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9卷总目次——(2003年第一期~第六期)(论文文献综述)
朱晨[1](2021)在《杨尘因生平、着述稽考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孙大坤[2](2020)在《《辽史·百官志》研究》文中指出历代官修正史的官制文本中,《辽史·百官志》以错误众多着称,不但在记载上多有错漏和重复,更重要的是其体例设计不合理。本文在文本和官制两个层面展开对《辽史·百官志》的研究,梳理并总结《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及其在体例与内容上的诸种舛误,并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条目与对应的错误类型作具体研究。为辽朝官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排除错误史料的干扰,并提供新的思路。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意义,划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同时全面梳理学术界对《辽史·百官志》以及辽朝官制的研究现状,总结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概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难点。第一章《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与主要问题。今本《辽史·百官志》缺少完整的典制依据,其成书依据了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史愿《亡辽录》、元好问着述、《新唐书》所载唐朝官制,以及元朝官制等六种史料来源。编纂方法上元朝史臣以“官署为纲”的思路编纂《辽史·百官志》,沿袭耶律俨《皇朝实录·百官志》的模式设计名目、体例和条目,通过辽朝遗民或金人的着述确立对辽朝官制的总体认识以及史料取舍的标准,并通过摹写《新唐书》所载唐朝官制,以及摘录诸纪、传、志所见官职,甚至参考元朝制度填充内容。因为编纂过程中对史料来源运用不当,造成了《辽史·百官志》体例上的名实不符与条目划分混乱,以及内容上的重出、混淆职官、臆造、阙载以及机构职官不匹配等诸多舛误。第二章,《辽史·百官志》重出研究——以枢密院条为例。辽朝只有北、南二枢密院,又称契丹、汉人枢密院,分属北南面官,汴京枢密院是南枢密院的前身,《辽史·百官志》记载的三枢密院属于重出。辽朝每一枢密院都可由两名或以上长官共同职掌,南枢密院的机构与职官设置当以《辽史·百官志三》的记载为是。知枢密院事是枢密使的试用,《辽史·百官志》将其列为独立职官亦是重出问题的表现。第三章,《辽史·百官志》混淆职官研究——以中书省条为例。《辽史·百官志》的职官混淆包括了对职官和机构性质的混淆两个层面,这在中书省条有着最集中的体现。《辽史·百官志》中书省条记载的官名从性质上可分为三类:非真宰相的宰相头衔、使职、品位标志;中书省本身已经成为了使职性质的宰相办公机构,而非三省体系中的一省,中书令等宰相头衔则成了包括使相在内的官员提升地位与权利的名号。第四章,《辽史·百官志》臆造与阙载研究——以斡鲁朵官相关记载为例。斡鲁朵官分为北面宫官和南面宫官两个系统,最高长官分别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二者之下各设副贰官与僚佐官,分别管辖契丹与汉人事务。各个斡鲁朵由某宫契丹都部署和汉人渤海都部署共同执掌。斡鲁朵内游牧人口的管理体系与部族基本相同,为斡鲁朵——石烈——抹里三级。斡鲁朵对农业人口通过各级提辖司进行管理。辽代斡鲁朵官属于职,其品秩高下是由任职者所带官来确定的。《辽史·百官志》斡鲁朵官相关记载的复杂性,在于其同时体现了臆造和阙载两种相反方向的问题。一方面臆造了诸行宫都部署院、宫使等机构和职官,另一方面又阙载诸行宫提辖制置使及其下属各级提辖使组建的管理斡鲁朵农耕民户的职官网络。第五章,《辽史·百官志》机构职官不匹配研究——以翰林院条为例。《辽史·百官志》称辽朝的修史机构为国史院,并将其列于翰林院条下,这种设计无疑是受到了元朝制度的影响。元朝史臣参照本朝制度类推辽制导致机构与职官不匹配。事实上辽朝的修史机构应名为史馆,而非国史院,是中书省下属机构,与翰林院互无隶属关系。辽朝在翰林院任职的只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以及《辽史·百官志》未载的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翰林应奉等。知制诰既可以是翰林学士的加衔,也可以是具有独立身份的使职,但并不是翰林院下属职官,非翰林学士的知制诰供职于中书省。翰林医官、翰林画待诏与翰林茶酒使等伎术性职官各有其所属机构,均不隶属于翰林院。辽朝翰林学士最主要的职能在于草拟制诏和侍从顾问,只能依附于皇权行使职能,而不具有独立的决策权或执行权。结语部分,在总结《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与错误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其价值与意义。《辽史·百官志》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其中部分在今天已经不见于其他史书。《辽史·百官志》体现了辽朝到元朝之际,品位与职位由分离到合一的趋势,同时为元人正统观念的研究提供了参照。
车兰兰[3](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提出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宋世瑞[4](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认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张光润[5](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张晶萍[6](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侯丽[7](2016)在《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文中提出大内隆雄1907年出生于日本南部的福冈柳川,14岁以日本移民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39岁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回到本土,在中国整整生活了 25年。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翻译家,他把生命中最为美好的年华留在了"满洲"的土地上,为东北现代文学的译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人低调,工作勤奋刻苦,文学翻译成果长期不为文坛和批评界所瞩目;然而委实又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杰出的存在。