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州气象》2001年第1～6期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郭琦洋[2]（2021）在《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文中研究表明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及其前身的《中国建筑学》讲义是乐嘉藻一生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凝结和表达。由于该研究贯穿一生,而其一生（1868—1944）恰又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因此这一漫长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面貌,或可称为“层累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最终呈现的文本入手,对这一“层累的过程”进行拆解分析,探究其发展脉络和复杂面貌的成因。研究发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其对于“建筑、建筑学、建筑史”三者的概念不断认知和对相应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是乐嘉藻与其后以梁思成等学人为代表的建筑史研究最大的不同所在——梁思成等人首先掌握高度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随后自觉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其次,这一过程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力量——其一是中国传统、内源的力,其二是西方、外来的力。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首先有了乐嘉藻复杂的社会经历及角色,进而影响其建筑史研究。因此无论是乐嘉藻其人亦或其建筑史研究,均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中西杂揉、传统现代交织的“半旧”面貌。最后,乐嘉藻建筑史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恰能折射出建筑学（或建筑史）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转化、落地生根的过程,因此对于乐嘉藻的个案研究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可对如今的建筑史和学科史研究有所助益。
吴守峰[3]（2020）在《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瑞清的书法艺术思想,在中国古代书品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的“金石学派”。其书法远涉周秦,博综汉魏,正草隶篆,诸体皆备,晚年“纳碑入帖”,笔势雄健,气息苍古,是倡导碑帖相容的践行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李瑞清在书法实践中的探索给予很多关注,而其作为碑派发展的阶段性代表人物,其书法实践也受到一定的争议。本文在结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人文等语境基础上,从书法理论、书法史研究和实践修养的综合视角,系统地阐释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理论核心及架构。本文不以书法技术讨论为旨归,而是着重追溯李瑞清艺术思想的渊源,重点探析其书法理论思想的基本艺术观点以及发展递衍的脉络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一百年来国内外关于李瑞清研究的重要文献与相关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重点。第一章梳理临川李氏谱系群体中既有的人文家学,检视家族文脉带给李瑞清知识架构的渊源;根据历史节点构建其书学分期;通过分析碑学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尊孔复礼思想的历史环境,阐述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形成的外界影响。