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洲各国社会治安印象——赴荷兰、瑞士等国考察纪行（论文文献综述）
翟悦思[1]（2018）在《《日本思想全史》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本次翻译实践选取的文本是日本当代学者清水正之撰写的《日本思想全史》一书中近代部分明治时期的章节,约一万五千字,论述整个明治时期思想理论体系的嬗变,对其中福泽谕吉、中江兆民、西村茂树等标志性人物的主要思想和着作做出了述评。翻译过程中重点解决了日语汉字词的翻译、文言文的翻译、语篇衔接在翻译中的处理三方面问题。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理论指导,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三大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对同类文本翻译及日汉翻译美学研究带来一定的参考意义。本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章翻译实践简介,介绍本次实践的内容和流程。第三章文本分析与译前准备,介绍选题专业性,包括文本语言定位、翻译理论选择与策略制定、译前技术准备等内容。第四章案例分析,在翻译美学视角下,对文本语言进行解构,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章共分为三个小节,其中,汉字词语的翻译包括同形类义汉字词语、同形异义汉字词语、同形同义汉字词语和和制汉字词语的翻译,主要采用意译或解释性翻译;文言文翻译包括修辞和文体两部分,可以通过模仿古文语句（Imitation）的方法实现审美要求;语句联接机制在翻译中的处理包括语法、词汇和符号三种主要衔接手段,必要时采用意译的方法对信息进行二度编码。第五章结语,从方法与技巧、经验与收获、问题与不足三个层面对全文进行总结,并言及译者的职业素养和对未来的展望。
吴金光[2]（2015）在《向世界展现美好和谐的“多彩中华”——亲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记略》文中指出随着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加深,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民委在历届委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尤其是在王正伟主任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充分发挥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源优势,扶持少数民族文化走出
宋定国[3]（2015）在《沧浪之道》文中提出第一章谜局初开耸立在江河市扬子江畔的龙山老出奇事。龙年夏天,山顶上那棵千年古树"问天柏"被雷电劈掉一半后大难不死,翌年春天,在满是岩石的树根处又长出了三株兰花。这些兰花在开始两年可能因为过于娇小羸弱,没有开花,因而也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到了今年春天,它们那剑一般的叶子肥大挺拔,青翠欲滴,还绽放出一串串美妙的花儿。花儿白里透红,疏密相间,其状或相顾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相掩而如羞,或
汪洋[4]（2014）在《从石库门走出的驻德大使》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章:卢家独子一、出生的传奇农历,1936年三月初八,正是春意渐浓,和煦温暖的时节。浙江绍兴一户农家小院里,洋溢着紧张忙碌的氛围。男人们或坐或站,聊一些国家大事和惯常的话题,却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总不免往卧室的方向瞟。女人们神色端凝肃穆,端着一盆盆热水,踮着小脚,院里院外忙进忙出……相形之下,男主人卢成之倒显得平静超脱。他穿着一袭灰色的长衫,背着手,远离人群的喧
袁灿兴[5]（2014）在《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文中研究说明二战之前，国际人道法主要由日内瓦法体系与海牙法体系组成。1864年《日内瓦公约》以在战时救助伤病兵为主要宗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内瓦法体系。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关注于战时俘虏待遇，限制过度杀伤武器等内容的海牙法体系。在晚清，日内瓦法体系就已在华得到传播，并于日俄战争的烽火中，催生了五国合办的万国红十字会。此后又摆脱五国合办，在清末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自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从事各种人道主义活动，也承担了传播日内瓦法体系的使命。日内瓦法体系的三原则，即红十字会中立地位、红十字标识擅用之禁止、伤病兵之救护，经中国红十字会加以传播，渐为国人知晓。虽然《日内瓦公约》尚未就红十字会在内战中的作用予以规定，但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于内战中进行战地救护工作，大彰人道。一战之中，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刚刚起步，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均受到限制。当德国、日本在中国青岛爆发战争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行动，救助处于德、日两国炮火之下的同胞。同时中国红会伸出援助之手，援助在海外华侨。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先是在淞沪战争中组织力量，救助前线伤兵。后又响应南京国民政府的“三合一政策”，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自组建后，先后三迁，最后扎根于贵阳。在长期抗战中，救护总队培养医护人才，从国际上争取医药援助，组织车队输送物资与伤病兵，派遣救护队奔赴各个战区实施救护，指导前线野战部队卫生防疫，为全面抗战的胜利贡献甚巨。于日内瓦法体系传入中国之时，海牙法体系也在近代中国得到传行。为了打开外交上的僵局，清政府先后参与了两次海牙保和会，签署了系列国际人道法公约。北京政府时期，虽然国内军阀混战，在战争中违背国际人道法的现象层出不穷，但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哪路军阀执政，均能较好地遵守海牙法体系中的规定。全面抗战中，南京国民政府采用了多种传播手段，面向军民进行“优待俘虏”政策的传播。南京国民政府也给予日俘优待，其设在贵州镇远与陕西宝鸡的两个日俘收容所，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好评。在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在华的三百万日本俘侨加以收容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仁义宽大的精神。与此同时，对在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南京国民政府参考国际人道法，制定相关战犯审判条例，对战犯做出审判。