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社会功能发展与“减员增效”

一、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减员增效”（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吴帆^[2]（2020）在《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 ——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实施了重大改革,不仅取消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别待遇,而且将企业所得税一般法定税率从33%降为25%,并对一些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的企业给予了进一步的税收优惠,使得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项重大税收改革迄今已经实施十年之久,借助这一改革来判断企业实际税率对其就业水平影响的时机已然非常成熟。首先,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就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局部均衡分析和构建数理模型,初步认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变化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与规模效应的大小,且这一影响在不同异质性企业中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次,本文选取了 2004-2017年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和就业数据,以企业新增就业率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核心变量,对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前后二者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统计性描述。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之前,企业新增就业率与企业实际税率二者是此消彼长的,而2008年之后二者呈现出同增减的趋势;对不同产业、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融资约束水平的企业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再次,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其新增就业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与新增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而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提升了企业的就业水平;国有企业的新增就业率下降了 3.36%,而非国有企业的新增就业率提升了 1.02%;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新增就业率则提升了 0.80%,高于低融资约束企业（0.58%）。最后,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就如何提升企业与全社会就业水平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苌景洲^[3]（2018）在《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重新审视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内在治理机制。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比较不同产权结构下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并对国有企业治理机制设计进行规范性分析,可以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肖红军^[4]（2018）在《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40年回顾和深度透视》文中指出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主流研究范式和传统逻辑路径的缺陷,构建了"国有企业本质——国有企业使命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关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的研究逻辑框架,将国有企业本质认知作为本源性要素、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与实现方式作为表征性指标,采用本原性要素为主要依据、表征性指标为补充依据的方法,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93年不完全企业下的责任错位阶段、1994—2005年真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弱化阶段、2006—2013年现代意义企业下的责任重塑阶段、2014年至今企业新定位下的责任创新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各个时期国有企业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发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的40年就是"政府—企业—社会"关系范式追求合理化与合意性的过程,也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观与行为范式实现高级化与自适应的过程。

姜舰^[5]（2017）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海关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衔接国际、国内公共管理的“国门”,必须全面平衡“把关”和“服务”的关系。尤其是中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如何创新监管理念,以海关为中心,通过部门合作、“海关—商界”合作等方式改进现有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通关模式,不仅具有显着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海关监管理论的创新。本文研究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我国海关监管制度,论文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梳理文献,研究表明,现有西方海关监管理论更多以经典贸易理论模型和管理学分析方法为基础,理论分析中通常将进出口环节的众多成本为简化为一个统一的“关税”,但现实中虽然海关是口岸管理部门的中心、征收关税也是海关的基本职能,但实际贸易便利化政策效果和通关成本往往很大程度上受到便利化“短板”部门以及部门间协调效果的影响,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经济学模型研究;第二章的理论模型表明海关监管效率直接影响出口商对于东道国的选择,海关只有通过与其他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将监管重点从事中货物监管向事前、事后的企业监管转移,加强自身政策透明,才更利于提升本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第三章“纵向”分析了中国海关现有监管制度的沿革、现状及特点,表明现有监管手段更多集中在事中的行政管理;第四章以新一轮改革开放为背景,分析中国海关在十八大之后主要推进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分析政策必要性和实施效果;第五章“横向”对比部分发达国家海关贸易便利化、服务标准化以及服务新业态的改革创新,并且结合中国海关关境保护、监管执法需要探讨其适用性和可行性;第六章在前述文献、理论模型、“纵向”和“横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关监管制度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海关监管对于外贸具有直接影响,但是发挥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效果需要海关与口岸部门合作,并且应该透明通关程序、加强海关与商业的合作。面对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以及经济新势、贸易新业态,中国海关还需要在现场通关、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监管领域进行改革,并且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全供应链服务便利、“一带一路”沿途口岸部门国际合作等领域继续深化改革。