大内隆雄来华初期,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派遣,在中国的上海读完了大学,那是1925年至1929年的事情。读书期间,他的文学才华和人生追求,受到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思潮的影响。他先后接触了创造社的成员田汉、郁达夫、和郭沫若等人,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代便有了与众不同的经历。他的左翼激进的面貌,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注意,并且成为他的整个满洲生涯中不幸的根源。回到东北以后,他依旧以一个文人的面目面对动乱的时代。先后做过《满洲评论》的编辑,发表过不少才华横溢的文章,和橘朴一起编撰过《最新满洲辞典》。如果不是时代的过失,他很可能成为伪满文坛上一个不可多得的作家。1932年他在以"满铁"为中心的"左翼调查事件"中被捕,旋即退出了"满铁";1933年从东京返回奉天蛰居,1935年才重新入职新京日日新闻社;那以后还曾混迹于当时满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复出以后,他基本上不再以一个文人的面貌出现,而是潜心于中日两种文字的置换,在战争结束前的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着名的东北现代文学的翻译家。半个世纪以后,大内隆雄的东北文学翻译业绩,才被一个叫冈田英树的日本教授找到并发掘出来。这位在日本有"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教授,对大内隆雄的整体评价是"大内隆雄的汉语能力是极为出色的,他的日语表现能力姑且不论,其翻译几乎是准确的。而且选择作品也很有眼力,如但娣《售血者》、古丁《原野》、关沫南《两船家》、爵青《废墟之书》、山丁《绿色的谷》、王秋萤《矿坑》、小松《人造绢丝》、疑迟《北荒》、袁犀《邻三人》等,都是各作家的代表作"。"我曾编过伪满洲国日译满洲中国作家作品目录,即使据那不完全的资料也可判明翻译者名字的作品有142篇,其中就有大内所译110篇。这个目录当然需要大幅补充,但仍可查明大内’一手承担’的实际情况"。冈田英树给大内隆雄的定位是"中国文学翻译家"。本论文作为后学,既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又力图有所突破,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因此将大内隆雄定位为东北现代文学翻译家。这个定位的意图有两点:一是用摄影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冈田先生的光圈对得不是太准,大内隆雄的实际情况,显然叫东北文学翻译家更准确些;而且作者本人也缺乏从中国的视角谈及文学翻译的魄力。二是在冈田先生的着作中,大内隆雄的研究是在《伪满洲国文学》第3编中的第3章出现的;虽然立了单独的章节来讨论这位翻译家的业绩,但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想法了;笔者斗胆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扩展和开拓的努力。
于海燕[8](2016)在《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谱是一种记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世系及其成员生平事迹等家族发展史的文献。作为江苏省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既有明清时期坚实的传统为基础,又有江苏省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呈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江苏省,特别是苏南地区,民国时期家谱存量甚为丰富,这其中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层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家谱的纂修。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氛围相对浓厚,编修程序相对完整,体例相对完备。同时,受社会变革的影响,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在内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体现在对宗族事务及其管理、教育的发展、女性上谱、经济事务的记载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以家谱纂修者的微视角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见证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由于受时代和纂修者的出发点等因素所限,民国时期江苏毡家谱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从文化的高度和科学的角度去认真对待。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背景及概况。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和文化因素分别进行分析。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家谱总目》、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所涉及的江苏省民国时期家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数量、纂修次数、版本、区域分布和时段分布等分别进行统计,展现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总体情况。第二章研究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对于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进行研究,对谱局的设立、职责与分工进行详细分析,试图挖掘家谱纂修背后的细节。对于修谱人员的分析,旨在揭示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人员组成及其修谱者应具备的一些素质要求。之后,对江苏省家谱的编修程序进行分析,如搜集资料、聘请谱师、印刷家谱、领谱散谱,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家谱纂修过程。最后,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纂修的经费保障进行分析,试图从经费的筹措方式、支出构成等方面有条理地产生,以期了解与家谱纂修有关的经济问题。