国际人道法在华的传播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外交环境，推动了国内系列军事法律规例的制定，对战时军人的胡作非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国际人道法也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长与发展，为近代中国处于各类天灾与战祸中的人们提供了援助。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岳文典[7]（2014）在《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分析》文中指出公共外交以外国公众为对象，以赢得他们对本国的认可、认同和追随为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公共外交应该以寻求确立文化的公共权威作为其行动指南。①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是以此行事的。二战后至今，美国实施了长时段、大规模的公共外交计划，其宗旨就在于树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公共权威。从实际的效果观察，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个人主义精神和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等构成的现代化模式已成为人们广为接受和认可的发展路径，甚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凡是美国的东西都是好的，凡是美国的价值观念都是对的。就这一点来说，汉斯·摩根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描述是正确的，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的话，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②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绝非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厚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的外交行动。本文以“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分析”为题，意在深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成分对于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公共权威所能发挥的作用与功能。助力中国文化确立全球公共权威的地位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公共外交价值的集中体现。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一点，本文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对实现良好的国内治理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是因为公共外交的开展总是以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为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助力中国重建文化自信、重现青山绿水、重建礼仪之邦以及和平崛起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当中国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共同熏染下重新恢复其博大、文明、领先的历史地位时，中国文化确立其全球公共权威的努力才有了最基本的着力点，中国的公共外交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从中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比较的视角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合理性，以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公共权威。这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从人性的根源上支持和纵容人性“恶”的倾向，由此既促成了现代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的产生，也造成了诸如精神危机、生态危机、核战争危机等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因此，其价值理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遭受质疑；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压制、改造和矫正人性本恶这一自然倾向的功能，如果成为主导全球的价值理念，则有助于世界向着和平、稳定、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更符合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因而更具有价值合理性。三是在西方文明危机的反衬下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西方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它的种种弊病已经显现，而且如不改弦易辙，那么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毁灭其自身的道路。”①着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在下列诸因素——我们历史进程发展的迅猛，我们塑造世界的能力的增长，我们对物质欲望的快速膨胀，和我们在道德上的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的作用正产生着空前的无法控制的变化的动力。……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架用自动驾驶仪操纵的飞机，速度连续不断地加快，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②总之，西方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现代化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深重的灾难与危机，而且这种灾难与危机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性的危机必定要由西方资本主义机体之外的文化元素来加以拯救——如果危机真能拯救的话”③，而中国传统文化也许就扮演着这种拯救者的角色，对现代性危机的缓解和拯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助力中国文化确立全球公共权威的重要方面。四是从新科学世界观的角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与作用。所谓新科学世界观是相对于以机械论、还原论、客观论为特征的传统科学世界观而言的，新科学世界观完全颠覆了传统科学世界观，它以有机论、整体论、生态论为典型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的宇宙观。