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战时审计工作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必要建立战时审计工作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段维佳^[1]（2021）在《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的强化及其对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启示》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是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审计工作方式方法上继承与发展而来的,同时又根据边区的形势政策不断调整与变化,最终进入了系统化建设和发展时期。在边区审计工作强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积累了许多审计工作经验,形成了很多有关审计工作的思想,这些在当今看来依然有空前的借鉴意义和较强的思辨性,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新时代完善审计工作的意义。然而,目前关于陕甘宁边区审计史的研究,还停留在史料收集整理阶段,急需深入地、系统地探究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用以指导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建设,达到修史、育人、资政的目的。本文从陕甘宁边区加强审计工作的原因入手进行剖析,着重对陕甘宁边区如何强化审计工作进行历史分期并围绕时间线加以介绍,一是从1937年至1939年,由于这一时期边区审计建设处于恢复时期,审计人员力量薄弱,初步探索过程中对审计监督与财政监督之间关系认识不清,边区党政机关及领导人前期忽视,导致机构设置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均制约着这段时期审计工作的开展;二是从1940年到1945年,由于大生产运动过度强调自给自足,暴露出许多财经管理方面的问题,边区开始对审计工作的设立、职能和前景一直进行反思总结;三是从1946年到1948年,审计工作进入系统化建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审计工作的机制法制都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建立;四是从1949年至1950年,老一辈审计人员针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对审计工作今后在国家政权机构里的地位、前景等其他方面产生的一些有益的思考,同时通过提炼出边区在加强审计工作逻辑路径和历史经验,总结边区加强审计工作对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启示。文章创新点主要是运用了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全面深入的搜集了边区加强审计工作的史料,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整理研究,分析了边区强化审计工作的逻辑进程。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领导革命的核心根据地,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日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在政局较为稳定的边区,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再实践,获得了一定时期内充分的发展,体现了边区对审计工作重要性的逐步认识及强化。每一个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都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加强,从历史时期和事件运行规律的角度出发再次发掘陕甘宁边区如何认识并强化审计工作的思想与实践,探讨其对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历史启示。

吴明怿^[2]（2020）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文中认为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在敌人侵略破坏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粮食损失非常严重,在此情况之下,如何解决抗日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支持边区军民与日伪顽军进行频繁的大小战斗,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和生存问题,并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值得探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边区政府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各方互动的具体历史过程,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根据复杂多变的历史情况,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应对粮食困境,从而推动根据地发展的内在原因。本文运用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部分地方市县档案馆馆藏史料和《冀鲁豫日报》等报刊史料,分为五个部分进行探讨边区的粮食工作:第一章主要从“人祸”和“天灾”两个角度探讨抗战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粮食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从救灾和加强农业生产两个方面,讨论冀鲁豫边区如何实现生产自救,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在根据地进行自救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具有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主要讨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政府如何解决根据地民众的土地问题和减轻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冀鲁豫边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金融以及藏粮等措施加强粮食管护,同敌人开展粮食经济斗争,保障粮食正常交易活动的进行、稳定粮食价格、确保粮食安全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完善粮食供给制度上所采取的努力。结语部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冀鲁豫边区在粮食工作中体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并注意利用商业、贸易、金融等手段,积极支持边区粮食工作的开展。这种经济思维使中共和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各种粮食政策措施在实际推广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效果,对保障困难环境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粮食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冀鲁豫根据地得以在残酷条件下依旧能够得到巩固、发展、壮大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第二,冀鲁豫根据地开展粮食工作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线性演进关系,群众在对待政策的态度上,更倾向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之上的权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坚持“政策的群众利益指向”,不断根据民众反映对政策和工作方法进行符合群众利益的调整,进而推动了粮食工作的切实开展。而这一过程实则反应的是抗日根据地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层面与群众所代表的“社会”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妥协、改进的“互动”过程。通过冀鲁豫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粮食工作,我们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发现和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边区的粮食工作,突破了单纯依靠国家力量的传统救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边区各级政府培养并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在参与中共的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中共也借此实现了政权向基层的延伸。其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封建统治力量被削弱,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发生改变,农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中农力量得到壮大,加强了中共革命的群众基础。再次,边区政府在开展粮食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发挥中共的政治宣传优势,注意依靠人民,打消了基层民众的思想顾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成为抗战时期边区的粮食工作能够得到切实开展的关键。