第二章主要阐述李瑞清以“气”为核心的审美格调,通过阐释书法审美的“气味”说,诠释李瑞清书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卷气”的内涵与根源,并结合儒家思想道德观点阐述其“书学先贵立品”的书法艺术理论的思想衍递与传承,以及对其“人正笔正”论的历史解读,品察其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与人格修养,丰满地还原李瑞清在社会体制鼎革后“逸”的风骨与境界及“遗”的气节与格调。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研讨李瑞清《玉梅花庵书断》中的三个重要思想依据,论述“以器分派”的形式美问题和它的书学史意义;探讨“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发展演变及对后世书风的影响;从全局观的角度研究“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艺术箴规。第四章从语言规律的视角,结合形态结构和风格要素解析李瑞清的书法艺术,通过“似欹反正”、“雄浑”与“古厚”的语言要素,具体论证其书学理论的实践价值与创作特点。第五章分析民国早期,上海学界针对“纳碑入帖”的群体认同现象,并以曾煕、沈曾植二人的观点和建议为例,阐释这一书学主张的历史意义,包括其学术思想对弟子李健、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等四位学者和艺术家的影响;客观揭示其教育改良的“启智”实践带来的进步性以及对南京大学今天书法风气的学术渍染。结语部分概括李瑞清在书学理论上的主要成就,综合评价其在书法史发展中的学术价值,试图从中国整个书学史的高度对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和实践的贡献与局限进行总结。
姜维枫[4]（2020）在《泰山辞赋研究》文中指出泰山文化源出上古,泰山辞赋滥觞于两汉,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自西东迁,阴阳五行说兴起,泰山被齐人纳入五行系统,从而具有了“一岁之首、万物之始”①的新含义。秦汉王朝,前后相续,实现一统。秦皇汉武求仙奉道,报天之功,先后东巡封禅。自此,泰山地位超拔五岳,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味逐渐凸显。辞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②“苞括宇宙、总揽人物”③的体制特征与上升期的秦汉王朝敷陈万物、宣扬美德、报天成功的家国心态绾合。在历代赋家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泰山辞赋含藏了帝王与国家的封禅文化、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华夷思想等。赋家借泰山持世、持己,在主流文化之外,抒写自家隐逸情怀,充分发挥辞赋的颂美讽喻与感物体道功用,表达人格理想与审美追求。本论文由泰山辞赋文本阅读出发,呼应历史,力求深研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包蕴万端的文化内涵,揭析泰山辞赋作家独特的情怀与人格理想,体察泰山辞赋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论文共分三部分八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整体上揭析泰山辞赋之概貌和泰山形象的生成流衍特征;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集中阐释泰山辞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包括封禅文化、华夷之辨、正统观、大一统文化、礼乐文化、天人思想、隐逸文化;第三部分为第八章,主要研析泰山辞赋的文体功用与审美特征。第一章,泰山辞赋概貌纵览。主要从创作内容、情感、审美等方面,综括历代泰山辞赋的创作特征。两汉泰山辞赋以敦请封禅、颂美国家为主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出现讽喻、批判现实之作。唐代泰山辞赋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国势上升,泰山辞赋充满高歌进取的精神,赋文多书写封禅、论证政权的合法性,笔涉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后期藩镇割据、国势衰颓,泰山辞赋开始反思封禅,内容富于哲思与理性精神,风格沉静内敛。宋代泰山辞赋以真宗封禅泰山为界,前期风格华丽虚妄,后期质实尚朴。宋代真宗朝之后,封禅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元明清三代的泰山辞赋开始集中反思封禅,同时泰山作为自然山的地理特征受到关注。元代郝经《泰山赋》传达“大一统”“华夷一家”的治国理路和礼乐文化、王道仁政理想。明代泰山辞赋散体大赋与抒情小赋并行,在颂美主题之外,出现表达隐逸情怀的赋作。清代泰山辞赋创作数量为历代之冠,文体与题材更趋多元,较同期长白山赋、东巡赋,泰山辞赋更注重形塑清帝省方展义、成民是念之特征;乾嘉以降,出现以人文泰山为主题的辞赋,特点是颂美功能尾大不掉。