也就是说，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崭新的世界观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对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公共权威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成分既有助于实现国内良好的治理，又能有效针对当前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缺陷，同时还可以缓解、稀释，甚至消除西方文明所导致的全球性危机，并因蕴含着崭新的世界观而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种文化是否足以确立它的全球公共权威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传统文化具备成为全球公共权威的诸多要素，因此，如何确立其全球公共权威就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核心问题。当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公共权威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论证，如何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真正确立这种公共权威恐怕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但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说从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处于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生活水平，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压力之下，因此，西方文化更具有价值合理性的话。那么，经过20世纪的高速发展，在21世纪初，人类更迫切需要的是适度节制和控制自己的欲望、贪婪，以及对技术力量的运用，以维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既是其现代价值，也是其公共外交价值。结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本文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下，以历史叙述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中西文化的特质及利弊得失，梳理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以及西方文化在这一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文化比较和未来发展的视角探讨并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和意义。全文由导论和正文组成。导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重点和难点。论文的第一章主要从理论角度阐述了公共外交的概念、特性及其以赢得人心为核心目标的价值指向，同时介绍并界定了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公共外交领域中的定位，主要包括：传统文化是中国公共外交重要的非物质资源；传统文化是与西方文明相反相成的另一文明体系；传统文化是争夺全球价值制高点的核心资源；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公共外交。第二章内容通过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对外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的历史渊源，并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助力对外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开展的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及缺失，为系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当前公共外交中更有效的发挥作用作了铺垫。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具体来说，第三章从国内视角入手，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重建文化自信、恢复道德秩序和重建礼仪之邦、建设生态文明和重现青山绿水以及在中国和平崛起等方面的公共外交价值。公共外交总是以一国国内的现实状况为基础的，只有当国内实现经济繁荣、政通人和、山川秀美、人民安居乐业的时候，公共外交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第四章从国际视角，也就是东西方文化比较和西方现代危机反衬的视角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由西方文化派生出来的现代化既在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也导致了当前世界深重的灾难和危机，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及相应的精神危机、生态危机等。那么，与西方文明相反相成另一文明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在危机面前能提供哪些价值指导，就成为人们关注和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公共外交价值的集中体现。第五章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世界观”视角彰显其公共外交价值。所谓新世界观是相对于以机械论、还原论、客观论为特征的传统科学世界观而言的，新世界观完全颠覆了传统科学世界观，它以有机论、整体论、生态论为典型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的宇宙观，也就是说，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崭新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公共外交价值的一个重要侧面。第六章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公共外交意义，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全球性价值理念，它们分别是：天下意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理念；义利兼备——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理念；兵者，不祥之器——全球化时代的军事理念；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理念；天人合一——全球化时代的生态理念。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了与当前西方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类对自然界有了深刻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的回归，既是“否定之否定”，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统合西方文化在物质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以东方的价值理性驾驭西方的工具理性，以此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公共权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公共外交价值之所在。