李德强^[6]（2016）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其中的许多问题颇受社会关注,但系统性研究甚少。本文从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性谈起,提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论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回应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文分为6个部分:绪论提出国有企业党建关乎社会主义制度成败,同时论述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评判标准。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实现国有企业功能的必然要求。单纯注重国企经济功能的观点影响较大,对国企党建评判有着负面影响。本章还交代了研究涉及到的基本问题。第一章阐述如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直接决定着党委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既是《党章》的规定,也是企业领导体制变革和党建经验的总结。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管理的文明成果,公司法人治理是其主要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公司法人治理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但公司法人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不是对等的概念。现行法人治理结构照搬西方模式,突出了经济效益标准,弱化了党委作用,背离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必须把党的领导、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与发挥公司法人治理的管理优势结合起来,使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成为法人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章阐述如何加强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保持干部队伍的工人阶级属性。国企干部队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现代企业制度带来干部队伍和干部管理工作的复杂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加必要。目前干部队伍在思想政治水平、党风廉政建设、分配激励、能力素质方面存在着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党管干部,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干部队伍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防止国企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第三章阐述加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党在企业的执政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统和优势,是巩固党在国有企业执政基础的需要。社会思潮多样化、文化交融、信息化、职工队伍结构变化等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问题。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引领和动员职工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在企业的执政目标。第四章阐述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保持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国有企业的作用十分关键。目前党员队伍在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引领能力、组织活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通过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引领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委班子的领导力,增强党员队伍活力。结论主要是在全文的基础上做出的概括和总结。加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根本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国企党建,把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贯彻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王珍宝^[7]（2014）在《工会转型及其困境 ——以沪上社区工会组织运作为例》文中指出市场转型以来，劳动关系日益市场化、复杂化、多元化，劳资矛盾逐步显现并日益突出，但在有关职工群体性事件中工会往往缺位，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工会定位及其作用的广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会的信任危机。本研究以社会转型与组织变迁为背景，分析工会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究竟采取了哪些适应性的行动？其背后的行动逻辑是什么？本文通过对上海六个区的九个街镇（社区）工会组织运作的实证分析，探讨社会变迁过程中工会的组织转型及其困境问题。本研究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面对国家管理体制的变动和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我国工会开始了艰难的被动转型过程。这主要表现为面对信任危机，为了回应社会的呼声，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政局的稳定，近些年来工会开始探索改革创新之路，在现有的体制内努力作为，试图夯实其合法性基础。在街镇层面，社区工会是工会组织体制创新的产物，在具体运作中，社区工会作为“行动者”主要采取了自转与公转两种行动策略，在各项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充分借势、借力，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资源，增强组织力量，扩大社会反响。这表明工会在社会变革中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者，同时也是积极的行动者；其行动策略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服务于会员和广大职工群众，更重要的是迎合国家的需求，反映国家的旨意，并努力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研究发现，从个案单位的组织运作来看，上海街镇工会呈现出两种基本的行动路径或工作模式，即区级工会主导的工作推进模式（上级要求式）和以街镇工会主导的工作推进模式（主动求变式），这表明在不同的社区工会组织场域，行动者的自由空间及行动意识与能力是不一样的。另外，上海社区工会目前的组织运作特性并未出现由国家法团主义转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路径迹象，其国家法团主义组织特征依然较为明显。这与我国政治体制以及工会整体转型进程的缓慢有一定的关联。总体而言，尽管工会有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等四项职能，但其在行动中可归类为维护服务与维稳建设两种基本逻辑，即对下（会员和职工）负责与对上（党和国家）负责。由于中国工会特殊的政治身份，履行的是双重代理人的角色：一方面，工会作为广大会员和职工群众的代理人，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合理利益；另一方面，工会也参与社会管理，尤其是通过对社会领域的力量渗透，从而实行有效的管控，因而履行的是国家代理人的职责。在服务与管控之间，无疑在工会及其领导人的意识中，管控是占首位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随着国家力量在社会领域的退出，工会作为国家代理人，在社会边际领域积极渗透，开展相应的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其组织行动背后体现的是国家管控的一种特殊方式，反映的是国家力量逐步渗入社会，以达到有效管控社会的目的。研究发现，工会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政治属性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局部区域还有所强化。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组织特性（官民二重性）以及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了政治替代的重要角色。