄孝阳、瓦当等作家为例,分析“70后”作家设置的超越常理的人物关系,在那些离奇乃至诡谲的情节背后,叙事的主旨仍在于揭示和描绘世界与人生的无常,现实的变幻莫测。

崔桂武^[2]（2021）在《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自1990年起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是文学转型。文学转型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形成与延续的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向当代社会转型文学的转型;一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写作向城市文学写作的转型。这两个转型标志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充分体现在“70后”作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这使得本选题就有难得的研究价值。“70后”作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登上当代中国文坛,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来,围绕“70后”作家的“两次崛起”,读者和评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重要原因是,“70后”崛起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大转型的时间。在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中,“70后”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创作实绩。时至今日,“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来审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给予客观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本论文定位于自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研究。绪论部分梳理整合三十年来“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从“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向度展开,概括分析“70后”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部分对研究中涉及到的“70后”作家、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城市认知、城市体验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第二章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与“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70后”作家及其城市文学创作何以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时代到来等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此期学界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文学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读者消费趣味的世俗化等,则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综合评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围绕“70后”作家群体的命名与身份建构、其城市文学的出场与特色书写、其进行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包括第三到第五章,分别从“底层书写”“精英书写”和“女性书写”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论文第三章为“底层书写”。本章分别对“70后”作家城市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城市乡民、城市平民等三类城市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后的风光不再、再度出发,生活困顿、精神迷惘以及失业不失志等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写出了城市乡民移居城市后人生漂泊的迷惘与执着、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对于城市普通原住民,“70后”作家写出了他们烦恼生活、诗意光阴的烟火气和世俗性。论文第四章为“精英书写”。本章重点对“70后”作家笔下书写的怀有精英意识的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精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知识精英、白领精英和企业精英,在面对城市消费化、商业化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在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其平民化书写姿态,能见出“70后”作家作为同代人的思索与进取、“个人化”书写特点以及在审美超越维度上的缺失等写作状况与特征。论文第五章为“女性书写”。本章重在研究“70后”女性作家“身体诉说”视角下的城市女性的另类生存状况,展现社会经济转型、消费文化兴起的城市带给女性“性”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的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由来、现实原因以及作家自身原因三个角度探究了“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何以要用“身体诉说”这一重要问题。论文第六章为论文的结论,集中分析概括了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章重点阐释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从而概括出其独有的“代际”作用与意义,即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开始共存相伴;文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文学叙事从宏大历史叙事走向日常叙事。第七章是本论文的结语。本论文认为,与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创作缺失宏大叙事、人文关怀,与“80后”商业化写作成熟模式相比,“70后”商业化写作又有所欠缺;“70后”作家最初登场是以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为文坛瞩目,文坛对其命名与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商业等文学内部与外部因素使这一作家群体成为“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全面考察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可以见出“70后”作家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全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生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丰富、拓展了城市文学创作的领域和空间,同时,其在城市文学创作多个领域进行着的探索尝试,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记录和文学留痕,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文坛应给予肯定与确认。

徐畅^[3]（2020）在《国企改制后“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厂区电影”,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以来,以国企改制和厂区变迁为背景,展现下岗工人及受此影响的工人后代生活的影片。它是九十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以来形成的一种新的电影题材类型。相比于上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工厂影像,和“十七年”时期、改革开放前期的工业题材电影,此类电影与此前最大不同便在于呈现了“创伤叙事”的特征。从纪实性的叙述与言说,到喜剧式的抚慰与和解,再到怀旧式的回望与疗愈,面对国企改制中的创伤记忆,“厂区电影”顺着中国工业改制发展的大势,在叙事上大致勾勒出了一条“暴露创伤—消解创伤—超越创伤”的衍进路径。在创伤叙事的方法之上,“厂区电影”中“空间”和“身体”这两个反复出现的元素通过电影影像对国企改制的创伤记忆进行了重要的表达和叙事,于无声处构成了对于国企改制创伤记忆生动的隐喻。“厂区电影”对工人群体创伤的叙事冲破了以往“遮蔽”与“阵痛”的文化逻辑,呈现了以工人受难者身份为中心的逻辑建构,表达了国企改制后下岗工人迷惘“孤儿”及怀旧“异乡人”的文化心态。“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对于一个时代集体记忆有意识的反顾,在创伤中抵达了更为丰富的现实,也为反思和疗愈这段创伤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前的创作仍存在着商业化、媚俗化等一些值得警惕的弊病,有待在体认过往创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寻重建和超越创伤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能量。