黄艳华[8]（2014）在《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文中提出近代上海是我国近现代设计的发祥地，最早的报纸广告、霓虹灯广告、广播广告以及中国首个广告业同业公会均诞生于上海。在众多的设计类别中，这一时期的平面设计实践尤为突出，多样化的设计题材、瑰丽多姿的设计图式，勇于革新的设计先驱，具有混合特质的设计风格等，都成了本文意欲展现的风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并不局限于对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具体个案的分析、梳理，而是将设计所处的时代、都市、人文环境以及经济变迁和历史事件相联系起来考察和分析。在探寻上海近代平面设计历史的逻辑规律和发展态势的同时，有重点地展开不同的平面设计品类特征和演变规律的追查，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试图找出其发展的关键点、矛盾点，尽可能的呈现出平面设计发展的前后更迭、起承转合以及突出的阶段性标志。将设计行为放置到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展现出上海近代平面设计从形态、元素、结构到价值取向上与西方设计的不同，为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上海视觉形式提供了从设计到文化的途径。俯瞰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版图，不难发现每一次平面设计的重要历史转折点都伴随着相应的城市的演进，如近代上海出版业的辉煌造就了书籍装帧设计的繁荣；近代商战的博弈诱发了报刊广告设计、商标设计及包装设计的大发展；电影、戏剧等娱乐行业的兴盛促进了海报设计的昌兴等。基于上述发展态势，本文整体的研究思路大致如下：全文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萌芽状态，包括“大上海的崛起”、“印刷术的革新与纸媒体的风行”、“上海设计工业的雏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说明了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生的，必要的经济环境的形成、大众平面媒体环境的形成，以及近代上海设计格局初步形成三方面因素，从中寻找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肇因。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体，用详实、丰富的资料，展示出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主要形态。分别是“商业审美趣味下的月份牌设计”、“国货运动与与商标、包装设计”、“消费主义狂潮下的报刊广告设计”、“图案字设计”、“传播新文化的装帧设计”共计五个部分。运用从一般到个别这一研究方法，每一部分的分析都包含了近代上海平面设计某一主要门类的整体情况，同时也兼顾到具体典型个案的叙述，每一部分的叙述都力求既展现出这一类别设计在近代时期的主要样貌，同时通过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设计个案，呈现出这一设计类别在近代时期的独特性。最后一个阶段，尝试着从近代上海平面设计的风格演进中，进一步总结出近代上海的“上海样”设计风格的形成。全文论述紧紧围绕着近代上海平面设计这一主题而展开，从发展原因到设计形式、内容、风格形成的探究；从近代都市环境到人与设计的互动关系的探寻。有层次的论述了上海近代时期，都市发展对平面设计的影响与推动。最后，本文着重于探讨“海派设计美论”的经验与影响。主要从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实践中所取得成果总结出，近代平面设计的拓荒性、实践性、先驱性等意义，以及由其奠定的上海独具的“海派”设计风格。并进一步指出，这一风格对于现代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影响的重要意义。
张蓉[9]（2014）在《“二战”后国际学校发展历程及当前面临主要问题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往来的增多,跨国界的人口流动日益活跃,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国际学校在世界各地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二战”后国际学校的发展态势及其特征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概述,并对国际学校系统各要素的现状与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希望通过本文的系统梳理,能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某些基础参考。本文的绪论部分,阐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对本领域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概括,并对本文时代划分的依据做简要说明。第一部分,对国际学校和国际教育进行概念界定,并对国际学校予以分类,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部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分析国际学校基于国际理解教育、跨文化教育和质量管理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对“二战”前国际学校的兴起与发展的萌芽阶段进行梳理。第四、五、六部分,将国际学校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分析“二战”后至今国际学校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各阶段呈现的鲜明特征,并重点研究其中发展较为活跃的内部要素。即“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导向下国际学校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市场机制驱动下国际学校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校的新发展。第七部分,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国际学校系统内部各要素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第八部分,以历史的视角、全局的高度以及发展的眼光,对国际学校发展的理念以及发展的脉络进行概括,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