本研究认为，在我国转型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即国家对向社会放权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在社会倒逼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被动地让渡社会空间，通过向社会放权，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从而使社会日益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但另一方面，又担忧社会领域的自主发展，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因而试图使国家力量再度渗入社会，尤其是在传统国家力量无法控制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些边际领域，通过政治性社团以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来主导和管控部分空间，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从而实现国家政治权力的再生产。所以，当前我国在整体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又存在着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空间再政治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性社团在社会边际领域的运作，使国家的意图延伸至整个社会肌体的最末端，消除社会管理的“盲区”。对于这种边际渗透的空间政治行为，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特殊的空间再政治化过程，即政治管控替代现象。这是本研究的重大发现之一。究其原因，国家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即通过依靠人民团体发挥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对社会进行有效地管控，以避免社会领域的失控和社会自治的效能不足。本研究认为，由于当前还面临着一些难以突破的制度性困境，导致中国工会的组织转型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社会法团主义或许是其较为可行的归宿之一，即强化工会作为利益代表性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去行政化的运作方式。文章最后讨论了工会回归社会组织的可行性以及对如何建设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提出了路径建议。

杜进君^[8]（2012）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自他们的缔造者,即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开始,就彼此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用鲜血凝结成了可歌可泣的真正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中越两国在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仿效苏联模式,形成了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上“一边倒”的封闭局面。中越两国先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了一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伟大事业。与苏东国家改革相比,中越两国在改革过程当中具有明显的特点。中越两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对经济改革的看法认识基本相似,且改革所经历的过程也大致相同。同时,两国的经济改革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开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越南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然而,中国和越南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过程中仍体现出许多不同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探索越南经济改革背景、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对中越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理论、实践等方面进行比较,以加深对中越两国经济改革历程的认识,并从中总结出某些共同的历史规律,汲取其经验、教训,加以借鉴。这将深化对中越经济改革间共性与差异的认识,同时,可以针对目前有关越南经济改革和中越经济改革对比研究薄弱的状况作一个有益且必要的探讨,希望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和思路,充实双方现有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越南经济改革的实践,对越南改开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帮助解决中越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达到预期的效果。研究结果也可以应用于中越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过程中,使中国历史教学在越南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从而为中越两国的全面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本文作者作为一个在华留学的越南学生第一次在这个范围内作的浅陋尝试。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的原由及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础等进行了阐述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越改革背景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探讨和比较,同时指出中越改革前经济存在的内在矛盾和需要进行改革的种种缘由。认为中越两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初始条件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诸多同之处。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而,越南均落后于中国,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改革的物质前提优于越南。这些初始条件也对后来两国的经济转轨产生一定影响。第二章就中越两国改革理论进行比较,这一部分系统介绍了中越两国两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分配制等问题的观点和创新理论,同时认为中越虽根据本国国情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是大同小异,所以两国的改革总结上升到理论层而,基本上也是如此,改革理论创新的实质内容大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只是各自的提法和语言表达有差异而已。从根本目的的角度来讲,中越改革就是寻找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摆脱社会经济危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人民共同致富的事业。中越两国共产党理论成果与创新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两国都非常重视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与创新,都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原则,同时为本国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闸述了中越改革实践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指出相同和不同之处后,认为中越两国都进行了渐进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通过中越两国各主要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其提示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进程、外贸增长、国家经济管理、民生问题的保障等方面的分析进行比较研究,突出中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指出中越改革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需要解决问题,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探索,中越两国经济体系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这种框架还不太适应国内外经济大发展势头,因此还需要继续深化农村、农业和国有企业等经济部门的改革。结语部分进一步总结了中越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越经济改革比较后所得出的宝贵经验和启发,再次肯定中越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地位与影响,及其对越南经济改革的启示,以此推动理论和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也提出中越经济关系的发展展望,认为,两国经济互相支持,两国互相借鉴足最好的符合、顺应两国利益的途径。肯定友谊、合作与发展仍然是中越未来关系发展的主导趋势。中越两国一定会乘着传统友谊的勺翅膀,借着双方全方位友谊合作的马力驱动,使中越两驾马车飞到更高更远的目的地。