第三章是对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的体例研究。民国时期处于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也必然因时而变。为了将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纳入家谱中,家谱的体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变化。这部分对诰命、凡例、序跋等进行了重点研究,对家谱中诰命的处理、凡例的变化、序跋的数量、序跋者的身份等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第四章论述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内容研究。作为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之一,该章内容涉及范围较广:家谱中宗族事务及其管理,内容涉及祭祀、丧俗、墓地、家规家法;民国教育的发展及变迁,内容有:重视家族成员教育、开展以家族为中心的教育实践,对传统家族教育的转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女性上谱部分则对民国时期对女性上谱的规定、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内容还涉及经济史料、民族主义、佛教、医学、体育等等方面。第五章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的纂修理论。首先梳理了民国时期家谱功能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促使一些家谱纂修者对民国以前的家谱进行批判,这是本章的第二部分,分析了民国时期家谱纂修者对欧苏二法的扬弃以及对本家族旧谱的批判。接着,对近代史观引入家谱纂修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进化史观、全球史观、新文明文化史观等都对家谱的纂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后,对修谱原则进行了归纳概括,研究发现:民国时期家谱的纂修践行了信实、平等、实用等原则。第六章剖析了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编纂的特点与局限。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家谱内容不断拓宽,折射出时代变迁。历史局限体现在内容上,存在滞后观念,书写上有隐恶扬善现象,形式上雷同部分偏多。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家谱历史局限性存在的原因,如家谱纂修的目的性、修谱过程的主观性、纂修监管的无效性、家谱的沿袭性等等,都影响了家谱纂修的质量。本文的创新在于:这是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昕做的第一次系统和综合性研究。这种系统和综合性研究体现在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研究的角度上。从文献学角度看,本文对江苏省内民国时期部分家谱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家谱的特点、生产方式、家谱的贡献和局限进行研究。从史学角度看,本文解读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展现民国时期江苏省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小见大,以微知着,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文化角度看,由江苏省所特有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孕育的家谱文化,兼具时代性、区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体现了家谱文化的多样性。为了将以上内容尽可能全面地得以呈现,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比较学等研究方法,透视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的纂修动机、纂修机构、纂修过程,以及所编纂家谱的体例、内容、理论、特点和局限等方面,力图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江苏省家谱进行分析,试图把握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内家谱的发展脉络、发展状态和发展规律,以期对当代家谱纂修提供借鉴,使家谱这种古老的文献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杨卫民[9](2013)在《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文中指出本文以1920—1937年的都市上海为背景,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社会生活史理论和方法,论述中共出版人这一政治-文化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生命、生活和生态发展,剖析其社会生活实践的特质,进而揭示其进行红色革命传播的经验和价值。论文在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出版实践的认识、社会生活史研究方向的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模式之争,明确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即从革命性和现代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考察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透视摩登上海红色革命传播的本质和精神。论文第一章交待了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和概貌。文章认为,中共出版人脱胎于现代化、都市化、革命化的上海,是在多元的现代社会场景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其间,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是一个与都市其他话语体系相博弈的过程。因此,中共出版人的实践品格中蕴含革命性和现代性交融的特征。论文在第二章对中共出版人的群体结构进行了总体考察。