张超^[3]（2020）在《国民政府的公库制度建设与财政资金管理（1936—1945）》文中研究表明历来财政资金管理中,国库建设至为关键。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金库制度呈紊乱状态。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快推进国库制度变革,颁布《公库法》及施行细则,同步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公库体制。在中央层面,公库法令不断充实,国库行政日趋加强,国库网年有推广,各项国库业务逐步开展。在地方基层,初以省库建设为重点,至1941年6月全国财政改制后,省库一律撤销,县库建设成为重点。公库制度强调集中管控财政资金,有利于遏制贪污舞弊,改善财务行政。其核心在于统一政府财力,但因环境窒碍、手续紧严、吏治腐弊和辗转讹传,财政资金管理仍显混乱,公库制度建设与财政资金管理之间存在诸多隐性漏洞。

李娜^[4]（2020）在《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研究（1939-1948）》文中研究说明冀南银行从1939年10月15日成立到1948年4月合组成华北银行,一共存在将近9年时间。在这过程中,银行完成了统一货币、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活跃业务制度的事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运行机制。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战时性。这是冀南银行运行机制最突出的特征,因为时代背景的特殊性,银行各项运行机制的制定及实施均受到战争的影响。其次是暂时性。冀南银行的运行机制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补充的,并不是确定后便永久固定,它在冀南银行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调整。最后是政令性。即冀南银行的活动大多根据中央政府政令,综合市场现况进行布置。冀南银行从实际出发,充分把握客观规律,适时调整自身运行机制,完成了支持抗战经济、保护人民利益的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冀南银行的发展分为四个时间段,即冀南银行产生之前、建立初期、冀南银行与工商局合并、城市业务的开拓。首先在冀南银行建立之前,晋冀鲁豫根据地内已经存在有传统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冀行建立地山西。所以冀南银行在成立后极大借鉴了传统金融业的优秀制度,尤其是票号的管理、用人、业务活动等。冀南银行之所以可以借鉴到传统金融制度,其一是因为它建立于山西境内,地理位置便利;其二是银行内部招纳了多位传统金融业的专家,他们在结合冀南银行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与发展了冀南银行的各项运行制度。此外,上党银号在冀南银行成立前,充当了晋东南地区的革命金融机构,为人民与军队提供便利。随着冀南银行建立,上党银号纳入冀南银行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冀南银行筹建于1939年10月,自建立之日起就以货币为中心开始了一系列活动。冀钞发行时根据地内还流通着多种货币,它们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冀钞的流通,所以冀南银行先从整理杂钞入手肃清根据地内的货币。在肃清杂钞的同时,冀南银行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同敌伪钞、伪联银券以及各项货币阴谋展开无声的斗争。与此同时,冀南银行决定对于法币实行保护政策,通过保护法币稳定根据地市场从而推动冀钞的发行。除进行货币任务外,冀南银行明确了机制内部管理制度与外部业务制度。对于机制管理问题,冀南银行确立了总分支三级制,明确隶属关系,同时制定了各科室工作制度以及财务管理制度。对于外部业务制度,冀行主要规定了银行的基本业务,以及物资与外汇管理业务的细则。冀南银行建立初期主要围绕统一货币、规范内部管理制度与外部业务制度展开活动,服务根据地军民。1944年10月,冀南银行太行区行与晋冀鲁豫工商管理局合并办公,标志着行局机构的成立。当然,冀南银行与工商局的合并并非一帆风顺,合并磨合期间双方部门产生很多间隙,对此行局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了此类问题。行局为更有效的展开生产合作,制定了合理的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制度,通过完善运行机制帮助行局完成各项任务。在此时期,行局对管理制度与业务制度的安排是十分有序的:工商管理局主要通过管控进出口贸易、管理税收、缉私以及工厂商店来灵活完成工商管理任务。冀南银行则主要负责存贷汇、信用等基本业务,冀行的业务活动随时配合工商管理局的工作计划,二者协同合作。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局合并办公是一个协同合作又各司其职的过程,即使双方最终分开办公,但经过这次合作,二者间的配合更加默契,他们共同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1946年初冀南银行总行迁往河北省邯郸市,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中来。为了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冀南银行开展了城市业务,并积极进行企业化改革,努力使各项工作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冀南银行在进行城市化改革的同时,对农村经济也保持高度关注,如帮助农村建立与发展了属于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信用合作社,这是冀南银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帮扶与贡献。1948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局面的定型,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组成华北银行,成为华北解放区的唯一金融机构,并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确立固定的货币比值,统一货币流通,由此奠定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统一基调。194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在此基础上成立,以冀南银行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银行结束他们短暂的历史使命,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者与建设者。纵观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变迁是其发展主题,也由此锻造了银行的三大特征。