董向芸^[9]（2012）在《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垦组织是我国边疆区域长期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织，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带动与辐射作用举足轻重。本选题立足于云南农垦组织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研究，运用调研、问卷、访谈以及文本、数据统计等方法，对农垦总局、分局、农场不同层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以结构功能主义和“内卷化”作为理论工具，阐释农垦组织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整合与分化现象。选题的创新在于：“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设定，组织学理论疆域和农垦研究视域的拓展，“组织内卷化”概念创新，以及“宏观-中观-微观“的立体实证结构等。从理论角度来说，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结构功能主义集中于研究系统承载的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结构，强调分析每一特定系统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试图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系统运转的规律。文中拟将组织视为一个系统，从而可以通过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和研究组织及其发展。另外，还引入了“内卷化”概念来对农垦组织改革状况进行描述。“内卷化”是一个可以用来回应、分析和解释许多层面现象和问题且尚未统一界定的概念，文中分别从经济层面有增长无升级，管理层面有汲取无控制，文化层面有惯习无突破来具体定性这一概念，归纳出基本的共性要素来进行相应的组织研究，使之成为本研究审视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以上述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为基本理论支撑，两者在农垦组织的实证研究过程中最终达成有机契合，奠定了本研究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借鉴和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概念，如整合、分化、利益结构，制度学中的一些界定，如制度环境、非制度环境、成本效益的分析等，同时，将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对系统的理解引入组织理论的理解之中，综合融通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基本理论逻辑框架，研究整体思维进路为：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组织所处的环境是紧密相联互为影响的，总要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当资源与利益分配失序时，组织的相关利益主体不能在现有组织结构功能体系下获得利益诉求的满足，就产生新的获利需求，进而推动组织变革以重获新的利益结构。具体到相应的变迁过程，则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的利益相关主体在利益结构的解构与重构行动分析，如组织的成本收益比较、相关主体利益属性的多元性、利益博弈中的取舍动机、组织资源依赖等，来辨析宏观环境变迁下的组织变化情况，以及组织结构功能转型过程中的内卷化约束条件。即农垦组织作为一种特殊公权力组织，它的结构功能转型与内卷化是以特殊公权力组织理性为前提，在既有区域资源禀赋的条件限制下，以渐变的方式呈现出组织整合与分化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亦展示了组织变革结果与最初期望的悖离性，同时，相关的研究命题为下文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主要是从组织的形成环境与发生机制——组织结构功能演进——组织结构功能扩展过程来剖析云南农垦改制的组织变迁过程。云南农垦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组织，是建国之初特殊的国际和国内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它作为国家边疆管理的特殊手段，肩负着对地方整合与国家认同等政治社会功能。随着社会转型与发展，农垦组织也开始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内容主要是改革传统的国有制和集权控制的资本组织形式，调整传统的国有所有制结构，使组织能够逐渐适应市场经济并转化为相应市场主体。这段时期农垦组织从结构与功能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本研究选取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农垦作为相应的实证样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发展实效却往往并不符合其发展预期，农垦组织的演进过程就证明了组织发展的这一困境。随着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组织原有的优势随之解体，组织逐渐陷入“内卷化”困境，表现为组织结构层面的行政取向与部门复制化，以及组织功能层面的目标模糊与劳动收益的人均递减。自2007年末开始，组织再现重构的端倪，云南省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使组织重构步入了探索阶段。而这种组织结构功能重构的探索由于其关注点的不一致，使得云南农垦组织未能完全摆脱内卷化困境，获得组织结构功能的现代性。随着云南区域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农垦组织需继续维持组织结构功能的比较优势，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相关结构体制、功能机制以及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满足区域民众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建构农垦组织与当地发展的新场群关系。文章最后主要从内部与外部两种视角来探讨农垦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分别就新形势下农垦应有的功能与作用的进行讨论，从国家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层面，来寻求界定组织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方向；继而深入组织内部，讨论组织本身的结构功能的逻辑形塑与安排，以及在今后发展中的完善途径；转向组织的外部环境建设，以组织发展的资源依赖与社会支持为对象，扩展分析组织与政策介入、与区域既有资源之间的互动机制和策略选择。

李春耕^[10]（2012）在《执政条件下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选题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党所面临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拓宽党的建设更深层面的研究视野和更广阔的研究领域。选题提出了针对新时期各种复杂变化的社会情况,通过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研究来拓宽和丰富党的群众工作思想；通过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把个体对象的思想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党的政治期望上来等观点。论文从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内涵、基本要求以及局部执政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为重点,针对新时期党的社会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继续制度创新,并结合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实际状况探索有效的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路径,力求构建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新格局。论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选题的由来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关于党的社会工作制度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框架。