杨丽娟[10]（2013）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三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三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三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三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二、欧洲各国社会治安印象——赴荷兰、瑞士等国考察纪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洲各国社会治安印象——赴荷兰、瑞士等国考察纪行（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思想全史》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翻译实践简介 |
| 2.1 翻译实践内容介绍 |
| 2.2 进度安排 |
| 第三章 文本分析与译前准备 |
| 3.1 文本分析 |
| 3.1.1 文本语言定位 |
| 3.1.2 翻译理论选择与策略制定 |
| 3.2 译前准备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4.1 日语汉字词的翻译 |
| 4.1.1 同形类义词的翻译 |
| 4.1.2 同形异义词的翻译 |
| 4.1.3 同形同义词的翻译 |
| 4.1.4 和制汉字词的翻译 |
| 4.2 文言文的翻译 |
| 4.2.1 保留修辞特征 |
| 4.2.2 符合文体要求 |
| 4.3 语篇衔接在翻译中的处理 |
| 4.3.1 语法衔接 |
| 4.3.2 词汇衔接 |
| 4.3.3 符号衔接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方法与技巧 |
| 5.2 经验与收获 |
| 5.3 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原文/译文对译 |
| 附录2 术语表 |
| 附录3 导师核准意见书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译着、论文 以及从事的口笔译实践活动 |
| 致谢 |
（2）向世界展现美好和谐的“多彩中华”——亲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记略（论文提纲范文）
| 国家民委第一次派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团出国演出 |
| 第一次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 |
| 第一次乘火车赴欧洲参加艺术节演出 |
| 再次乘火车赴欧洲参加艺术节 |
| 赴马来西亚慈善义演 |
| 第一次运作出国商演 |
| “多彩中华”参加中法文化年的演出 |
| 在秘鲁举办展览 |
| 出访非洲进行文化交流 |
| 赴西亚访问演出 |
| 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获大奖 |
| 参加中老建交50周年庆祝演出 |
| “多彩中华”形成品牌优势 |
| 参加“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的系列活动 |
（3）沧浪之道（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谜局初开 |
| 第二章弃子谋势 |
| 第三章喜忧相伴 |
| 第四章各有妙招 |
| 第五章暗流涌动 |
| 第六章阴霾迷离 |
| 第七章风云突变 |
| 第八章大浪淘沙 |
| 第九章峰回路转 |
| 第十章情涌中秋 |
| 第十一章暗藏玄机 |
| 第十二章“事故”频发 |
| 第十三章魂牵巴黎 |
| 第十四章难挡硝烟 |
| 第十五章决战在即 |
| 第十六章辞旧迎新 |
（5）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国际人道法概念界定 |
| 三、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 |
| 四、 国内研究现状 |
| 五、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六、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人道法历史溯源及构成体系 |
| 第一节 国际人道法的历史溯源 |
| 一、 国际人道法西方历史溯源 |
| 二、 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人道 |
| 第二节 国际人道法的构成体系 |
| 一、 日内瓦法体系 |
| 二、 海牙法体系 |
| 三、 日内瓦四公约及三个附加议定书 |
| 第二章 晚清国际人道法传入中国 |
| 第一节 日内瓦法体系的传入 |
| 一、 日内瓦公约初传中国 |
| 二、 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 |
| 三、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设 |
| 第二节 海牙法体系的引入 |
| 一、 晚清改善外交处境的努力 |
| 二、 参与第一次海牙保和会 |
| 三、 保和会各约批准工作 |
| 四、 参与第二次海牙保和会 |
| 第三章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
| 一、 北京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传播的特点 |
| 二、 红十字会中立地位的传播 |
| 三、 伤病兵救护的传播 |
| 四、 禁止擅用红十字会标识的传播 |
| 第二节 保和会准备会及国际人道法公约补签 |
| 一、 保和会准备会的成立 |
| 二、 国际人道法在华内化 |
| 三、 补签国际人道法各约 |
| 第三节 一战中中国红会的人道主义行动 |
| 一、 德日青岛战事中的救护 |
| 二、 救助被困在俄华侨 |
| 三、 援助在德奥华侨归国 |
| 第四节 一战中经华接济德奥俘虏的交涉 |
| 一、 中国处中立地位时接济俘虏的交涉 |
| 二、 中国对德奥宣战后接济俘虏的交涉 |
| 三、 德俄媾和后经华接济俘虏的交涉 |
| 第五节 收容及遣回德奥俘虏 |
| 一、 中国收容德奥俘虏的由来 |
| 二、 在华德奥俘虏管理与待遇 |
| 三、 德奥俘虏遣返与收容费用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的传播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际人道法传播的特点 |
| 二、 俘虏问题相关军事立法 |
| 三、 抗战时俘虏政策传播的必要 |
| 四、 俘虏政策对军民传播的开展 |
| 第二节 抗战时日俘的收容与人道待遇 |
| 一、 前线俘获日军的处置 |
| 二、 宝鸡第一俘虏收容所 |
| 三、 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 |
| 四、 抗战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 |
| 第三节 抗战中的中国红会救护总队 |
| 一、 抗战初期国军战地救护的不足 |