在运行机制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冀南银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欣^[5]（2020）在《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研究》文中提出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的前身是重庆电力炼钢厂,该厂于1919年成立。由于军阀混战,该厂的筹备工作时断时续,并未有所出品。1937年1月,该厂因经费不足被兵工署接收,并继续之前的筹备工作。1939年1月1日,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正式成立。全面抗战时期,该厂机器设备、部门厂房及职工人数不断扩充,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钢铁的产量和品种也在不断增加。抗战胜利后,该厂奉兵工署令紧缩编制、遣散部分员工,到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后而暂停生产,一共经历了13年的发展。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成立以来,凭借着兵工厂在资金来源、原料订购、产品销场等方面拥有的优势,成为了战时重庆生产兵工用钢最主要的国营钢铁厂之一,在重庆钢铁界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所搜集的史料,采用史料分析、计量统计、归纳演绎、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对该厂的发展历程、管理体制、产品生产及工艺创新等进行论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增益。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兵工厂借鉴了近代西方国家的工厂制度,所以在组织架构上,该厂由厂长集中统一领导,并且有标准的编制系统,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人事管理上,该厂的各部门主管一般选派具有冶金专门知识的人担任,并颁布了一些有关职工出勤和生产奖惩的条例,以作为他们升降去留的依据。另外,该厂非常重视对职员和技术工人的培训,开办了各类技工训练班和职业学校,为工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在财务管理上,工厂有严格的普通会计与成本会计制度,每一笔账目都能做到有迹可循;当工厂年度结算后有盈余时,除弥补往年积亏外,剩余的20%解缴兵工署,80%则用于改良及充实机器设备、增加福利设施、发放奖金等。在职工生活上,工厂制定并实施了保障他们生活的福利制度,涉及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文教娱乐等方面,调动了职工们的生产积极性。总之,以上这些科学的近代化工厂管理制度是维系该厂高效有序运转的纽带。全面抗战时期,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各兵工厂武器生产提供所需的钢铁,包括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枪管钢、枪件钢、刺刀钢,第三十兵工厂的掷弹筒钢,以及各兵工厂需要的冲模钢、工具钢等,还辅助生产一些兵工器材。因此,该厂生产的产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兵工原材料的匮乏,相当于间接地参与到了国家军事抗战的队伍中。但是由于重庆近代钢铁工业起步晚、基础薄弱、技术和设备方面还比较依赖外国,加之在极端的战争环境下,交通受阻,各种原材料缺乏。所以,总体而言该厂的钢铁年产量不高,质量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也正因如此,全厂职工攻坚克难,利用当地资源自制冶炼设备、进行冶炼技术创新、努力研制进口材料的替代品,保障了工厂持续不断的生产。总之,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作为重庆最主要的国营钢铁厂之一,它的成立在重庆近代钢铁工业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它的发展是重庆近代新式钢铁工业成长的一个缩影。并且它在培养后方冶金工业人才、支援重庆各兵工厂的军工生产、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薇^[6]（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王向前^[7]（2019）在《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研究（1942-1945）》文中提出财政乃庶政之母,财政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候,由于开支的增多,财政问题尤其严峻。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在战争背景下运行的,而且有其运行的制度环境。松滋县境临近敌人占领区,曾经几次遭受到敌军的侵扰。虽然敌寇每次侵占时间不长,但是松滋县社会经济仍遭到重创,县财政结构发生变化。1941年之后国民政府把全国财政分为国家与自治两大系统,把省财政划归中央管理,县市财政为自治财政系统。松滋县财政独立地位得到确立,县财政开始统收统支。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收入数额逐年提高,收入结构最初依赖国税分拨收入,特别是田赋分拨收入。受到田赋征实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国税分拨收入占县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到1945年逐渐形成以自治税捐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与其他省份不同的是,湖北省松滋县自治税捐中,“非法定的”自治商捐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自治商捐是湖北省政府通过的,没有取得中央政府承认的县税捐种类,战后被迫裁撤。县经费的匮乏,而县事务却在不断增加,使得松滋县行政机构扩大和乡镇保办公费用增加。因为物价剧涨,公务员除薪额以外非有大量的生活补贴,不能维持生活,导致行政费支出数的庞大,行政费所占的百分比愈益加大。教育经费、保育救济支出、经济建设及卫生医疗支出均稍有增加,但历年物价剧涨,此种经费支出的增加,大多是表面上的。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支出形成高比例的政务费支出,稳健的教育投入与低水平的经济建设投入的特点。从松滋县施政方针中,可以看出受战事影响内迁后松滋县政府能完整地行使其职权,履行其职责。在民政、财务行政、教育、保警、建设以及社会等其他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这都是在县财政的支持下进行的,体现了县财政对县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松滋县财政在抗战后期也出现一些问题,县财政不得不面对县收入来源单一、县支出结构畸形与县财务行政僵化等困境。