第二部分至第七部分为正文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党的社会工作制度的内涵和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思想基础。由于对党的社会工作制度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同党的社会工作制度相关的一些概念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同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同党的思想政治作制度、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同专业社会工作制度等。本部分对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一步明确界定以确定党的社会工作制度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并阐述了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走向科学化的轨道。第二章论述了社会工作是现代政党的主要功能、社会工作对现代政党的特殊意义以及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时代价值。现代政党最基本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利益表达功能,二是利益综合功能,而党的社会工作正是体现现代政党基本功能的有效载体。通过党的社会工作既可以把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表达出来,也可以有效地把它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国家,党的性质决定了党的社会工作对党和国家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时代价值就在于为党做好社会工作,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第三章论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党在那时所采取的社会工作措施和取得的社会工作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一系列与群众相结合、与社会相联系的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把苏区建成了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就建国后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建设而言。应当说,建国后党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随着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街居制等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党的社会工作的展开就与单位、行政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失去了动力。总结改革开放前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党的社会工作,一要有无领导色彩的领导艺术；二是要有灵活机动的组织方式；三是要有多样化的活动形式。第四章着重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党在社会工作制度方面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组织在社区、企业、乡村等党建工作中对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基层社区确立了街道党工委在社区党建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党的社会工作组织网络；在两新组织中实施了凝聚力工程建设；在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深入群众家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工作制度。第五章论述了目前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面临的新挑战和继续创新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利益格局仍会不断调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进一步拓展和创新党的社会工作制度,以达到更好地凝聚群众、凝聚社会、共构和谐的目的。进行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要加强实践操作环节的研究和思考。一是对以往制定的党的社会工作制度进行梳理,分别采用留、改、废分类处理的方针；二是对应建立而原来没有建立的制度,开展制度设计和制定工作；三是对一些相对薄弱又难以制定的制度环节进行试点,集中民智,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以增强可操作性。第六章论述了如何进一步创新党的社会工作制度新格局。当前应当建立以街道党工委和乡镇党委领导的,由社区和村级党组织具体负责实施的,以专职党的社会工作者为主导,与兼职党的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以社会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包括决策、宣传、动员、服务、保障及评价等各环节的党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这样既可以通过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研究来拓宽和丰富党的群众工作思想,也可以通过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把个体对象的思想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党的政治期望上来。

二、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减员增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减员增效”（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 ——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3）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4）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40年回顾和深度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工会转型及其困境 ——以沪上社区工会组织运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执政条件下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有企业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减员增效”（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对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 ——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D]. 吴帆. 山东大学, 2020(10)
• [3]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与国有企业改革[J]. 苌景洲.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8(06)
• [4]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演进:40年回顾和深度透视[J]. 肖红军. 经济管理, 2018(10)
• [5]新一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海关监管制度研究[D]. 姜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6]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李德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12)
• [7]工会转型及其困境 ——以沪上社区工会组织运作为例[D]. 王珍宝. 上海大学, 2014(02)
• [8]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越两国经济改革比较研究[D]. 杜进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6)
• [9]结构功能主义与内卷化理论视阈下云南农垦组织改革研究[D]. 董向芸. 南开大学, 2012(07)
• [10]执政条件下党的社会工作制度创新研究[D]. 李春耕.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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