文章首次对中共出版人都市成长的阶段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以作者搜集的统计样本,对该群体的年龄、籍贯、性别、教育状况、入党时间、所任职务、出版经历及社会关系等作了整体分析,从中发掘出其思想的时代性、联系的广泛性、生活的实践性等特征。论文在第三、四、五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了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第三、四章从宏观论述了中共出版人在出版实践、社会运动和交往实践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从中可发现中共出版人革命理想和专业精神的契合、革命行动和角色转化的结合以及中共出版人群体和各阶层的融合。在红色革命传播主体上,以中共中央、团中央、总工会等系统为中心,中共出版人团结诸多商业出版人和先进分子,逐步建构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中心和外围紧密结合的红色革命传播网络;在传播主题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大革命和民族解放潮流,坚持让先进的思想文化走进工人、学生和市民等大众群体的生活,促进大众的觉醒和团结;在传播方法上,中共出版人利用公开、伪装、渗透和领导等多种手段,坚持红色启蒙,加强红色革命传播的力量;在传播过程中,中共出版人将革命追求和现实联系紧密结合,形成两大发展阶段:1920—1927年主要对工人和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1927—1937年主要深入到都市社会深处;在传播效果上,在摩登上海的多元话语体系博弈中,中共出版人越来越具有组织、领导能力和都市整合功能。第五章论述了中共出版人日常中的衣食住行、收支、修养和精神生活、婚恋和家庭等生活内容,分析该群体一边进行革命工作、建构着新的社会生态,一边为自身的生存、生命和生活而劳作的都市社会场景,揭示了其革命工作与日常生活品位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之,本文以社会生活史为主要视角,吸取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和新闻出版史等领域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分析、分层分类、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诸多原始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首次对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进行大样本总体分析,并始终将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阶段、分层、分类考察。据此,论文首次提出,中共出版人在上海的社会生活实践,在性质上是一个进行红色启蒙运动的过程,充满着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相互交织。以此观照摩登上海与红色革命传播的关系,论文首次认为,“红色启蒙”与“实践联系”的紧密结合,是革命传播者在上海的主要生活形态,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由此,本文的研究意义或可继续深化:在加强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整体性探索的基础上,寻求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有效结合,从中共出版人群体看红色革命与现代性的共存与融合、红色革命群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交织与变动。
张渭毅[10](2012)在《1900年—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订补稿)》文中指出一再版说明拙着《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近一年以来,其中所收的《1900—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同行的重视,我陆续收到一些鼓励、肯定和好评的来信,也收到一些非常有益的改进建议。由于这个目录的编写周期达十八年之久,体例是逐渐完备的。1991年9月以前我所编的论文条目,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注明页码,有些论文条目的出处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有些条目失收,需要增补。
二、第29卷总目次——(2003年第一期~第六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29卷总目次——(2003年第一期~第六期)(论文提纲范文)
(2)《辽史·百官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一) 对《辽史·百官志》史源与编纂的研究 |
(二) 对《辽史·百官志》内容的整体研究 |
(三) 对《辽史·百官志一》记载内容的研究 |
(四) 对《辽史?百官志二》记载内容的研究 |
(五) 对《辽史·百官志三》记载内容的研究 |
(六) 对《辽史·百官志四》记载内容的研究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辽史?百官志》的史源、编纂与主要问题 |
第一节 《辽史?百官志》的史料来源 |
第二节 《辽史?百官志》的编纂方式 |
第三节 《辽史·百官志》的问题类型 |
一、 《辽史?百官志》的体例问题 |
二、 《辽史?百官志》的内容问题 |
第二章 《辽史·百官志》重出研究——以枢密院条为例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辽史?百官志》枢密院机构记载重出 |
第三节 《辽史?百官志》枢密院职官记载重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辽史·百官志》混淆职官研究——以中书省条为例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辽史·百官志》中书省条记载中的使职 |
第三节 《辽史?百官志》中书省条记载中的相衔与文资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辽史·百官志》臆造与阙载研究——以斡鲁朵官条为例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斡鲁朵职官记载中的臆造 |
第三节 斡鲁朵职官记载中的阙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辽史·百官志》机构职官不匹配研究——以翰林院条为例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第二节 翰林院条中错载的机构与职官 |
第三节 辽朝翰林院机构建制 |