第二章,泰山形象的流衍。以泰山辞赋为中心,纵向梳理历代泰山形象的流衍变化特征。自汉代开始,泰山崇高巍峨的庄严形象,封禅大典恢弘威仪的皇家气魄与赋体文学恢弘俯仰、铺张扬厉的文体特征完美结合,泰山成为族群、国家、政权、文化认同的象征。元代之前,泰山形象处在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交融与离合之中;唐宋元明清几代,泰山形象表现出由国家正统向正统消解转移;明清两代的泰山形象出现另一流脉——于胶着板滞、踵事增华的神圣化描写中增添了灵活生动的平民气质。第三章,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封禅是历代泰山辞赋创作的主题,本章采用文史互证法,尝试厘清封禅之初衷与本质,梳理历代封禅观念的嬗变。古帝封禅本皆为民,至秦汉时期发展为求仙报功,唐朝帝王拨乱反正,封禅回溯为苍生祈福,至宋真宗封禅沦为帝王之术的手段,封禅大典的神圣性与崇高性被消解。从国家族群、帝王治道层面看,封禅有其积极的功用:帝王借“一统”“天命”“正统”观以巩固统治,借封禅以沿袭礼乐文化制度、建构理想的政治秩序、树立帝王典范、构建国家情感。泰山辞赋所承载的封禅文化,经过“秦仙汉纬,唐骄宋惑”的曲折发展,其主导是将“仁政”“德治”作为治道之本,以实现天下一统、安息苍生黔黎的理想。第四章,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思想贯通中国文化思想之始终,泰山辞赋中的族群意识与华夷观,与世推移,流衍轨迹清晰。就泰山辞赋创作而言,汉代的华夷观,主要集中于西汉时期,呈现为以大汉为中心的百蛮向风特征。唐代泰山辞赋之华夷观可以概括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的华夷一家论、正朔论。宋代泰山辞赋的华夷观演化为想象中的“华夷会同”“华夷同志”。元明清三代,泰山辞赋不言华夷、不辨华夷,实质上“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已成为此期思想的底色。第五章,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泰山辞赋传达出强烈的国家族群认同意识,泰山辞赋含藏大一统思想与礼乐文化。大一统思想不仅体现为疆域一统、族群一统,还包括政治清明、国家太平、社稷稳定、经济繁荣、黎庶安宁等思想内容。泰山辞赋承载的礼乐文化具体呈现为“德化”“和序”“颂美”等形式特征。唐宋时期的泰山辞赋将礼乐文化的阐释推至顶峰,宋之后,封禅辞赋创作式微,泰山辞赋关于礼乐的阐释逐渐消解。泰山辞赋中的礼乐文化呈现向由礼乐本义到祭祀艺术的回归。第六章,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信仰中,泰山是庙堂文化中沟通天人之津梁。汉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主要表达了基于“天人感应”的“以德配天”;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传达出基于“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唐代泰山辞赋的天人思想出现了关于“先天”“奉天”“革天”的命题,这不仅是赋家个体的天人认知,也代表了唐代的盛世气象。宋代儒学与科学相对发达,宋人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出现新变,然而当赋家描绘帝王封禅的蓝图时,往往又会重启天人感应的传统模式。泰山辞赋借助天人关系服务皇权,“天命至上”“天人感应”“以德配天”是帝王文化的典型表征,当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出现离散之势,君臣无法从现实政治文化中获得自信与出路,便借助天人思想来稳固政权,凝聚国家意识,有时甚至不惜伪造天命来凝聚民心和主流意识形态。宋代真宗朝的泰山辞赋强调天命主导,其后则强化人事、弱化天命。元明清时期,泰山辞赋的“天命”观不断弱化消解,然天命观的集体无意识仍若隐若现。第七章,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通观历代泰山辞赋,赋家所抒发的隐逸心态与情怀,主要表现为面对出处浮藏的矛盾,对无德、无智、无功、无名之境的思考,对自然与自我合一的追求等。“隐逸”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题之一,也是此期赋家津津乐道之题。唐宋隐逸绍承前代遗风,泰山辞赋一面表现怀才不遇、一面传达隐逸情怀,盛唐之后出现仕隐兼通之风。宋代泰山辞赋写出文人无可逃逸的矛盾。元代排斥文士,泰山辞赋否定以归隐为行欲之阶、怀揣逞志之辈。明代强求集权,泰山辞赋表达赋家由仕而隐的心路历程。清代对文人高压与怀柔政策并用,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倾向于自然与自我的合一,呈现为一种追求自由与人格的意识。