| 二、 红会淞沪战地救护的经验 |
| 三、 中国红会救护总队的成立及组织 |
| 四、 救护总队战地医护工作的几个断面 |
| 五、 救护总队战地卫生防疫工作的几个断面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在华日俘侨收容与遣返 |
| 一、 抗战胜利后在华日俘侨状况 |
| 二、 日俘侨收容与管理 |
| 三、 日俘侨集中遣返归国 |
| 第五节 审判侵华日军乙、丙级战犯 |
| 一、 战犯审判国际法的发展 |
| 二、 乙、丙级战犯审判相关法规 |
| 三、 审判乙、丙级战犯国际人道法的援用 |
| 四、 个案考察：审判虐待在华外侨战犯 |
| 五、 个案考察：审判丙级战犯米村正喜 |
| 第五章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评析 |
| 第一节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的影响 |
| 一、 带动了法律体系的建设 |
| 二、 改善了外交环境 |
| 三、 促进了人道主义事业 |
| 第二节 国际人道法在华传行相关问题的思考 |
| 一、 国家视阈下的中国红会 |
| 二、 内外有别的俘虏政策 |
| 三、 人道视野下的“杀身成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由来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难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框架：公共外交与中国传统文化 |
| 第一节 公共外交 |
| 一、公共外交的界定 |
| 二、公共外交的特性 |
| 三、公共外交：赢得人心之战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 |
| 一、文化释义 |
| 二、中国传统文化 |
| 第三节 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 |
| 一、中国传统文化：公共外交的非物质性资源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相反相成的另一文明体系 |
| 三、中国传统文化：争夺全球价值制高点的核心资源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公共外交 |
| 第二章 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建国以来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
| 一、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及传统文化的角色 |
| 二、新中国与亚、非、拉等新兴发展中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
| 三、传统文化推动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
| 一、传统文化树立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 |
| 二、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外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
| 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的新发展与传统文化 |
| 四、传统文化对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新世纪以来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就、收获与不足 |
| 一、孔子学院的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
| 二、影视传媒的拓展与中国传统文化 |
| 三、文化艺术的推广与中国传统文化 |
| 四、新闻出版走出去与中国传统文化 |
| 五、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与不足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分析：国内视角 |
| 第一节 正本清源，重建文化自信 |
| 一、“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偏失 |
| 二、儒家核心价值的真义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的回归：重建礼仪之邦 |
| 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情怀 |
| 二、亲善和睦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关系的重建 |
| 三、确立义利兼备的市场经济价值导向 |
| 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重现青山绿水 |
| 一、中国生态危机的现状与应对 |
|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价值资源 |
|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和平崛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崛起之路 |
| 二、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分析：国际视角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 |
| 一、西方文化的特质 |
| 二、中国文化的特质 |
| 三、中西文化特质的比较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西方文明危机的反衬 |
| 一、精神危机和人生意义的失落 |
| 二、人的物化和异化 |
| 三、国际冲突的内在根源性 |
| 四、自然生态危机 |
| 五、西方文明危机反衬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共外交价值分析 |
| 第五章 公共外交视阈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新世界观价值 |
| 第一节 传统的科学世界观及其特征 |
| 一、传统科学观的发展历程 |
| 二、传统科学观的特征 |
| 第二节 新世界观的形成及其特征 |
| 一、新物理学带来的变革 |
| 二、新世界观及其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世界观内涵及其公共外交价值 |
| 一、儒家：人伦视野的有机整体论 |
| 二、道家：宇宙视野的有机整体论 |
| 三、中国传统文化新世界观内涵的公共外交价值 |
|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价值体系的建构 |
| 第一节 天下意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理念 |
| 第二节 义利兼备：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理念 |
| 第三节 兵者，不祥之器：全球化时代的军事理念 |
| 第四节 和而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理念 |