第四节 从职掌看《辽史·百官志》记载的机构职官不匹配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3)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一、黄人词题材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小结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四、小结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五、小结 |
第二节 “板桥体”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四、小结 |
第三节 “说粤体”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聊斋体”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四、小结 |
结语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四、小结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三、小结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一、《玉光剑气集》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三、《楚庭稗珠录》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小结 |
总结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对象 |
二 研究综述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第一节 家世考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第二节 童年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三 预科成学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二 游学美欧 |
第一节 缘起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一 出版品交换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结语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一、外交研究会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二、外交部实习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7)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一) 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二) 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最初影响 |
第一节 大内隆雄满洲人生的一个重要背景 |
一、从东亚同文书院说起 |
一、左翼思想与大内隆雄的满洲人生 |
第二节 与中国左翼文人的交往 |
一、剧作家田汉的学养 |
二、小说家郁达夫的才华 |
三、学者郭沫若的内涵 |
第二章 伪满洲国文坛上的大内隆雄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文坛面貌 |
一、一个畸形的文学产儿 |
二、日本学界的整体定位 |
第二节 大内隆雄的文学宿命 |
一、异乡漂泊的动荡与不安 |
一、文人生涯的声响与色彩 |
第三章 东北现代文学的翻译活动 |
第一节 在时代的机遇面前 |
一、两种文字置换的动因 |
二、潜心工作的执着与乐趣 |
第二节 翻译活动的最大亮点 |
一、《原野》与《蒲公英》的译介价值 |
二、单行本的传世意义 |
第三节 大内隆雄的翻译风格 |
一、殖民统治下的人文追求 |
二、时代印记里的误读和缺憾 |
第四章 大内隆雄的其他文学活动 |
第一节 卖文为生的诸多苦衷 |
一、《满洲文学二十年》的问世 |
二、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第二节 文人面目的整体显现 |
一、《满洲评论》的编辑生涯 |
二、在伪满的中日期刊之间 |
第五章 满洲人生的低谷 |
第一节 大内隆雄人生的困顿岁月 |
一、无可规避的灾难 |
二、被捕全过程鸟瞰 |
第二节 日本战败与大内隆雄 |
一、东北现代文学翻译的终结 |
二、大内隆雄的历史定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大内隆雄年谱 |
附录二: 大内隆雄译作系年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述评 |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五、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纂修背景及其概况 |
第一节 纂修背景 |
一、社会环境 |
二、经济因素 |
三、文化因素 |
第二节 纂修概况 |
第二章 纂修的组织与经费保障 |
第一节 修谱机构的组织及职能 |
一、谱局的设立 |
二、职责与分工 |
第二节 修谱人员 |
一、修谱人员的构成 |
二、修谱者的素质要求 |
第三节 家谱的纂修程序 |
一、立案文卷 |
二、资料搜集 |
三、家谱纂修 |
四、家谱印刷 |
五、领谱散谱 |
第四节 经费保障 |
一、资金筹措 |
二、经费支出 |
第三章 纂修体例研究 |
第一节 体例概说 |
一、民国以前家谱体例的发展演变 |
二、民国时期家谱体例概况 |
第二节 体例上的变化 |
一、凡例 |
二、诰命 |
三、序跋 |
四、图、表的应用 |
第四章 纂修内容研究 |
第一节 家谱中所见宗族事务及其管理 |
一、祭祀 |
二、祠堂 |
三、墓地 |
四、家规家法 |
第二节 家谱中所见民国教育 |
一、传统家族教育转型的动因分析 |
二、家族教育转型的实践 |
第三节 家谱中所见的女性 |
一、民国以前的女性上谱 |
二、民国时期女性上谱的背景、规定及实践 |
第四节 家谱中所见经济史料 |
一、记录区域产业的发展 |
二、揭示民族企业的兴衰 |
三、重视经济单据的留存 |
第五节 家谱中所见其他史料 |
一、民族主义史料 |
二、社会习俗变迁史料 |
三、佛教、医学和体育史料 |
第五章 纂修理论研究 |
第一节 修谱功能之重新审视 |
一、家谱功能的演变 |
二、家谱功能的沿袭 |
三、家谱功能的拓展 |
第二节 对民国以前家谱的批判 |
一、对欧苏二法的扬弃 |
二、对旧谱的批判 |
第三节 近代史观的引入 |
一、进化史观 |
二、全球史观 |
三、新文明文化史观 |
第四节 修谱原则 |
一、信实 |
二、平等 |
三、实用 |
第六章 纂修特点与局限性 |
第一节 特点 |
一、时代性 |
二、地域性 |
三、开放性 |
第二节 局限性 |
一、局限性的体现 |