总之,隐士、隐逸文化一直与封建王朝相伴相生,通观泰山辞赋,士人命运始终随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境遇而变迁。泰山隐逸辞赋借助象喻比德,书写出贞固不渝、气清不淫、宏远逍遥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审美特征。第八章,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历代泰山辞赋多借封禅与反封禅来实现颂美方今帝王之功用,泰山辞赋创作至清代,颂美内容出现新变,陈梦雷与周藩的同题《泰山赋》均能基于赋家的现实经历来表达辞赋主题。清代泰山辞赋多借意象颂美国家帝王,其一为自然意象,如泰山、白云、观日等;其一为文化意象,如“一览众山小”“登泰山小天下”“泰山不让土壤”“挟山超海”等。赋家沿着咏物——抒情——颂美的创作路向,描摹泰山自然、体悟泰山人文,传递儒家修齐治道。相较于早期以封禅为主调的颂美辞赋,在泰山辞赋创作的后期,更多的自然与文人化物象融入辞赋作品,审美风格趋于自然、典雅、优美,美中不足的是,“颂美”之声尾大不掉。部分泰山辞赋创作改变了传统辞赋结构,加强了讽喻批判社会的内容,增加了匡救时弊的成分。泰山辞赋的感物体道功能,或借“体物写志”来表达人格理想,或借主客问对来完成由事悟道。论文最后有附录两则,其一为历代泰山辞赋目录,其二为泰山辞赋勘误。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王廷法[6]（2020）在《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聚云吹万禅师（1582-1639）,讳广真,俗姓李,僰道宜宾（今四川省宜宾市）人,对明末巴蜀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吹万广真礼月明联池禅师出家受具,后游吴、越、闽、粤,还蜀后驻锡忠州聚云禅院。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去世,世寿五十八,僧腊二十七。吹万广真着述宏富,有《一贯别传》《古音王传》《恣夏草》《说乐正论》《文字禅那》《偏说九辩》《心经诠注》《居士颂》等二十多种。现存《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三卷,《吹万禅师语录》二十卷,《一贯别传》四卷,《古音王传》一卷,《释教三字经》一卷。《释教三字经》在禅林流传甚广。释至善《行状》、田华国《吹万禅师塔铭》、释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释性统《续灯正统》载其生平事迹。吹万禅师一生足迹遍布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广东等地,游方多处,于潇湘湖东禅院、巴台禅院、宝峰山云来禅院、兴龙禅寺、忠州聚云禅院等处开堂说法,开创了聚云禅派,中兴明末巴蜀佛教。吹万禅师的方外之交与其游方经历密不可分,形成了主要以“潇湘湖东禅院——平都地藏院——金陵之行——破山禅系——聚云禅系”为线索的几个交游中心。吹万禅师不同时期的游方、住持经历,见证其弘扬禅法的起伏,最终成为明季巴蜀一代宗师。吹万的方内之交多为抗清忠义之士,与忠州世家大族高、田二氏及马千乘、马祥麟、秦良玉等忠义之士互有往来。吹万广真身处明末动乱之际,援儒入释,保有忠义菩提的救世情怀,受到诸多忠义之士的钦仰。吹万禅师的禅学思想会通三教,思想来源广博,现存着作《一贯别传》保存了吹万禅师的主要禅学思想,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道德经》《南华经》《文始真经》等道教典籍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多种佛经予以禅学解读,遵循三教“一贯传心”之旨,以一“心”会通三教,将儒家仁者心德、玄宗无为之道与释家空性相论,以三教合一的圆融之道宣畅居士佛教。吹万广真继承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参悟之道,倡导“外净内禅”,在禅宗内部则倡“五宗兼备”,认为参禅一法贵在真参实悟,宣畅寻常日用的平常心之禅道。吹万广真传世着作除了保留吹万禅师上堂说法的语录之外,涉及诗、词、歌、赋、记、引、序、传及小说等多种文体,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吹万诗歌不但具有禅意、禅趣、禅理,亦与明末时局相关,体现了隐逸与忠义的双重主题,并体现了明代“真情”“真诗”的诗歌风貌。吹万禅师所撰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是禅林小说的突出代表,不但蕴含深刻的禅理,启悟学人证禅,同时汲取明代小说的创作元素,以“奇”“幻”的叙事机制宣畅禅旨,是禅林小说的成熟之作,并在后世禅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吹万广真的文学思想承其“真参实悟”的参禅之法,认为“诗家法即禅家法”,并结合明末禅林现状,持动态的诗学观念,融合明代谢榛“兴、趣、意、理”的四格说,提出诗歌应具“大丈夫相”,表现出亦儒亦释的双重性,在出世、入世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一代高僧大德的忠义菩提心。