| 第五节 天人合一：全球化时代的生态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前人研究成果 |
| 2、核心概念的界定 |
| 3、研究意义与时间界定 |
| 4、研究目的与方法 |
| 5、基本研究框架 |
| 近代平面设计的启蒙（1843-1905） |
| 第一章 “大上海”的崛起 |
| 1.1 大都会的诞生 |
| 1.2 近代上海工商企业 |
| 1.3 近代上海的商业市场环境 |
| 第二章 印刷术的革新与纸媒体风行 |
| 2.1 近代印刷术的变迁 |
| 2.2 近代传媒重镇的形成 |
| 2.3 视觉启蒙——图像的普及 |
| 第三章 上海设计工业的雏形 |
| 3.1 近代设计观念的演进 |
| 3.2 近代设计教育的发展 |
| 3.3 广告公司与设计团体 |
| 近代平面设计的发展（1905-1949） |
| 第四章 商业审美趣味下的月份牌设计 |
| 4.1 月份牌解密 |
| 4.2 月份牌分期 |
| 4.3 作为广告招贴的月份牌画 |
| 4.4 月份牌美女图像意象建构解析 |
| 4.5 月份牌“摩登”效应——近代化的“助推剂” |
| 4.6 “圣化”到“世俗化”的审美趣味的转变 |
| 4.7 月份牌的创作队伍 |
| 第五章 国货运动与与商标、包装设计 |
| 5.1 近代商标设计发展的背景 |
| 5.2 商标图形设计 |
| 5.3 文字商标设计 |
| 5.4 爱国主义情怀下的商标设计 |
| 5.5 包装设计与材料 |
| 第六章 消费主义狂潮下的报刊广告设计 |
| 6.1 消费主义狂潮的到来 |
| 6.2 近代报刊广告设计的流变 |
| 6.3 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设计 |
| 6.4 抗战前夕画黑白画的人 |
| 第七章 “似字非图”的图案字设计 |
| 7.1 “百变千面”的期刊名称字体设计 |
| 7.2 广告设计中的图案字 |
| 7.3 《良友》与图案字 |
| 第八章 传播新文化的装帧设计 |
| 8.1 近代装帧之美 |
| 8.2 近代书刊的封面画 |
| 8.3 人性化阅读的排版 |
| 8.4 近代装帧设计先驱 |
| 小结 |
| 第九章 “海派”设计风格的奠定与影响 |
| 9.1 平面设计观念的近代化 |
| 9.2 平面设计风格的近代化 |
| 9.3 “海派”设计风格的奠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东方画报》标题设计演变图 |
| 附录二：《PostMercuryDirectory》广告公司信息抽查统计表 |
| 附录三:近代上海装帧设计家一览表 |
| 附录四：上海近代平面设计史大事年表(1843--1949)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9）“二战”后国际学校发展历程及当前面临主要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中文文摘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三、研究的方法 四、创新与不足 五、研究对象的地域及时代划分依据 第一章 |
| 国际学校与国际教育的概念界定 第一节 |
| 国际教育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
| 国际学校的界定与分类 第三节 |
| 国际学校与国际教育的关系 第二章 |
| 国际学校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
| 国际理解教育理论 第二节 |
| 跨文化教育理论 第三节 |
| 质量管理理论 第三章 |
| “二战”前国际学校的探索与兴起 第一节 |
| 19世纪国际主义教育理念的萌生 第二节 |
| 国际教育的先行者——伦敦国际学院 第三节 |
| 国际教育的新实践——日内瓦国际学校 第四节 |
| 思考与分析 第四章 |
| 意识形态导向下国际学校的崛起 第一节 |
| 理念主导型国际学校产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
| 国际文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节 |
| 国际教育的新篇章：联合国国际学校和大西洋学院 第四节 |
| 思考与分析 第五章 |
| 市场机制驱动下国际学校的繁荣 第一节 |
| 冷战后期国际关系对国际学校的影响 第二节 |
| 国际学校的集团化发展态势 第三节 |
| 国际文凭与证书的推广与盛行 第四节 |
| 国际学校课程与时代特征的契合 第五节 |
| 思考与分析 第六章 |
|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校的新发展 第一节 |
|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学校发展的组织化形态 第二节 |
| 国际学校组织的统领与服务职能 第三节 |
| 国际学校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 第四节 |
| 国际学校的全球化与产业化特征 第五节 |
| 思考与分析 第七章 |
| 国际学校发展过程中面临主要问题的分析 第一节 |
| 学生与教师面临的挑战及学校支持体系 第二节 |
| 管理者的角色与挑战 第三节 |
| 课程教学的偏差与矫正 第四节 |
| 学校与当地社区文化的融合 第八章 |
| 国际学校发展的思考 第一节 |
| 国际学校发展的矛盾范畴 第二节 |
| 国际学校发展的脉络评析 第三节 |
| 国际学校发展的趋势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致谢 个人简历 |
（10）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二、“苏俄通讯”研究的对象 |
| 三、“苏俄通讯”的研究状况 |
| 四、“苏俄通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五、“苏俄通讯”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一、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二、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第二章 “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 |
| 二、“苏俄通讯”作者的“类型”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分析 |
| 四、国内“苏俄通讯”发表媒介分析 |
| 第三章 “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 |
| 一、内容特色 时代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倾向性 |
| 二、写作特色 语言、视角与选材 |
| 第四章 “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 |
| 一、“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的生成 |
| 二、“苏俄通讯”传播路径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传播效果分析 |
| 四、“苏俄通讯”传播规律分析 |
| 第五章 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 |
| 二、“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原因 |