高露洋^[4]（2020）在《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是对中国改革历程的生动记录,内在蕴含了民族国家、现代化、改革之丰富语义,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表征符号。思考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创作,有助于审视中国改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探究改革政治的多重面向,为反思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域。首先,工业小说中改革政治的核心内涵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科学技术为方法,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工业小说始终将国家置于现代化的时间序列上,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现实,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受文化保守主义影响,部分工业小说尝试将儒家文化、家族文化等传统文化内核与工业生产、企业家精神相结合,试验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促进现代化的可能性与代价;“工业史”小说则尝试修复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叙写工业历史,缓释当下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期工业小说中继续以“红”与“专”的形式得到呈现。知识分子作为科技的主体成为叙述的中心,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从属地位,但知识分子的留洋与工人为国分忧,暗示了“红”与“专”的对立。科学管理一方面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必要方法,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工人将科学管理视为压迫自身的方法。工人在失去科技话语权后,只能成为被管理的劳动力。新世纪工业史小说将“红”与“专”统一起来,工人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既保证了工人文化的延续,又掌握了科学技术,完成了新世纪关于“又红又专”的想象。打工小说赋予“南方”以现代化的象征功能,集中呈现了打工者追求现代文明过程中的热望与代价,亦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南方或是现代文明的等价物,隐含了城与乡、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结构;或是检验劳动致富的实践空间;或是封闭的城市,拒绝打工者的闯入;或是生活的寓所,承载了打工者所有的喜怒哀乐。打工小说中的南方具有多样化的价值属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表意空间。其次,改革的推进伴随着阶层分化等社会矛盾的出现,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工业小说与改革进程相呼应,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整合出现分裂的社会认同,修正社会对改革的认知。这突出表现在干部群像的改革实践以及对工人苦难的想象。不同阶段的改革实践赋予了干部形象特殊的政治意图和身份想象:他们或以“开拓者”之姿态表征国家改革的坚定意志;或以自身的失败反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必要性;或被“污名化”处理,成为改革代价的道德镜像;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探求解决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资本逻辑矛盾的可能性。总之,干部形象的多种类别充分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历时性与复杂性。工业小说中的苦难书写不仅仅在于展示苦难,更在于赋予苦难意义,达到阐释苦难的目的。《抉择》将苦难道德化,肯定工人对苦难的承担,通过惩治腐败回报工人对国家的忠诚,修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消解了现实苦难的悲剧意义。《车间主任》认为苦难源于工人缺乏改革意识,苦难的克服有赖于工人自我的蜕变,简化了苦难生成的复杂性。《问苍茫》将苦难归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借助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寻找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最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退失据。《无碑》将苦难视为打工者融入现代文明的必要代价,以个人奋斗的失败反思资本逻辑中的劳动美学。最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书写工业历史,记忆工人文化,想象工人未来,成为工业小说创作的中心。在后工业社会,工人文化的再生产分化成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工人文化的浪漫怀旧,反思改革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冲击,抚慰工人群体的精神伤痛,重建工人文化的当代价值;一是消解工人文化的崇高性,突出工人的失败图景,突破工业小说传统的叙述模式。两种路径都存在明显的认知偏见,彰显了后工业社会记忆工人文化的难度。

闫洁^[5]（2020）在《论路内的工业题材小说书写》文中认为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新的工业题材小说书写尝试,路内是其中之一。路内作为70后代表作家之一,目前着有长篇小说七部,短篇小说集一部,其中五部作品都可以被划分到工业题材小说的范畴。他的书写不同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本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工业题材小说的背景,对代表作品进行了历时性梳理,综合多位学者的研究,讨论了工业题材小说的概念,综述了路内作品的研究现状,指出选题原因和创新点,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分析路内工业题材小说戏谑言说的语言特征。在叙事方面多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拥有“在场者”的叙事优势,运用多种叙事方式融合了看似矛盾的预言与追忆;用戏剧化的语言风格遮蔽内在现实的痛感,呈现出油滑粗鄙、反讽批判、幽默调侃的文字风格;以荒诞式的典型的闹剧场景、喜剧场景和混战场景的故事情节描绘了工厂视阈下的工人群像。第二章论述了路内对往事的情怀,这也是他工业题材小说的灵魂所在。他一次次地书写工业题材小说,构建出“路小路们”的青春图景,以“寻找”为此类型小说的创作母题,试图寻找理想国度—“黄金海岸”。此外,他对工厂的特殊情结和对九十年代的牵挂也是他数次书写工业题材小说的源动力之一。第三章论述路内采用个人化的方式揭示了计划经济下的时代弊病。他关注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惨淡,但无意于痛心疾首地控诉时代,而是将复杂的社会背景铺设于人物命运之后。他在沉淀过后重新审视工厂,表达出自己独立的思考。结语部分在综述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路内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为泛工业题材小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借鉴,并对未来工业题材小说的发展寄予期待。