韩敏[7]（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何凯[8]（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袁耀辉[10]（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二、《贵州气象》2001年第1～6期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气象》2001年第1～6期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思想语境 |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 四、全图皆太极 |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 二、交轮几 |
| 三、统辨、互根说 |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 一、《周易》新诠 |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 一、“四无”之弊 |
| 二、虚空皆象数 |
| 三、象数即虚空 |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 一、《图》《书》一也 |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 四、五合互藏说 |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 一、即费知隐 |
| 二、即质知通 |
| 三、象数征理 |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 一、五行尊火 |
| 二、文即质 |
| 三、藏罕于雅 |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 二、戒惧即飞跃 |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 二、《易》《礼》不二 |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 结语 |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缘起 |
| 文献综述 |
| 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乐嘉藻的身份变化与建筑史研究的成果 |
| 第一节 乐嘉藻——“传统文人”以外 |
| 一.士阶层的变化 |
| 二.从准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
| 三.乐嘉藻与严氏父子 |
| 第二节 从《中国建筑学》讲义到《中国建筑史》 |
| 第三节 梁思成的质疑与乐嘉藻的回应 |
| 第二章 建筑观念的变化 |
| 第一节 从文本到观念 |
| 第二节 民国前——建筑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
| 一.实用主义的“设计”与文人审美 |
| 二.承自传统的建筑观念 |
| 第三节 民国后——关注建筑科学性、艺术性与民族性 |
| 一.对于形式与结构的关注 |
| 二.对建筑文化性的重视 |
| 三.新观念的来源——“他者”目光的延续 |
| 第三章 学科观念的混杂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中国“建筑学”》讲义 |
| 一.现代意义的“建筑学” |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学” |
| 三.移植与转化——从“学问”到“学科” |
| 第二节 《中国建筑史》——新旧史法的融合与跨学科借鉴 |
| 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建筑史”的两种发展轨迹 |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史” |
| 三.新史学——艺术史——建筑史 |
| 第四章 昙花一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在历史中的沉浮 |
| 第一节 乐嘉藻与梁思成的交错时空 |
| 一.错位的时空 |
| 二.专才与通才 |
| 三.激进与保守 |
| 第二节 选择与淘汰——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 一.权威意识与现代化的需要 |