二、局限性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项目及发表论文目录 |
(9)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
第一章 摩登上海与革命潮流:中共出版人都市社会生活实践的背景 |
第一节 多元势态下的上海都市发展 |
一、 多元的政治格局 |
二、 经济的快速发展 |
三、 都市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
四、 国际环境的巨变及其影响 |
第二节 现代化潮流中的上海出版业发展 |
一、 上海出版的总体发展 |
二、 各种类型出版的发展 |
第三节 革命洪流中的上海红色革命传播 |
一、 从卡内基到马克思:五四时期上海出版人的思想和行动转向 |
二、 中共建党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0—1923.12) |
三、 大革命与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4.1—1927.7) |
四、 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1927.8—1937.12) |
第四节 红色革命的内涵:中共出版人社会实践的目标探索 |
一、 中共出版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主张(1920—1927) |
二、 中共出版人转向重视无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主张(1927—1937) |
第二章 创生与合成:中共出版人群体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 |
第一节 创生:中共出版人的发展轨迹与壮大 |
一、 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中共出版人的产生和发展(1920—1927) |
二、 国民党统治下中共出版人的抗争(1927—1936) |
三、 中共出版人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力量扩展(1936—1937) |
第二节 耦合与内聚:关于中共出版人群体的结构分析 |
一、 年龄、性别和来源地 |
二、 所受教育及相关文化活动 |
三、 中共出版人的红色革命传播活动 |
四、 内聚的群落:中共出版人的整体特性 |
第三章 理想与专业的结合:中共出版人的都市出版生活实践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出版理念考察 |
一、 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 |
二、 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
三、 促进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团结 |
第二节 中共出版机构、出版物及流程分析 |
一、 红色出版机构的创办 |
二、 中共出版人的编辑和组稿 |
三、 中共出版人与出版物的发行、传播 |
四、 中共出版人工作流程中的相关场景 |
第三节 中共出版人出版实践的阶段变化、路径及特色 |
一、 出版阶段的变化 |
二、 社科和文艺并作的两条传播路径 |
三、 出版实践的特色 |
第四节 中共出版人的坚持与抗争 |
一、 出版经费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坚持 |
二、 出版环境的艰难与中共出版人的抗争 |
第四章 多重角色下的革命活动:中共出版人社会生活实践联系的加强 |
第一节 工人的组织者: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对工人的启蒙和组织 |
二、 中共出版人与五卅运动 |
三、 中共出版人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第二节 青年的导师:上海教育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中共出版人与平民女校教育试验 |
二、 中共出版人在上海大学的红色革命传播 |
第三节 同路人:上海先进文化网络建设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中共出版人在商业出版机构中的组织和文化联系 |
二、 中共出版人在“左联”组织中的活动 |
第四节 都市整合者:上海整体动员中的中共出版人 |
一、 利用节假日进行都市民众联合的宣传,扩大影响力 |
二、 通过国共合作,提升社会动员的领导力 |
三、 通过成立和参与地方社团,加强社会动员中的组织能力 |
第五章 革命与品位的关联:中共出版人的都市日常生活实践 |
第一节 中共出版人的日常生活概况分析 |
一、 收入与支出 |
二、 生活空间:住所及其环境 |
三、 个人修养与精神生活 |
第二节 红色浪漫: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 |
一、 红色浪漫产生的环境及主体追求 |
二、 革命事业中现代爱情和婚姻实践 |
三、 革命事业背后的家庭温情 |
四、 红色浪漫与事业的协调问题 |
第三节 多重身份及心灵矛盾:以沈雁冰为例 |
一、 多重身份,多重责任 |
二、 心灵的矛盾及其化解 |
三、 沈雁冰人格:家庭和交友 |
四、 沈雁冰个案分析的意义 |
结语 |
附录 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出版人代表人物简表(1920—1937)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四、第29卷总目次——(2003年第一期~第六期)(论文参考文献)
- [1]杨尘因生平、着述稽考与研究[D]. 朱晨. 淮北师范大学, 2021
- [2]《辽史·百官志》研究[D]. 孙大坤. 吉林大学, 2020(08)
- [3]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4]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6]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大内隆雄与伪满洲国文坛[D]. 侯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6)
- [8]民国时期江苏家谱纂修研究[D]. 于海燕. 扬州大学, 2016(12)
- [9]摩登上海的红色革命传播 ——以中共出版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为例(1920-1937)[D]. 杨卫民. 上海大学, 2013(05)
- [10]1900年—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订补稿)[J]. 张渭毅. 汉语史学报, 2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