孙蕴芷^[6]（2020）在《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文中研究表明“现实主义冲击波”是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文学思潮,其文学影响与文学史的意义不容低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回潮中的重要一环,它深度参与了对“85新潮”延续至1990年代初遗留下的过度形式实验、私语化、封闭式等问题的纠偏,重启文学介入现实的对话,为沉闷已久的文坛带来新气象,对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但目前学界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研究局限于从代表作家作品的艺术价值、思想深度等层面进行分析,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未能将其“发生—发展”的脉络做一个清晰梳理,缺乏一种“大历史观”的视野。因此,本文旨在从1990年代市场经济、文学机制变动等方面发掘“现实主义冲击波”现象发生的原因,完成对此现象脉络的梳理,把在某种程度上“被压抑”的文学现象重新打捞出来,对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所遮蔽的许多问题重新发掘,意在与199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对话,打破主流文学史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固化评价,试图用相对整体和贯通性的历史视野来重新评价“现实主义冲击波”。具体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章,讨论1990年代期刊造势下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从1990年代期刊生产机制的变化所衍生出的1990年代文学期刊与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入手,具体考察“三驾马车”话题的制造、《时代文学》《上海文学》“编者的话”专栏、国家文艺政策主导下《文艺报》《人民文学》等代表性期刊与“现实主义冲击波”之间的隐秘关联等,完成对其“发生—发展”脉络的勾陈。第二章,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对改革文学的继承与突变,通过对两类作品的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结合社会背景、国家政策、文学内部的嬗变等考量1980年代发生的改革文学对于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影响。“现实主义冲击波”突破了改革文学与国家话语之间的“并轨”状态,将视线下移至“改革”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同时文本内部的“撕裂”隐含着“改革”无法克服的“悖论性”问题,因而呈现出与国家话语之间的“脱轨”。第三章,讨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对新写实小说的回应和拓展。80年代末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担任了 90年代现实主义回潮的“先声”角色。“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方面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对于“生活状态”/“生存本相”的还原式呈现,另一方面相较于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从“场域”和“身份”两大层面完成“写作对象”的转换。此外,“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更着意于表现社会转型期个人与集体的复杂关系,在致力弥合“改革”与个人之间“裂隙”的同时又忽视了自我欲望的合理性表达。第四章,关注新世纪文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定位问题,深入考察同为现实主义回潮中的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世纪“底层文学”之间的关联性,同时围绕90年代批评家对“现实主义冲击波”所产生的“两极化”批评现象,探究隐藏在该批评现象背后90年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问题,并对“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的局限性予以客观评价。

刘钰^[7]（2020）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独立纪录片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创作者以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为主要拍摄对象,用影像记录与阐释了多种多样的中国文化。中国独立纪录片与传统的、官方的纪录片相比,具有强烈的独立精神,这得益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者不受体制内身份的制约、不受商业上资金的裹挟、不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以一种自由、独立的个人化书写方式来进行影像书写。本论文在绪论中对此选题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以及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了详细阐释。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第一章对中国独立纪录片进行了界定并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第二章从文化人类学与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关系出发,分析了文化人类学的核心议题——文化,探讨了中国独立纪录片与文化人类学在研究领域的重合之处、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与文化人类学学者在工作方法上的相近之处;第三章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所重点书写的文化种类;第四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记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参与观察的记录方式、“单点介入”的记录视点、作者化的长镜头“机内剪辑”三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对影像进行记录的方式;第五章从中国独立纪录片对文化的影像阐释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视听语言、个人化写作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独特的影像阐述方式;第六章依据笔者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各方面的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出中国独立纪录片影像书写的现存问题,并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对此提出改进方案并指明未来创新发展方向。