| 二.群体性“失语”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 第三节 相关反思 |
| 一.建筑史层面 |
| 二.建筑学科史和建筑史学史层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讲义原有内容在《中国建筑史》中的变化 |
| 附录二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缪 |
| 致谢 |
（3）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思想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研究框架 |
| 四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家世荣光:临川李氏在学界的影响 |
| 一、李秉绶与岭南画派 |
| 二、李宗瀚与临川四宝 |
| 三、李联琇与钟山书院 |
| 第二节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发展分期 |
| 一、书法酣饫期(1867——1895 问学登科) |
| 二、书法风格形成期(1895——1911 游宦滇宁) |
| 三、艺术思想的成熟期(1912——1920 鬻书沪上) |
| 第三节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来源 |
| 一、清代碑学兴起的思想背景 |
| 二、晚清尊孔复礼的人文思潮 |
| 第二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以气为核心的审美观 |
| 第一节 书法审美的“气味”说 |
| 一、气与味的书法渗透 |
| 二、书卷气的品格诠释 |
| 第二节 正心立身的儒家气度 |
| 一、“品”的格局与操守 |
| 二、“心正笔正”的人格气脉 |
| 第三节 “遗”与“逸”的士人气格 |
| 一、“遗”的气节与格调 |
| 二、“逸”的风骨与气韵 |
| 第三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三个重要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以器分派”的书学方法论 |
| 一、“以器分派”的内容解析 |
| 二、“方”“圆”笔法与形式的体认 |
| 三、结体韵律与形质研究 |
| 第二节 “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思想内涵 |
| 一、书法与金石学的关联 |
| 二、清代金石气的篆分古意 |
| 三、金石的物性之美 |
| 第三节 “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的整体观照 |
| 一、章法的全局观 |
| 二、布白的完形心理 |
| 第四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 第一节 “欹正得体”的形式之美 |
| 一、形学有势 |
| 二、“似欹反正”的结体之妙 |
| 三、“似欹反正”的语言价值 |
| 第二节 韵味隽永的风格追求 |
| 一、李瑞清书法风格的形成要素 |
| 二、“雄浑”风格的精神诉求 |
| 三、“古厚”书风的文化自觉 |
| 第五章 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的时代影响与成就 |
| 第一节 “纳碑入帖”的书学现象 |
| 一、交游群体的社会图谱 |
| 二、曾熙的碑帖融合论 |
| 三、沈曾植“南北会通”的书学观 |
| 第二节 书法思想的后世传播与影响 |
| 一、书学亲承:李健 |
| 二、思想承续:胡小石 |
| 三、“以书入画”的开新:吕凤子、张大千 |
| 第三节 启智思想的进步性体现 |
| 一、中体西用思想下的教育改良实践 |
| 二、南大文人书风的先导 |
| 结语 |
| 一 学术评价 |
| 二 思想贡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参加重要科研项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泰山辞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创新与方法 |
| 第一章 泰山辞赋概貌纵览 |
|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颂美封禅与批判现实 |
| 第二节 唐代: 高歌进取与沉静内敛 |
| 第三节 宋代: 华丽虚妄与质实尚朴 |
| 第四节 元代: 封禅告退与山水方滋 |
| 第五节 明代: 敷陈家国与触兴致情 |
| 第六节 清代: 自然人文与颂美讽喻 |
| 第二章 泰山形象的流衍 |
| 第一节 神本位与政本位的流衍与交融 |
| 第二节 居正统与正统地位的转移 |
| 第三节 由神圣化到平民化的转向 |