史亚军^[8]（2019）在《城市住宅小区地下人防车位的权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汽车数量日益增多,相应的人们对停车位的需求也在增长,但是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地表土地的利用却显紧张。在城市住宅小区中,有一种特殊的地下停车位供业主使用,但是人们经常会忽略其特殊的属性,这就是城市住宅小区的地下人防车位。城市住宅小区地下人防车位是开发商按照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在修建民用建筑时,利用配套修建的人防工程,改造成为用于停放车辆的场所。地下人防车位可以说是目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特殊代表,既发挥着重要作用,又具有复杂法律特征。地下人防车位在战时可以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平时又能作为停车场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因此,国家鼓励和支持房地产开发商积极建设地下人防工程,不仅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还确立了“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在此背景下,利用地下人防工程用作停车位的现象在城市住宅小区越来越普遍。但是关于地下人防车位所有权归属的问题,仔细研究我国现行法律之后,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在其产生之初,只是负担着战时防空的功能,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又兼具城市住宅小区停车位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其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就成为各方主体追求的利益,这就造成了越来越多地下人防车位纠纷的产生。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案说法,对近年来发生的地下人防车位纠纷进行案情介绍,对应目前理论界关于地下人防车位的所有权归属的三种不同观点,列举了三个判决结果完全不同的案例,体现出此类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将争论焦点进行归纳评析,分析地下人防车位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各类纠纷形式,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矛盾与所有权归属的立法缺失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介绍了地下人防车位的概念、特征及其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又详细介绍了地下人防车位的相关立法。主要分为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等两个方面,梳理出现行立法存在的诸多漏洞和空白。第三部分对地下人防车位进行了属性辨析。从法律属性、物权属性等角度出发,关注其内在的复杂性。对最具代表性国家所有,开发商所有,业主共同所有等观点进行剖析,指出每一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国家所有说”和“业主所有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笔者则倾向于“开发商所有说”,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另外分析了关于地下人防车位平时使用的内容。第四部分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人防车位权属确认的相关立法建议,即在立法时,要从所有权归属和平时使用权的限制两个方面入手,不仅从制度层面解决所有权归属问题,在平时利用、管理维护、战时收回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上,提出了相关立法建议。

林木^[9]（2019）在《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文中提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城市先后解放,中国共产党陆续接管和改造这些城市。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初次探索,其不仅是巩固革命成果与支援前线战争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与建立民主政权的关键问题,因而意义重大。沈阳作为东北最大城市,具有政治色彩浓厚、工业经济发达与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代表性强。因此,论文研究1948-1952年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上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思想,总结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城市的一般规律;实践上有助于提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能力与水平,解决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理论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文献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首先,追溯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历史背景与条件准备,并梳理其具体过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和改造沈阳城市的成效与经验,并总结其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思想,另一方面结合沈阳具体实际,批判继承已有东北城市接管经验,并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即近代沈阳城市管理经验和苏美城市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按照“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沈阳政权、经济、文化、市政和社会系统分别进行接管和改造,并取得显着成效,为人民带来福祉,证明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能打破旧世界,还能创造新世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城市政策,派遣纪律严明且训练有素的城市干部,妥善处理城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接管城市与经济建设同时并举。沈阳城市接管和改造的顺利完成,为支援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力量,为实现沈阳由消费型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奠定基础,为推动东北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创造前提,更为接管和改造全国其他城市提供范例;对当前推进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给以启迪。

谈笑^[10]（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二、有必要建立战时审计工作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必要建立战时审计工作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的强化及其对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民政府的公库制度建设与财政资金管理（1936—1945）（论文提纲范文）

（4）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研究（1939-1948）（论文提纲范文）

（5）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研究（1942-1945）（论文提纲范文）

（8）城市住宅小区地下人防车位的权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有必要建立战时审计工作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审计工作的强化及其对新时代审计工作的启示[D]. 段维佳. 延安大学, 2021(12)
• [2]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粮食工作研究[D]. 吴明怿. 上海大学, 2020
• [3]国民政府的公库制度建设与财政资金管理（1936—1945）[J]. 张超.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0(04)
• [4]冀南银行运行机制研究（1939-1948）[D]. 李娜. 山西大学, 2020(01)
• [5]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研究[D]. 张欣. 西南大学, 2020(02)
• [6]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7]抗战后期松滋县财政研究（1942-1945）[D]. 王向前.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城市住宅小区地下人防车位的权属研究[D]. 史亚军.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1)
• [9]中国共产党对沈阳城市的接管和改造研究（1948-1952）[D]. 林木.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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