| 三、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节点分析 |
| 四、“行走苏俄”的方法论 |
| 第六章 “解读苏俄” 别求新声于异邦 |
| 一、新国家 |
| 二、新人类 |
| 三、新空间 |
| 四、新话语 |
| 第七章 “解读苏俄” 日常社会生活探究 |
| 一、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分析 |
| 二、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典型分析 |
| 三、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 |
| 第八章 “解读苏俄” 另类镜像 |
| 一、“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一：负面宣传 |
| 二、“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二：中性介绍 |
| 第九章 “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 |
| 三、“苏俄通讯”与苏俄的传统文化 |
| 第十章 “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世界化” |
| 第十一章 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一、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成因 |
| 二、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概述 |
| 三、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议题 |
| 四、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评价 |
| 五、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二章 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抱朴、张民权的苏俄之行 |
| 二、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三、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三章 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陈独秀苏俄之行与《苏俄六周》 |
| 二、李大钊苏俄之行与《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
| 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四章 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蒋介石、沈玄庐的游俄报告 |
| 二、蒋介石、沈玄庐的“中国策略” |
| 三、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五章 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一、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分析 |
| 二、胡适《一个态度》和《新自由主义》分析 |
| 三、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六章 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分析 |
| 二、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分析 |
| 三、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七章 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曹谷冰《苏俄视察记》分析 |
| 二、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分析 |
| 三、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八章 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一、丁文江的苏俄之行与《苏俄旅行记》 |
| 二、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欧游随笔》 |
| 三、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九章 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郭沫若的苏俄之行与《苏联纪行》 |
| 二、茅盾的苏俄之行与《苏联见闻录》 |
| 三、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第二十章 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 |
| 一、“1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为例 |
| 二、“2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罗素《游俄之感想》为例 |
| 三、“3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为例 |
| 四、“4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片目录及出处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欧洲各国社会治安印象——赴荷兰、瑞士等国考察纪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思想全史》翻译实践报告[D]. 翟悦思.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8(10)
- [2]向世界展现美好和谐的“多彩中华”——亲历国家民委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记略[J]. 吴金光. 中国民族, 2015(09)
- [3]沧浪之道[J]. 宋定国.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5(04)
- [4]从石库门走出的驻德大使[J]. 汪洋. 中国作家, 2014(16)
- [5]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1874-1949）[D]. 袁灿兴. 苏州大学, 2014(10)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分析[D]. 岳文典.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8]近代上海平面设计发展研究（1843-1949）[D]. 黄艳华. 上海大学, 2014(02)
- [9]“二战”后国际学校发展历程及当前面临主要问题分析[D]. 张蓉.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10]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D]. 杨丽娟. 扬州大学, 2013(04)