| 第三章 泰山辞赋与封禅文化 |
| 第一节 巡狩与封禅概说 |
| 第二节 封禅之初衷与嬗变 |
| 第三节 封禅文化之再认识 |
| 第四章 泰山辞赋与华夷之辨 |
| 第一节 古代历史上的中国、华夷、天下 |
| 第二节 华夷之辨的形成与基本取向 |
| 第三节 华夷之辨的流衍 |
| 第五章 泰山辞赋与国家认同 |
| 第一节 疆域、政治与社稷: 泰山辞赋与大一统 |
| 第二节 同民心与出治道: 泰山辞赋与礼乐文化 |
| 第六章 泰山辞赋与天人思想 |
| 第一节 天人思想与泰山崇拜 |
| 第二节 天人思想之嬗变 |
| 第七章 泰山辞赋与隐逸文化 |
| 第一节 泰山隐逸与隐逸品格 |
| 第二节 泰山辞赋的隐逸情怀与审美特征 |
| 第八章 泰山辞赋的功用与审美 |
| 第一节 泰山颂美讽喻赋 |
| 第二节 泰山感物体道赋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历代泰山辞赋目录 |
| 附录二 泰山辞赋勘误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吹万广真生平考证 |
| 第一节 生平考述——明末巴蜀佛教第一人 |
| 一、夙结佛缘,出家受具(1582—1616) |
| 二、游方时期(1617—1624) |
| 三、住持忠州聚云禅院时期(1624—1638)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交游考述及影响 |
| 一、吹万禅师的方外之交 |
| 二、吹万禅师的方内之交 |
| 第三节 吹万广真《释教三字经》《示谶说》与明清“二道悟”之诤 |
| 一、吹万禅师《释教三字经》与天皇道悟 |
| 二、吹万禅师《示谶说》与马祖“五宗”说 |
| 第二章 吹万广真思想研究:三教合一与居士佛教的倡导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一、吹万思想的形成时期 |
| 二、吹万禅师思想着述 |
| 三、《一贯别传》与三教会通 |
| 第二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儒宗 |
| 一、《易经》:天地之心与如来之藏 |
| 二、《学》《庸》:性觉妙明与明德同一 |
| 三、《论语》:天下归仁与正法眼藏 |
| 四、《孟子》:孺子之心与本来面目 |
| 第三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玄宗 |
| 一、《道德经》:无为与空性 |
| 二、《南华经》:佛道归一 |
| 三、《文始真经》:无得与无相 |
| 第四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释宗 |
| 一、《心经》:般若空观与无位真人 |
| 二、《金刚经》:云何应住与自识本心 |
| 三、《弥陀经》:一心不乱与理事相融 |
| 四、《四十二章经》:“命在呼吸之间”与“不可须臾离道” |
| 五、《佛说维摩诘经》:不二法门与曹溪指月 |
| 六、《楞伽经》:出佛身血与无明烦恼 |
| 七、《圆觉经》:圆无不觉与万物一府 |
| 八、《楞严经》:妙真如性与性外无物 |
| 九、《法华经》:开权显实与声色言语 |
| 十、《华严经》:一真法界与寻常日用 |
| 第三章 吹万广真的禅法及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吹万广真对临济禅法的革新与重构 |
| 一、从大慧宗杲“看话头”到吹万广真以儒、释、道之言为话头的变革 |
| 二、吹万广真“外净内禅”与晚明“禅净合一”模式的变革 |
| 三、从汉月法藏“○相”至吹万禅师“五宗兼备” |
| 四、吹万禅师对“寻常日用”与“真参实悟”的诠释 |
| 五、吹万禅法之旨归:平常心与佛祖相传之心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文学思想研究:历史视域中的“文字禅” |
| 一、吹万广真对文字禅的继承与反拨:文字禅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
| 二、吹万禅师的动态诗学观 |
| 三、吹万广真的诗学主张:亦禅亦儒的双重性 |
| 第四章 吹万诗歌研究——真情与真诗:明诗本位论的一个尝试 |
| 第一节 明代禅林偈与诗的合流及其功用的泛化 |
| 一、偈与诗的合流 |
| 二、偈颂在明代禅林中功用的泛化 |
| 三、《吹万禅师语录》中偈与诗的合流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诗歌体裁研究 |
| 一、五绝:丈室不增,诸天不减 |
| 二、七绝:游戏三昧 |
| 三、律诗:写禅林事,发世外情 |
| 第三节 隐逸与忠义:吹万广真诗歌的创作题材 |
| 一、僧俗交往诗 |
| 二、山居诗 |
| 三、怀古与抒情感怀 |
| 第四节 吹万的诗歌风貌及其诗学意义——真诗:浪漫主义的素朴表达 |
| 一、禅悦:浪漫主义的素朴表达 |
| 二、物像观照与情感映射:禅林与世俗双重衰落的气象 |
| 三、意境的营造:清寒意境的突破与“苦吟式”作诗法的转变 |