崔晓强^[8]（2019）在《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后,我国在城镇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会体系,国有企业作为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享受到优先配给的公共资源,资源壁垒促使国有企业内生出较独立的公共空间,工厂职工在其中工作、生活,形成典型的社区团体,形成特殊的群体意识——社区身份。上世纪八十年代萌发,九十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打破了原本泾渭分明的资源壁垒,工厂职工的生活半径被大大拓展,曾经的工人社区的规范性日益淡化。在国企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受哪些因素影响而建构?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工厂形象历经怎样变迁?国企工人对不同阶段的社区身份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工人的集体记忆与媒体的媒介记忆是否重叠,有何异同?本文按照历史变迁的脉络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做出回答。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原安徽省蚌埠市金光钢厂,上世纪六十年代受三线建设影响,金光钢厂于大别山区起步,改革开放后异地搬迁至蚌埠市,其主营产品轮辋钢曾占据全国22%的市场份额,最终落幕于国企改制浪潮。本文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将多位原金光钢厂职工、中层领导、职工子女作为重点访谈对象,记录他们口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下的身份变迁与个人记忆。此外,本文留意挖掘在集体记忆之外个人记忆及行动“偏差”的情况,讨论了较少关注的国企工人内部分层现象,在描绘较统一的身份变迁之余记录下个人意识的萌发。本文将国企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分为“单位人”“厂里人”“下岗工人”“社会人”四个阶段。本文认为在“单位人”身份是由单位制由上而下主导建构,又通过独立的企业体系和与农民的对比增强的;伴随企业效益的增加带来的多项福利将“单位人”身份强化成“厂里人”;又因国企改制后经济、社会地位的滑坡产生被边缘化的认知成为“下岗工人”;进入社会后,不论是被迫转移失落情绪还是自我角色的主动苏醒,经过一段较漫长时间后实现成“社会人”的转变。研究发现,历经国企改制后,转型成“社会人”的国企职工仍然保留曾经的社区交往轨迹,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转化为基于共同志趣的互动空间,这个互动空间迎来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由于参与者的老龄化日渐难以维系。而作为曾经赖以生存的实物社区,则由于人员的流动逐渐淡化国企色彩,在保留些许地域特色之余已融入所在城市。关于工厂的集体记忆与媒介记忆在工厂的繁荣年代较为一致,红火的生产车间、富足的物资供应是该时期的共同底色,而媒体则鲜有对破产时期工厂的报道,显示出该阶段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错位。最后,本文认为,尽管有不同的原生家庭和个人志趣,坚持奋斗、努力生活是历经风雨的国企工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曾被单位制下的荣光照耀也被国企改制所裹胁,如今面对潜在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感到忧虑。他们无法为大时代变迁买单,却被历史的进程打下深深的烙印。如今,如何存证这段历史,如何回应他们的需求,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课题。

尚元^[9]（2019）在《安口》文中提出一不知是哪天,也不知是哪个人最先发现安口窑的大烟囱不冒烟了,怪模怪样的,像根巨型木桩戳在天上。许多年了,人们早已习惯一抬头就看到它口吐黑烟,激起大半个天空的乌云浊浪。而此刻,它已然寿终正寝,静静矗立在镇子中央,让人们隐隐觉得某种厄运的降临。第一天,人们还以为是国营陶瓷厂临时停产,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依然不见起色。

周李立^[10]（2019）在《所有与唯一》文中提出李唯一每年都回成都老家过署假。正值叛逆年龄的他从县城离家出走,并设法留在成都。星月巷的拆迁让他看到机会,但由此带来的利益分配冲击了李家的既有格局。他独自在新居等待远方的朋友,盼来的却是来看望他的父亲。在这个雨夜,共处一室的父子终要应对内心的不合,久远的隔膜让他们无法顺畅交流,只将误解层层加深……小说指向独生子女时代的父子关系,呈现了两代人爱与被爱之间的错位,以及由此引起的情感纠结和理解突围。

二、从头再来——一位下岗女工的故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头再来——一位下岗女工的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3）国企改制后“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路内的工业题材小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6）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论文提纲范文）

（7）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安口（论文提纲范文）

（10）所有与唯一（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头再来——一位下岗女工的故事（论文参考文献）

• [1]“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D]. 高祎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D]. 崔桂武. 辽宁大学, 2021
• [3]国企改制后“厂区电影”的创伤叙事研究[D]. 徐畅. 暨南大学, 2020(08)
• [4]改革政治的多层想象 ——新时期以来工业小说研究[D]. 高露洋. 河北大学, 2020(02)
• [5]论路内的工业题材小说书写[D]. 闫洁. 吉林大学, 2020(08)
• [6]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现实主义冲击波”[D]. 孙蕴芷. 山东大学, 2020(11)
• [7]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影像书写研究[D]. 刘钰.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我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社区身份建构与社会记忆研究[D]. 崔晓强.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2)
• [9]安口[J]. 尚元. 飞天, 2019(11)
• [10]所有与唯一[J]. 周李立. 江南,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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