| 四、“响”:从“真情”到“大丈夫相” |
| 第五章 吹万广真《古音王传》研究 |
| 第一节 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的创作成因及其影响 |
| 一、小说与禅的关系转变 |
| 二、僧人创作小说的发端及发展状况 |
| 三、创作原因蠡测 |
| 四、吹万《古音王传》之影响 |
| 第二节 《古音王传》的禅学指归——张伯端《悟真篇》对吹万禅师的影响与秤叟居士对《古音》的阐发 |
| 一、张伯端《悟真篇》对吹万禅师的影响 |
| 二、秤叟居士对《古音王传》的阐发 |
| 第三节 《古音王传》“奇”“幻”的叙事机制 |
| 一、创作渊源 |
| 二、叙事伦理:佛门善恶观与因果报应说 |
| 三、叙事结构:以双层结构为经,重叠式结构为纬 |
| 四、叙事风格:详赡、奇幻与讽刺 |
| 结论 |
| 附录:吹万广真年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时世变易与汉晋辞赋的嬗变 |
| 第一节 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旨趣 |
| 一、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境遇 |
| 二、汉晋赋家的身份地位与归属 |
| 三、动荡政治与赋的巨变 |
| 第二节 学术的转向与赋家主体的变化 |
| 一、现实关怀的内转 |
| 二、赋家的学识素养 |
| 三、赋家的精神面貌 |
| 第二章 玄学思想对赋作品的渗透 |
| 第一节 “玄”以状物的文化意蕴 |
| 一、色彩的集体记忆 |
| 二、好“奇”的心理 |
| 三、玄学的基本概念 |
| 四、陈词的祖述 |
| 第二节 玄学思想对两晋赋的多维影响 |
| 一、禀“气”与“道”的物性标举 |
| 二、居卑贵柔、随顺变通的处身之智 |
| 三、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 |
| 第三节 言志赋的玄学表现 |
| 一、陆机:“贵柔”与“通达” |
| 二、挚虞:“天命”对骚怨的否定 |
| 三、陶渊明:“质性自然”与困扰 |
| 四、李暠:老、庄“风度”别有用途 |
| 第三章 题材的演变与山水赋兴盛 |
| 第一节 题材的延续与新变 |
| 一、两晋赋题材概况 |
| 二、都邑、蒐狩:政治主题的淡化 |
| 三、言志、纪行:强烈骚怨的摒落 |
| 四、咏物小赋:从政治到生活 |
| 五、题材新变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江海赋:宏富浩博的空间世界 |
| 一、空间与水态的描摹 |
| 二、江海世界的物产呈现 |
| 三、水质世界的敬畏与畅想 |
| 第三节 两晋赋与山水审美 |
| 一、前审美:行途山水的黯然点缀 |
| 二、山水审美的前提:思辩与山水品格的确认 |
| 三、审美的享受:闲居、嘉遁的山水畅适 |
| 第四章 大赋、小赋的分途演进 |
| 第一节 散体大赋的体制因革 |
| 一、大赋铺陈程式的延续 |
| 二、左思、挚虞等论赋的“征实”导向 |
| 三、《三都赋》:“征实”主张的实践 |
| 四、《江赋》《海赋》:寓虚于实与尚奇尚怪 |
| 五、大赋题材铺陈空间的萎缩 |
| 第二节 骚体赋的衰落 |
| 一、《楚辞》对赋的分途影响 |
| 二、汉代骚体赋对《楚辞》的全面承袭 |
| 三、渐趋黯淡的两晋骚体赋 |
| 四、骚体赋巨变的原因考察 |
| 第三节 咏物小赋的图绘与思辩 |
| 一、先秦至魏晋咏物小赋的变迁 |
| 二、庶品杂类:物欲、物感中发现自身 |
| 三、品物图绘:“渐近自然”的审美观照 |
| 四、事物进程、动态的展示 |
| 五、物性物理:托身的隐喻 |
| 第五章 两晋赋的语用考察 |
| 第一节 句式 |
| 一、赋体句式的《诗》《骚》、散源流 |
| 二、四、六言句式的主体与新变 |
| 三、“兮”字弃用:赋用句式的文学化演进 |
| 四、诗化的准备与骈偶的盛行 |
| 第二节 语词 |
| 一、地名词:标记与认知 |
| 二、名物词:物产与炫示 |
| 三、偏正式名词:细腻与“柔”美 |
| 四、喻体名词:图绘与夸饰 |
| 五、联绵、叠音:字面尚简与属对趋严 |
| 第三节 典事 |
| 一、赋之用典与夸饰 |
| 二、“援事”的情感弱化 |
| 三、潘岳《西征赋》:赋用典事的新变及范式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贵州气象》2001年第1～6期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D]. 郭琦洋.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3]李瑞清书法艺术思想研究[D]. 吴守峰. 南京大学, 2020(10)
- [4]泰山辞赋研究[D]. 姜维枫. 山东大学, 2020(12)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D]. 王廷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